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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祭》第四部份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著” 一、“三自运动”引发的风波

(2009-10-19 18:15:14) 下一个





  一九四九年三月三日,解放军进入北京。二月二十三日,北京各教会成立了“北平基督教联合会”,主要工作是讨论如何应付环境,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求得生存。在起初的那一段时间里,许多教会的传道人都处在一种自我恐慌的无序状态中。他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共产党宣扬无神论,新政权上台后,就会铲除一些对自己有妨碍的东西,会不会首先就拿教会开刀?如果共产党对教会采取措施的话,教会该如何应付?

  袁相忱却和原来一样,对这一切变化都安然处之,有时有弟兄姐妹把这种担忧与袁相忱交通时,袁相忱就笑著劝大家:“你们太过忧虑了!首先,我们传福音的与政治没有甚么关系,谁掌权我们的工作都一样,谁掌权我们的工作都照样做,因为我们是为神工作,不是为某个人或政权。第二,共产党也并非传言中说的那样,‘共产共妻’,纯粹是没有的事,并且共产党的政策中有一条:宗教信仰自由。解放军进了北京城,一切都很好。在宗教问题上他们也不会乱来的,你们就放心好了。”

  这并非是袁相忱用来安慰大家的话,他的的确确是这样认为的。他对共产党颇具好感,认为这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事实也是这样。一九四九年全年,共产党没有对基督教采取任何措施,与传道人也没有过任何接触。然而,现在没有发生的事不等於将来不会发生。

  一九四九年冬,袁相忱带著几位信徒在白塔寺大街上打鼓布道。鼓声一响,照例就有许多人围上来。袁相忱就开始向大家传福音,正讲著,忽然人群外围传来几声呼喝:“都散开!不要围在这里!快点散开,别站在马路上!”随著这声音,人们呼拉一下就散开了,有几个穿军服扎皮带的人出现在袁相忱面前,领头的一个问他们:“你们怎么回事?在大街上敲敲打打地干甚么?谁让你们在这里的?”袁相忱马上明白过来了:碰上解放军了。他回答说:“我们是传福音的,以前就一直在这里传。”领头的那个人打量了一下袁相忱,看到是个斯文瘦弱的中年人,就想了一下,说,“不许在这里聚集,跟我们到军管会去。”军管会就是军事管制委员会,是解放初期的一个维持治安的组织,由军人担任。於是就有几个穿军服的人上前来,七手八脚地把袁相忱他们带来的鼓、钗等东西统统拿走,大步地朝当时军管会设在西四的办公地走去。袁相忱他们几个就跟在后面。到了军管会里面,领头的那个人态度就比刚才在大街上好了许多。他问袁相忱:“你是干甚么的?”袁相忱回答说,“我是阜成门福音堂的传道人,叫袁相忱。” 那人点点头,就说,“以后不许在大街上布道,明白了吗?”袁相忱就问:“你们共产党不是说有宗教信仰自由吗?”言外之意就是,既然有自由,为甚么又不许我在大街上布道呢?那人楞了一下,口气更加缓和下来,解释说:“宗教信仰的自由是有的,只不过现在刚解放,外面比较乱,现在最好不要在外面。你们可以把自己的东西拿回去了。”袁相忱看那个干部态度很好,就不再说甚么,於是他们几个就抬著鼓回了福音堂。从此以后,袁相忱就不在外面布道了,但每逢聚会,他都把门窗打开,里面唱诗、讲道的声音都能清楚地传到外面,也有行人经常听到这声音就驻足不前了。

  北京解放初期,因政局还不是很稳定,所以没有马上处理宗教问题,政府只是一切以安定为出发点,还没有直接染指宗教生活。这一段时期,倒是一段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时期,虽然前后只有一年多时间,但现在看来,这段时间是多么宝贵啊!那一段时间,宗教虽然没有和政治紧密结合,但从双方来看,却又都有联合的倾向和条件。在宗教界这方面,解放后随著大批外国传教士的撤离中国,留下了一大堆问题。首先是教会的财产问题,然后是教会医院、教会学校的运作问题。这些机构以前都是由不同宗派的外国人经营管理,或是由外国人监管的,现在一下子好像群龙无首,人心惶惶,这一大摊子该怎么办?该由谁来管理?该怎样领导?另一方面,共产党作为一个标榜无神论的政党,在执政后自然会对与帝国主义有著某些联系的基督教颇具戒心,早就想插手,但又没有合适的时间和机会。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共产党没有主动来联系宗教界人士,但宗教界中的一些人,却开始积极主动地向政府靠拢。於是中国基督教界进入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时期,一些对中国宗教政策的发展方向有著重要影响的人物,也开始粉墨登场。这里面,最活跃的就是吴耀宗先生。

  吴耀宗先生是广东人,一八九三年出生於一个非基督教家庭,一九一八年信主后,先后在纽约协和神学院及尼布尔门下进修,接受了新派的神学思想。所谓新派,简单说就是不相信童贞女生耶稣、不相信复活、不相信三位一体、不相信末日审判、不相信耶稣再来等他们认为不合理性的教义。吴耀宗早在一九三七年就参加了中共组织的保卫中国大同盟,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医疗用品,是具有明显亲共政治倾向的基督徒。吴耀宗先生的思想可用他自己的文章来说明。他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七日的《天风》上发表题为《共产党教育了我》的文章,文章写道:“ 在过去三十年中,我的思想经过两次巨大转变,第一次接受基督教--从怀疑宗教到信仰宗教;第二次,接受了反宗教的社会科学理论,把唯物论思想通宗教信仰打成一片。”

  吴耀宗先生於一九四九年九月二日,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为全国基督教界五位代表之一。然而,这五位代表却并非由基督教团体所选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以吴耀宗为首的基督教访问团成立。一九五零年五月,基督教访问团在访问北京后,先后在五月二日、六日、十三日三次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会谈的中心内容是:基督教应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它里面的力量和影响。也就是说,早从五零年起,中共就为基督教的发展定出了方向,以后的一切行动,都是由基督教界人士出面,按中共所指的方向走的。他们认为,中国的教会目前最该办的两件事就是:一是与帝国主义割断联系,二是要实行三自,即自治、自传、自养。

  一九五零年七月二十八日,吴耀宗联合其他发起人,将题为《中国基督徒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及徵求签名的信寄出,开展全国范围内的签名运动,“三自爱国运动”正式开始。此宣言的中心内容是:警惕及肃清基督教与帝国主义间存在的关系,作为政治立场,并在短期内完成教会的自治、自养及自传运动,作为教会革新与发展的基本方针。此宣言在新的任务中明确说明:“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彻底拥护共同纲领,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通过这一“宣言”,宗教与政治堂而皇之地正式接轨。

  一九五零年八月,中国政府统计,全国约有天主教徒三百万,其中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基督徒约七十万,百分之七十分布在农村。

  一九五零年九月二十三日,《革新宣言》即《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发表,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为“三自运动”定性。

  一九五零年十月十八日,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在上海召开第十四届年会,通过了开展三自运动的决定,并选举吴耀宗为副会长。从此吴耀宗正式进入全国基督教界的领导层。

  这一时期,三自运动还处於意识状态下,或者是步履艰难的起步期。三自的领导人原计划用五年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统一的领导,但没想到的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来了: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二十七日,美国参战;七月二十七日,联合国军参战;十月二十五日,中国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三自运动的反帝爱国的真正目的,在这一时期完全表明,三自运动利用抗美援朝的战争,加快了国内“三自运动”的步伐,也加强了运动的力度,迫使基督教界迅速作出抉择:你是支持自己的国家呢,还是支持帝国主义?换言之就是:你若不参加三自,就是支持帝国主义,就是不爱国,更甚者,就是反革命。“三自运动” 利用宗教作幌子打政治牌的本质暴露无遗。

  “三自运动”这个以在教会内部实行自治、自养、自传为藉口而开展的改革运动,此刻已名正言顺地变成了政治运动。

  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国务院第六十五次会议,公布了《关於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一九五一年四月召开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的会议,全国各宗派、各团体的一百五十四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其中也有一些是与美国差会没有任何关系的教会领袖。三自运动的成员已由接受外国津贴的教会扩大到所有的教会。大会专门用两天的时间,对帝国主义在中国教会中的种种劣行进行了控诉。这次会议还产生了一个新的全国性的基督教领导机构:“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吴耀宗为主席,刘良模为书记,吴耀宗在中国基督教界中的头把交椅正式坐稳。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基督教会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和《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办法草案》,并於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四日由政务院正式公布。联合宣言中指出:中国教会因倚靠上帝的帮助,藉著毛主席的领导及党政府的鼓励,必能群策群力,发展一种更纯粹、更完全的基督教事业来服务人民。

  从此中国基督教界进入一个轰轰烈烈的控诉时期,《怎样开好控诉会》、《我们要控诉》等具有明显政治意味和操作导向的文章,占据了基督教的刊物《天风》的大部份位置。吴耀宗和刘良模等人多次发表文章,在政治意义下重新解释了基督教的“论断”与“重生”等教义,引起了一些维护圣经的基督教界人士的不满。但截至一九五二年九月,已签名拥护三自运动的信徒达三十三万多。三自运动初见成效。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上海开办了第一届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干部学习班,对信徒的思想教育及改造藉此开始。然而,全国各地还是有许多人拒绝参加三自运动。当时北京有六十多个宗教团体,但有十一位教会或宗教团体的负责人拒绝参加三自运动。他们拒绝参加的理由很简单:“我们早就是自治、自传、自养了,所以没有参加的必要。”这十一位代表是王明道、袁相忱、毕永琴、王镇、彭宏亮、吴慕迦、王伟明、张周新、陈善理、吴文静、刘秀颖。

  袁相忱曾多次对信徒阐述过他为何不参加三自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是他的教会早在一九四六年开办之日起,就是三自的,没有加入任何外国差会,也没有做任何机构或团体的附属,以取得支持。他也是北京六十多个教会中唯一的一个租房子聚会的教会,他一家九口人的生活和福音堂的房租,都是由信徒的奉献和他自己做翻译的收入来维持,早就是自治、自传、自养的了,所有没有必要参加三自。第二个原因是他认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属神的,是童年,不应该与一切属世的联合。政治和宗教要绝对地分开,神的东西要归给神,该撒的东西要归给该撒。这是两个领域;政治不能利用宗教,教会工作也不应依靠政治。国家用宗教事务局来管理一切宗教活动,认为宗教是人民团体之一,也要在党的领导下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是袁相忱无论如何都不能认同的。第三个原因是他对三自某些领导人的信仰不认同,袁相忱具有传统福音派的神学观点,不赞同新派的信仰。他认为吴耀宗先生的新派神学观点虽然承认有神,但这个神是抽象的;袁相忱相信的是有生命、有位格的神,与他们的不一样。所以他就常对别人说:“信的和不信的不可同负一轭,这是圣经上教导我们的。他们信的神和我们信的神不一样,所以我不和他们在一起。”

  从一九五一年开始,这十一个人与三自领导人之间的立场,已划分得非常清楚了,参加三自的和不参加的信徒,也渐渐地有了分水岭。也是从一九五一年开始,袁相忱请王明道先生每月去他的阜成门福音堂讲道一次,两人间的联系比以前更加紧密。

  这期间不断有信徒带著关於参加三自与否的各种疑惑来请教袁相忱。一次,有一个信徒问袁相忱有没有看过刘良模发表在当年《天风》第十九期上的一篇文章,写的是参加政治学习的感受。文章中说,以前想不通基督徒为甚么要参加政治学习,现在想通了,这种感觉就是基督教里所说的“重生”。这位信徒问袁相忱:“耶稣与尼哥底母所讲的重生是这样的吗?” 袁相忱明确地告诉他:“这种说法不对!重生是指我们信耶稣后所获得的新生命,与政治学习毫无关系。只有耶稣的宝血有赦罪的功效,只有信耶稣才能让人获得新生命。”那一段时期,三自的领导们频频在《天风》刊物上发表一些所谓指导性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数都是政治性强、革命性强而属灵性弱:有的是用革命性、政治性的理论,来指导属灵事工,有的乾脆就是纯政治性的。信徒们看了,除了不能够得到造就外,还产生许多迷惑。袁相忱就告诉大家:“不要看这些对属灵生命毫无益处的文章,如果有时间的话,就去多读读王明道先生写的文章,王先生的文章都发表在《灵食季刊》上,这样的文章才值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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