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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爱中华——戴德生传记》第三十七章 梦想成真

(2009-06-15 10:46:32) 下一个





    华北各省,特别是山西省,正发生最严重的饥荒。由于长期干旱,小麦等粮食欠收,武汉和宁波两处的内地会区会,都遵照戴德生的建议,捐钱援灾。

    戴德生回到英国,在许多聚会中报告灾情,并在报章上发表。结果,收到的援灾捐款,比布道捐献还多。因此,他传令在灾区和难民当中工作的传教士收容二百名贫苦儿童,并优先照顾孤儿。但他还想做更多的事,所以他和珍妮长期分离后,虽然只短暂地一起生活了四个多月,但他不得不再作一个使人伤感的决定。

   「你知道我现在还不能离开英国。你是否可以先跟一班新选的传教士前往中国,督导收容孤儿的工作?待我能抽身时,再来中国跟你一起生活吧。」

    珍妮那时三十五岁,除了照顾亲生的两个孩子,一个两岁,另一个三岁;还要照顾玛莉亚留下的四个孩子。她把戴德生的提议放在祷告中。两周后,她决定先去中国。

    戴贺美这时已有十个孩子,当知道嫂子的决定,就说:「如果珍妮蒙召到中国,那么我就蒙召照顾她的孩子。」

    一位朋友听到这消息,便对珍妮说:「你离开你的孩子和丈夫到中国去,虽然是难能可贵,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珍妮走进卧房,心里明白是要付出代价的。

    她祷告说:「亲爱的神哪!请你给我一点证明,使我知道去中国是对的。现在对我来说,五十镑比任何东西更为宝贵。这保证我其他需要都可得着供应。」

为了坚固自己的信心和给其他人一个有力的答复。她也象基甸一样拿出「两堆羊毛」来。她第一个祷告是祈求足够的旅费;另一个祷告则是求五十镑,以供她和戴德生的生活需用。在当时来说,这算是个相当大的数目。如果神应允她的祷告,就是给她一个应许:她的离开会比留下更令亲人蒙福而且知道神与她同在,常帮助她。

第二天早晨,她在家庭祈祷会中对孩子说:「我要你们替我为两件事祷告。是什么事我现在不能让你们知道,等祷告蒙应允后,我一定告诉你们。」

    那天下午,有一位夏里士先生(Mr Harris )来到培兰路。他问:

   「闻说你要到中国去,是真的吗?」

   「是的,我正在准备行装!」

    夏里士先生交给她一张十镑的支票——这数目刚好是内地会规定的传教士治装费数额。

    四天以后,戴德生的父母写信给珍妮,信里附了五十镑。她正想拿这张钞票给戴德生看,但因为他在会客,所以把钞票放下,就走开了。

    她回来时,戴德生说:「我正在考虑,主要我如何使用这笔钱哩!」

   「哦!这钱是我的。」珍妮说:「你知道吗?这笔钱我有权使用!」

    十天后,珍妮带着七名年轻的教士到中国去。一位伦敦内地会的新任委员见到戴德生夫妻分离,便对戴德生说:「看到你们分离,我感到象是自己与妻子分离一样难受。……然而,如果真是神要我们分离的话,他一定也会使我们象你俩昨天分别时般平静。」

    珍妮到达上海后,便与两位年轻的女传道一起赶赴正闹饥荒的山西,陪行的有英国语言学家鲍康宁。她们是第一批深入中国内地的外国妇女。抵步后,珍妮展开救助孤儿的工作。在回到上海时,工作则由一队内地会人员继续下去。

    戴德生感到孤寂时,就把十七岁的赫拔带到他的书房或卧房,跟他倾谈。后来,他又携同三岁的安纳到住在巴纳(Barnet)的岳父母家里,让安纳的百日咳得以调理。戴德生回忆当时的生活,说:「孩子生活得极快活。我很爱那里的宁静和干草堆。晚上,看着孩子睡觉;早晨,跟他一起祷告,帮他穿衣服。这孩子乖巧地依偎着我。」

    珍妮离开后,戴德生便致力重组布迦先生辞职后英国的内地会工作。他探访伦敦内地会委员会的各个成员。整年下来,许多问题日益严重。苏乔治因工作压力太大而辞职。委员会建议由戴德生的妹夫海恩波及苏威廉共同担任副总干事之职。戴德生认为这提议不太恰当,因为苏威廉并没有专心于神的工作上;而妹夫海恩波的办事效率不大理想,而且不擅于精打细算。此外,《中国忆兆》仍未找到合适的编者。

    1878年夏天,戴德生的疟疾痊愈后,有人邀请他往瑞士度假。庞翠辛(Pontresina)的冰河引起他的兴趣,他花了三天时间在山脉探险,衣袋里只带几块饼干、圣经和太阳伞。他认为那里的空气对身体的康复会很有帮助。

    他写信告诉珍妮说:「亲爱的,我一直在想:我身体的康复及我所受的一切思待,都是神听了你的祷告而赐给我的。我一想到这里,便乐上加乐。」戴德生回到英国后,感到「精神百倍」,但是内地会的问题仍待解决。

    增加海恩波的工作量,只解决了编辑《中国亿兆)一书的部分问题,但仍需有人去全职负责。在新的一年里,戴德生开始跟侯尔道(TheodoreHoward)接触。侯氏是托顿咸一家化学药品制造商,一直是内地会的老朋友和资助者。侯尔道答应戴德生,如果一旦戴氏去世,他愿意承担内地会监督的职务;又当戴德生出国,他也愿意担任英国内地会委员会主席。海恩波则受派担任内地会总部的总干事,请麦卡悌和苏威廉充任他的副手。

    1878年12月31日,培兰路的办事处举行内地会的祷告日。那时流行一种传染病,许多小孩都死于「喉头痉挛」。那天晚上,当大家一起祷告,有一位护士抱着一个女孩进来,她以为女孩已经死了。他们赶忙把戴德生叫来。戴德生立刻跑过来,有一个妇人建议他该先为这孩子祷告。他回答说:「是的,要祷告,我要边抢救边祷告。」

    戴德生发现这小女孩的脸发青,全无血色。他用几种方法叫她苏醒,都不成功。后来,他就作口对口人工呼吸。几分钟后,女孩的脸色改变了,而且开始呼吸。当天夜里,她虽然还偶有抽搐,但已经活过来,并且没有任何损伤。这女孩后来长大,成为内地会一位女传教士。几年后,戴德生的儿子戴存义(Howard)对此事有以下记述:「他为所有的事祈祷,好象每一件事都得倚靠祷告;……但另一方面,他也作工,好象每一件事都得拼命去做。」

    1879年2月,戴德生离英返华,又跟妻子团聚。半路上,他到满塘(Mentone)拜访穆勒和司布真。穆勒正在作巡回布道,司布真却应伦敦大都会基督会堂(London MetroPolitan Tabernacle)要求,暂作休息。司布真的记录中说:「戴德生完全不象是一位大规模组织的领导人,因他又跛又矮。在司布真看来,戴德生是一个刚柔兼具的人。一方面,他不会坚持己见;但另一方面,他却坚定地信靠神。凡事依照计划去做,不畏困难,因他坚信只要有神同在和帮助,没有难成的事。戴德生离开后,司布真说在戴德生的谈话中、常提到中国、中国、中国。这两个字象音乐般在他耳中回荡着。司布真还发现,戴德生已经让头发长起来,束成一条辫子。

    在行至印度洋时,戴德生病得很厉害,船上一位新加坡医生甚至怀疑他能否到得香港。船到达新加坡时,已有一大堆信在等着他,其中一封是珍妮写的。信上说:「我已经在祷告中记念你要面对的困难,想到这些,我有时会感到高兴。因为这些困难可让神有机会作工和得胜。现在已很清楚,我们即将看到他的手施行奇事。……有主人同在,仆人的责任只是顺服,而这亦是他最大的喜乐。我们的信心会为我们的弟兄姊妹带来胜利。」

    戴德生终于抵达上海,珍妮看到他时,他是那么疲惫、虚弱。还没来得及处理信件,他又再次染上痢疾。一位伦敦会的朋友劝他们在炎夏来到之前,先到北面的烟台避暑。在那里,戴德生和珍妮住在包纳德(FrederickBallsrd)家中。他是一位年轻的海关官员,娶了一位女传道人。他们的房子座落在群山环抱的海湾旁。戴德生在那里调养时,常坐在露台呼吸海边新鲜的空气,看着海上的帆船和汽船,愉快地嗅闻海草的气味。他们隔邻的房子里,住着祝名扬夫妇及其家人,他俩也因为健康问题前来这里休养。

    因此,一个梦想便在戴德生脑海中浮现——在这理想的海岸边建立内地会的休养所。戴德生和祝名扬并肩在海湾旁的山丘上漫步,来到一块种豆的田,有一道清澈的溪水潺潺流下,是盖房子的理想地方!但他们买得起吗?    旁边一个农夫,问他们说:「你们想买地吗?」

    戴德生和祝名扬了解中国人若知道你有兴趣,便会立刻把土地的价钱提高,因此,他们只向农夫表示略有一点兴趣。

   「你们要买我的地吗?」

    农夫指着这块豆田,并且提出一个非常合理的价钱,其他农夫方争相表示他们想卖地。戴德生于是定出计划,打算建造一座有十个房间,还有露台的大房子。两人雇了一队建筑工人、砖瓦工人、石匠和木匠,让他们支搭帐篷住在工地上。在建筑过程中,有些工人信了基督。许多材料是从两只因触礁而漂到岸边的船上取来的——栎本横梁。挪威松木,以及铺地板用的柚木。

    房子建好后,祝名扬报告说:「这房子虽然造得不太好,但以我们这样缺乏经验的人来说,已经很好了。建筑费实在便宜。而建屋速度之快,使租界里的欧洲人大感惊奇。峻工时,他们简直不敢相信他们的眼睛。」事实上,这房子还相当耐用,直到1915年才重建成一所较现代化的医院。

    这是内地会的第一处休养所,有一段时期称为「祝名扬之家」。后来,内地会又在此建了一所老人疗养院、一间为内地会教士子女而设的学校,还有一所医院和一间药房。它们都建造得比以前的好,既舒适又方便。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是英国威尔斯浸信会的传教士,年轻有为,极具影响力。他原想申请加入中国内地会。但后来被人劝说加入侵信会,成为该会的传教士。他于 1870年抵达中国,当时二十五岁。李提摩太一开始就强调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并尽力保护贫穷受欺压的人。他住在山东省的北部,看见山西发生大饥荒,心里难过不已。他希望中国因接触西方的优良文化和技术而有重大的改变,避免重历这样的自然灾害。李提摩太认为神也会透过别的宗教,如儒教、佛教和道教等作工。他说,我们如果能够指出这些宗教和基督教相同之处,它们的信众就会很容易接受基督,整个中国社会因而完全改变过来,变成基督教国家。他又非常仰慕中国文化的精萃,于是花了许多时间研究中国经典和宗教作品。他又专去接近学识之土,后来更运用他的影响力,在山西建立了一所大学,教授西方思想和中国历史文化。

    戴德生认为李提摩太「把好的道理引到死胡同里」,因为李提摩太不讲道,只喜欢派发伦理道德的小册,内中也提到神,却不传扬基督,他还以为这种温和的态度可以为福音铺路哩!

    李提摩太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人。一些内地会的成员,尤其是住在山西地区的,开始被他说服了。所谓「山西精神。」就是指受了李提摩太的思想影响,失去传福音的热诚。有一位内地会教士团完全失去信心而不得不被召回;另外一人则离开了内地会,到一个有固定薪金的团体中工作;有三、四位传教士受了李提摩太的影响而向内地会辞职,但后来又回转,并恢复当初的信心。至于李提摩太本人,当他的思想变得更加开放,他也向浸信会请辞,但他仍继续在中国工作近五十年之久。

戴德生并不认为一些人退出内地会,是归咎于李提摩太,他相信那只是「意志薄弱的人,受到强大外力的影响而产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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