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力的爱与无爱的文学

中国小说问题白皮书之三



傅翔
 


　　只要我们都还有一双足以看清事物基本状况的眼睛，那我想就没有人会反对这样一种现实，那就是我们活得并不让人满意，不仅自己不满意，而且别人也不会满意。我说这样的话并没有贬低任何人的意思，我只是想说，我们实际上已经落到了一种无爱的光景中，因为没有爱，我们活得孤独与苦闷，活得乏味与无聊，活得没有尊严与指望。就像菜肴中的盐一样，爱在生活中的地位同样不可或缺。正是因为不会爱，我们内心的疼痛才无法排遣，我们心灵的忧伤才无人抚慰。爱是要交流的，当你无法给别人爱的时候，爱也就远你而去了。
 
　　 　　一
 
　　在这样一个爱情岌岌可危的时代里，我们要找寻的却不再是爱，而是金钱与物质的欲望，是肉体的享乐与刺激，爱的陷落由此生发。早自文艺复兴以来，爱的陷落就已是不争的事实，而爱的迷失更是成了二十世纪以来人类最为悲惨的记忆之一，它出示的是人类希望的泯灭与人文理想的淹没。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隆隆炮声，随着法西斯集中营与独裁专政政权的建立，随着一系列残暴与愚昧事件的普及，人们不再相信爱的出现，不再盼望爱的降临，人们饱尝了鲜血与泪水的流淌，人们享用着恐惧的盛宴，人们再也无法回到那个崇高神圣的时代。到处是爱的荒漠，是残酷与冷漠，是怀疑与恐惧。
 
　　从爱到没有爱，从对爱的渴望到对爱的恐惧，甚至于对爱的嘲笑，这里有一颗伤痛的灵魂。这颗灵魂游荡在百孔千疮的大地上，无处安歇。这是一颗满目疮痍的疲惫的灵魂，它从人类的战火中走出，从人与人的斗争中走来，它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经受了人世间最自私最残酷的折磨。正是由此，它已经心灰意冷，它对一切不再抱希望，它沉溺于自己那狭小的空间，它不再有激情，不再有爱。 　　如果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对战争的反映还有一定的诗意与激情的话，那么《生于七月四日》反映的就是战争给人的创伤与疼痛，而《奥斯维辛集中营》则赤裸裸地把战争的残酷撕开给人看。如果不是有着一大批天才般的预言家与哲学家的经典论述，我们可能还会轻易忘却这世纪的伤疼。确实，这批天才的闪现似乎并不仅仅是为着这巨大的伤疼而出现的，他们的意义应该有更深远的体现。正是在这意义上说，卡夫卡、尼采、叔本华、施本格勒、雅斯贝尔斯等人的涌现绝不是几个简单的符号，也不是几个普通意义上的哲学家。他们来到人世间所带来的是整个世界的绝望与恐惧。就如海明威、川端康成等人的自杀一样，我们不禁要追问：我们活下去的理由在哪里呢？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其实就是极为绝望的作品，川端康成的《伊豆的歌女》也不例外，他们都想说出那种极度无意义的疲惫与乏味。人们所做的一切本来就是徒劳的，没有意义的，但虚空的东西还得有人去做，“老人”的寓意是如此准确而深刻，这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在“老人”那临终的忧郁的眼神里，在“老人”那疲惫而无奈的微笑中，我看到了饱经沧桑的绝望，这是更深的绝望，而不是希望。作家都试图出示真正的微笑与爱情，但这一切是多么无力与无奈。老人无力付出真正的同情与爱情（对歌女），当然也就不知明天是否还会面对同样的生活（失败与无止境的受挫），他所能做的都是未知的，迷惘的。
 
　　这就是这个世纪的绝望，这绝望已经成了所有思想家的共同命题。文学并没有逃避这一现实的面对，恰恰相反，它对这一命题的表达是极为生动而准确的。一批又一批的作家诗人都出示了自己极丰富的绝望体验，这是一批黑暗的天才。这样的天才就仿佛是吐丝的蚕，他们用身体和心灵织出了斑斓的生命的色彩。卡夫卡、尼采、萨特、加缪、波德莱尔都是这样的天才，他们书写了人类在爱面前的力不从心，书写了人类丧失了爱的恐惧，书写了人类精神与理想的陷落。在残酷的战争面前，人类是何等渺小与不堪一击。人们没有想到，全世界就这样在一个极尽疯狂的举动中陷入了集体的无意识。生命贱若微尘，希望如此渺茫，只有疯狂的杀戮与仇恨。爱早已消逝，信仰已被埋葬，只有动物的野心与欲望。 　　战争终究会停止，杀戮也有疲倦的时刻，但巨大的伤痛却要漫长岁月的弥补。肉体的伤痛容易痊愈，心灵的创伤却永远留在了记忆之中。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看到了一个没有爱的时代降临了，人们怀疑一切，充满反叛的情绪，他们不再相信，不再盼望。人与人从此又展开了空前的相互较量，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它的残酷却远在那些战争之上。当这种战争来到了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时，它的可怕就在于你要一个一个单独地面对这种折磨。人们歇斯底里的兽性一旦不再遮掩，那破坏性就可想而知。于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不见了，人们步入了阴云笼罩的岁月。
 
　　多少个十年就这样不断地重复，从“三反”“五反”到“斗资批修”，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从“上山下乡干革命”到一次又一次的大清算，历史总是如此疯狂地折腾着愚昧的人们。法西斯焚烧书刊，专政政权也曾仇视文化，德国上演过，中国上演过，伊拉克、朝鲜也上演过，还有更多的国家则在等待上演。这就是历史惊人的循环与重复，历史从来都不吝惜重复，只是人们常常忘记了伤痛。伤痛一过，人们便又开始埋藏悲剧的因子，又开始自觉不自觉地重蹈覆辙，这也就是同一片土地同一个悲剧不断重演的原因。秦始皇做过的事，大汉天子也不例外，满清政权也好不到哪里去，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再到“文字狱”，它们到底进步在哪里？它们又有多大的区别？这真是令人寒心的事实！ 　　人类的自信心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被扫除殆尽，没有了信心，爱也就没有了根基，人类就不再有爱了。巨大的隔膜覆盖了人类，交流出现了困难，“冷战”在延续，新仇旧恨纠缠不清，恐怖活动日益猖獗，中东战火频频。还是没有爱，也无法和解，永无休止的是仇恨。在人与人之间，冷漠成了一种流行病，就像“非典”与 “禽流感”一样席卷全球。人们终于不再持守任何规则，因为规则已被践踏，信义早已无影无踪。人们投靠了金钱的权势，一切用钱说话。财富排行榜只剩下了金钱的争夺，媒体投奔到权力与金钱的麾下，向权势摇尾乞怜。欲望开始横行，性成了爱的替身招摇过市。性的泛滥是如此迅捷，它对社会的解构是如此彻底，这是许多人始料不及的。
 
　　爱就这样从无知到了成熟，又从成熟走到了衰败。在性的盛宴中，爱在流失，在枯萎，没有人相信爱情，一切都是肉体的狂欢。就如《金瓶梅》一样，这样的狂欢并非今才有之，而今，如《废都》、《失乐园》、《性的人》等都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性的虚无本质。说到底，性的游戏与泛滥最终只会抽空人们爱的能力，它给人带来的是爱的创伤与对爱的恐惧，甚至是对爱的嘲讽。不否认性的解放曾给人类带来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在封建与愚昧统治着整个人类的时候，它挽救了多少人之为人的尊严与权利。《红字》的时代最终是要过去的，因为它摧残了正常的人性，而《西厢记》的爱情苦难也是要过去的，因为它忽视人之为人的合理要求。劳伦斯、杜拉斯、耶利内克等人对性爱的赞美最终是要胜利的，因为它反叛的是专制与变态的压迫。《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是美的，因为它歌颂了生命的激情与人性的光辉。
 
　　曾经有多少美丽的爱情，它们都在夹缝中顽强地生长着，如《卧虎藏龙》中压抑的爱，如《霸王别姬》中绝望的爱，如《孔雀》中酸涩的爱，更还有如《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等经典式的爱情，这些爱情无不都透出了那个特定时代的人们对美好情感的追求与向往。正是因为它们大多可望不可及，人们才寄予那么多善良而美好的期待。悲剧是这些爱情的共同归宿，它们就仿佛那朵“一现”的昙花，美故然是美的，但却留不住。

 　　 　　二
 　　相对于这些稍纵即逝的爱情，还有一种爱情更加让人心动不已，那就是饱经风霜与磨难的爱情，是舍生忘死的爱情，是忘我与绝对的爱情。如《简?爱》、《霍乱时期的爱情》、《茶花女》、《德伯家的苔丝》、《呼啸山庄》、《包法利夫人》、《红与黑》、《钢琴课》、《飘》等，它们折射出了爱情应有的博大的神圣的本质，爱因此有了史诗般的辉煌与时代宽阔的背景。这是一种可以激荡人们心灵向上的情感，它要表达的并不是一己之私，而是完整的爱的体系。只有这种爱是在骨子里的，是在灵魂深处的，它并不纠缠于外在的压力与普通意义上的解释，而是直达人物的心灵去发掘爱的热情与能力。这种爱不是恋情初级阶段的性的吸引与幻想，也不是直觉的说不清楚的一见钟情与喜爱（这是中国式爱情惯用的模式），而是有着牢固的爱的性情与能力的真切的情感。其中有博大的同情，有善良的关怀，有恒久的考验与忍耐，有牺牲和付出，有责任与义务……总之，就是那种没有条件的无私的爱。
 
　　爱在此才真正出现了一种神圣的品格，它有别于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男欢女爱式的爱情。正如伏尔泰所说：“爱情之中高尚的成分不亚于温柔的成分，使人向上的力量不亚于使人萎靡的力量，有时还能激发别的美德。” 赫尔岑在谈到文学时也认为，“爱情是作为伟大的因素渗入他们的生活的，但是它并不把其他因素都吞噬吮吸掉。他们并不因为爱情而割弃公民精神、艺术、科学的普遍利益；相反，他们还要把爱情的一切鼓舞、爱情的一切火焰带到这些方面去，而反过来，这些世界的广阔与宏伟也渗透到了爱情里”。正是因此，爱绝不应该只是私有的一种情感，它要承载的内涵肯定丰富得多。其中有时代与社会的广阔背景，有特定情景的特殊要求，还有独特群体的特殊需要，而更多则还是特有的爱的个性表达方式。不同人的爱是各异的，包括爱的起因、过程以及结果都会千差万别，但它又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爱的本质是一样的。爱是会痛的，是要舍己的，是给人安慰与力量的，是互相信任的，而最根本的就是无私。因此真爱是很难的，爱的悲剧由此生发。
 
　　基督徒保罗说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在此，保罗把爱提升到了一个绝对的高度，这个高度是人所不能达到的。也可以这样说，保罗所说的更切近于神圣的爱的性情，它不是做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如果说真正的爱是存在的，那肯定就是这种爱，它只有靠一种信仰与信心才能获得。
 
　　托尔斯泰对这种爱是有深入的研究的，他的《复活》与《安娜?卡列尼娜》想要表达就正是这种爱情。这种爱常常不被人们所理解，因为它来自于神圣的信仰与品格，只有足够的信才会理解这种超凡脱俗的爱。这是来自于灵魂深处的情感，它不是世俗的，因此它就不为凡人所接受。《复活》是伟大的，但这种伟大却要有宗教背景的人才能理解与接受。同样，中国也有这样的作家，但他却似乎更难以获得这样广泛的认可。《施洗的河》、《玛卓的爱情》、《周渔的喊叫》、《愤怒》等都是这样的作品，它们对爱的理解与诠释是非常深刻的。中国人其实并不了解爱的真实内涵，也不理解真正的爱来自何处，当他们习惯于把爱的范围缩小到爱情之上，又把爱情缩写为恋爱时，我们实际上已经丢失了真正的爱了。也正是从这意义上说，北村是中国极少数的对爱有着本质认识的作家。
 
　　这种认识绝对是有着划时代意义的，因为中国人对爱的理解向来都是相当表面与肤浅的。当他们把恋爱当作爱情，把性的吸引当作真爱，把一见钟情当作最高境界时，我们对爱的感受实际上已经等同于肉体的欲望。由于没有神性作为内在的品质，中国人的人性便下滑到了肉体的享受之上。因此，他们对于爱的理解就只有停留在浅表的恋情之上，而无法深入到恋情背后的实质。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人对于爱情的表达更像是一种小儿科式的俗常意义上的恋爱，就是那种爱得死去活来最终与别人也没有什么关系的情感。这种爱说到底是私有的，是个人的，而不是大众的，因为它无法与别人发生任何关联。就从另一角度而言，它也只是世俗的一部分，与神圣的爱无关。柏拉图在《文艺对话集》中说到：“只有驱遣人以高尚的方式相爱的那种爱神才美丽，才值得颂扬。”
 
　　因此，能够在爱中揭示人性深刻的内涵，在爱中展示时代与社会的思考，那这样的作家是有思想的。一个作家之所以能够超越爱情本身，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恋情与欲望的书写之上，我想其中一定有思想的含量。中国作家常常只是中国的作家，而不是世界的作家，其最重要的原因决不是别的，而就在于缺乏思想。任何一个大作家都是与他那过人的思想息息相关的，没有思想的作家是成不了大师的，翻阅经典，这已是不证自明的事实。
 
　　其实，我们的生活并不缺少爱情，爱也常常出现在我们中间，只是因为我们都缺少一双敏锐的眼睛与一颗善感的心灵，我们才变得如此冷漠与麻木。我们缺少了发现生活的能力，我们无力深入生活的实质，我们更多地停滞在生活的表层，没有心灵的激情，没有切肤之痛，一切都是浮浅的欲望与物质的追求。这样的生活是无神圣可言的，因为心灵深处的爱不见了，头颅里的思想丧失了。
 
　　这也就是当前绝大多数小说的基本面貌，它们只求表达出一种表层的现实与生活，表达出世俗的需求与欲望，表达出一种心情与情绪，而恰恰没有深沉的思考与体悟。这样的小说大都是用“减法”写就的，它追求的是随意与散漫，而不是深刻与厚重，因此我们就看不到思想，看不到有力的表达。可以想象，这样的作家在面对自身的生活时也一定是浮浅的，无力的，他们的生活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他们无力把握自己的生活，自然也就无法穿透别人的生活，他们只有流于世俗生活的通常表达，写出普遍而乏味的生活场景与故事。
 
　　这样的故事是难以抵达心灵的层面的，除了浅薄的意义追求外，我们找不到更多实质的内涵。它们不仅无法与我们构成真实的连结，而且也无法构成亲切的感动，因为他们的书写与爱是脱节的，他们的思想是苍白无力的。爱是要付出的，是要灵魂参与的，是要有良心与责任的，这就是一种“加法”与“加重”的写作。有爱的写作是把灵魂投进去的，是一种燃烧自己的写作，想要轻而易举地得到自己根本就没想过的东西，这是不切实际的。只有真切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又踏踏实实地去做，希望才会出现。尽管不是每一个有思想的作家都会成为大师，但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作家是决不会写出杰出而伟大的作品的。
 
　　我们渴望有爱的文学，因为我们长期处在无爱的光景之中。当我们又一次面临着爱的无力与贫困时，当我们又一次在生活面前丧失了感觉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深处一定有一个强有力的声音在呼喊：活在爱里吧，爱才得生命，爱才有自由。
 

2005、3、29 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