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爱中华——戴德生传记》第四十五章 面对不同的质疑

    中国和日本两国为了争取朝鲜的控制权，经过多年敌对，终于爆发了战争。

    日本军队攻击山东的威海卫时，约有两百名中国士兵受了重伤，但还是沿着海岸，在冰天雪地中艰难地撤退了四十哩，到达烟台。他们的衣服都染满了血，有一个士兵膝盖碎了，仍蹒跚地走着；另一个士兵的肺部中了子弹。还有一些用手代脚爬行，到达时，双脚都冻坏了；另有一些则在途中死去。

    在烟台，有一位在中国工作了二十年的外科医生窦伟德（ArthurDouthwaite），开办了一所中国内地会的医院，每年都有超过二万人来求医，施过数以百计的手术。当时，他马上召集了一批未受医学训练的传教士，帮助他进行紧急的手术。他们从一个士兵身上取出七粒子弹。中国内地会的医院接收了一百六十三人，照顾他们；在他们极需关怀时，把基督的爱带给他们，令他们以往对传教士的憎厌一扫而空。

    甲午战争后，一名中国将领来到烟台的医院，同行正有一个铜乐队和一队士兵。他在医院里竖立了一块银金字的牌匾，以表达中国军队的感谢。他听见烟台一所新学校需要石块来建筑校舍，便立即吩咐一个军用的石矿场供应所需的石块，并由军队帮助运送。

    历代以来，中国人都十分鄙视日本人 。所以，这次被日本军队击至溃不成军，实在是对国体的一次重大打击。1895年4月签订的马关条约，结束了这场战争，但也迫使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并赔偿了大笔金钱，而台湾和其他一些地区也割让给日本。

    这场战争结束时，刚好已届上海传教士联合大会招募一千位宣教士的五年期限。戴德生是招募委员会的负责人，要向大会报告结果。他的报告指出在这五年期中，共有1，153位新同工加入中国的宣教行列。他一方面为神奇妙地垂听他们的祷告而献上感谢，另一方面也指出这一千多位传教士中，只有480位是男性。而且大多数是在沿海省分工作，要把福音传给中国每一个人，还需努力。

   「中国历史中一个重要时刻已经到了，」他代表委员会这样说：「战争虽然结束，但事情并非到此为止。中国将会更开放，并有很多新的发展。如果基督的教会不设法从这些新开的门进入去，其他宗教便乘势涌人，以后这些门也许又会再次关闭……时间很快过去，如果五年前需要一千人的话，现在的需要就更大了。……」

    中国内地会现有621位成员，分配在122个主要的布道所中，其中九十个设于从前未有人传福音的省分内。1895年5月２１日戴德生六十三岁生日的那一天，他发了一张通告，邀请每一位中国内地会的成员，跟他一起祈求有更多圣灵充满的宣教士来到中国。

    戴德生知道自己日渐衰老，就想把内地会的组织结构巩固起来，使他这样的创办人不能管理时，仍有合适的人来领导。他选了顾正道（MilliamCooper）作为中国的助理副总主任。顾氏三十四岁，在中国工作已有十二年。他负责处理一切行政上的书信往来。除了是寄给范约翰和戴德生的信，或者标明「私函」字样的信外，其它皆由他负责。他外型健硕，有坚强的信念和独立自主的思想；不过，他说话时十分有礼，甚至显得有缅碘。

    不想时常都反对你的意见，」他早年在中国委员会时，有一次这样对戴德生说：「我想最好还是辞职。」

   「不要这样，」戴德生回答说：「我珍惜这些反对的意见，这可以使我少犯错误。

    自1886年5月起，包兰顿（James  Broumton）出任差会的司库和统计员。「每一件事情都要清清楚楚，不能有错，」他说：「戴德生先生对于细节特别留意。」

    吴淞路的大楼启用后，包兰顿加入了上海总部同工的行列，献身作会计和统计的工作达十一年之久，得到戴德生高度的赞誉。费查理十七年来作宣教士和行政人员，之后，他也迁到上海。范约翰、顾正道、费查理、包兰顿四人成立了一个常务委员会，当中国委员会的其它成员分散各省时，就由他们代替委员会。

    自1886年，「剑桥七杰」之一的盖士利在四川开展宣教工作。在1895年凯锡克培灵会（Keswick Convention）中一个星期六举行的宣教会议上，主席宣布盖士利将被委任为中国西部的会督。英行教会将会负担他的薪金，把他看为是他们的传教士；但他仍然继续其在中国内地会的工作。盖士利于1895年10月18日在伦敦正式接受按立。「我认为这样对中国有好处，」戴德生评论说：「盖士利无论在灵性方面或是工作成就方面，都成绩斐然。」

    1896年5月，戴德生和珍妮返回英国。当时，范约翰也想留在英国，因为戴德生有信心相信顾正道可以承担在中国的事务。

    有好几年，由于有人要求由英国方面管理整个内地会，所以，在培兰路的办事处便不敷应用了。回溯1893年5月，伦敦委员会曾考虑另购一个新的总办事处，就是在纽恩登林荫路（Newington Green），距培兰路不过一石之遥。新址设有办事处、会议厅、三十个厅房、公用厅，并有一个接待宣教士学生的地方。

    1896年夏天，戴德生和珍妮回到伦敦，他们离开已有两年，新的总办事处已经启用了。尽管纽恩登林荫路的同工都知道他们正在回程中，但他们故意不通知众人火车抵达伦敦的时间。

    星期六晚上的祈祷会座无虚席。当时，戴德生和珍妮乘坐计程车抵达在纽恩登林荫路的新总部。他们步向会议厅的大门时，好奇地望着那狭长的三层建筑物，在人字形的屋顶上还加盖了房间。戴德生在1893年详细构想的计划，现已成为事实。门上的石碑，刻有一行字：「要信靠神」。他们进去后，安静的坐在后面。直至祷告会完毕，戴德生的朋友和拥戴者才惊讶地看着他们，围着二人互相问安。戴德生和珍妮现今就以此地为家了。

    戴德生夫妇还在中国时，海恩波已经退休，但他仍住在培兰路二号。史洛恩（Sloan）接替海氏担任干事。戴德生当时记载说：「我的目的是使每一部分的工作达到一个地步：即使没有我，仍然可以继续下去。我存着这个意念，去探访各个不同的部门。」他在英国各地一连串的聚会中讲道。他常讲的一个题目是「前进运动」——把福音传给万民的异象。

    1897年春天，戴德生访问德国，遇上一些对中国内地会存有敌意的人。信义宗国家教会（Lutheran State Church）的领袖并不同意中国内地会超宗派的立场，也有些人怀疑他们凭信心筹款的主张。但很多教牧领袖和宣教团体的总干事，聚集在柏林（Berlin）德根男爵夫人（Baroness vonDungern）的会客室里，要一起评价六十五岁的戴德生，但气氛似乎并不十分友善。

   「来到我们这里的戴德生先生，」男爵夫人说：「并没有出众仪表，但那金色的卷发使他看起来比较年轻。」

   「你是一位循道会牧师的儿子，」第一个开始发问的人说：「也跟浸信会有联系。你最近接纳了一批受过高深教育的年轻人，他们是圣公会的会友。试问他们怎么可以跟循道会、浸信会或其它宗派的人同工呢？」

   「我们主要的目的，」戴德生回答说：「是在基督里成为一体。再者，中国幅员广大，有足够的地方让传教土分布不同的省分中，保持每一宗派特有的教会制度。最近，我们欢迎了一位英国主教，他是中国内地会的会员，去到中国西部工作。因此，我们中间来自圣公会的同工，便不会欠缺属灵的领导和指引。庞大的宣教工作，向我们所有人呼召，要我们抛开神学上的歧见。而我们的口号是：『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

   「这样混合不同的教派的情况，在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事，」葛士那差会（Gossner）的主任轻声说。

   「主怎样拣选他的器皿是很令人叹服的，」戴德生继续说：「即使是最卑微的人，在他手中仍可以彰显他的荣美。这就如创造一样，有壮实、美丽的橡树，也有生于草地上细小的花朵；两者都是神手所栽植的。又以我为例吧？既没有特殊的恩赐，性格害羞；但那充满恩慈的父神垂顾我。我年轻时，信心不足，他就使我刚强。他教导我在无助中投靠他。为各样小事祈求，虽然这些事在别人看来，是可以自己解决的……

   「他知道我心中的欲望，所以我只需象孩童一样，单纯的信靠他，在祷告中把各样事情带到他面前。因此，我很早就经历到他是何等愿意扶助、坚立和满足那些敬畏他的人。所以，在后来的日子中，每当我祈求，金钱就来到了。」

   「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们，」有人问：「你曾经感动过一群会众对宣教工作的需要作出奉献，而当有人起来收集献金，你却拒绝呢？」

   「我曾多次这样作，」戴德生回答说：「这不是我们收取献金的方式，因为我们不想挪用其他差会的奉献。我们接受自由奉献，却从不想加给别人的压力，聚会之后，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是可以很容易找到机会，把奉献寄给我们。一直以来，我们都沿用自由奉献的。」

   「我们听说，」一位路德会教士说：「由于这个做法，带来了巨额的献金。但我们的目的，是要训练会众有定期奉献的习惯。」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戴德生回答道：「不过，各人有不同的带领。每个人都必须按照他所领受的亮光行事。正如我同才才所说，由于我的软弱，主指示我作工和祈祷的方式，但我从没有要求别人仿效我。你们训练各人，以及全教会定期奉献，也是很好的……」

    经过了超过一小时的问话，德根男爵夫人发言：

   「戴德生先生今晚要参加另一个聚会，我们应该让他休息一会。他要求站着讲话，而我们却舒适的坐在他周围。」

   「刚才，」男爵夫人后来记述道：「有一线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使他看来充满喜乐和平安 ，这似乎是从上面而来的光采。我顿时想起司提及，他看见天开了，耶稣坐在神右边的情景。」

   「在这个人面前，我们应该感到惭愧，」有人低声说。

   「是的，」葛士那差会的主任说：「你说得不错。我们不会再麻烦我们的朋友了。」说着，便起来，走过去拥抱戴德生，并亲吻他。

    女主人最后说：「这位有属天智慧的人，存着谦卑的心，征服所有反对他及其工作的人，这真是多么奇妙的事啊！」

    那年夏天回到伦敦，戴德生发觉差会的经常奉献数目十分少。于是他祈祷，努力工作，并安排了很多聚会，终于把身体拖垮了。由于严重的神经痛和头痛，迫使他接受医生的劝告。

   「要完全休息，让别人代管差会几个月吧！」

    戴德生和珍妮便前往瑞士的达浮斯（Davos）旅行。最好的药物，就是神垂听他们的祷告，这远胜山中清新的空气。原来有一位伦敦的批发商莫东（J、T.orton），奉献了一万镑给差会，作为经常费用。

    莫东慷慨奉献了这笔金钱之后，过了数日就去世了。戴德生夫妇回到英国，知道莫东先生的遗嘱，是把他产业的四分之一送赠中国内地会，价值约为十万镑！这笔遗产指定用作传福音和教育基金，每年分期给予一万至一万二千镑，以十年为期。

    这笔奉献大大扭转了中国内地会的经济情况，特别是当时英镑的价值高，在中国的购买力强。大概我们要把当时的数目乘以五十倍，才相等于现今的数值。

    戴德生认为这笔奉献并不纯粹将是一个祝福，它也可以带来坏的影响。它可能使差会减少倚靠神的心，并且到十年期满后，过去由这笔钱发展开来的工作可能会出现困难。他肯定相信这笔奉献是神垂听祷告的结果，但若不是同时有属灵能力、信心的增长和祷告的支持，这就毫无用处。他把此事与他八年来一直祈求的事连起来祷告——就是全世界所有基督徒都起来，把耶稣的福音传给中国每一个人。

1897年11月，戴德生夫妇再度经北美到中国去，计划尽他们所能，在中国各省为传福音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