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爱中华——戴德生传记》第三十八章 已是家传户晓

    戴德生认为，中国妇女在道德上及宗教态度上对下一代的影响，远胜于中国的男人。而把福音带给中国妇女的最佳人选，应该是和她们性别相同的基督徒。1879年，他在《中国亿兆》里写着：「主在中国加添了十倍女同工」同年，珍妮成为首批深入华北的外国妇女之一把基督的爱带给山西遭受饥荒的人。

    武汉座落在汉江和长江汇合之处。多年来，戴德生计划以这地区为基地，向中国深入的内地进军。１880年2月，他在那里组织了一批外国妇女，包括一些未婚妇女，作为先锋，向西部各省挺进。其它差会都不赞成用未婚妇女来做开荒布道的工作，认为这是极不明智。所以在戴氏实行这个计划的初期，是相当保密的。

    其中有两位未婚的妇女，看来好象特别符合他的要求：第一位是祈德姑娘（Jane Kidd）。用戴德生的话来形容，她象「小猫一样顽皮。」她在中国只有一年，但中国话已能讲得很流利。他们决定派她和守寡的麦卡悌太太（Ellen McCarthy）一起前往贵州，加入在贵阳工作的盖拉克（GeorgeClarke）夫妇行列。她俩由鲍康宁陪同前往。第二位是傅斯德（Fausset）小姐。她要上汉江，与汉中的甘乔治夫妇（Geofge and Emily King）一起工作。戴德生花了一周，和这些女教土一起查经，一起祷告，告诉她们与中国人打交道的一些常识，好让她们准备应付前面的道路。

    临别前，他告诉她们：「以后你们惟有靠着至高的神亲自眷顾你们了。」

    祈德、麦卡悌夫人和鲍康宁同乘一艘住家船出发，船主是一位中国基督徒。他们在洞庭湖口停泊时，许多人涌上船来观看。有一个中国妇女摸着两位外国女教士的双手和面颊，说：「你们长得真漂亮！」

    船主和他的妻子就向他们传讲耶稣的救恩。

    船行了八个星期。1880年4月，她们到了贵阳。祈德几乎可说是历史上进人中国西南地区的第一位单身外国女士。

    在武汉的戴德生这时正考虑：傅斯德小姐应由谁来护送呢？韦里信女土是一位已在中国住了四年的五十岁妇人，而她灰白的头发，还意味着她会受到中国人的尊重；她有意要与傅小姐作伴。可是戴德生认为最好由一位弟兄护送。当时所有外国教士和中国基督徒都正忙于分内的事，只有患麻疯病的黄克中可担此任，他是祝名扬所结的果子。

    黄克中和戴德生一起去租船，当夜他俩就睡在同一船舱中。早晨，戴德生正在整理路上的食品，两位女教土来到，傅姑娘并指出她两件不满的事情。

    她说：「第一，老黄的被褥有一股气味；其次，菜油变了质，鲜肉的味道也给弄坏了。」

    戴德生替黄克中换了新的铺盖，便跟着他们一起乘船而下约数小时，然后上岸去了一会。

    他回到船上时，带回一篮子蕃薯、鸡蛋一一还有猪油，替换那变了味的菜油。当他们正在一起祷告时，戴德生悄悄地溜到自己的小船上，回武汉去了。

    傅斯德小姐、韦里信女士和黄克中弟兄沿汉江口上游航行了一千哩，经过急流，历时近三个月，终于到达汉中。路上黄克中表现得很好，确是最佳的护送员。同时，他还召来许多妇女和女孩，让她们听这两位女教士传讲福音。黄弟兄为基督作了有力的见证。

    除了遇到几件无关痛痒的小事情外，这几位内地会的女传教土——祈德、麦卡悌太太、傅斯德、韦里信——在这次深入中国内地作开荒布道工作中，完全没有遇到伤害。

    她们勇往直前的胆量当然可嘉，但她们的经历也在说明了中国人的性格。事实上，正如一些人所声称的，妇女在中国要比在纽约或伦敦安全得多。

    1881年7月，戴德生的母亲去世。八月，珍妮的母亲也去世了。珍妮得赶回英国照料后事。在她回国途中，戴德生的父亲也相继过世。戴德生夫妇又开始悠长而痛苦的分离，只得靠着情意绵绵的书信联系了。

    十一月，戴德生参加武汉一群内地会传教士举办的祷告和查经聚会，同时讨论关于中国布道工作的进展问题。他和不久之后成为他秘书的巴洛德（A．G.Parrott）一起往市镇外的山上散步，商谈有关扩大布道工作的需要。这时内地会已经有九十六位传教士（包括传教士的妻子在内），以及约一百位中国同工，在七十个布道所工作；内地会办的学校也收养了一百多名中国儿童。戴德生认为扩大工作仍是必要的。

    戴德生和巴洛德当时考虑内地会究竟需要加添多少人？五十么？六十么？若把流失的也计算在内，肯定不够。就在这时，路加福音十章1节的话在戴德生的脑海中浮现：「这事以后，主又设立七十个人……」七十人！七十人肯定是太多了，不能这样求，因今年所收的献金并不多。他俩正在散步时，巴洛德一脚踩着了草地上的甚么东西。

   「瞧，」他说，同时捡起一串一百个的铜，「你看见吗？如果我们到这山上祷告，神必赐给我们一切所需用的。」

    星期日，他们跟另外两位传教土提及此事，四个人答应要不断祷告，直至有七十人来到中国为止。星期一晚上，所有会集在武汉的传教士有一个集体祷告会，戴德生特别为这七十人祷告。巴洛德记述说：「我完全相信他今夜的祷告是信心的祷告，其中流露出一股非常强烈的期望。」戴德生把计划写在纸上，为四十二男二十八女详细地拟好了所分配的各个省市。

    会中有人建议：「我们是否可以再举行一次大会，当这七十人全到达中国时，我们来一个联合感恩大会吧！」

   「那时我们一定是分散各处，不如现在就举行感恩大会，提前为这七十人献上感谢。」

    感恩会结束，传教士都赶回自己的布道所，把差遣七十人的信息传遍了整个内地会。在十二月初的联合大会里，所有到会的成员都一致赞成天天为这七十人祈祷。戴德生向他们答应，如果在中国的同工都恒切为这事祈祷，他就拍电报回英国培兰路，要他们接纳并派遣六十位新的传教士。

    1882年1月，戴德生草拟了一份呼吁信，寄给英国各教会。这份呼吁信由七十七名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联名签署。上面写着：「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人，因不认识救恩而灭亡，每小时有超过一千多人进入死亡和黑暗……我们如果仍置之不理，岂不与流人血者同罪吗？」

    这份呼吁信首先提到各个海外宣教团体的需要，然后详述内地会的需要。它请求各基督徒把神的国放在首位，不要担心经费的来源。但呼吁信还加了一句，特别提醒那些想要成为传教士的人：「单是浪漫热情，会很快因辛勤的劳苦、长年的困境和内地工作的诸多试炼而冷却。特别当你患上严重的疾病，身边的钱又用光了，那股浪漫热情更显得毫无价值。只有全然信靠神，才能在种种境况中得到喜乐和安息。」接着是勉励的话：「在我们身上已经见证神是信实的，依靠他的人都是有福的。他供应我们，仍不断供给我们一切所需……他又使我们在他的事奉中充满喜乐。我们当中为人父母的，如果你的子女蒙召作同样的事工，得同样的喜乐，那真是最美好的事了。」

    1882年快过去了，「差遣七十人」的祷告尚未蒙允，捐款也没有增加，到中国来的只有十一位传道人，八女三男。这年间内地会也有同工退休，好几处布道所的工作不但没有兴旺，反而走下坡。在年初的数个月，戴德生感到很失意和沮丧。到了夏天，他告诉珍妮他的身体好得多了，要她跟他同心祷告，求神在内地会中兴起有属灵能力，又有领袖才干的人来侍奉。

    六月，戴德生在长江北岸安庆的内地会区会会议上讲道，内容是雅歌。在二十五年前，当他尚未跟玛莉亚结婚时，已在困苦的处境中爱上这卷旧约圣经中的诗歌。凡参加这次安庆会议的人，都难忘他这次的讲道。它带来圣灵的充满，有些代表连续数晚不断地祷告，所有人也用一整天时间禁食祈祷。戴德生记述说：「今早圣灵大大充满我们，以致我们当中有些人感到好象承受不了！」

    到了1882年12月，他和珍妮分隔两地已有十四个月。他写信对珍妮说，希望很快可与她重聚，不再经受这种长期的分离。他又从上海写信告诉她，很多人因他那次在安庆会议上的讲道而得着益处——但他怀疑他们究竟是否知道，他和她已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他又问：「在事奉基督上，那有代价多少之分呢？」

    1882年的最后数月，内地会出现经济拮据，几乎不够应付庞大的开支。1883年2月1日在烟台的一个祈祷会中，有人作出这样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晓得你喜欢叫你的儿子女欢喜，求你引导国内一位富裕的管家，慷慨捐款，以激励国内其它小信的人。」

    几天后，戴德生乘船回国。船到达也门的亚丁（Aden）时，他就得悉那个祷告也蒙应允了２月2日，在培兰路负责内地会内务工作的海恩波，收到一笔为中国事工而奉献的三千镑捐款！

    戴德生夫妇已分别了十七个月。1883年的复活节，珍妮急不可待地赶到巴黎迎接她的丈夫。在春景满园的巴黎里，戴德生记述说：「我们并肩坐在马车里。尽管有很多话要说，但我只是紧握着她的手，静默良久，因为心中那深深的喜乐是难以言喻的。」

    在英国，戴德生发现内地会的工作现颇受人关注。部分原因是由于海恩波擅于建立公共关系；而内地会事工的成就，也是美好的见证——英勇的开荒工人，包括女传教士，如今已差不多遍布中国内地各个省分里。很明显地，他们都信靠神，不倚赖金钱。麦卡悌曾经徒步横过中国，东从武汉出发，西至缅甸为终点。范约翰和苏亨利则走相反的路，徒步从缅甸到达武汉，然后又步行至上海在八十六天内行完一千九百哩，成为第一对自西向东横贯中国的外国人。

    他们令人敬佩的长途跋涉，标志着内地会对中国展开的普查。随着日子的过去，内地会传教士有系统地探访了中国每个重要的城镇，同时收集和记录将来事工发展所必需的资料。一路上，他们分发圣经和音单张，并随时向聚集的听众传讲福音。

    戴德生收到英国各地寄来的邀请信，请他报告内地会的情况及其成员开荒传教的经过。从这时候开始，戴德生的名字在英国已是家传户晓了。

    一个小孩写信给他说：「如果你现在还活着，我想把所有储蓄用来帮助中国的孩子去爱耶稣。」

    有一位在南安普敦的信徒卫伯科（Canon Wilberforce）写信给他说：「有六十人在我家聚会，是否可以请你惠临，为我们主领一次查经聚会……晚上也请你留宿一宵。请你为主的名准允所请是荷！」

    司布真也写信给他：「请你来我们教会证道。」

    布迦先生则从法国南部写信给他，信内附了一张五百镑的支票，说：「我的心依然专注在荣耀的事工上。我由衷地愿意与你们同心，为增添七十名工人祷告。但希望不只是七十人而已。」

    1883年6月，一个炎热的傍晚，告罗斯特（Gloucester）一间教室里，有十二位年轻人围集在戴德生旁边。他就开始概括地告诉他们自己学医的经过，以及他到中国之前的各样准备。后来其中一位记述说：「那时我感到，我至今似乎还没有为基督撇下什么，至今也还没有学过怎样信靠主。……我极之感动，甚至叫戴德生先生不要再说下去，因为我的心都碎了。」这十二个人中，有三个决定前往中国。

    筹办聚会人的妻子，因为职责所在，也来听戴德生的见证，她以为这一定是沉闷的聚会，后来她这样记载：「戴德生先生开始讲话时，我的心就感到平静安详，一个从神而来的新启示临到，满足人的需要。我里面的活泉开启了……我也开始对奉献的真谛领会一点，当我开始把自己降服在神面前时，新的希望、亮光和喜乐便进到我的生命之中。」

    从戴德生的分享里，大家都注意到他不但从来不暗示要求资助，而且很喜欢表扬其它宣教差会的长处。在沙里土伯里（Salisbury）的一个聚会上，杜维德（Thwaites）牧师发现戴德生的讲道有一个特色，就是结合了谦卑和能力，使他留下极深的印象。戴德生说：「圣灵的能力很大，甚至令人敬畏。」这次聚会以感恩会作结束。在感恩会上，尽管没有提到内地会，却有很多人愿意为中国事工献身；尽管没有募捐，却有许多人慷慨解囊，「拿出珠宝、手表、项链和戒指等贵重物品」。

    戴德生除了应付频繁紧密的讲道聚会外，也忙于写信。在1883年至1884年间的十个月内，他至少处理了两千八百封信。他有两本笔记簿，上面列明何时收信、何时回信，以及信的内容提要。有些不重要的信件便不会记录下来。他后来聘任一位私人秘书，但他很快感到工作不胜负荷了。

    中国内地会的行政管理问题，也极需他去关顾。所以戴德生全心全意地为此祷告，同时跟伦敦委员会的成员讨论可行的方案。终于在1883年8月，他给内地会每个成员发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建议中国内地会的组织，应该象英国一样。在英国，布伦敦委员会协助监督，所以在中国也应成立一个委员会，辅助那位监督或将来继任他作监督。中国内地会委员会的成员也是各地区的监督，他们得到地区教士组成的理事会协助工作。戴德生认为这样的组织可使当地的事情得以及时处理，也能使他和地区里有经验的传教士可定期接触和联络；并确保更有效地督导和扩展福音事工。在信的结尾他这样说：「对于这个建议，你们有何感受和回应？你们觉得这意见能否接纳？我很希望知道大家意下如何。」

1883年，又有二十位新传教士前往中国。1884年赴华的新传教士人数是四十六名。为差遣七十人所作的祷告，不但蒙允，而且超过所求的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