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爱中华——戴德生传记》第二十六章 杭州工作的开展

   「在这外国地方，竟然有浓厚的英国风味！」这是福珍妮初到上海所得的印象。但她觉得中国的住屋很家监狱，四面是高墙，围着天井和房子。店铺还好，内里宽敞，但街道却狭窄得很。

    童跟福则对中国人的礼貌印象深刻。他说：「他们都很文静，对我们极有礼貌，态度远比我们任何一个英国人对他们为佳。」狄乐义姑娘观察中国人的丧礼，说他们用「爆竹驱逐邪魔恶鬼」，又烧纸钱给死人在冥界使用，而点灯笼则让他可以照明道路。「当时声音嘈杂，火光熊熊，情景煞是怕人……我真高兴能够溜开。」她觉得这样一个情景，正是中国人受着撒但奴役的明显写照。

   「兰茂尔号」的同人带来了印刷机器和零件，也带来大批药物和仪器，准备设立一所医院和药房。然而，在还未建立内地的基地前，这些东西如何放置？旅途中，他们不住为这事情祈祷，在他们抵达上海当晚，就看到神应允他们的祷告。

    美国长老会在上海设立的美华书馆（American Presbvterian MissionPress）的负责人姜保（William Gamble）前来接船，并提供美华书馆的大货仓给他们寄存物品，又供给所有人在上海居留期间的食宿。戴德生跟着姜保察看货仓和宿舍，一切都很理想。

    一个月后，福珍妮在信中这样写道：「我真高兴我们要离开上海了！这里的中国人都贪钱……而英国人则很俗气和爱打扮，每个人都知道大家在干什么。我想他们一定常在背地里议论我们。」当然，福珍妮说的确是实情，尤其令人蝶蝶不休、议论最多的，是他们的衣着。男士把前额的头发剃掉。后头则装上一条假辫子，穿得完全象个中国人。但女士当中只有玛莉亚穿着中国式衣裙，其他妇女的衣装还未齐备。上海报章拿他们作笑柄，说这是个「猪尾布道团」（Pigtail Mission）。

    路惠理后来回忆旧事，说：「初时我不喜欢那些中国式衣服，但我现在喜欢多了！」蔡文才说：「对我们来说，那试炼可不算小呢！尤其是剃发……初时我想不透为何要穿着这些衣服，但现在我明白了」

    他们本想早一点离开上海，不过英领事认为他们不宜到杭州去，所以令他们犹豫不决，加上征求中国官员签证时，也发生一点困难，以致耽延了一段日子。直到十一月才一切就绪，预备起程。

    美丽的杭州伫立在西子湖畔已有两千多年了。城墙之外，南门不远，就是钱塘江与杭州湾的汇合处，流水经过宽约二三哩的江口，再流入杭州湾，景致壮丽。西湖被绿树群山环抱着，树丛之中点缀了许多寺庙、宝塔和古墓。湖上躺着许多小岛，水面有成千上万的水鸭和天鹅，叫得嘎嘎地响。漫山都是木兰、杜鹃和山茶花，还有密密麻麻的桑林，几世纪以来靠着它们支撑兴盛的丝业。杭州有超过一百万的人口，包括全国有名的诗人和画家，以及往在巍峨大院里的富商巨贾。

    戴德生一行人最初来到杭州城中时，太平天国之乱的残余痕迹还到处可见。西门仍然有清兵驻守，巡抚和其它大官住在刚重新修复的官邸中。虽然在他们之前已经有数位传教士来到这里，但杭州是个比宁波还要大的城市，当中还有许多工作等着更多的传道人去承担。

    戴德生和丘先生很快在杭州城中找到一处地方，用作中国内地会的基址。（丘先生是戴德生早年在宁波传教时带领信主的。）那是新技一号，座落在住宅区的边沿。那儿是一些旧房子，在太平天国之乱时损毁不堪，大官富贾部迁出，很多房子便空置了。新巷一号是一间大屋，外面围着粉墙。在此之前，是一位有钱官员的物业。屋内约有三十个房间，都很宽敞，如有必要，每个房间又可间开，一分为二。

    第一次来到新巷的房子，戴德生和丘先生已发觉这个地方可作多种用途，心中不往地盘算。进到大门，便是一幢大楼，最适宜改成教堂；在宽敞的半蔽式天井四周，是一排十数间的房间；接近教堂的房间，可以用作诊所及药房，那么，病人在候诊时可以听福音。他们更想到用什么地方作会客室，什么地方作饭厅、办公室、印刷房，什么地方作仆役的居所及储物室。楼上分作两个部分，分别认不同的楼梯而上，最宜用作单身男女宿舍。后面

是个幽静的苏州庭园，充满平静安详的感觉。

    当然，这所大宅还需要装修和清理，当白安美第一次进到这房子，她高兴地说：「这里地方极之宽敞，使门窗看来显得不足。」

    戴德生用合理的价钱把房子租下，整队人便搬进去，开始修理和各样改装的工作。他们买了木条、铁钉和大量的粗草纸后，木匠和泥水匠便打木造墙，又用草纸张贴内墙和天花板。戴德生的房间里，有一个九尺高六尺宽大洞，他用一块布把它盖往。他们把带来的相架挂在墙上作装饰，地上则铺上草席；有些家具是买来的，也有些是自己动手制造。他们一边工作，一边烧着火发取暖，幸好那年的冬天还不算大冷。

    过年的时候，他门才找到木板和灰泥，用来取代墙上的草纸和遮盖破洞的布。

    杭州城这一区的居民，这一批外国人已见怪不怪了。路惠理记述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平安无事，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我们的中国装扮，我们常到外面去，但很少引人注意。」

    1866年底，当宁波的宓道生和甘比治前来杭州的时候，他们路经萧山。那是离开杭州十哩的一个重要城镇，距绍兴约五十哩。绍兴城也有两位内地会的传教士在那儿工作，他们是范约翰大妇。宓道生和甘比治两人争论是否应在萧山设立据点，因此戴德生便陪同他们往萧山察看。在街头布道之后，他们终于找到一所合适的小房子作布道所。房东答应把屋租给他们，条件是这些外国人要穿着中国服装。他们决定萧山的开荒工作由倪义来夫妇负责。

    其时已经在杭州传教的有慕稼裂牧师（George Moule）。他是英行教会（CMS）的传教士，1858年来华，先在宁波工作，1864年才来到杭州。慕氏一家在教会史上颇负盛名。在伦敦时，戴德生曾经和慕稼裂的父亲慕亨利牧师（Rev Henry Moule）有书信往来，讨论罗马拼音版之宁波话新约圣经的翻译及出版事宜。慕亨利的三个儿子都毕业于剑侨大学，而且三人都追随父亲成为圣公会的牧师。除了大儿子慕稼裂外，二儿子慕雅德（Arrhur Moule）也在华传教。（译者按：慕雅德于1861年来华，在宁波传教，1876年调杭州。）幼儿慕仅理（Handley Moule）是位圣诗作者，后来成为杜林区（Durham）主教。在戴德生一行人众初抵杭州时，慕稼裂很热情欢迎他们，但现在他们的关系却闹得很不愉快。

    主要原因是慕稼裂和戴德生两人传教的风格和方法都迥然不同。宁波的英行教会有欧洲歌德式建筑的教堂，衣着和生活都和其他洋人一样；到了杭州之后，慕稼裂夫妇还是维持其西方的生活方式，对于内地会的年轻传教士穿着中国衣服招摇过市，很是不满。

    慕氏夫妇时常邀请一些内地会教士到他们家中用膳，倪义来便是其中的一个常客。他常发怨言，认为新巷一号里有许多不当之事。他不满戴德生处事的办法，甚至有时歪曲事实，随意捏造，慕稼裂夫妇则在旁倾听。当倪义来、史洪道及蔡文才一起到访，慕稼裂向他们发表意见，反对洋人穿着华服。他还表示两种顾虑：第一这样多的未婚男女同住在新巷，是相当危险的事；其次，戴德生和那些年轻妇女表现得大过熟识和亲蜜。他觉得有责任去维护传教士的形象，避免受到非议和损害。

    1月2日，倪义来和巴克敌从杭州前往萧山办妥租房子的手续。不久，倪义来师母（Eliza Nicol）和一位中国同伴也离开杭州到萧山去。得到卫养生的帮忙，倪义来把萧山房子的楼下改装成礼拜堂及会宾厅。1月25日，倪义来赶回杭州，请求丘先生同往萧山，并为新堂揭幕。

    倪义来返抵杭州时，大家都很惊异，因为他没有穿看中国服装。他改穿西装已经有一个星期了！虽然内地会曾经答应萧山房子的业主，房客都会穿着中式服装，但倪义来却不肯依从；他这样做，也违反当初在伦敦时和戴德生的协议。然而戴德生没有立刻采取行动，他不愿被情绪左右，而可能作出错误的决定。第二天，倪义来和丘先生就离开杭州，前在萧山去了。

    礼拜日，有很多人前来萧山的礼拜堂听道。星期一，倪义来和丘先生又到街头布道。倪义来一直穿着英国服装。当天傍晚八时三十分，倪氏夫妇和卫养生则在楼上写作，而丘先生和一个中国仆人正在楼下。丘先生突然看见外面灯火通红，来了很多的人，还有县官大老爷的轿子。丘先生立即上楼通知倪义来。当倪义来来到楼梯，县大老爷已在楼下了，另有五十多名官差侍立在礼拜堂中。倪氏向县官鞠躬，但这位官员却执着他的双肩，很粗鲁地对待他。

    过了一会，他似乎气平了，态度较为有礼。他坐下来，也示意倪义来坐下。倪氏听到有人细声说县官的古怪行径是因为喝醉了酒，倪义来于是吩咐仆人倒茶。

   「我不要喝」，县官说：「你以为我会喝洋鬼子的茶么？把另外那个英国人抓来！」

    卫养生把他和倪义来的英国护照拿出来，但县官看也不看，眼睛却不怀好意在倪太太伊莉莎的身上瞟来瞟去，口中说着风言风语。然后他要亲自检查屋内每一个房间，走动时还得靠人两边扶搀。到了楼上，他又坐下来问了一连串关于英国的问题，又大声说基督教是邪教，为官方所禁止。

    这时，房东慌张地来到，并把一张字条是给县官，可是县官摆出不屑一顾的样子。

    最后，县官下到楼下，指着丘先生，不由分说便吩咐衙卒：「给我打！」

    两名官差把丘先生按着，一个抓着他的辫子，另一个则抓着他的双脚。其他两个人则拿着藤鞭，猛力向丘先生的双腿抽打。倪义来夫妇和卫养生在旁看着，惊惶无措。官差打了六百藤，把丘先生双腿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跟着在他两边脸上再打一百藤。

    然后，县官对倪义来和卫养生说：「你们是否明天便搬出这房子？」

    倪义来点头答应。戴德生曾经指示他：遇到麻烦时，千万不可跟官府争论，应呈递当地英国领事处理。

    县官临走时，对倪义来夫妇、卫养生、丘先生等人说：「如果你们明天还留在这里，一概斩头。」

    黎明之前，丘先生与仆人匆匆离开萧山，先行返回杭州。他结结巴巴，好不容易才把事情的经过向戴德生说个明白。然后倪义来抵达，留下卫养生和伊莉莎在码头船中看守行李。

    倪义来复述时，气氛有点紧张。倪氏的语气，好象这件事与别人无关，应由他自行处理。但他最后还是问：「我应否到宁波去把事情报告领事？」

    戴德生说：「当然应该立刻通知领事，但报告书由我来写，因为我是内地会的监督。不过，在我还未以中国内地会的领袖身分参与这事之前，我得问你几句话：你是否承认我是你的领袖和主管？你是否是内地会的一员？内地会的其中一个基本原则，是否在不违背良心的情况下，一切由我作主？你为什么未跟我商量，便丢掉中国服装？为什么不遵守租约上的规定？

   「这宗事件对于本会实在有很重大的影响，虽然我此刻应该向你表示同情，但我必须得到你的答复，才报告领事。谁是这宗事件的受害者——个人或是整个差会？」

   「我承认你有权领导本会，。倪义来回答说：「但我想到很多事情，并在这事件中运用我的判断力。如果我的中国话讲得流利，我会改穿中国服装。但此刻我觉得穿着这些衣服很不舒服，而且全无安全感，外国服装却使我得到保护和尊敬。」

    萧山事件清楚地显示出：外国服装并无保护作用。

    他们去到码头，把伊莉莎及行李带回新巷大宅。戴德生也不催迫倪义来，只等着他那「舒服感觉」引导他改换装束。

    当戴德生感到倪义来已经完全明白过来后，他就写信给宁波的英国领事，把这事件作一个详细的报告。他在信上说：「为了恢复我们国家的声誉，为了保障天津条约给予我们的权利，我极希望钧座发出公报，使我们的国人及护照受到尊重，令那些提供我们合理服务的本地人也回复信心。」

戴德生在信里提到挽救国家声誉等等。但在一些通情达理的领事官员与中国官吏斡旋之后，他的经验告诉他，为了传教的好处，还是少用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为佳。因此，他以后再没有重提挽救国家声誉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