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马拉雅山的活石》二、兔唇与白内障

麻疯是尼泊尔山区的主要保健问题，这从来院病人的症状中可见一斑：白斑、红肿块、手足瘫痪、手指脱落、脓疮（真可怕的脓疮！）----这不过是部分麻疯并发症状。有一个从邻近西藏边境来看病的十七岁少女，她走了十天才到达，这个距离对一个健康人来说，只要五天就够了。她为何走得这样慢，只要看她脱下牛皮靴露出的一双烂脚就明白了。她双脚长满烂疮，肌肉已被第二度感染烂掉，这是麻疯初期溃疡的并发症。肌肉都烂在靴子里，这十天肯定没脱过靴子。当她一脱靴子就冒出一股令人不敢吸气的恶臭。这双“尊足”居然能创造奇迹，住院一月就几乎痊愈了。 　　这年轻妇女只能说西藏话，通过她母亲用尼泊尔话翻译，我们才能和她交谈。母亲很精明，说一口流利的尼泊尔话。我们问是否村民们害这种病的人很多，她答说有相当多的人如此；但大多数这种病人没钱来医院看病。即使能勉强来，也没钱雇轿夫抬送。母亲决定和女儿赶快出院回家。我们劝她们留下，因为脚尚未痊愈，再走8--10天的路，可能使医治效果付诸东流。但母女坚持出院回家。原因不仅是由于没有钱，而且也由于暖季即将来到，她俩怕在酷热的旅途中中暑死掉。 　　医院同工们也常见骨折病例。大多数是由于从树上掉下而骨折。有一个中年病人由于爬到高树上采摘给山羊吃的树叶，树枝突然断裂而掉下地来；当时他感到背部生疼，而腿古怪地刺痛。他勉强走回家，躺了几天，不见好转，于是决定来医院看病。他没有亲友护送，只是独自一人来，因为此时正是收割稻子的农忙时间，抽不出闲手陪送，更找不到轿夫。当我刚看见他进来，以为他是喝醉了，一蹦一跳，活像一只用线牵动的木偶；他双脚弹跳，似乎鞋子里装着弹簧，可是他脚上根本没穿鞋。当他走向我时，我以为他要从座位上高高地弹射过来。他一脱下内衣，我马上就看出他的“秘密”所在。他的背脊骨断了，折成可怕的40度折角。他稀奇古怪的步法是由于腿部不由自主的加速反弹所致。这是一种不祥之兆，预告由于脊骨受到压力很快就要瘫痪。一天的路程他苦苦地跳了四天才到，自然毫不足奇；一个背脊严重折断的人怎能这样折腾！  　　 　　我告诉他必须住院治疗，但他挥动双手，说他决不能住院，因为没有“Seathi”（朋友）陪住做饭（此地习惯）；他还得留了钱作回去的盘缠；而且，他这次来院的原定打算，是打一次针，拿一些“mollish”（一种薄荷气味的凡士林）回去擦擦背就够了。但当我指出如果不住院就这样走回去，不等到家他就会完全瘫痪，这才不太难地说服了他。住院后，他日见虚弱无力，就更相信我的话。因此，他就成了我院许多慈善赈济病人之一，不仅医药免费而且供给食宿。 　　我一直为他担心，但他很快好转，十天治疗使他的背部不疼，腿不弹跳。但一当他觉得好起来，就坚持要回家。不管我们如何解释、恳求、吓唬、继续给予免费----所有这些都不能说服他留下来。我们只好给他裹上石膏护身以维护尚未痊愈的背部，不得已送他上路。我们不安地猜想：很可能一到家，他就脱掉石膏护身；而下一次见到他时，可能已完全瘫痪。但他再没来，这意味着他可能已全部康复，也可能还没好。不管是哪一种可能，他绝不会长途跋涉来医院了。 　　当然，在尼泊尔进行矫形外科治疗不止限于背脊断裂的病例。我们曾诊治过碎裂的脚趾和头骨。不久前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倒栽葱从树上跌在树下尖利的岩石上，头骨遭受复杂的碰裂。他受伤十天之后才送来医院，人事不省，流出的脑浆在脸上结成硬疙瘩。但后来他竟完全好了。 　　树不是尼泊尔人骨折的唯一祸因。这里有数不尽的悬崖峭壁，它们也给我们医院带来不少的“照顾”----除了失足栽到谷底一命呜呼的不再送医院。一天午餐时，我亲眼看到两个坐在里格里格山悬崖边的年轻妇人，由于岩石突然塌方，从三十尺高处摔落下来。我听到她们尖声叫喊，立刻派担架把她们救起来。一个只摔断了一条腿，经过包扎治疗送出医院；另一个面部严重破损、下巴裂开，我们不得不用金属丝给她缝合。这悬崖峭壁够我们受的了！ 　　在尼泊尔造成骨折的另一独特原因是一种经过改造的阜氏转轮（Ferris wheel），尼泊尔人称之为“Ping”（频转）。转轮的轴由两个木桩支撑着，转轮上安放四个木制座位。在秋天节日的那个月内，几乎每个村庄都装设一个这样的“频转”。有一个小伙子被旋下来双手张开插地，两腕骨折；一个女孩伤得更重，头发绞进转轴，将整块头皮连头发拔掉。这样，在这里就用不着汽车车祸来给我们医院的伤亡部门增添“热闹”了。 　　更头痛的病例是妇女的产后并发症，这在不发达地区是常见的。每年有几十个产妇，在家中苦熬几天，严重到不得已才送来医院。我记得有个十八岁的产妇，由于难产，在家中已熬不下去，才由家人送来。婴儿已露出头来，窒息发黑，已坏疽死掉。我将婴儿取出，发现妇女整个盆腔严重感染，扩及膀胱、阴道、直肠，大小便不断失禁。 　　在院几个星期内几次濒危，这是头产。丈夫也是十八岁，对她异常爱护体贴，为本地丈夫中所罕见。她被迟迟送医并非丈夫的错。丈夫原本打算早送医，但在尼泊尔做媳妇的一切由婆婆作主，做儿子的只得服从母亲的处理。婆婆在做媳妇时受够了苦，现在轮到她在自己的媳妇头上行使权威，她得享受“人生”，媳妇得“劳累、服从”。婆婆认为送医院太费钱而且不方便，一直从中作梗，丈夫对此一筹莫展。一直到了熬不下去时，婆婆才发慈悲答应送医院，但又因一时找不到轿夫而再度耽误几天。妇女生产被认为“不洁净”，按风俗得进行“净化”的费钱的仪式。即使找到轿夫，抬产妇也需付双倍的脚费。产妇病人为何过晚才送医院也就不必奇怪了。 　　这个年轻产妇住院的头几天，亲友细心陪护，但一当知道她以后将不能生育，就再无心情来院看顾她。年轻丈夫显然深为医院医护人员对她妻子的热心看顾所感动，并不像一般本地丈夫，把这种不能生育的妻子视为废人而予以离弃。他仍然单独一星期一星期地伺候着她，钱用光了，就去变卖财物来偿付医药费。此后，医院给予免费，教会也补助其饮食。考虑到这个妇女的凄凉前途，还要再做几次手术和再住几个月医院，我们医护人员经常捉摸应该如何积极（甚至很破费）地治疗她。 　　然而，随着时间的拖延，丈夫显得越来越沮丧，他觉得妻子的苦难似乎没有尽头。六个星期后他终于把她接回家，虽然她仍然虚弱而十分疼痛。不管怎样，她一直显得微微地在好转，我们甚至开始希望她会熬过去。但是，事与愿违：她在家苦熬了几个月后，终于逝世。这个悲惨结局不过是经常发生的悲剧之一。 　　尼泊尔人认为外科手术是最特别最可怕的治疗方式。他们乐于吃药丸，多少年来一直如此。他们也愿意注射，相信有特别疗效，这是从他们挨扎针的疼痛中获得的体验。有人走一天路来医院就为了一次维他命注射，许多病人都要求扎一针，生怕我们忘了这一针的处方。用柳叶刀挑破疖子他们也愿意忍痛，因为根据他们的日常经验，恶脓去掉，热痛自消，伤创就好了。 　　但是，外科手术却是另一回事。我们曾设法让人愿意接受外科手术，为此必须与几种普遍的偏见较量。一种偏见认为“巫婆”会通过手术刀口进入病人体内把他“迷”住。另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病人经过手术，以后再不能背负重物、不能生育、不能吃肉、也不能再从事其他许多重要的事和娱乐活动。但逐渐地上述迷信得到克服，因为越来越多经过手术的人，并无上述迷信所预言的恶果。尚存的主要障碍是手术费用较昂贵。大多数尼泊尔人认为外科手术费用太贵而裹足不前，哪怕一次大手术只收十二美元也感到付不起。对那些生产能力低的社会成员，如老人，则更是如此。一个普通的家庭付不起一个无劳动能力的成员的手术费，尤其是对那些他们自己认为不动手术也会好的创伤。 　　又一种常见的不幸是：许多老年人由于白内障失明，孤寂地坐在暗屋角里终其晚年。有个六十岁的老人不仅由于白内障多年失明，而且耳聋。世间事物大多对他封了门，只除了还有两个儿子的孝顺和关爱。儿子们听说我们能治白内障，特别陪他走了两天路来医院就医。但老人一来就声称绝不接受任何外科手术。我们对这病人感到很棘手，因为只有通过他两个儿子，才能和他沟通；儿子们只有紧对着他的耳朵尖声喊话以便他会意。老人既固执又易发脾气，更有甚者，为了弥补他又瞎又聋的损失，为了对周围环境作出反应----而且，也许仅仅为了自娱，对任何意识得到的主题，武断地大光其火，自然也包括对即将被交在“医院里这班人”的手中受苦的事。 　　最后他总算勉强同意动手术，但一到手术室就翻了案，声称上了当。儿子们竭力使他镇静下来，反复说服他接受手术。这次手术对病人本人和对不断跟他“讨价还价”的外科医生来说都是件毛发竖立的可怕经历。割除白内障是件“细活”，在安普琵琶尔医院一向用局部麻醉；怕全身麻醉对老人可能引起危险。因此，有必要让他的一个儿子坐在他身旁，以便在耳边可随时尖声传达医生指示，阻止他坐起、扭动、摇头而妨碍手术的进行。起初手术还进行得令人满意，但刚到关键时刻，忽听见“砰”的沉重的坠地声，原来是坐在他身旁的儿子紧张过度昏倒在地。只好请他的另一个儿子来接班，可这位看见他的兄弟被抬出手术室，竟吓得不敢进门来。 　　老人一见自己被单独留在医院的“行刑者”手中，愈加拼命挣扎。首先他说渴了，要喝水；接着又宣称窒息得出不了气，只好请另一个助手掀开盖住他鼻子的布；接着他又嚷着要回家，要我们赶快将捆他在手术台上的绳子松开。当我们拒不理他，他就用尽力气，又骂又叫，杂以威胁和“最后通牒”，反复责骂两个儿子无耻地把父亲离弃在这里。不管他如何又扭又动，我总算把他一只眼睛的白内障剥除掉了。（自然，我真不敢再割除他另一只眼的白内障了）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最终手术取得圆满成功。当老人睁开那只眼，八年来第一次看见他的两个儿子和周围的事物，心情大变，竟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和医生合作得很好。 　　我们医院还诊治了许多先天畸形病症，从畸形脚到畸形膀胱，五花八门。有些成年人的畸形脚很厉害，竟用踝骨代替脚后跟走路。一个三十二岁的妇人天生膀胱外翻，膀胱开在肚皮，象一个发光的木莓悬挂在耻骨上。多少年来由于害羞，她只好女扮男装。当我们初见她时，她凄惨、孤独、抑郁，衣服散发出恶臭。我们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出奇的整形外科手术，更大的成功是我们恢复了她在社会上的妇女原形。 　　另一种满意的外科手术是治愈“兔唇”。这也是与生俱来的先天丑陋畸形，如不及早矫正，鼻子和口形将逐渐歪扭，当小孩发育成人，其上唇和鼻孔必扩大成奇形怪状。由于尼泊尔这地区过去没有治兔唇的外科医生，所以来院的兔唇病人，都是成年人或大龄儿童，已发育成丑陋的面形。 　　我在安普琵琶尔医院的第一个兔唇病人是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因为她这副“尊容”，父母难以把她嫁出。根据一对传教士夫妇（格雷及芭芭拉．谢伯特）的意见，她父母把她带来医院。她父母原来不愿走这么远的路到这座从未来过的医院，女孩本人也对手术担惊受怕。最后，经传教士夫妇答应陪伴他们来才决定来此就医。   　　女孩的兔唇已在里外留下疤痕。她表情不快、畏缩、不安，对生疏的东西都感到害怕，稍受刺激就阵阵尖叫。母亲自己也担惊受怕，因而谈不上去稳定女儿的情绪。他们来前应早知道必动手术，但事到临头，仍感惶惑不安，经再三说服才算接受，条件是：传教士谢伯特夫妇必须在医院陪伴到底。 　　我自己对兔唇手术也是初次尝试，心存疑虑，但没在病人面前露这个底。不过，我有一本书指示这项手术的做法。实际上，我已不止一次诊治过我从未见过的病例，兔唇也不会是最后一次类似的情况。我早几年在安普琵琶尔医院动过的半数手术皆为头一次看到的病。这可谓在实践中进行学习。对一个外科医生来说这是个实习的好机会，但对病人来说却并非惬意的事。 　　主要问题倒不在于我缺乏经验。缝合嘴唇很简单，甚至你可教会一个猴子去干。问题是“麻醉”。我的书本指出，兔唇必须使用全身麻醉，必须使用乙醚（ether）。然而，在本医院能进行全身麻醉的医务人员仅有一个人----化验室的印度化验员，而且是他的“副业”。不管是否“副业”，这次算是他为兔唇病人进行的最后一次乙醚全身麻醉。“麻醉”被形容为既“腻味”又时有“恐怖”的延续好些小时的过程。留在你记忆里的常是“恐怖”。而这次手术的麻醉，使我们的这个实验员太吃不消，令他谈虎色变。  　　 　　手术起初进行得够顺利。经过四位助手短时间的“奋斗”，把女孩控制安定，让她麻醉睡去。但是几分钟后，她的喉咙突然痉挛起来，就象被泡泡糖（bubble  gum）的胶块堵住了气管。她极力呼吸但吸不进空气，脸色憋青，心脏跳慢。化验员急得发毛，把我从邻室中叫出来；我正在查阅我的兔唇书本的有关章节。听到告警，我急忙为病人插入插管，帮助呼吸，才算度过这一危机。  　　 　　缝合进行得顺利。当我缝最后几针时，正在庆幸手术成功，只要一抽出插管，手术应该说完成了。乙醚的劲已过去一些时，女孩开始醒来。我想在她醒后咳嗽和作呕以前抽出呼吸插管，以免她把我花了两小时才缝合的伤口绷开。然而当我一抽出插管，她的喉咙就抽起筋来。有些人对乙醚过敏，这女孩就是一例。对她这种情况，我们把插管抽得太早了一点。早知如此，即使她咳嗽和作呕也算不了什么，宁可慢点再抽插管也不迟。到现在要再插入插管，势必把刚缝好的嘴唇使劲撬开，难免把伤口绷裂。即使我们敢再次使用乙醚麻醉，但作第二次缝合，简直是一次灾难。  　　 　　我无暇多思考。女孩又脸色憋青，越来越青。我心中闪出一句俗话：“手术成功，病人气绝。”一念及此，我立刻脱掉手套，撬开她的嘴巴，重新插入插管，此时甚至化验员说已感觉不到脉搏了。然而当我将呼吸袋揿了几下，女孩的心脏就迅速恢复跳动。当我和病人刚吸上一口气，我就赶快查看她的嘴唇。一切无恙！一针也未脱。 　　我们第二次取出插管时，病人已完全清醒，没发生任何问题。当我走回住所时，想到谢伯特夫妇和辛西亚一直在等待着我的消息，立刻三步并作两步地往前赶，要尽快地告诉他们这次的兔唇缝合得有多棒。  　　 　　一边走着，一边回想我这次多么幸运。在第二次匆忙将插管插入收缩的喉咙时，竟没有碰断刚缝合的线，而保持嘴唇完好。当我到家时，辛西亚和谢伯特夫妇刚做完祷告；他们在手术过程中一直在祷告。这极不平常，虽然我们经常为病人虔诚而重复地祷告，但从未在手术的整个过程都祷告。是否在开头，他们就已觉察出我缺少把握的疑虑？或者这对年轻的传教士夫妇在危急中参加祷告对这次手术成功起了很好的作用？不管是哪条理由，我的内心知道我的幸运来自何方！ 　　病人也很高兴。如同那老年人的白内障剥除成功一样，这次整形对少女社会人格方面的影响比手术本身的成功更值得庆幸而喜乐。我将不会忘记，当女孩回到家中第一次看到自己面貌变化所感到的喜悦。这种心灵的喜乐比嘴唇的康复更宝贵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