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马拉雅山的活石》三、气球人与其他故事

据估计，在应该就医的三四人中，只可能有一个人来我院就医。只要我们到外围的村庄走一走，由于我们的拜访，就可能使他们下决心来我院看病；由于亲眼看见了医生，觉得医生并不是外星来的怪物，甚至能说尼泊尔话，了解他们的疾苦，疑虑恐惧就可以冰释，就有人敢来和愿意来看病了。 　　在离我院约一天路程的一个村庄，我遇见一个七岁的男孩。他在六星期前受到30%的烧伤，伤及整个胸部、腹部和一条胳膊。这孩子瘦成骷髅样，发烧和疼痛几乎把他毁了。根据当地习惯，一遇发烧就禁食，对烧伤则用干叶末拌牛粪抹伤口，这是村里的一个“Practitioner”（本地医生）的建议。烧伤面积这样大又经过这样的土法 “治疗”，居然熬到现在还活着,但现在已经临危。 　　我竭力劝说他父亲赶快送他去医院治疗。我曾见有的病人在家一直到病危时才不得已送医院，经过路途跋涉颠簸，往往到院当天就一命呜呼；以致医院几乎被人们看作送死地而不是康复处。不管怎样，我在这村子里没法医治这个孩子。我告诉他父亲，他如继续呆在家中很难保命，只有赶快送医院，还有一线希望。 　　我的建议招来许多村民到他家进行一场热烈的讨论。关于是否听这个美国医生的话，每个人都发表了一番激烈而冗长的意见。尼泊尔乡村的风俗习惯，一家的最重要的决定，须由村中集体而非个人作出。因此很自然地，这父亲耐心倾听乡亲邻居们各抒己见。然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仅彼此意见不一致，甚至同一个人的意见也随时改变，首尾矛盾，可能后来他竟谴责自己先前积极提出的意见。本地的主管 “PradhanPanch”也加入讨论，时而赞成这边时而赞成那边，可能他哪一边也不赞同。竟然没有人对别人或自己的互相矛盾的话感到困惑。出乎我的料想，最后竟然“爆”出一个一致决定，这父亲应在第二天送孩子去医院。我内心叫苦，医院必须再一次面对这一临危病孩的“考验”。 　　 　　第二天黄昏，孩子送到了医院，挨过了路途的颠簸。我们立即清洗他的伤处，加强他的饮食。在最初几天，孩子几次濒临死亡，但在第一周周末竟逐渐康复。不过，父亲没料到烧伤要那么长时间来休养复原，等了几周后，他不耐烦起来，要把孩子带回家。如果任他这样做必致前功尽弃。经过说服，终于把他们留住。经过六个星期的治疗，包括全面植皮，孩子完全康复。这个孩子的治疗效果，从此改变了村民们对我们医院的态度，再也不必花费两小时的时间来辩论应否送医院的问题了。因此，我们医院的每一次医疗成功就等于为近代医疗作了一次广告。逐渐地，一村一村地，人们对外国医院的成见或偏见得到冰释。 　　 　　在尼泊尔另一难治之症是肺病。此症不同于其它的传染病，因为它的疗程要延续好多个月，这个长疗程的概念对尼泊尔人很生疏。他们认为任何病一次疗程不过数日而已。当病治疗后有所好转，就停止吃药。有不少病可能顶得过去，但肺病则不然，肺病按发会比以前大为厉害。治疗肺病的最大障碍是如何说服病人坚持十八个月的疗程。为此，我们提出几项鼓励办法，例如，医药免费、医药费打折扣等；美国教会和美国朋友们也捐助特别基金以减轻贫苦病人的医药费用。不管怎样鼓励，仍然很费力气来说服病人长途跋涉按时来院换开药方和继续服药，尤其是当病情有所好转的时候。因此有许多病人干脆中断疗程不来了。而几个月后再来看病时，就比开始治疗时严重得多。 　　 　　有个叫桑塔．丹玛的严重病患者来院看病时，我们首先问他是否来医院治疗过，因为常是中断疗程而复发的，果然他的答案也是如此。他一年前来治过，疗程应该是十八个月，可是只过了四个月，觉得有所好转，就中断了，不来了。 　　现在，八个月后，桑塔眼窝凹陷、身体干瘪、上气不接下气，勉强能站立起来，比开始治疗时加重了许多。他由村中的亲友送来，亲人就只是他妻子，一个头脑有点糊涂的年轻妇女，正奶着两个婴儿，我们不久就发现其中一个也患上肺病。他妻子不仅畏缩而不能干，而且弱智。确实，要治好这一家子的肺病，希望真有点暗淡。 　　 　　桑塔的左胸腔满是脓，左肺萎缩成拳头大的坏死组织。我们插进一根胸管吸出了两夸脱（quart）的脓，但通过管子从那坏肺仍不断地漏出大量的空气来。通常，这种漏气现象不几天就封口，但桑塔例外，漏个不停。我们只好每天插进管子，可是一周一周地仍然在漏气。在这段时间，我们采取加强抗肺病疗法，增补饮食营养及其它保健措施，目的在助其抵抗致命的感染。 　　从第三周开始，坏肺的气除漏至胸腔外，还溢出管外，渗进胸部、颈部、面部的皮下，逐渐把他吹鼓成一只癞哈蟆的形状。使桑塔难受的，不仅是外表的“尊容”，而且是感觉到皮下似乎满是碎蛋壳。这种症状，医学上称为“皮下肺气肿”，是一种罕见的肺病并发症。 　　这种症状使医生棘手，更使病人受罪。一般地这种膨胀会自动抑制和消失，然而，桑塔的膨胀不但不停止，反而越鼓越大，眼皮也肿成一条缝，眼睛由于睁不开而看不见了。他妻子见到他这副模样，一清早，吓得带着两个婴儿跑回家了再不回来。我把这情况告诉我的医生朋友，他们都难以置信。漏出的气继续在皮下积聚，一直吹鼓到全身----达到脚趾甲！他被吹鼓得像麦西（Macy）感恩节游行时的一个氢气球，似乎要从床上飞起来。连他的眼结膜也从鼓胀的眼皮缝往外鼓出一寸----充满了气泡。他的外貌已鼓胀成非人的怪物。这时，突然好像有人打开他身体里的一个暗藏的阀门，气全被放出来，“气球”一下子扁了，像脱了水的解剖室的尸体，回复他刚到医院时的干瘪样子，不同的是皮肤更加打皱。 　　经过继续给桑塔排气，他的病情一般有所改善，虽然还有气和脓从胸管排出。不过有一天，他突然又要出院回家。也许因为他不耐寂寞，或者由于他吃了某种药产生的误导。不管是什么原因，有一天清早，他从床上爬起来，沿着通向门口的长廊走去。由于排气管还钩在他胸部，他只好拖着排气瓶走；当他登上前面的台阶时，把瓶子撞碎了。幸好在他走出大门前，被医护人员发现了，被强迫弄回床上。可是这样一来，得时时有人看住他，从而给我们医院长期负担过重的医护人员又增加一项负担。似乎他总会逃之夭夭，一去不返，只不过是或迟或早的时间问题而已。 　　但桑塔使我们惊奇，他突然变得很听话，而且变得与医护人员很合作。后来查明，原来是服了某种药物引起他的行为失常。一旦停止服用那种药物，他就恢复正常。这时，我感到那条胸管排气排脓不够用，于是决定打开他的胸膛，并且取掉一条肋骨，让气和脓痛快排出，以减轻感染。我是用局部麻醉进行这项手术的。 　　原应当是左肺占据的那部分胸腔，现在成了一个豁开的洞穴，在洞底可见到心脏在慢慢跳动。接近萎缩而纤维化的肺根处，有一小孔，从小孔由一瘘管通至气管再通至口腔。这就是他漏气流脓和不断感染的所在。我从旧的布单上撕下一些布条，经过消毒，塞进胸腔，以堵气吸脓，足足塞进了有两个火鸡大小的布条。 　　经过上述处理后，桑塔真的好转起来----只不过他伤口的臭气使他开始有些倒胃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每周为他换一次塞进的布条。经过两个月后，这个空洞还未开始长满。这时，桑塔已康复得可以回家，所以我们允许他出院但严格约定每月需回医院换一次塞布。 　　几个月来，桑塔遵守约定，虽然每次在山路上跋涉一天也确不容易。我们劝他把害肺病的婴儿带来治疗，但他妻子不答应，怕孩子也会鼓胀起来。此后，他不再来了。我们去信催他，也无回音。一月一月地过去，我们逐渐把他淡忘。但一年后的某一天，他突然出现在我们眼前，健康而结实。他高兴地见到我们正如我们高兴地又见到他一样。这些日子，他曾经自己换塞布，用的是原来的布条，只不过在村旁的溪水洗净再塞。这次他来医院是为了换塞布，因为原来的塞布已破烂得不能再用了。他还告诉我们他曾在邻村取到药品。就我所能见告的，他的肺病已经痊愈，只是胸部还留着洞口，但这时只够塞进一只火鸡了。这点对他并不麻烦，洞口也不再冒臭气了。总而言之，他是不折不扣地好了。 　　桑塔的病例是否是一个复杂的例外？许多肺病病例可并非如此。肺病从来是伤脑筋的病，往往是致命的。肺病只是一种，但有一千副“面孔”。 　　比较起来，被熊抓伤就简单明了得多。这种病不会久拖，不会有几月的发烧、咳嗽、疼痛。只要一下子就完事。那些被熊攻击而幸免于死来到医院的，连最落后的村民都知道，对他们的伤没有别的治法，只有用针缝合，这项治法只有医院能进行。我们每年要治三到四次熊伤，熊伤的共同点是熊专抓面部。我经常诧异：这样强有力的熊爪子可以抓破麋鹿或驼鹿的厚皮，人的面皮比较起来就如同手纸一张！ 　　我们医院所看到的一次最厉害的熊伤，是在某个星期天的早晨八点钟左右。这正是一年中最忙季节的一周中的最忙的一天。在前一天黄昏，医院接纳两次急诊，已把医护人员累坏了。清早我刚轮值，护士长就请我去看一个病人，他在五分钟之前送来医院。躺在桌子上的是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面孔令人不敢细看。事实上，这块脸已不成其为脸。在应该是脸的地方，已经看不到“脸”的东西。所有 “脸”的东西已被从面骨上撕下翻转过来覆盖在病人的颈部和胸上，那块翻转的“脸”挂在下巴下，倒像片长胡子，这“胡子”像在意大利面条酱浸泡过似的。他的右眼已经挖掉了，只剩个血窟窿瞪着。鼻子的有肉部分已经没了，只剩下两个鼻孔眼，上面蒙了一层粘膜。左眼球完好无缺，但下眼皮已被撕掉，与面颊、嘴唇、下巴连在一起贴在胸膛上。生肉上粘满了尘土和污草。两排牙和灰白牙龈完全暴露。这小伙子除了一只眼在动外，全身一动不动，那眼无神地盯着我，毫无表情。他张开牙齿，漏出声音，说：“给我点水喝！”像从死尸发出的怪声。 　　夜半过一点的凌晨，他和两个兄弟一直在山上劈柴。他刚稍稍离开两位兄弟，突然一只喜马拉雅大黑熊向他攻击。两位兄弟听见他的尖叫，急忙跑来救助，发现他俯伏在地，熊跑走了。两兄弟跑了三小时路回家，叫醒父亲，集合乡亲邻居们赶到事故现场，发现伤者还活着，决定把他直接送往安普琵琶尔医院，由几个人跑到邻村借来灯笼和手电筒，因为要趁黑赶路。他们跑步前进，本来平常两个整天的路程，他们花了十四小时就赶到了----而且还在帆布椅上抬着这个重伤病人，摸黑跋涉。 　　医护人员看见这病人的严重情况，只好搁下其它的工作来抢救。手术组立即行动，一连五个小时，我们千方百计企图把剩下的东西能连成一张“脸”。结果出乎意料地满意：至少，他重新像个人样，即使缺一只眼和塌着鼻子。伤口未受感染，当我们动手术时，伤口已伤了一天，而且粘满尘土污草，能这样真是奇迹。 　　当面皮重新痊愈，但左上眼皮覆盖在眼睛上不能张开。除非分阶段进行复杂的“重建”外科手术，没法解决这个问题。当我们建议“重建”鼻子时，已遭病人拒绝，当然也不愿再建能打开的眼皮。所以，不得已，我只好在他左上眼皮上开了个小孔，使他的左眼睛能从此孔看东西。从他来院，三星期后，他出院回家，带着严重残废，但还活着、健康、而且仍然能劳动，养家糊口。 　　这个小伙子的伤病治疗过程给我们留下很强烈的印象，比这过程本身更强烈的是那种感人的父爱。父亲日夜陪伴着儿子，老人一双粗糙僵硬的手，颤抖地温柔地试探着一口一口喂他饮食，为他洗涤鼻孔和眼睛。老父虽因劳动和年老累驼了背，一点不考虑自己的疲累，尽力看护着儿子；而且时时要看着这副可怕的面孔，这是他多么可爱的年轻的面孔！让我们永远不要认为：这些粗犷的村民，感觉不如我们敏锐，爱的感情不如我们深刻。别看他们有时似乎显得冷漠，这只是他们对来自命运路上频繁的不幸与忧患，学会了“逆来顺受”。 　　我记得有一天，一位父亲带着个十岁的儿子来看病。儿子几周前被尼泊尔乡村数不尽的流浪狗之一咬伤。儿子看样子大体正常，但想咽东西时，面孔就不自然地扭曲成怪模怪样，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喉咙里卡住他。我们给他一玻璃杯的水喝，但当他举杯到唇边，就开始窒息作呕并流涎不止。他的头和颈不由自主地扭曲，不能说话，只用眼睛表示他所受的痛楚和恐怖。他已经传染上狂犬病（恐水病），对此症迄今尚无疗方。此症可以预防，即在未发病前注射抗病血清，一旦病发作起来，就什么也无能为力。事实上，一般狂犬病者几天内必然死亡。 　　我只好把这位父亲和陪送的乡亲们请到另一房间，告诉他们这孩子病的真象。这消息并不使他们惊奇，他们早猜想会如此。仅在几天之前，一个有同样病症的孩子已经死了，也是这条狗咬的。的确，他们对狂犬病比西方医生还熟悉。大多数西方医生少有机会见到它，并不是所有医生必须见到这种可怕的病。这是一种很可怕的病；这种病的受害者被一阵阵无情的抽搐折腾着，但仍然不丧失知觉。医生和家人只有呆在一旁束手无策----而且不能和病人太靠近，以防病人在大发作时狂抓狂咬，将这致命的病传染给被咬的人。 　　当我告诉他们对这孩子的病我们无能为力，他们必须立即将孩子带回家去时，父亲和同来的亲友毫不动情，互相间讨论了一会儿，很象他们坐在茶馆里讨论一袋肥料的价格。在参加他们的讨论中，我借机会和他们谈谈狂犬病的预防问题，提醒他们政府已通过法律要求地方当局（panchayat）根绝所有流浪犬（在印度教的国家里，认为一条狗可能是某人已故的伯父、伯母、叔父、婶婶、舅舅、舅妈的轮回转世，所以捕杀流浪狗，必然遇到阻力）。这时，这位父亲询问我：他还能为他儿子做些什么？在他死前，他应该怎样照料他？他应该给儿子吃喝些什么？或哪些东西不应该给他吃喝？他从容不迫地询问这些细节，似乎谈到某个别人的儿子似的。由于我正一心考虑如何追踪流浪狗和预防新的狂犬病发生，于是，我不得不提醒他：最好不要让别人接近他的儿子，因为当病孩子狂犬病恶化时，会乱抓乱咬，把病传染给别人；所以最好把病孩子单独锁在一间房间里。（我差一点要加上一句话：把他当作一条疯狗一样。）虽然我抑制自己，没说出这句话，但其效果等于说出一样，要收回这影响，已经太迟了。 　　 　　父亲听到我这样说，惊恐地瞪着我，似乎他不相信我的话的真意。于是，他先前的镇定立刻消失，当这残酷的事实突然在他面前“破晓”，他才明白：他不仅要失掉他的儿子，而且在他临死前都不能接近他、抚慰他！父亲不禁热泪盈眶，激动地趋前抱住了我，身体因被抑制的哽咽而颤抖着。旁边的人们也为他感到不安，低头不语。父亲抬头看着我，只简单地问一句话：“你还有什么办法吗？” 　　 　　“没办法！”我说得斩钉截铁，虽然力求温柔而同情。对这父亲来说，我----一个医生----是他最后的希望。但如何使他明白，归根到底，只有上帝是他唯一的希望？也是一位医生的最后的希望。怎样使他区别这点不同呢？当我呆站在那里抱持那位父亲，我默想着：我们两人都同等地无能和困惑，而只要我主耶稣恩赐一句话，这孩子就可立刻起死回生！ 　　 　　并不是我所看的一切病都是这样戏剧性的。我们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视大量病得不太严重的病人身上，并未引起我们太大的注意。在我们诊治那些病人的时候，我们才痛感：我们虽在基督的爱里，我们多么欠缺爱，而如果欠缺爱，则我们的施医用药都是有名无实的“空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