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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爱中华——戴德生传记》第二章 从阿罗本到郭实猎

(2009-02-09 17:22:31) 下一个





    基督教进入中国的历史,是由一段富传奇性的经历开始。主后431年,一个叫涅斯多留(Nestorius)的人被攻击为散播异端者,但到了第五世纪末。波斯一地愈来愈多人信仰他所传扬的教义,他的信众通称为涅斯多留派, 而且逐渐向东扩展。到了主后635年,属于涅斯多留派基督教的一名传教大阿罗本(A-lo-pen)抵达中国,来到大唐帝国的京城——长安。皇帝待他礼遇有加,而且学习基督教义,容许甚至下令让它在国内传播。

    涅斯多留派在中国称为景教,在华流传超过二百年。景教在中国建有很多教堂,深受佛教感染的中国人称之为寺庙,传教士的影响多在教堂之内,并不深入民间。

    主后845年,景教遭受逼迫。唐朝的皇帝反对寺庙和庄田,禁止佛教,解散寺院,命令僧侣还俗,影响遍及所有宗教,景教也受牵连。在以后的几百年里,信徒大大减少。到了987年,一位从中国返抵欧洲的传教士说,他在偌大的中华帝国之中,再找不到半点基督徒的踪迹。

    十三世纪时,蒙古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北部后,认为应当尊重各种宗教,所以涅斯多留派得以在中亚一带重新崛起,更在1275年忽必烈统治中国时,于北京设立了大主教。

    与此同时,马可勃罗(Marco Polo)也数访中国。首先是马可勃罗的叔叔从忽必烈处带回一度给罗马天主教皇的手谕,要求派遣博学之传教士赴华,「以公正不阿的论据,证明基督教之信仰超越了其他它教,比它们真实得多。」

    二十年来,这要求仍未受重视,其后才有教皇派遣大约翰(John Of Monte Corvino)赴华之举。大约翰约于1294年抵达北京,受到忽必烈的继承人帕木儿(Timur)热情款待。皇帝自己并未归入基督教,据说他是「拜偶象太久了」。大约翰建筑了一所教堂,声称他在1305年之前,已替超过六千名信徒受洗。为此教皇卡里门五世(Clement V)封他为大主教。但在1328年,大约翰逝世后,中国的教会又进入长达两个世纪的低沉时期。

    1557年,葡萄牙人在香港不远的澳门建立了据点。这个葡萄牙殖民地从此成为许多传教工作的跳板,包括著名的天主教耶稣会(Jesuits)传教士利玛窦(Matthew Ricci)。1600年,利玛窦抵达北京,透过他修理时钟及绘画地图的技巧,博得皇帝的称赞。利玛窦在北京十年,逐渐建立了一个为数二千人的教会,信徒包括一些著名氏族和杰出的知识分子。他也出版了一套中国教会礼仪守则及其它的基督教书籍。

    利玛窦跟后来许多的传教士一样,在华传教时,面对着一些难题:如何用中文辞汇解释基督教的真理?哪一些中国古代的习俗可以被基督教所接受?如果要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一定要减少它的异域特性——但说时容易做时难。经过许多学习和思考,利玛窦认为中国人有关敬拜孔子的礼仪和对家庭的观念,有其社会意义,华人基督徒可继续遵行。他相信中国基督徒最终可以自己定出持守或废弃的指标。

    继利玛窦之后,有德国籍耶稣会士汤若望(Johanne Adam Schall vonBell),他在1622年抵达北京。汤若望通晓天文学,能准确地预言日蚀、月蚀的时间,在皇宫的钦天监和历学馆中得到一份差事。那时基督徒的人数增加得很快,其中包括了皇帝的一位妃嫔和她的儿子。在大明帝国灭亡之后,汤若望幸保性命,而且得到满清皇朝的任用。

    在十七世纪中,除耶稣会外,还有天主教方济各会(Franciscans)及道明会(Dominicans)的传教士在华工作,也均有一些成绩。1674年罗马教廷设立了第一位中国主教。

    然而关于如何称呼神及哪些中国礼俗可被教会接纳等争论性的问题,却仍然存在,甚至后来使教廷和中国教会的关系恶化,产生磨擦。踏入十八世纪,对基督徒的逼迫增加了,教友大为减少,教堂也受到毁坏。到了十八世纪末,天主教在中国的基业几乎完全崩溃,只有少数勇敢的传教士仍在暗地里坚持和奋斗。

    戴德生的父亲应该常常提到第一位到华传教的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他在1807年9月乘一艘美国商船抵达广州。他初时差不多被迫在躲藏中过活,但到了1809年,他却被英国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聘任为「通事」(翻译),给他薪金,也给他安全和保护。他成为一位中国语文及哲学的专家,他说中国人的智慧是「神赐予任何族类中一件最大的礼物」。

    马礼逊在广州工作二十五年,这也是欧洲人唯一能踏足的中国土地。马礼逊认为中国人最需要的是基督,他努力不断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为的是更有效地向他们传讲福音。1814年,他为第一个中国信徒施洗;1819年,他完成了中文新旧约圣经的翻译工作;之后他又完成了第一部汉英字典。愈来愈多中国基督徒受洗加入教会,其中一位后来更受按为牧师,在华人当中传教。

    然而,当马礼逊在1834年逝世时(戴德生当时只有两岁),在中国传道的机会并不比他来时好得了多少。直至那时,只有三名来自欧洲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工作。负责印刷的麦都思教士(Walter Meshurst)在1817年来华,以中国装束在内地旅行,并分发福音小册;卫三畏(Wells Williams)在1833年抵华,他就是后来著述《中华帝国》(The Middle Kingdom)一书的历史家;还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医生伯驾(Peter Parker),他在广州开设了一家眼科医院,使一般中国人稍减对传教土的歧视。

    在戴德生的青年时期,已久闻一位传教士的大名、他就是荷兰传道会差派到中国传教的郭实猎(Gutzlaff),后来成为英国殖民地香港政府的翻译。郭实猎的书籍鼓舞了英国许许多多年轻基督徒的心灵,他在中国沿岸的种种传奇事迹,对于商人、海员及政客皆耳熟能详,令人津津乐道。郭实措有一个想法,就是训练中国基督徒到全国的十八个省份传教。 他成立了以中国基督徒为主的联会,协助推行分发圣经和教导圣经的工作。

    可惜郭实猎被他属下的华人信徒欺骗了,他机构里的人几乎全是骗子及吸食鸦片烟的瘾君子,他们所写的旅行布道日记都是虚报的,所呈递的受洗信徒名单也多是捏造的。当郭实措获悉这一切,他极之灰心失望;他虽然竭力重组一切,但新工作还未开始,他就郁郁而终了。

    中国人的仇外情绪是十分普遍的,除了广州外,外国人均不准到任何地方。纵使英国的基督徒为中国传教工作已经祈祷了将近半个世纪,但最后令中国的大门打开的,却是西方列强强加予中国政治和经济压力。中英鸦片战争之所以在1839年爆发,一方而是由于英国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坚持要向中国售卖印度鸦片,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对贸易关系的限制,以及对外人的不平待遇和敌视。

    1842年,鸦片战争终以签订南京条约结束了。英国人得到的利益包括:割让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开放;外国人享有治外法权;外国可以在各条约口岸设立领事馆,领事官员可和地方官平起平坐;英国人民可免受凌辱和限制等等。南京条约中没有提及宗教,但传教士当然和商人一样尽量利用这个机会。

    当然,传教土都讨厌战争,但他们相信神借此打开了中国的福音大门。然而后来基督教常为人诟病者,亦是由于它随着坚船利炮而进入中国。

    南京条约使英国的基督徒察觉到一个新时机已然来临,传教士可以到中国去,在条约口岸和租界里学习中文,甚至兴建房子、设立学校、开办医院和建立教堂。由于郭实猎的事迹和异象,以及涌现各种新机会,英国的商人筹办了一份鼓励海外传教的刊物,称为《海外布道杂志)(The Gleaner in the Missionary Field),从其于1850年3月创刊开始,戴德生的家庭即已订阅这份刊物。此外,戴德生又发现在伦敦有一个由不同宗派人士组成,名叫中国协会(Chinese Association )的组织,也在计划征召到中国去的传道人,和现存的差会加强合作,要把救恩传到未闻福音的中国内陆各个省份。

    戴德生写信给中国协会的秘书长皮尔士(George Pearse),要求协会提供资料,使他可以把协会及它向中国传道的工作介绍开去。

    他又听闻班土尼镇公理会的牧师有一本麦都思著的《中国的现在与将来》( China:Its State and Prospects),决定尝试借来阅读。

    「你要借这本书,当然不成问题,」牧师说:「但请问所为何由?」

    戴德生回答说:「神呼召我把生命献出了到中国传道」

    「那么你计划怎样到中国去呢?」

    「我不知道。但我想我会象初期犹太地的十二使徒和七十个门徒一样,没有杖,没有袋,没有粮,没有钱,出去时全然倚靠那供应的主 。」

    牧师把手轻轻放在戴德生的肩膊上,说:「啊,孩子,当你稍为长大一点,你就会变得聪明一些;这种想法在基督还在地上时是很好的,但现在可不同了。」

    许多年之后,戴德生回忆当年旧事,说道:「我现在已经长大多了,但并没有变得聪明一点。我只是愈来愈相信如果我们遵照主的指示,也完全相信他对初期使传所作的保证,那么这些指示和保证在昔日有效,今天也同样适合我们的时代。」

    麦都恩的书着重医疗传道的价值,所以戴德生决定集中于医学研究,作为到中国传教的准备。他也开始多作户外运动,又舍弃羽毛的床褥及其它舒服的享受,训练自己,准备迎接前面艰难的日子。

    他开始用心地学习中文。这当然不是件易事,一位早期的传教士曾经说过,这需要「铁打的身体、铜造的肺、橡木的头、钢的双手、鹰的眼睛、使徒的心、天使的记忆力,以及玛士撒拉的生命」才能成功。

    戴德生手头没有中文的文法书和字典,他只有一本中文官话的路加福音。他和表弟约翰一起学习。他们首先在英文本里找到一节经文,然后再找十来处不同的经文,若内中有一个词语是与第一节里的相同,他们便翻开中文圣经找寻第一节经文的所在,又找另一节有词语的经文;换句话说,他们是从英文词汇着手,学习中文词汇。他们把这些字汇及其意义写在纸条上,又从其它的句子中找出相同的词语,以作参考。并且把这些中文字汇用笔写在英文字典中,意思若不肯定,可先用铅笔记下,直至肯定后,才用钢笔写下来。

    这样,他们慢慢地掌握了一些常用的中文字。

    戴德生每天早上五时起床用功。他写信给戴贺美说:「如果我真要到中国去,我必须学习。我既然决定要去,现在只有努力作好准备。我打算温习拉丁文,学习希腊文和基本的希伯来文,以及一切的普通常识,请多为我祷告。」

    1849年圣诞,戴贺美返家度假,但她并非独自一人,和她一起来的是一位年轻活泼的少女,名字叫韦玛莉(Marianne Vaughan)她是哈拿姨母所办学校中的一位教师。韦玛莉的出现使戴德生很高兴。虽然戴德生全家都懂音乐和弹琴。但听韦玛莉的弹奏和独唱,真有如沐春风、如在天国之感!她是个极有吸引力的少女,而且对戴德生也很有好感。

    戴氏兄妹和韦玛莉时常到山顶骑马。在假期还未结束之前,戴德生感觉自己已沐浴在爱河中。就目前来看,戴德生并未有顾虑到韦玛莉对中国的兴趣并不浓厚。

    对于戴德生来说,1850年是困扰的一年。他清楚知道神呼召他到中国去,但怎样才可知道韦玛莉是否应该同行呢?与她分离却又是何等痛苦难受!戴贺美的建议是,如果他要带韦玛莉同往,最好是由一个庞大的差会差派出去。

    「对是对的」,戴德生说「但哪一个差会适合呢?」

    卫斯理会在中国没有宣教站。英国圣公会有一两个分会,但他又不属于圣公会的;浸信会及其他一些独立教会也有差派传教士到中国去,但他的观点和他们并不一样。至于中国协会,则经济拮据。

    「只有神是我唯一的希望,我不需要其它……」

    「你猜猜她知道我爱她吗?」戴德生写信问戴贺美。「或者,你认为她关心我吗?请坦白告诉我!」

    妹妹的回信(已然不存)使戴德生有点摸不着头脑 。「我不知道读过你的信多少遍了,尤其是最后一次读时,心中更夹杂了希望和恐惧,但我决定交托给主!」

    在父亲的药店工作五年,使戴德生成了配药方面的专家,但他希望自食其力,而且觉得要成为医生的助手,他更要在医学知识上求进步。

    他继续和中国协会的秘书长皮尔士通信,协会也慎重考虑派遣戴德生到中国的可行性。皮尔士认为协会可以先送戴德生到伦敦医院接受医学训练,作为到中国传教的准备。

    戴德生不能接受这个安排,因为他没有能力负担在伦敦的生活费。就在这时,荷尔(Hull)一位忙碌的医生——哈拿(Hannah)姨母的妹夫赫迪医生(Dr Robert Hardey)——正需要一个助手,戴德生就这样到了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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