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爱中华——戴德生传记》第四十二章 基督命令的再思

    戴德生和第一批北美同工由加拿大多伦多乘搭火车，穿过洛矾山脉，到达温哥华；然后乘船往中国去，那时是1888年10月。他们还未抵达中国以前，戴德生已经接到两位中国内地会同工逝世的噩耗。其中一位是摩里士（Herbert Moms），是内地会烟台学校的校长，他由于保护他的学生而被疯狗咬伤，死于狂犬病。他们到达上海时，听到更多坏消息。另一位中国内地会、同工死于伤寒，而范约翰的女儿玛丽到了上海后，由于受到惊吓，竟失了常性。戴德生在繁忙的工作压力下，经常要照顾玛丽和其他病人。玛丽住在他的房间隔壁，常大声狂叫并撕扯衣服床单。她发狂得最厉害时，需要几个人才能制服她。玛姬（Maggie McKee）也不幸死于鼠疫。在安庆劳苦工作的顾正道（William Cooper）则染上肺炎，但后来康复了。

   「我们经过多重的试炼，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戴德生记述说：「每天都充满考验。神似乎每天都问我们：「你是否可以对这些困难说：『父啊，即使如此又怎样？』尽管肉体可能软弱，但他一直扶持我们。我们的家成了一所医院，现今又成了避难所。这一切只有主知道……日与夜的压力几乎是不能承受……但我知主的道路不会错，我不会另作选择。」

    除此之外，伦敦委员会有些成员，以及在英国的一些友好，都不赞成他在北美所作的事。戴德生为了回答这些批评，写了一封信给伦敦委员会的一位成员，说他很欢喜知道他对于北美问题的意见，但指出如果没有去过北美，是很难完全了解这问题的。「如果我没有到过北美，我也跟你一样惶恐……我只会暂定一切安排，待我回到英国，才有机会跟大家详细商讨，然后作出确实的决定。」他又写信对珍妮说：「撒但十分凶猛，主的王国到处受到它的攻击，我们每天的争战十分厉害。但我们的神是大能的，我必不软弱。虽然我们从前曾受过一些试炼，却不象现今那样。」

    他和珍妮已分别了许多个月。他写信给她说：「亲爱的，跟你长久分离，使我感到生命似乎顿失光采，就连生活的力量也好象没有了……盼望迟迟未得实现，使我倍觉愁烦……而我却不能摆脱它的困扰。渴望使人失去思想的能力……十字架不会叫人觉得舒服，不是吗？但它可结出美好的果子。」

    他心中想的果子也许是差会属灵的果子。他称它为「更胜从前」，各地区都有人悔改归向基督。

    内地会面临种种考验，范约翰的女儿又变疯狂起来了，使他忍受很大的试炼。他说：「我从未试过这么愁苦，似乎一切可怕的事都发生在那几个月之内。如果没有戴德生，我真不知道我们应怎样做。只要看见他的脸容，心中就感到安慰。禁食和祈祷更带来极大的帮助，从不令我们失望。无论是在困难当中，或在扩展事工的时候，又或者在需要经费或属灵的福分时，我们都经常从禁食和祈祷中支取能力，而且每一次都很快得到回应。」

    他又提到戴德生，说：「他的生命很值得我们学习和探索。只要有象戴德生这样的人，随时都可以成立一个宣教组织。他的生命实在奇妙。我从未认识过任何人象他一样贯彻始终。我年复年地观察他，也有机会深入地了解他。他与神同行，他的生命能发出光辉，无论人们是在疾病或任何困难中，他都能随时帮助。他能自我牺牲，切实地献上自己，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

    后来，戴德生感到伦敦正处于剑拔弩张的时候，不能靠信函把问题解决。他这次到中国，心中想作的事连一半也没有完成。尽管如此，范约翰的女儿玛丽已逐渐康复，而上海吴淞路中国内地会新大楼的建筑计划已定好了，并找到建筑商承办。他们预备盖建一座大楼，里面包括祈祷室、会议室、资深同工宿舍等。戴德生花了无数时间，研究建筑计划，甚至每一道门窗的尺寸，他也了如指掌。

    1889年5月，他回到英国，终于可以疏解伦敦委员会对成立美国支部的异议，使他松一口气。到了七月，他向范约翰报告说：「我没有想到事情的发展是这么顺利，实在有很多事项需要感恩和赞美。」不过，伦敦和中国两地委员之间存着的张力，以及对戴德生的领导方式表示不满的，仍不绝于耳。

    1889年10月6日，戴德生和珍妮在海斯汀（Hastings）珍妮父亲的家中，庆祝珍妮四十六岁生辰。就在二十四年前另一个星期日，戴德生奉献他的一生，到中国内地传福音。现今他再想起马可福音十六章15节里耶稣说的话：「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直至如今，他从未问过自己：「主所指的万民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多年来努力地把福音传到远方，也制订了传福音到中国内地各省的一些策略，但他从没有认真思想基督的话有何直接意思。

   「我们应怎样回应主耶稣这个命令呢？」他在海斯汀的那个星期日写下他的感想：「我们是否要把『主』的名除去，只承认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是否只承认他赦免了我们的罪刑，却不理会我们是他『用重价买来』的，故不愿意接受他的托付，不肯绝对的顺服他吗？我们是否自己作主，尽管他用血买赎我们，我们却不愿意把所有归给地？我们的生命、我们所爱的人、我们的财产，都是我们自己的，不是他的。我们只奉献我们认为合适的，在无需作大牺牲时，才去服从他的要求！我们愿意耶稣基督领我们到天堂去，却不愿意他掌管我们。

   「每一位基督徒心中必定不会接受这种想法，但每一代的基督徒中，不是有无数人以此为正确的原则去生活吗？实在太少人真正认识到基督若非掌管一切，他便完全不是我们的主了！如果我们可以谈论神的话，而不是由神来判断我们的话；如果我们可以随意向神奉献或多或少，那么，我们就是自己作主，他却成了亏负我们的，要感激我们所施舍的，也要感激我们顺着他的旨意而行。」

    因此，戴德生下定决心。他要确实而有系统地努力把福音传给中国每一个人。这是基督的命令，是我们应该服从的。他的计划是这样的：如果有一千个传福音的人，每人每天向二百五十人宣讲福音；到了一千日，即三年之后，就有二亿五千万人可以听到福音。

    他知道必定有人提出反对。有些人会说传福音的人不可能每天接触到二百五十人。但在多年以前，他和宾惠廉曾经试过一些方法，使他们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他知道在他的计算中，还没有包括早已在中国传教的一千名外国宣教士所做的工作，也没有把中国基督徒所作的贡献算进去，他知道中国信徒的工作十分重要，也很有果效。

    此外，可能有人会引证马太福音末段的经文来反对他，认为大使命不仅是传，也要施洗和教导——「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所以，很多传教士忙于办学和建立中国教会。戴德生也承认这一点，也以此为中国内地会重要的工作之一。他所建议的，是除了正在进行中的各种事工外，还加上一项新的工作。

    所以，戴德生在十二月份出版的《中国亿兆》中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给万民听》。这篇文章就是他在海斯汀从神那里得着的创见和异象。他不仅是写给中国内地会的同工和支持者，更是整个基督教会。他发出呼吁，要信徒参与四个紧急的行动：（一）祈求神为中国预备一千位传福音的人；（二）基督徒联合一致地行动；（三）有智慧地合作，免致忽略某些地区，或是重复某一地区的工作；（四）教会或个人慷慨奉献，支持差传事。

    在十一月和十二月，戴德生及他的儿子存义访问瑞典和丹麦两地。他是接受邀请，盼望使瑞典中国布道会（Swedish Mission in China）与中国内地会建立更密切的联系。戴德生在瑞典的聚会中受到热烈的欢迎。出席人数众多，支持中国事工的奉献也十分踊跃。有一位女士把一只美丽的手表塞在戴德生手中，说：「这是献给亲爱的主耶稣的。」

    瑞典女皇苏菲亚（Sophia）也邀请戴德生会面。她派了一位宫廷侍女去到他的旅馆，用皇家马车把他接到首都城外五哩的皇宫去。女皇与戴德生谈论中国，又请他读一段圣经。戴德生选读了列王纪上十章1至13 节：「示巴女皇听见所罗门因耶和华之名所得的名声，就来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坐以色列的国位；因为他永远爱以色列……」

    据我们所知，女皇的问题没有难倒戴德生。他向她展示中国内地会的中国地图，以及有关差会事工的图表。喝过咖啡并尝过三文治后，女皇才热情地和戴德生握手道别。

   「到处都有人要见戴德生，」邀请戴德生到瑞典去的何约瑟(JosefHolmgren）忆述说：「他对人充满爱心，别人也同样待他。我们探访一些家庭，尽管孩子不明白他说什么，但总是围绕着他，情景实在叫人欢欣。他友善地对他们说话，拍拍他们的头，告诉他们一些故事。」

    戴德生接到邀请，要他在上海的传教士联合大会开幕礼中讲道。于是，他在1990年春天，第八次到中国去。这次旅程使他有机会进一步反省基督的命令：传福音给万民，并为此祈祷。这聚会也给他机会，可发出一千位传道者的呼吁。

    不过，跟珍妮再次分别，使他甚感痛苦。「亲爱的，」他在旅途中写信给她说：「我觉得我已经忘记了自我牺牲的真义，因我不愿意跟你分离。这就是我愁云满布的原因。一方面，神和他的工作是居首位的；但另一方面，事实却不是这样。我不想忽略工作，但我也不愿与你分别……我真的希望可以全心全意为神工作。求他在我心里动工。」

    戴德生在船上，准备上海传教士联合大会的讲章，主题是「耶稣的心和他够用的恩典」。他会讲到喂饱四千人的神迹（太十五29至39），而且说：「我很高兴看见当时有一大群人，人数多得很，门徒认为不可能有足够食物供应他们。群众的需要是很实在的，这需要也是即时的。非立时解决不可……我们要注意，在那种情况底下，只靠门徒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们可能会说：『真是可怜，他们也许懊悔当初没有预备更多的食物；若靠赖他们，群众只会挨饿。不过，耶稣也在那里。他的同在确实地体现了他怜悯世人的心。所有人都吃得饱，所有人都得到满足、得着力量。众门徒不仅受责备，也受到教导；更得到丰盛的生命。」

    终于，戴德生回到了中国，在上海传教士联合大会上致辞，这大群听众来自中国所有基督教团体。他讲了一个小时后，不再按着讲章，把讲题转为着重圣灵的能力。这题目是他后期最注重的题目之一。

   「如果我们筹办这次会议，是为了完全服从主的命令，我们就应有圣灵的浇灌，是自认圣灵在耶路撒冷浇灌众人以来，这世界从未经验过的。神不会把圣灵赐给那些渴望被充满的人，但他却把圣灵赐给那些服从他的人。如果我们为了服从神，决意在中国一个地区的每个城镇、每条村落传扬福音，便要快快的传，并马上付诸行动，深信圣灵将大大降临，使我们得着连我们也不知从何而来的供应。我们将会发现福音的火炬从传教士传到信徒，传到本地的同工，以致神的整个教会都蒙福。神把圣灵赐给顺服他的人。我们要真正明白他赐给我们的命令，现在就是时候了，这个国家是这样的开放，我们有那么多先进的设备，神也赐给我们蒸汽轮船和电讯，可以迅速实践他的计划……

   「只要每一个团体派出二十五名传教士，我们就多得一千位传教士了。」

    大会结束时，决议在五年内招募一千位传教士，参与中国各项宣教事工，包括与教育和医疗有关的布道工作。这是一个重大的呼吁，得到英国、美国和欧洲的差会联合赞助。戴德生被选为招募委员会的主席，向大会报告此事的结果。

那一年四月，中国内地会在上海正式启用它在中国的新总部。举行启用礼那一天，有二百人来到吴淞路，其中有三位是戴德生早年在中国认识的好友：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艾约瑟（Joseph Edkins）和倪维思（John Nevius）。他们看见门口有一块纪念碑，上面镌刻着一句话：「为神的荣耀，并在中国拓展他的国度而建」，上面没有提到中国内地会的名字。数日之后，大力奉献，使这座新大楼得以落成的伊荣（Archilrald OrrEwing），跟内地会一名女教士在祈祷室中举行结婚典礼。

    有四位墨尔本（Melbourne）的牧师，各有一个异象，就是澳洲的基督徒也应该参与中国传福音的工作。因此，他们邀请戴德生到这个英国殖民地去。戴氏在八月到达，所到之处都有一大群人聚集听他讲道。

    在墨尔本一间很大的长老会中，主席介绍戴德生时，称他为「我们著名的朋友」。

    戴德生静静地站立了一两秒钟，在场的人都感到他「脸上带着神的荣光。」

   「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开始说：「我只是一位有名的主人其中一个小的仆人。」

    招待戴德生在墨尔本住了两周的麦卡尼牧师（H．B．Macartney）性情紧张，他说繁忙的生活使他整天战栗。当他有任何事情要做时，他就紧张万分。

   「我在书房中，」他对戴德生说：「你在客房中。你要照顾的人有一百万，我只需要照顾数十人。你的信函都十分紧迫和重要，我的信函相比之下实在无关痛痒。可是，我充满忧虑和不安，你却水远是那么冷静。请告诉我，怎会有这么大的分别呢？」

   「我亲爱的麦卡尼，」戴德生回答说：「你所说在我里面的平安，不单是一项值得高兴的特权，更是一种需要。如果没有神出人意外的平安，保守我们的心思，我决不可能完成我要做的工作。」

   「他年约六十岁，」麦卡尼记述说：「肩上背负着十分沉重的担子，但能处之泰然，毫不焦躁。他的信件堆积如山，任何一封都可能提到某人死亡，或是经费不足，或有关暴乱和种种严重的困难。但他读完每一封信后，便冷静地逐一回复。基督是他平安之源，安静是他得力的秘诀。」

    在墨尔本麦卡尼的家后面，有一大片公用地，长满了各式各样的野花。麦卡尼记得当戴德生处理完他的信件后，总是走到那块地，站在那里，观赏周围美丽的景色，象孩童般欢天喜地。

    事实上，麦卡尼没有察觉戴德生心中的一些伤痛。再次与珍妮和孩子长期分离，几乎使他受不了。而且，从英国传来的消息，说戴德生之二十一岁、正在剑桥大学读书的儿子戴查理（Charles Edward）远离了神，带给家中很坏的影响。即使这样，戴德生在往澳洲途中，仍写信给珍妮说：「亲爱的，你可以在我返回中国时，前来跟我会面吗？」

    在昆士兰（Queensland），邵约翰牧师（John Soutney）和他的妻子邀请戴德生在布里斯本（Brisbane ）附近叶士城（Ipswich ）他们的家中作客。邵牧师三十四岁，是英国人，有三十儿女。他到澳洲来，是因为患病痊愈后，听从医生的劝告，在澳洲宜人的天气下养病。邵牧师到火车站迎接戴德生，他预料会看见一个仪容出众的人，但见面时，他大感失望。回家后，他向妻子透露他对这位客人的观感。

   「不过，」他补充说：「我确信他是一个好人。」

    跟戴德生略为交谈后，邵约翰太太静静对她的丈夫说：「看看他脸上的光采。」

    邵约翰同意他太太的观察，并思想其中原因，「他经常仰望神，他与神的沟通是那么深入，使他脸上也似乎泛出神的荣光。他来到这里不过数小时，我初次见他时，十分失望，但现已转为极度的敬仰和爱戴。我认识到神的恩典所作成的事，是我从不知道的……他在我家作客，表现极为温文有礼，又有体恤和恩慈。他很快便适应我们家中的习惯，准时用膳，尽量少麻烦别人，而且敏锐地察觉到别人为他作的每件事情，并—一道谢。我们也发现他从不高举自己，处处表现出真正的谦卑。」

    由上海传教士联合大会发出招募一千位传教士的消息，邵约翰夫妇也听到了。他们便与戴德生商量他们应作何回应。虽然他们感到戴德生也体会他们的回应是出于神的感动，但他们亦庄意到，戴德生仍很慎重地把他们在中国可能面对的境况，跟他们交待清楚。他告诉他们中国的天气、艰苦的生活、医疗服务的缺乏、跟孩子分离的苦痛。……他喜欢在邵家的花园漫步，并对邵约翰大大说：「在中国，你不会有这样的花园。」

    邵约翰终于成为中国内地会驻澳洲和纽西兰办事处的监督。

    1890年11月底，戴德生带领首批澳洲的中国内地会传教士，一同到中国去。他们是四男八女。在圣诞节前不久，他们抵达上海。戴德生发现最使他喜悦的事，是在欢迎的人群之中，有和他分离已久的珍妮，她在九年之后，终于重回中国。亲友和培兰路的同工为她安排一切，分担她的家务，使她可以抽身往中国去。自始以后，戴德生和珍妮再不用尝受长久分离之苦。

1891年1月至4月之间，从欧洲、美国、加拿大和澳洲，共有七队人到达上海，澳洲的一队包括了邵约翰在内，使中国内地会增加了七十八名传教士。到了二月，认北欧来的两队人也先后在同一周内到达，他们是五十位北美瑞挪会（Scandinavian Alliance Mission ）的成员，这个差会后来成为中国内地会的附属组织。这些北欧人喜爱音乐和歌唱。他们用带来的结他，教导住在吴淞路的各个同工学唱很多瑞典圣诗。这些生力军都是那一千名新传教士的部分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