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馬拉雅山的活石》七、磨炼中的基督徒

前些时，我邀请一对教士夫妇和两位单身女教士来家吃晚饭，他们都是我们安普琵琶尔传教队的成员。辛西亚特为准备丰盛的饮食。值此良夜，当衣着整洁保养良好的客人进屋时，在客人身后暗处闪出第五个人影。与教士们相比，他瘦骨伶仃，站在十一月的寒气中，哆哆嗦嗦，双臂紧抱胸前以保暖驱寒，唯一蔽体的衣物是一件短袖单衫和一条短裤。 　　这就是十九岁的莫汉(Mohan)，他刚从他的村子走了一个小时来此参加星期五晚上尼泊尔人教会的团契会，团契会在一个医院职工的家中举行。当莫汉想跟着客人溜进屋时，我挡住了他。我知道他是想在查经前在这里混一顿吃的。而且我也知道他再无别处可得一饱。但是我仍决心把他拒之门外——尽管明知我们晚餐肯定很有富余。 　　莫汉该晚及次晨皆未进食，但他仍留下参加星期六的礼拜，持续三小时，之后才回家，饥肠辘辘，仍兴高采烈。星期二晚上还来参加查经班。他就是这样做的。 　　莫汉显然是一个慕道友，他热衷每次福音活动而且提出要受洗。他一贫如洗，一家六个兄弟姐妹，在家中难得温饱。过去在类似那晚的情况下，我们都会慷慨供食；但后来开始注意到：莫汉跟我们外国传教士相处的时间多于与本地基督徒相处的时间。 　　我们曾告诉他：“你来这里应指望得到上帝的道，而不是为了饮食。你必须吃饱了才来，或自己带饮食来。” 　　他回答：“我不单是为饮食来，更需要找个工作，但也不是只为这而来。我家和邻居们问我，来了可得什么好处？我告诉他们，我来是为了找上帝，接受圣灵，做主的门徒。假如我来此就为衣食和工作，他们怎样知道我来此的真实目的呢？”不错，莫汉虽然这样说，他自己是否真的明白所求的应该是上帝的道呢？有的人对物质的贪求超过我们想像的强烈，它渗透一些穷苦人的意识。我们怎样才能维护这株新受圣灵浇灌的树苗免遭荆棘窒息，而同时又能完成给穷人提供生活必需的基本义务呢？ 　　这是个左右为难的问题：在穷国工作的富裕的传教士需要回避这个难题，而将它交给本国基督教会的基督徒处理，后者比外国教士能更好地了解慕道者的动机。再者，尼泊尔政府对于人民根据任何理由信仰基督教都皱眉头，更何况为了贪图物质利益。如不注意这点，我们不仅会冒险产生“挣米饭的基督徒”，而且还会冒被驱逐出境的危险。 　　因此，我们只好坚拒给予莫汉任何物质资助。每次他来，我们就介绍他经常和尼泊尔本地基督徒接触，例如蒂卡．拉姆(Tika Ram)。蒂卡是我们医院的领导人之一，而且在许多场合，显出他对人的辨别力，例如在处理莫汉这类人的问题上。 　　根据尼泊尔的生活标准，蒂卡．拉姆不算穷，出身于高种姓(阶级)家庭，他从另一条途径认识到做基督徒的代价。他的家庭最初不反对他信基督教，但当人们明白信基督教就意味着不再信仰印度教时，就大为光火。一年前，由于蒂卡．拉姆在印度教主要节日“达赛”不回家参加，使得家庭和村民们对他大为不满。他们对他凌辱责骂，设法阻止他来医院工作。又过些时，他父亲派人到医院附近他的住屋内把他的私人财物(包括床铺)都拿走了，想逼他回家去住，以便更容易劝阻他信这个外国教。但本地的基督徒支援蒂卡，向他提供日常所需，从而挫败了他父亲的逼迫。于是他父亲就威胁要剥夺他的继承权。到现在又过了一年，家庭和村子的逼迫还未停止。 　　再找不到比蒂卡．拉姆更合适的人去教育莫汉：做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怎样实行这句话：“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太 10:37)；再找不到比蒂卡．拉姆更合适的人去告诉莫汉：“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太 6:33) 　　不久，莫汉就不到我们传教队来了。我们感到有些纳闷。但是想到这样更好些，因为他一定和本地的基督徒的关系搞好了，本地教会不会有多少物质利益给他，这样他对信仰基督教的动机可以纯正了。然而，不久他停止参加任何宗教活动。一天，我问蒂卡．拉姆，莫汉发生了什么事。 　　蒂卡．拉姆回答：“莫汉并不真要信主，他是装假的。”莫汉终于坦白承认，是他父母怂恿他到安普琵琶尔，装出要信教的样子，以便在传教队谋得一职。这其实是司空见惯的事，不过莫汉稍为与众不同，他坦白承认他的两面性。 　　当然，又有谁怀着完全纯正的动机来到神面前呢？大多数审查人都相信提出信教的人是真诚的；如果由于这些慕道友与基督徒合作而获得某些暂时的好处，这样更好！既然这些审查者相信他们是真诚的，我们传教队又有谁怀疑他们呢？如果由于我们心肠硬把神所召唤的人赶走了，那就是我们的大错了。 　　传教队如果没有任何物质利益提供任何人，则传教工作确实简单多了。传教的理论大师们常极言要“空着手”去传道。好呀，这样可能适用于好些地方，但在尼泊尔很难行得通。我们传教队之所以为他们所欢迎，乃是由于我们除了传教之外，还可贡献以下的一些服务：例如医疗、教育、工作机会、奖学金、沼气厂 (Manure 　　gas plants)等。所以，不管怎样，在尼泊尔不可能回避像莫汉这类人的问题。 　　我们唯一的信条是公正而谨慎地施与优惠。事实上，我们不得不稍微“歧视”一下对基督教有兴趣的人们。例如，假如有两个年轻人条件相同都合格，其中一人开始参加查经班，另一人未参加查经班，我们只能让后者工作，而忍痛将前者割爱。因为如果不这样，我们必遭攻击，埋怨我们以工作机会为诱饵引人信教，这种攻击很难反驳。即使对那些已是基督徒的本地人，我们在进行我们的行政工作中，也特别注意不能对他们稍有偏袒——这使得我们的本地教友对我们的这种苛待很难想得通。这不仅是一个谁获得工作机会的问题。尼泊尔的基督徒理应质问我们：你们这所医院到底是不是一所基督教医院？你们要不要基督徒处于领导职位？一个基督教传教队需要对这两个问题作肯定的回答，而同时不管怎样不能对基督徒有所偏袒。 　　除了避免偏袒这个理由外，我们还有更重要的理由对给予基督徒福利时要特别严格：因为这可能使他容易在属世的生活中陷于软弱而遭腐蚀。 　　不止一次，我们曾经看到一个生气蓬勃的年轻基督徒由于好心的外国人的慷慨施与而偏离了正道；不止一次，这个外国人正是我自己。 　　不管我们在给予工作机会时如何尽量保持公正不偏，我们医院的基督徒人数只有不成比例的10%。所以如此的理由很充分。有些人是在医院工作多年才成为基督徒，另一些人虽在受雇前就是基督徒，但他们的受雇条件远较一般人优异。极少数的基督徒是由别的单位调转来的。 　　然而当我们考察一下尼泊尔本地教会的会员时，问题就来了：几乎所有地方教会的成员或者被传教队雇佣，或者与传教队有关系。所以人们将责备：我们不仅有 “挣米饭”的基督徒，而且有“挣米饭”的教会！这种责备容易反驳。我们究竟是在尼泊尔，这里相对而言只有极少数的“挣米饭”的基督徒。基督徒在这个国家所忍受的苦难是这样高的代价，足以支付任何一种“米饭”。但是在我们周围的印度教徒的眼里，本地教会只不过是传教队的监护所，其本身没有独立的生命。尼泊尔本地教会被他们视为机会主义者，或者更坏一点，是像莫汉那样的骗子。 　　直到这些本地基督徒真为自己的信仰而心甘情愿地受苦时，他们才不再被认为是机会主义者或骗子。只有在那时，印度教徒们才认为本地基督徒的信仰是真诚的。事实证明：那些受苦难而仍能站稳脚跟的基督徒受到印度教社区群众的尊敬；基督教忽然变得有吸引力有威信了。 　　在初期的传教队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全是传教队雇员的教会。在传教队到达前，安普琵琶尔根本没有教会。不可避免地那些被吸引到基督教的人们必然和传教队有关系。在另一方面，这也是真实的：在一个大的传教队无限期的荫蔽下的本地教会将难以建立其自己的坚强独立的领导。在安普琵琶尔，我们曾亲眼看到一个生机盎然的本地基督徒领导的教会逐渐脱颖而出；这个过程是由传教队的决心所促成：传教队留在后台，撒手让本地教会去干工作。 　　我们在安普琵琶尔的经验曾特别注意到：在尼泊尔这样的国家内建立传教机构时内在的某些问题，特别是在一些机构中那种阻碍本地教会独立发展的倾向。某些传教“战略家”主张干脆不要建立任何传教机构(如传教队)，不要以“管理者”(managers)身份而是以“仆人”(servants)身份进入一个国家，同该国本地人一起在他们自己的宗教机构中工作。这种作法具有优点。 　　然而，当美国联合传教团(The United Mission)初次被邀请来尼泊尔时，这里只有极少数本国基督教机构。再者，传教团的目的是“针对人民的需要办事”，为此目的，传教团建立了相应的机构。自然这些机构理应是“基督教”的机构，由基督徒管理和指导。一个机构仅仅因为里面的工作人员为“基督徒”，因而就算作“基督教”的。 　　然而，尼泊尔今天的形势变化迅速。在保健、教育和经济发展方面有政府自己成立的机构和工作。在这方面对外国人的需要越来越少。因此，外国传教人员连同尼泊尔本地基督徒开始共同为政府的上述发展计划服务。进一步，所有在尼泊尔工作的外国传教人士获悉：政府将要逐步接管他们原设的一些机构，把这个过程委婉地称之为“尼泊尔化”。 　　实际上，联合传教团积极参与了这个过程，多年来，它一直招雇并培训适当的尼泊尔人，使其能在上述机构中胜任领导职务。但“尼泊尔化”一旦实施，“基督徒”的机构将不可避免地消失。于是，在尼泊尔的外国人基督徒和本地人基督徒都需要为这一天作准备，其时，他们都同为政府或其他非教会组织工作。这将有一段进一步试验时期：离开我们原来的“基督教”的“复合机构”而独立工作总是不容易的事。 　　安普琵琶尔教会的成立应归功于初期传教队所建立的机构。实际上，在安普琵琶尔第一批信基督教的人是在初建的医务所被治好的病人，远在医院正式成立之前。例如，迪尔．库玛尔(Dil 　　Kumar)，他初识传教队是在他因肺病重得快死而送进医务所的那一天。当时他两边的肺叶都因感染急剧恶化，即使躺在床上也喘个不停。他立即获得治疗，几个月中徘徊在死亡边缘。几次肺衰竭，差点当场死亡；另外几次，他咳血过多，差点死于失血。几经抢救，仍继续恶化。从医疗上讲，他已无望。 　　我们医生们在治疗严重病人时，对病人常产生一种感觉，感到他很难熬得过去。我们的这种感觉自然并不总是对的，就有极少数的这种重病人，治他的医生已束手无策，却终于活了过来。在极稀有的病例中，我们眼看病人越来越濒临绝境，死亡只是几秒钟的事，但是找不出明显理由，他们忽然苏醒过来而走向康复。 　　迪尔．库玛尔就是这样一个病人。看护他的人，包括海仑医生，只有把他的治疗交给神来处理。迪尔自己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由于他与死亡擦身而过，得到康复，他信了神，成为一个基督徒。这件事在村子中引起相当大的震动，因为迪尔是社区中有影响受尊敬的人。最初，村民们对此并不在意——他们原以为基督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后来对迪尔奇迹般的康复感到稀奇；他们甚至同迪尔一起相信他是神力治好的；而且认为迪尔一定要把神称为“基督”，这也无妨。 　　不久，迪尔的父亲亡故，家人要他回去参加印度教式的葬礼，迪尔拒绝了。这可惹怒了家人和社区群众。从来没人敢拒绝参加这样的大礼，特别是父亲的葬礼。但迪尔坚持己见，于是，突然之间，他以前的朋友、乡亲、家人才理解迪尔的新宗教信仰可不是闹着玩的；的确，它是和他们自己最坚定的信仰水火不相容的。 　　愤怒的村民们开始报复迪尔，他成了嘲弄的对像，人人都攻击他。他丧失了土地、继承权、朋友和在社区里的地位。他成了公敌、丢脸的人、甚至罪犯。只有他的妻子和他站在一起。事实上，她比他更早信主，她在看护他而康复的过程中，和他分享了基督的信仰。 　　他丧失了一切，无一物可以为生，又弱得不能作体力劳动，只好在传教队办的医务所里充任一职。他不识药物的英文名字，但他能数药丸包在旧杂志中发给病人。渐渐地，当其体力复原，被给予更多的工作。不久，干起收钱的工作。他的英语也有进步。几年以后，当安普琵琶尔医院成立时，他成了第一个出纳员。 　　过了几个月，村民们见迪尔并未被他们的责骂所屈服，而是安之若素，他们慢慢地改变了态度，开始把他看作真被神感动的人，一个有勇气坚持自己信仰的人。一点一点地，他们的怒气被勉强的尊敬所代替，终于，他的敌人们转而对他友好而敬重。 　　多少年来，迪尔是安普琵琶尔的基督徒中唯一的男性，处境颇为孤单。他忍受住了。慢慢一个一个地在他的周围建立起一个尼泊尔信徒的聚会小组。这时传教队也对他越来越信任，不仅只让他担任出纳员的工作。他的判断能力和对本地事物的了解，在传教队应付的许多危机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当我和辛西亚来到安普琵琶尔时，迪尔不仅是公认的教会领导人，而且是我们传教队可信赖的主要顾问。 　　在我的尼泊尔早期生涯中，有一次我差点把一只母牛(印度教人认为是圣畜)弄死了，幸好迪尔在那里，就是他比任何人都得力，帮我将愤怒的群众安定下来，他向群众再三解释说：外国传教士不是一般人，他们常常哑不能言。若不是他的这番帮助，我在安普琵琶尔的生涯早已突然不体面地结束了。 　　其他本地人，例如名叫鲁德拉(Rudra)的，跟传教队的关系更加微妙。鲁德拉，好独立思考，他在村子里常因搞革新而激起群众的争议：诸如新庄稼、新肥料、新灌溉法等。一些村民认为他是革新家，其他人则称他为怪人或疯子。当他的改革成功时，村民们变得忌妒，并破坏他的努力，将他的新产品偷走，或将他灌渠里的水分流引到他们自己的田里；他们让自己的牲口吃他的白菜和果树苗，而当有人的山羊因吃了新洒农药的树叶而死时，村子里就认为应该由鲁德拉负责，并要他赔偿死了的羊。 　　鲁德拉不限于农业方面的独立思考和改革，在上中学时，他曾从教会中学老师处知道有关基督教的事。他听到的东西，仍保留在记忆中。他对印度教在村中的所作所为感到失望，觉得它只是进步的障碍。为了切望多了解一些基督教，他来到安普琵琶尔希望借到一本关于基督教的书，或许能见到一位传教士。 　　他来时是一个工作日(非星期天)，走进了华尔．柯莱特(Val Collet)的社区保健室。虽然她很忙，仍抽出几分钟和他谈了谈，并借给他一本圣经回家读。她设想他星期六会来参加礼拜，礼拜后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他交谈。 　　鲁德拉星期六果然来做礼拜，但是没人有时间和他谈话。传教队以为那天我会和他交谈，因为按计划，迪尔和亚伯拉罕不在时，应该由我留下接谈。但碰巧那天辛西亚和我都有客人来家，我和鲁德拉只谈了几分钟，就向他道歉因有事没空多谈，希望下星期同样时间能高兴地和他再谈(因为从他的村子到教堂只不过走两小时就够了)。这样恐很难被人指责我们在“推销”“宗教”吧！ 　　下星期鲁德拉未来教堂。但刚巧在晚饭前，他和他的一位朋友出现在我家门前。这颇为尴尬，因为我们已邀请了一些客人来家聚餐。我最多只能陪他们坐下谈到饭前为止。我说我原来期待他们早来一点，现在抱歉只能陪谈很短时间。他们仍很感谢并说给任何一点时间谈谈都无妨。虽然他未表示不满，他们一定很不了解：因为我们的每件事都得事先安排进计划，他们不得不推迟长谈时间。可以肯定，任何一位如果走了两小时的路到(他们的)村子访问，绝不会得到像他们在我们这里所受到的“冷”遇。 　　我们之间进行了一番友好的谈话。我对两位年轻人的印像不错。他们似乎对基督教兴趣真纯。鲁德拉说他已读过华尔借给他的圣经，为了表明这点，对某些困难经节，他提出不少问题问我。我不认识他带来的朋友，但鲁德拉的确似乎不是来骗取职位。他家境不错，为了进行各种农业改革，他有许多工作够他忙的。他也不是为了要进学校，所以也不需求取奖学金。他花了两小时走路来我家，却只谈了三十分钟基督教，准备当晚走回去，可能天黑以前才能到家。假如有人不抱任何别有用心的动机来询问基督教，肯定就是鲁德拉。他偕来的朋友可能也和他一样。鲁德拉说：“我愿意你能教我们圣经，你能给我们开课吗？” 　　我邀请他们参加星期二晚上的查经班，并告诉他们，如有需要可帮助解决住宿问题。我不想把饮食也包括在内，以免有“引诱”之嫌。他们表示愿意参加，高兴地告别而去。果然，两天后，他们来了，在附近的茶馆吃了饭后就来参加查经班。那晚查经班有十一个年轻人，一齐谈到深夜，这是一段生动活泼而富有启发性的时间。我高兴地看到这两个新来者对此感到兴趣受到启发，他们在查经班的启发下稳步前进，以便赶上我们。在查经结束前已是半夜了。我还得为鲁德拉和他的朋友安排住处。海仑医生一楼的招待室还空着，因而就把他们安顿在那里。海仑住在二楼，有另一进口。 　　我对两位年轻人道晚安后，将锁挂在门扣上锁了，而将钥匙放在我兜里带走。我说：“明早我来锁门，你们出去时，记得把门带上。”我知道他们一天亮就得动身离去，这样就不必担心把钥匙送至何处。 　　谁知鲁德拉和他朋友并不立刻上床安寝，而是先去病房看望碰巧在这里住院的一个亲戚。由于该亲戚正睡着，他们就在护士室坐了一会儿，和这位新认识的护士小姐聊上了天。也是事有凑巧，海仑医生由于记起有关一个病人的事要过问一下，刚好此刻进来。她发现两位年轻男士待在护士室聊天，敏感地怕弄出什么丑事来。不知这两个年轻人是谁，而只往坏处想，不管青红皂白，她叫他俩立刻出去，没事不能在半夜三更在这里和年轻妇女私谈什么。鲁德拉两人畏怯地退到他那睡着的亲戚床边。 　　与此同时，海仑回房上床睡觉。刚入睡，就被楼下招待室的门在风中砰砰的撞击声弄醒；她想可能有小偷企图撬门。但发现门是开着的，门扣锁了一把锁，她就回房里拿来另一把锁把门锁上，才回房睡去了。 　　等鲁德拉二人再回到招待室睡觉时，天下雨了，但奇怪门为何锁了，两人纳闷议论一番，决定回我家拿回钥匙。我不免有点光火，面露愠色；但听到他俩嗫嚅窘态，又听见雨打着锡箔屋顶，我想可能是风大碰锁上门了，也不怪他们，将钥匙给了他们，我掉头去睡了。这把钥匙开不开锁，原来海仑已换上了另一把锁。他们不好意思再来打扰我，不得已回到医院，在祷告室外水泥地上混了下半夜。 　　这就是我们对这两位客人的过夜“招待”。第二天，当我弄清楚昨夜发生的事，我担心今后这二位一定气得不来查经班或任何聚会了。那晚我们可慢待了这两位贵客。 　　其实，不必杞人忧天。下星期六他们来参加了礼拜，接着又参加了星期二的查经，一直继续下去，使他们感到这新的宗教正中下怀，不断前进，而终于成了教会的正式成员。在以后的一些年，我们和鲁德拉的朋友失掉联系，但是鲁德拉则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始终一贯的基督徒，一个他们村子中的新型的革新者。他虽未遭到像迪尔．库玛尔所受的逼迫，但也不得不忍受妒忌的邻人们的日常打扰。更糟的是，他们仍然偷窃他的庄稼，恬不知耻地认为收获别人的劳动果实比自己劳动省劲得多。 　　这些土生土长的教会一个接一个地发展起来。我们的团契很少“平常”(ordinary)的人。例如，有这样的人，他那害过麻疯的脚使他不能从事日常劳动和走远路，但他可以充当守夜人守望医院外的场地，在当值的夜里，我们可听到他对自己朗读圣经，或高唱尼泊尔文圣诗。有这样的人，过去的酗酒者，现在成了教会最有力的发言人，就在他受洗两日以后，在医院的一次聚会上，畅谈自己的宗教信仰的见证，力劝每个人戒酒。这是一次震撼人心的开端。 　　还有类似上述二人的许多例子，他们用亲身见证现身说法；通过各色各样人物的见证，神在尼泊尔群山中建立起自己的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