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六四枪杀腰斩的三十年改革
施化
六四二十一周年就要到了，虽然纪念的人数逐年减少，但相信血迹被忘干净的这一天永远不会出现。我曾经说过，六四的要害是开枪。不论以政治理由或经济理由为六四枪杀辩护，都站不住脚，因为人文理由这一条底线不容越过。否则，一个社会的理念就被搞乱了。普遍相信为了某个更重要的目标，必须把人的生死放在一边这种混帐哲理，这样的社会是一个病态或者垂死的社会。这个社会将不可阻挡地走向人和人之间的毫无价值的相互残杀。最近连续爆发的校园杀童案只不过是一个极小的端倪。
由于拖延了二十一年，对六四枪杀没有出现公正的历史定论，历史就停留在二十一年前的六四这一天。对中国的未来前途举足轻重的改革开放，也由于六四枪杀而被腰斩。后二十年的改革，失去了目标和准则，除了仅仅为物质主义者铺垫通向腐败的道路，与全民族的生死存亡毫无关联。
不少人直观地以为，改革三十年是一个整体。从1978年“三中全会”到现在，一直沿着同一条线路直行。六四杀人固然不对，改革还是好的，功大于过。这是一个误判。六四以后，邓小平看到党内改革派全军覆没，顽固派得意忘形，很可能会动摇中共的执政基础，于是铤险“南行”，放言“谁不坚持改革谁下台”，等于是对六四镇压“胜利”的一次“再胜利”。那些“六四镇压促进了经济高速发展”的论调，无异于信口开河。但是，从这以后的改革，是一种完全变了质的改革，和前十年的改革相比，可谓南辕北辙。
前十年的改革，虽然也由邓小平一手启动，但是在理念上和后二十年完全不同。为了表述方便，我把前十年表述为“胡赵改革”。因为改革过程中受到的重重阻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邓本人。很难解释为，邓全面主持了前期改革。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决策者这不错，胡耀邦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赵紫阳是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这样的说法比较接近于历史原貌。
“改革”这个词的当时语境，实际上是对文革的反动，目的在于扭转毛在文革中为中国制定的政治方向。这里首先是政治方向，其次才是经济方向。经济只是政治的表现之一，不可能取代政治。“改革”不是“经济改革”的同义词。因为在文革的政治环境下，谁搞经济开放，谁就是反革命。文革作为一种试剂，可以探测出不同改革的酸碱值。“胡赵改革”是否定文革的，而后期的“江胡改革”，对文革模棱两可，最终淡化。一直到“毛泽东思想”方阵出现，文革再也不被看为负资产。
“胡赵改革”的实际贡献也很鲜明。首先，在政治制度上，提倡思想解放，反对条条框框。这踩了邓“四项基本原则”的红线。在经济体制上，提倡国退民进，放权让利，给农民一次深度解放，极大程度地活跃了农村经济。城市的“政企分开”，也让给企业家大量发展空间。而“江胡改革”就完全不同。六四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提打破一切政治条框的思想解放，邓小平本人也完全忘记了他亲口所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把政治制度方面的改革一律冷冻。在经济上与前期相反，表现出的是“国进民退”。老百姓用简单的顺口溜形容：房改，口袋掏空；医改，提前送终；教改，父母逼疯。这还不包括侵吞国民资产的国企改革，亿万下岗职工永远地失去了不该失去的利益。
任何有识之士都可以轻易看出：中国的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虽然中国经济在过去 30年里快速增长，但是，谁也不敢说，中国已经建立了健全的现代经济体系。无论公有或私有产权都没有得到清晰界定和有效保障，市场不能自我调节，价格带有人为因素，国有企业享有过多特权。此外，宪政、法治等制度无从建立，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出现前所未有的迷茫与混乱。简言之，改革开放的目的没有达到。
与改革的失败相对应，大汉民族主义则大行其道。这将从另一个阵线，把改革摧毁得更加彻底。很显然，所谓改革，是把中国原来的那一套放弃掉，改为世界通用的这一套。几乎没有一样改革项目，不与国际接轨有关。GDP原来不是中国的，WTO原来也不是中国的。可以想见，随着以新毛派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思潮不断高涨，给改革彻底打上句号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十年前，我在《六四是一颗病牙》一文中写道：
从那一夜开始，全民族的价值观就被强行扭曲了。“为国分忧”，“为民请命”这一类传统道德，被连根铲除；“改革创新”，“振兴中华”的现代理念，被扫荡一空。与被机枪坦克镇慑下的万籁俱寂相应照的，却是醉生梦死，及时行乐和放纵淫荡的末世情怀。“公理正义”四个字，差不多彻底被从汉语词典中删除，“寡廉鲜耻”四个字，却登堂入室之地取而代之。六四平暴自上而下地给全社会树立了一个伦理参照值，这就是“权力大于真理”。你想讲理吗？对不起，我只有子弹。从这个意义上讲，六四不是平暴，而是倡暴！
现在回过头去看，由于六四，改革被腰斩，这是很自然的因果关系。有人很清醒地指出：历史上有些国家借助于后发优势，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但通常由于权力未被有效约束，高速经济增长反而恶化社会结构，诱发社会分裂、对立，最终或者走向内部的群体冲突，或者与外部世界发生冲突。二战前的德国、日本乃至后来的苏联，在构建现代国家的过程中都遭遇过此类致命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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