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馬拉雅山的活石》谭嘉．普拉沙德

在我们教会所有的尼泊尔会员中，和我打交道比较多的人之一有谭嘉．普拉沙德(tanta Prasad)。当我们初来安普琵琶尔时，他是医院的助理建筑监督，其时医院正在施工中。像大多数尼泊尔人一样，他身材瘦小、黑发、肤色黝黑，在身体方面并无与同种人不同的特点。但他具有一个婆罗门人的典型特征——面孔狭长、尖鼻、尖下巴，当他看你时，你彷佛感到他不仅是看你，而是盯透了你。但盯的时间不会长。像身体的其他部分一样，他的两眼也转动不停。他紧张、激动，总在运动中——作为医院建筑监督，我想这是最理想的性格。 　　我们刚认识谭嘉．普拉沙德时，他还不是基督徒。他为人粗鲁、傲慢、自高自大、趾高气扬，有点达到粗野的程度。和他谈话，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只觉得仿佛爆豌豆的声音在耳中劈啪劈啪。那时我在医院半日工作，且不担任行政职务，难得和他见面，但只要听到他的声音，就知道他在附近：他总是在对工人们的工作挑剔这挑剔那，像尖叫的枪弹频频扫射，从医院的走廊这头一直扫射到那头。虽然工人们都比他年纪大，但都乐意容忍他的吆喝，因为他能读能写，而工人们大字不识；而且他是一个婆罗门，下等种姓的工人不得不敬畏他三分。在谭嘉的快嘴后面是一颗敏捷的心。他工作认真，严格要求自己跟要求别人一样。他负责监督四、五十号工人工作，他们都各有所长，在技术经验上超过他。然而他敏于学习，在医院建筑完成之时，他也学会了各样的工程。 　　在我们到达安普琵琶尔几个月之后，我才直接和谭嘉打交道。我们医院虽有一部发电机，向医院及职工住宅送电，但在我们家缺少一条引线和插座以便插用一些家用电器。因此，我商请谭嘉拉一条电线到室内某个方便又不显眼的地方，再装上电源插座。他对待给他工钱的外国传教人员一贯客气有礼，他说他乐意效劳，并说不必担心，明天准保装好。 　　第二天我去拉普西波特(Lapsibot)，在我们医院北部六小时路程，一个月去一次的乡村诊所之一。次日晚上回家，又累又饿，映入眼帘的第一桩新鲜东西是：在客厅主要墙壁中心吊下一条难看的米色粗电线，其末端离地一码高装上一个插座。这条电线肯定跟火线挂钩，难怪我一瞥见它就彷佛我的大脑两半球之间烧熔了保险丝而大冒“怒火”。我莫名其妙这条电线为什么使我那样倒胃口。我的审美感再也经受不起这样大的冲击，在这本来是牛粪合泥巴的墙上现在又多了这条电线来“锦上添花”。它在我人困马乏的时刻不啻雪上加霜。整个晚餐时间，我总不自觉地盯着这条倒霉的电线，老想要用什么合适的方式和这位高傲的建筑监督算这笔“帐”。 　　当我沉浸在这个问题时，突然心中闪出一个念头：基督就像这条电线正穿过人的生命，在线的末端是电源插座，在召唤人们插上这个插座。我似乎已经从插座拔出来了。这个“危机”很快度过，我从没有对谭嘉提过一句话。 　　医院建筑完工后，谭嘉继续留下来担任医院的维修职务，这时他已在技术上好好武装起来足以胜任工作，还能支援其他工作。例如，他在手术室帮助我做初期的一个肠堵塞病例，那次病人猝死在病床上。在前述玛雅的病例中，也是谭嘉一直自告奋勇拉呼吸袋，一直到她停止呼吸才罢——那次玛雅因吃了两罐杀臭虫的毒药而自杀身亡。 　　玛雅死后数星期，谭嘉通过我们医院内部电池运转的电话线打电话给我，请求马上去看他。他是从一个传教士的家里打的电话，语声为某种事而充满恐怖。他恳求我火速去。 　　我大吃一惊地发现他濒于歇斯底里的状态。他本来快速而神经质的动作大大地加剧；冒汗、抽搐、瞠目左顾右盼、精神错乱。这毫不足奇：原来半小时前，他吞进了半罐杀臭虫毒药——就是玛雅用以自杀的那种药水，但现在他感到后悔了。 　　一个在这样近的距离，长时间亲眼看着吃臭虫药的玛雅慢慢而可怕地死亡的谭嘉．普拉沙德，居然宁愿吞食同样的毒药自杀，这真使我茫然不解。我获知谭嘉因为没取得奖学金，不能深造上进而感到沮丧，似乎这难以成为采取这种行动的充分理由。 　　我们赶快将谭嘉送医院抢救，将他胃中的东西抽出来，为他注射颠茄碱(atropine)以抵消毒药的影响——这次，不像对付玛雅的自杀，我们已知道是臭虫药而胸有成竹地治疗，使他幸免于他孟浪行为的可怕后果。他只稍微中毒，几小时就康复了。 　　谭嘉愈后仍感心情不安，大大影响工作。终于离职而去别的城市试搞新的行业。在他离开不久，我们发现他曾经挪用某些医院的供应品、后来又听说，他陷入某种困境而逃到印度以免被捕。 　　自此以后，我们不知他的音信。几年过去了，我又遇见他，这时，他在加德满都传教团总部供应处工作。虽然经历不少挫折，总算未离正道，终于成了基督徒。在印度，他的生命受到最深刻的影响，他遇见了“运筹动员传教团”的一个队，这个队是一个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福音传教组织。这个队的领导人碰巧是一个尼泊尔的婆罗门，和他自己一个种姓。他邀请谭嘉参加他们的队伍。因此谭嘉和他的新同伴们在印度巡游了几个月，认识了基督教，了解了作为基督的门徒应该怎样生活。在谭嘉离开他们时，某种过程在他的心里作工，终于彻底地改变了他的生命。 　　谭嘉在加德满都工作得不错，终于在传教团中心服务处成了二把手。在工作岗位上表现得能干、勤勉而且忠实。并且他在加德满都一个教会也是一位信仰坚定的会员。他并在业余努力学习以获取斑中毕业文凭。有句名言：“行善必得好报”。这在他身上应验了。 　　但是，有一件事影响了谭嘉．普拉沙德的平衡：他想回到安普琵琶尔。他渴望重回到靠近医院的他的村子。他觉得对自己的乡亲，尤其是对他的父母有一种义务，他相信上帝正召唤他将在基督里获得的新生命与乡亲和父母共享。在他酝酿他的上述信念的同时，我们医院正发生职工短缺的危机。在短短的时间里，不少年长职工(包括传教士们)都离此地他去。我们急需补充采购员和维修监督两个空缺。我们认为能填补这两个空缺的任一个的唯一人选就是谭嘉．普拉沙德。我们认为他可同时兼顾这两个职务；即使他不能兼顾，总比两个职务都缺为佳，因为我们眼前实在找不到更好的选择。 　　我们愿望的最大阻力来自加德满都传教团总部。他们不愿意失掉这样一个可靠的工作者，虽然他们在加德满都比我们在安普琵琶尔较容易找到这样的职工。对我们有利的因素是：尼泊尔国王最近大张旗鼓地开展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号召有技能的青年人从城市回到乡村去，帮助自己的家乡发展。乘着这股运动的浪潮，我们催请传教团总部响应国王的号召，放谭嘉回到他的村子。终于，总部答应将他送回我们医院。 　　可是医院的其他职工并不热情欢迎谭嘉回来。他们还记得谭嘉过去的为人，而且他们很快就注意到，谭嘉的人品和脾性改变很少——似乎他们希望一个生苹果能熟成一个桃子。因此谭嘉在回到医院后遇到欠缺礼貌的接待，这使他感到颇为泄气。 　　更坏的遭遇是在自己的村子，尤其是自己的家族。由于闻知他成了基督徒，他的婆罗门种姓只有加重他的罪过。他父亲的心被对儿子的爱和对婆罗门村民们的要求而撕成两半，婆罗门种姓的人要求他断绝父子关系把他赶出村外。最后婆罗门种姓胜利了。谭嘉好不容易在五年多后回到家乡，却被含泪的父亲驱逐出村外家外，被迫在医院附近找一间小屋居住。 　　谭嘉早已对这样的处境作好准备。通过阅读圣经和其他基督徒的见证，他知道信基督教必然招致本身的苦难和可能的迫害。起先，他似乎被苦难所激励，相信上帝正喜爱他，赐以如此良机来为信仰受苦。他把大部份业余时间都花在劝说他旧日的朋友们：基督才是所有尼泊尔人的归宿，基督教不是一种外国的宗教，而发源于亚洲，既为亚洲人，又同样为西方人所信仰的宗教。然而，他的努力只为他树立更多的敌人，部分归咎于他急躁的态度。终于，他对此灰心，不再与他的乡区公开对立，而专诚为医院服务，为教会团契事奉。 　　乡人对谭嘉的敌对暂时缓和，似乎他的苦难已告结束。但几个月后，苦难又再次降临。这次，我发现我自己也卷入旋涡。 　　一天，没有任何预兆，当我一走出手术室就发现整个门诊区挤满了激动的群众，一边推挤，一边尖叫。门诊的工作完全停顿了，每个人都到我的诊室来看里面搞的什么。我听见有人在喝问：“医生在哪里？医生在哪里？”靠近我身边的人指着我说：“他在这里。他在这里。”人们就互相推挤，向我挤来。 　　当我走向诊室时，我觉察群众以令人毛骨悚然的好奇心盯着我；当我走近诊室时，他们似乎更怒不可遏。我到底干了什么使他们激怒成这样？我从这七嘴八舌的喧嚷中听不出一点端倪，因为每个人都在同时叱喝。但不要多久我就弄明白了。我推开人群走进诊室，见谭嘉和一个警察在那儿。愤怒的尼泊尔人挤进每一个可能站人的空间。我注意到，那个X光透视员，谭嘉的主要对头之一，站在角落里轻蔑地微笑。终于，我看到了这场混乱的动因：在我的诊床上躺着一个年轻的妇女，衣服紧裹，面无人色。我心想：啊，上帝，她是个死人。于是，我望着谭嘉大声问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谭嘉说：“我们被捕了。”我问：“谁被捕了？”“你和我。”“为了什么？”“说我俩共谋，谋害了我老婆。”他的妻子？是的，我记起他在村子里有一个妻子。但是自从知道他已改信基督教，她就回了娘家而和他断了往来。而我更与他的妻子毫无关系，甚至不认识她。 　　一件谋杀案！我再瞥一眼这个女人。她看起来真的死了；看不出一点动作，甚至一点颤抖。她僵直地躺着，脸色蜡黄，毫无血色。但当我紧紧盯着她，想看出她是否有点抽搐或闪动时，我感知到她正在呼吸。我感到血涌上我的脸。至少，这不是谋杀——不管怎样不能定案。一个穿破背心腰缠白布的矮个子上前来指着我对警察说：“先生，就是他。他毒死了她。自从她走出医院，就成了这个样子？”他在这句话的末尾加了一个“感叹号”，并对着我的脚吐了一口痰。 　　谭嘉悄悄对我说：“他就是我的岳父。我妻子两天前到医院来，你给了她药。他们说那是毒药，是我请你为我毒死她的。你到底给了她药没有？”我说：“在未查看病例卡以前，我怎么能确定是否我给了她药呢？你能确定我看过她的病吗？” 　　他说：“他们咬定你看的病傍的药。”我感到恼火：也许她拿了十倍于应给的药或别的处方，点错了一位小数点。药剂师常常犯这种错误，而怪到我们处方医生的头上来。或者，也许是这妇人对药物有过敏反应。 　　她父亲恶意地对我皱眉怒视。他是个难对付的古怪老头，胡子未筛，从肮脏压扁的帽子下伸出蓬乱的头发。跟他一起的人也怒目而视，一个赛过一个地对我表示敌视。其中大多数是躺在诊床上的妇人的亲属，外加谭嘉的敌人们。 　　警察转向我问道：“医生，两天前你给这位病人看过病吗？”我一点也记不起来。她可能是那天我看过的五十几个病人中的一个。我回答说：“让我查看她的病例卡。在未查卡以前，我不能断言什么。”我到处找诊室助手西达(Sita)，我喊叫：“西达，西达。”正当我急需她时她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从挤在门边的人群中传来了这样高嗓门的回应。西达说：“我正找来了病例卡。”她老是在我前面六步远站着。 　　不错，谭嘉的妻子的确在两天前来院看病，而且看她病的正是我。我一看病例卡就放心了：我只开了打虫药(肚肠寄生虫)，这是医院最普通最安全的处方。而我开的剂量也正确。病例卡上写着：她有轻微腹痛，体检正常。大便检查结果有蛔虫。 　　谭嘉从我肩后将病例念给我听。我说：“这事有点蹊跷。”他同意：“我也这样想，有人在陷害我们。” 　　他说得对。他对躺在诊床上半死的妇人毫无责任。纵使不是我医生的过错，还不能排除药剂师方面的错误。此外，这些人可能会说他们要说的任何话。他们可能会说我开的打虫药是为了掩盖我实际给的毒药。我自问无错，但怎样才能说服他人……例如警察，或者还有其他的什么人。 　　每个人似乎都在等待下一步怎么办，既然我已查看了病例卡。谭嘉建议我最好至少检查一下这个病人。也许她需要治疗一下。 　　这是一个很合理的建议。我已经忘了我是这病案的医生。我告诉警察，只有把群众请出诊室外，我才能对病人进行检查。我坚持所有的人必须出去，只能留下西达、谭嘉、她父亲，当然还有那位警察。 　　我叫西达为这位少妇脱下衣服，她父亲和谭嘉必须协助，因为她躺在那里不能动弹。三人忙乎好一阵，才算脱下她的衣服。我于是慢慢而故意地从头检查到脚。我发现她没病，只是一时昏迷。仅仅发现两处异常病症：呼吸缓慢，血压偏低。但这两者也是在正常低限度之内。在这段期间我的疑虑不断加深。她的整个情况难以解释，我从未见过如此昏迷的人而竟然没有伴随其他症状。突然我产生一个想法：这病人是歇斯底里类型。为证实这一点，我稍稍摇动她。并无反应，我就开始戳她、捅她、夹她，并向她大声叫喊，叫她起身，发现她有所动作，没有什么不正常。但她仍然躺着。她父亲发脾气，说我在撒谎，叫我最好停止捶打他女儿，否则，他要连同这方面提出控告。 　　自然，歇斯底里病人通常对捅夹不反应……我早知道这点，但我仍然对她不加反应感到有点失望。也许她不是歇斯底里，也许我猜错了。然而，假如连我自己都不信服，我又怎样说服别人呢？ 　　谭嘉越来越不安。正在此时，我计上心来，决定和他们摊牌，哪怕自己冒险。这是一场赌博，但假如它起作用而证明我没错，我们可以省掉大大的麻烦。我不致在警察局待上一夜或一星期。谭嘉当然希望避开比我更大的麻烦，他可能要遭受更加恶劣的待遇。 　　我极力摆出专家的神气，对警察一本正经地断言：“她在欺诈，她在装假。这整个是在演戏。”然后，我朝着她父亲，更加火上加油郑重其辞：“就是你编造这场把戏。你来这里把什么都捣乱了，搅乱了医院的工作，给基督徒和外国友人找麻烦，他们来是为你们国家服务的。你们所编造的控告纯属谎言。你故意要你的女儿来扮演整个角色。这是我一生中所遇见的最肮脏的讹诈。就是你本人应该进监狱！” 　　我的这场表演即使够不上“奥斯卡”奖，也明显地够这个警察受的。他看看我，又看看那少妇，又看看她父亲，最后转向我，向我道歉：“医生，今天我们给你招来大大的不便，谢谢你在这个案子上的协助。这事与你无关，你用不着和我们上警察局。但我必须将她丈夫带去，我们还未能与他了结。”这是历来的惯例：尼泊尔基督徒在任何麻烦中首当其冲，而外国人则获得道歉。 　　这位少妇一直躺在那里如同僵尸。我示意西达为她穿好衣服。当然，穿衣服比脱衣服花了加倍的时间。我利用这个过程，侦察出病人一些自动的动作，似乎她也为这场把戏弄烦了，想用些合作的动作来加速结束这场戏。但我尚不能确定，也许当三人和西达为她穿衣而摆弄来摆弄去的时候，她可能有所扭动，而我可能没看到。 　　我们叫来抬椅，把病人扶上去。愠怒的这伙人走出门外，谭嘉和警察尾随在后。当他们走出时，我掐了掐谭嘉的胳膊，说：“教会今夜将为你祷告。” 　　他微笑，仅仅说了句：“她会怎样？”望着抬椅，他又说：“她还是那样，他们仍会说我毒害她。认为她死了？认为你说他们演把戏是错的？” 　　轮到我微笑了，说：“她不会死。”我只来得及说这一句，他就走出门了。 　　我们不敢浪费时间，回诊室诊视常规来院的病人，他们被刚才那场骚乱耽搁在一旁。这时是下午看病时间的中央。刚才那场闹剧足足拖延了一小时。 　　第二天医院正常时间，谭嘉回来上班。一听到他回来，我即来看他。他咧着嘴笑，回答我询问的脸色说：“我老婆一到警察局就醒过来了。警察十分讨厌这事，结果罚了她父亲三百卢比，为的他影响治安。我从未见过他这样发狂。” 　　我说：“以后要再搞这类勾当，他们不得不再三思量。”他点头称是：“是的，也许他们终会明白上帝总归在我们这边。” 　　我衷心希望自此之后谭嘉会事事如意，但事与愿违，他不但在村里有许多敌人，在医院职工中也如此。他们不愿放过任一找他麻烦的机会。最糟的是，连他自己的基督徒姊妹弟兄中(包括传教士)对他也冷冰冰的。 　　在共产党领导的多月骚乱中，谭嘉遭受了他最大的考验。他成了学生暴徒的特号靶子，这些暴徒常来打扰我们。谭嘉是暴徒们在医院显示其力量的主要斗争对象：当时，谭嘉正担任采购员的职务，人们诬告他欺骗轿(挑)夫们。学生们就来医院主持他们的所谓“公义”。俗话说：“为基督死比为基督活还容易。”那些日子，谭嘉差不多尝尽这种考验的苦头。 　　至于为基督而活着受苦，谭嘉比大多数传教士都体验得多——尤其对于我这个传教士而言确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