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爱中华——戴德生传记》第二十九章 谁言要安息

    1867年的圣诞节早晨，新巷大宅举行一个盛大的庆典——路惠理和贝玛丽共谐连理，结成夫妇。他们乘船在河上度蜜月后，就回到工场。路惠理负责监督印刷部门的工人，贝玛丽则继续帮忙照顾戴德生的孩子。

    1867年底，中国内地会把新巷一号旁边的房子也租过来。原先的大宅留给已婚的传教士和未婚的姑娘，麦卡悌一家和未婚的男士则搬进新租来的二号。这样安排，叫外人看来才算合体统。

    现在的戴德生年近四十，体重也略有增加，更能担负长期的体力劳动。1868年初，他攀山越岭的徒步前往蔡文才（Josiah Jackson ）正在工作的泰州。在路途中，他不断地想：每隔两三哩就有一个乡村或市镇，许多还是相当大的城镇呢！千万人在这些乡镇里出生、长大、老死，从来没有离开家乡半步。令人一想到这里，就感到非常痛苦。由此乡到彼乡，从此镇到彼镇，每次回头遥望，都教人心情沉重不已。这些可怜的灵魂何时及怎样才可听到

福音呢？

    虽然戴德生的身体较以前强壮，但压力却令他透不过气来。他的神经性头痛愈来愈厉害，一切日常事务皆交由玛莉亚处理。福珍妮认为戴氏的头痛完全是由于焦虑与劳累过度所致。现时的内地会在组织和人数上，已经接近当时中国最大的差会——伦敦会。

    在英国方面，布迦先生也百务缠身，终日为内地会晤以及挑选传教士。戴德生给他写信，说：「我们与其他差会不同。当我们的教土来到这里，差不多都会问：『为什么美国的传教士可以这样做，圣公会的传教土可以那样做，而我们就不可以？』……其他差会的教土都有较好的房子，好的家具，住在欧洲式建筑物里。然而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会在内地定居，住在民

众当中。除非有人愿意特立独行——和其地差会的人分别出来——，否则他们就不应该加入我们的行列。……应该事先给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是真心的、忠心的内地会会员，他们将会受到嘲笑和讥讽，甚至敬神的人也起来反对他们。」

    他在信中继续对布迦清楚地说：「我所需要的是那些充分准备好进入内地的人，他们须穿着本地的服装，尽可能连生活也象本地人一样。那些不愿意如此工作的人，我不会再辅助他们。中国是开放给任何人的，但我的时间和力量有限，工作却极多，所以我不再尝试和那些不能同心合意，而且不赞成我工作方针的人一起工作。……

   「要中华归主，我们不能靠那些安静、温柔和可爱的男女，……我们需要的是在任问时间，都把耶稣、中国和灵魂放在首位的人——他们甚至认为生命也是次要的……这样的弟兄姊妹，尽管差来，愈多愈好，他们比宝石还要珍贵！」

    现在是继续向内地发展的时候了。戴德生打算减少杭州内地会的人手，向内地开展新工作。目前浙江南部地区的大小城镇中，已有一批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在工作，圣公会、长老会及浸信会也都认宁波向外发展。戴氏以为最佳策略是让麦卡悌夫妇和福珍妮留在杭州，因为他们和本地信徒感情最好。其余的将继续向内地发展。童跟福已经开始在未有福音传到的地方进行开荒工作，现在是其它人支持他，步他后尘的时候了。

    不是所有人都赞成这个策略。布迦先生请求戴德生先在现时的工场上加强训练，稳固基础。但是大部分在华的传教士都支持戴氏的异象，赞成他主张的扩展工作。戴德生把他的想法写成一首诗：

        谁言要安息？安息在天家。

        地上无安息，只因工作多。

        天父差我来，时日不我待。

        惟有勤工作，未敢有轻疏。

        不论忙或苦，恩典必够用。

        勿言要安息，安息在天家。

    其它事情带来的压力，尤其是关于衣着的问题，仍然存在。另外一两位女教士也支持倪义来。布迦写信给戴德生，提出一个严重的问题：他正在考虑是否应该容许倪义来留在会中，因为倪氏说他已不能信任戴、布两人。戴氏反复思想，为了排除倪义来可能引致的困扰，他还是希望倪氏能改变初衷。

    1868年6月1日是内地会扩展事工的一个大日子。一艘大船从杭州沿着运河北上，经过三哩宽的长江，入运河再向北驶十二哩，来到江北的大城市杨州。船上载着戴德生夫妇和四个孩于、戴氏的秘书白安美、孩子的看护路惠理太太，以及四个来自杭州的中国基督徒。此外，还有十一年前为戴德生所收养的年轻人天喜，以及内地会印刷主管李兰丰的未婚妻安馨。

    在十三世纪元朝忽必烈统治中国时，马可勃罗曾经在扬州当过官。运河婉蜒自城的东南穿过架在上面的许多美丽拱桥。扬州除了以富饶和美女著名外，还有一座人所皆知的八角宝塔，以及许多大古雅的寺庙和美丽的花园。但是，扬州也有些人以好斗而恶名昭著。

    扬州城很少有路经的外国传教士，这里只有一间天主教教会办的孤儿院，而主管是一位中国人。

    由于听过扬州流氓的恶名，所以戴德生在初来时特别小心从事。他们留在船上，避免引人往意，只吩咐同来的中国基督促到市内找房子。但数天之后，下起大雨来，船篷不住地漏水，再也不能久住，他们惟有入扬州城里，寻找玛莉亚所誉为扬州「第一流旅店」。

    到了7月20日，他们才能够搬进一间破落不堪的房子里住，这就是他们以后在扬州的家了。这间房子和几家邻舍共用一个约有一百码长的进口通道，在通道的北边有两个闸门，接连着天井、花园、岩石、假山和一些规格不一的房屋。每间屋子不大，只有几个房间，但对于他们大伙儿来说，却是相当理想了。主屋有一间客厅通往天井，楼梯的两边各有两个房间，尽头有一扇门，把上下两层楼完全分开。戴德生叫来了木匠，为新屋装修，改装至适合大伙儿居住，整整忙了一个月。

当戴德生和内地会的传教士离开海岸，进入外国人罕至的地方时，他们遇到更多的麻烦。人们之所以反对他们，往往是受到村镇的士绅煽动。

这些士绅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精英，其中多是知识分子。他们真诚地遵行儒家的法则，寻求明白中国历史文化的精萃。他们也欣赏及爱护中国艺术和雕饰，对于无价的陶瓷、丝、漆和雕刻，极之珍爱。一位真正的儒者往往是有高雅、自律的君子，对人（即使是从荒郊海域远道而来的蛮夷）总有体恤之心。

    然而这个阶级之中有不少高官大吏，以维持中国传统制度为己任，他们认为儒家思想有维持社会安定的作用。虽然有些人认识并接受西方的知识和文化，但大多数士绅都抱着拒绝和敌对的态度。

    基督教强调个人，跟中国伦理把家庭放在个人之上，显然有所不同。一个人的信主和改变会否影响整个社会的结构？对中国士绅而言，讲道常被视为一种羞辱，因为讲道者的地位如同教师；谁有资格为土绅之师呢？此外，基督教的传道人会否批评中国人拜祭祖先的习俗？会否认为儒、释、道没有真理，毫不可信？

    在内地会全不知悉的情况下，扬州城内的土坤和一些军土将领召开了一次会议。他们决定鼓动民众，散播有关传教士的谣言，希望把他们逐出扬州。

    从那时开始，常常有人用石子投掷戴德生屋子的窗户，又在街道上张贴了许多匿名海报，指控他们许多荒谬的罪名。他们称传教士为「耶稣教之匪众」，借行医为名把人挖眼取心，以童为食，又音剖开孕妇肚腹，制炼丹药等等。

    不久之后，就有一大群愤怒的民众结集在内地会的房子外面。传教士和他们理论了一整天，否认那些硬加诸他们身上的罪名。戴德生于是致函当地的知府孙大人，并附上一份攻击他们的海报，请他制止这种行为。但孙知府的答复只是含糊其辞，不置可否。

    8月15日星期六，内地会听到谣言，说民众要发起暴动，所以他们在房子出入口要搭防御围障，以防万一。不久，即有一二百名群众聚集屋外。当天晚上，童跟福恰巧由别的地方回来，他好不容易才挤过群众，得以进人宅门。本来他只打算停留一会，就赶返自己的工场。但见到这种情况，便决定留下来帮忙。所以，屋内有四名男教土〔戴德生、童跟福。路惠理和李德（Reid）〕、五名妇女、四个孩子和十九名华人。

    戴德生为安全起见，想先把妇孺遣走，但众妇女都请求留下。星期日，暴民有好几次想破门而入，可是都没有成功。他们传发一张可怕的海报，说要放火烧屋，把屋内众人烧死。

    星期一，情况稍为平静下来，教士也分发一些传单，说其中的指责乃属无稽之谈，又说房子修理完竣后，将会邀请民众入内参观，让他们亲自看个究竟。这样才暂时将事情缓和下来。

    星期三，戴德生再次修函给孙知府，提醒他条约内写明「英国人民可以在内地买地建屋，而且任其随处走动，不得拘留、侮辱或拦阻。如有需要，可随时请求保护和帮助。」

    孙知府回函说：「那些煽动群众和书写匿名海报的人都是在暗中行事，既没有名，也没有姓，短期内是很难把他们捉拿归案的。」

8月 22日星期六，一名美国政府派驻浙江的官员辛德士上校（CaptainSands）和另一位外国人刚巧来到扬州，参观此地的寺院和古刹。他们都穿着洋服，发觉全城寂静。有人开始在茶馆和街道中散布谣言，说有更多的洋人到扬州，拐走了二十四名小童。群众又结集在内地会的房子外，并且冲破两度闸门，来到天井和花园中。戴德生把守着通道的进口处，同时叫木匠立即修补那破坏了的闸门。可是，群情汹涌，情势愈来愈危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