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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优秀的爱国词作之一\'京口北固亭怀古\' ·辛弃疾 的赏析(ZT)

(2009-12-08 06:02:19) 下一个



我一直喜欢这位词人的词,先选这首;更钦佩他爱祖国的执着,而且同情他有着一身的文武双全的才华(21岁就抗金,著书,率兵)却报国无门,很理解他的无助,悲愤的心情!

我很同意这篇网文很好地及很详细地赏析了这首词。



最优秀的爱国词作之一"京口北固亭怀古" ·辛弃疾 的赏析(ZT)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辛弃疾 (宋朝)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此词作于开禧元年( 1205 )。当时,韩侂胄正准备北伐。赋闲已久的辛弃疾于前一年被起用为浙东安抚使,这年春初,又受命知镇江府,出镇江防要地京口(今江苏镇江)。从表面看来,朝廷对他似乎很重视,然而实际上只不过是利用他那主战派元老的招牌作为号召而已。辛弃疾到任后,一方面积极布置军事进攻的准备工作;但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意识到政治斗争的险恶,自身处境的艰难,深感很难有所作为。在一片紧锣密鼓的北伐声中,当然能唤起他恢复中原的豪情壮志,但是对独揽朝政的韩侂胄轻敌冒进,又感到忧心忡忡。这种老成谋国,深思熟虑的情怀矛盾交织复杂的心理状态,在这首篇幅不大的作品里充分地表现出来,成为传诵千古的名篇,而被后人推为压卷之作(见杨慎《词品》)。这当然首先决定于作品深厚的思想内容,但同时也因为它代表辛词在语言艺术上特殊的成就,典故运用得非常恰到好处;通过一连串典故的暗示和启发作用,丰富了作品的形象,深化了作品的主题思想。

  词以“京口北固亭怀古”为题。京口是三国时吴大帝孙权设置的重镇,并一度为都城,也是南朝宋武帝刘裕生长的地方。面对锦绣江山,缅怀历史上的英雄人物,正是像辛弃疾这样的英雄志士登临应有之情,题中应有之意,词正是从这里着笔的。

  孙权以区区江东之地,抗衡曹魏,开疆拓土,造成了三国鼎峙的局面。尽管斗转星移,沧桑屡变,歌台舞榭,遗迹沦湮,然而他的英雄业绩则是和千古江山相辉映的。刘裕是在贫寒、势单力薄的情况下逐渐壮大的。以京口为基地,削平了内乱,取代了东晋政权。他曾两度挥戈北伐,收复了黄河以南大片故土。这些振奋人心的历史事实,被形象地概括在“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三句话里。英雄人物留给后人的印象是深刻的,因而“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传说中他的故居遗迹,还能引起人们的瞻慕追怀。在这里,作者发的是思古之幽情,写的是现实的感慨。无论是孙权或刘裕,都是从百战中开创基业,建国东南的。这和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于江左、忍气吞声的懦怯表现,是多么鲜明的对照!

  如果说,词的上片借古意以抒今情,还比较轩豁呈露,那么,在下片里,作者通过典故所揭示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感慨,就更加意深而味隐了。

  这首词的下片共十二句,有三层意思。峰回路转,愈转愈深。被组织在词中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血脉动荡,和词人的思想感情融成一片,给作品造成了沉郁顿挫的风格,深宏博大的意境。

  “元嘉草草”三句,用古事影射现实,尖锐地提出一个历史教训。这是第一层。  史称南朝宋文帝刘义隆“自践位以来,有恢复河南之志”(见《资治通鉴•宋纪》)。他曾三次北伐,都没有成功,特别是元嘉二十七年( 450 )最后一次,失败得更惨。用兵之前,他听取彭城太守王玄谟陈北伐之策,非常激动,说:“闻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见《宋书•王玄谟传》。《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卫青、霍去病各统大军分道出塞与匈奴战,皆大胜,霍去病于是“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封、禅,谓积土为坛于山上,祭天曰封,祭地曰禅,报天地之功,为战胜也。“有封狼居胥意”谓有北伐必胜的信心。当时分据在北中国的元魏,并非无隙可乘;南北军事实力的对比,北方也并不占优势。倘能妥为筹画,虑而后动,虽未必能成就一番开天辟地的伟业,然而收复一部分河南旧地,则是完全可能的。无如宋文帝急于事功,头脑发热,听不进老臣宿将的意见,轻启兵端。结果不仅没有得到预期的胜利,反而招致元魏拓跋焘大举南侵,弄得两淮残破,胡马饮江,国势一蹶而不振了①。这一历史事实,对当时现实所提供的历史鉴戒,是发人深省的。辛弃疾是在语重心长地告诫南宋朝廷:要慎重啊!你看,元嘉北伐,由于草草从事,“封狼居胥”的壮举,只落得“仓皇北顾”的哀愁。

  想到这里,稼轩不禁抚今追昔,感慨万端。随着作者思绪的剧烈波动,词意不断深化,而转入了第二层。

  稼轩是四十三年前,即绍兴三十二年( 1162 )率众南归的。正如他在《鹧鸪天》一词中所说的那样:“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革录,汉箭朝飞金朴姑。”那沸腾的战斗岁月,是他英雄事业的发轫之始。当时,宋军在采石矶击破南犯的金兵,完颜亮为部下所杀,人心振奋,北方义军纷起,动摇了女真贵族在中原的统治,形势是大有可为的。刚即位的宋孝宗也颇有恢复之志,起用主战派首领张浚,积极进行北伐。可是符离败退后,他就坚持不下去,于是主和派重新得势,再一次与金国通使议和。从此,南北分裂就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而辛弃疾的鸿鹄之志也就无从施展,“只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同上词)了。时机是难得而易失的。四十三年后,重新经营恢复中原的事业,民心士气,都和四十三年前有所不同,当然要困难得多。“烽火扬州”和“佛狸祠下”的今昔对照所展示的历史图景,正唱出了稼轩四顾苍茫,百感交集,不堪回首忆当年的感慨心声。

  “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两句用意是什么呢?佛狸祠在长江北岸今江苏六合县东南的瓜步山上。永嘉二十七年,元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侵时,曾在瓜步山上建行宫,后来成为一座庙宇。拓跋焘小字佛狸,当时流传有“虏马饮江水,佛狸明年死”的童谣,所以民间把它叫做佛狸祠。这所庙宇,南宋时犹存。词中提到佛狸祠,似乎和元魏南侵有关,所以引起了理解上的种种歧异。其实这里的“神鸦社鼓”,也就是东坡《浣溪沙》词里所描绘的“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的情景,是一幅迎神赛会的生活场景。在古代,迎神赛会,是普遍流行的民间风俗,和农村生产劳动是紧密联系着的。在终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农民祈晴祈雨,以及种种生活愿望的祈祷,都离不开神。利用社日的迎神赛会,歌舞作乐,一方面酬神娱神,一方面大家欢聚一番。在农民看来,只要是神,就会管生产和生活中的事,就会给他们以福佑。有庙宇的地方,就会有“神鸦社鼓”的祭祀活动。至于这一座庙宇供奉的是什么神,对农民说来,是无关宏旨的。佛狸祠下迎神赛会的人们也是一样,他们只把佛狸当作一位神祗来奉祀,而决不会审查这神的来历,更不会把一千多年前的元魏入侵者和当前金人的入侵联系起来。因而,“神鸦社鼓”所揭示的客观意义,只不过是农村生活的一种环境气氛而已,没有必要再多加研究。然而辛弃疾在词里摄取佛狸祠这一特写镜头,则是有其深刻寓意;它和上文的“烽火扬州”有着内在的联系,都是从“可堪回首”这句话里生发出来的。四十三年前,完颜亮发动南侵,曾以扬州作为渡江基地,而且也曾驻扎在佛狸祠所在的瓜步山上,严督金兵抢渡长江。以古喻今,佛狸很自然地就成了完颜亮的影子。稼轩曾不止一次地以佛狸影射完颜亮。例如在《水调歌头》词中说:“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髇血污,风雨佛狸愁。”词中的佛狸,就是指完颜亮,正好作为此词的解释。佛狸祠在这里是象征南侵者所留下的痕迹。四十三年过去了,当年扬州一带烽火漫天,瓜步山也留下了南侵者的足迹,这一切记忆犹新,而今佛狸祠下却是神鸦社鼓,一片安宁祥和景象,全无战斗气氛。辛弃疾感到不堪回首的是,隆兴和议以来,朝廷苟且偷安,放弃了多少北伐抗金的好时机,使得自己南归四十多年,而恢复中原的壮志无从实现。在这里,深沉的时代悲哀和个人身世的感慨交织在一起。

  那么,辛弃疾是不是就认为良机已经错过,事情已无法挽救了呢?当然不是这样。对于这次北伐,他是赞成的,但认为必须做好准备工作;而准备是否充分,关键在于举措是否得宜,在于任用什么样的人主持其事。他曾向朝廷建议,应当把用兵大计委托给元老重臣,暗示以此自任,准备以垂暮之年,挑起这副重担;然而事情并不是所想象的那样,于是他就发出“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慨叹,词意转入了最后一层。

只要读过《史记•廉颇列传》的人,都会很自然地把“一饭斗米,肉十斤,披甲上马”的老将廉颇,和“精神此老健如虎,红颊白须双眼青”(刘过《呈稼轩》诗中语)的辛弃疾联系起来,感到他借古人为自己写照,形象是多么饱满、鲜明,比拟是多么贴切、逼真!不仅如此,稼轩选用这一典故还有更深刻的用意,这就是他把个人的政治遭遇放在当时宋金民族矛盾、以及南宋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的焦点上来抒写自己的感慨,赋予词中的形象以更丰富的内涵,从而深化了词的主题。这可以从下列两方面来体会。

首先,廉颇在赵国,不仅是一位“以勇气闻于诸侯”的猛将,而且在秦赵长期相持的斗争中,他是一位能攻能守,猛勇而不孟浪,持重而非畏缩,为秦国所惧服的老臣宿将。赵王之所以“思复得廉颇”,也是因为“数困于秦兵”,谋求抗击强秦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的。因而廉颇的用舍行藏,关系到赵秦抗争的局势、赵国国运的兴衰,而不仅仅是廉颇个人的升沉得失问题。其次,廉颇此次之所以终于没有被赵王起用,则是由于他的仇人郭开搞阴谋诡计,蒙蔽了赵王。廉颇个人的遭遇,正反映了当时赵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从这一故事所揭示的历史意义,结合作者四十三年来的身世遭遇,特别是从不久后他又被韩侂胄一脚踢开,落职南归时所发出的“郑贾正应求死鼠,叶公岂是好真龙”(《瑞鹧鸪•乙丑奉祠舟次馀杭作》)的慨叹,再回过头来体会他作此词时的处境和心情,就会更深刻地理解他的忧愤之深广,也会惊叹于他用典的出神入化了。

  岳珂在《桯史•稼轩论词》中说:他提出《永遇乐》一词“觉用事多”之后,稼轩大喜,“酌酒而谓坐中曰:‘夫君实中余痼。’乃味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人们往往从这一段记载引出这样一条结论:辛弃疾词用典多,是个缺点,但他能虚心听取别人意见,创作态度可谓严肃认真。而这条材料所透露的另一条重要消息却被人们所忽视:以稼轩这样一位语言艺术大师,为什么会“味改其语,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想改而终于改动不了呢?这不恰恰说明,在这首词中,用典虽多,然而这些典故却用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它们所起的作用,在语言艺术上的能量,不是直接叙述和描写所能代替的。就这首词而论,用典多并不是辛弃疾的缺点,而正体现了他在语言艺术上的特殊成就。

  

这首词是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的代表作,也是最优秀的爱国词作之一,历来备受后人传颂,有人甚至称此词为辛词之首。

  

此词的写作有着特定的创作背景。南宋时,主战派势力总居下风,因此,有很长一段时间,辛弃疾都在江西乡下赋闲,不得重用。后来,宰相韩倔胄用事,重新起用辛弃疾。但这位裙带宰相是有目的的,就是急于北伐,起用主战派,以期通过打败金兵而捞取政治资本,巩固在朝势力。精通兵法的辛弃疾深知战争决非儿戏,一定要做到知己知彼,他派人去北方侦察后,认为战机未成熟,主张暂时不要草率行事。哪知,韩倪胄却猜疑他,贬之为镇江知府。北固亭是京口 ( 镇江 ) 名楼,登楼可望已属金国的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可以想像,辛弃疾在京口期间,肯定不止一次登楼,登楼之时,定有几多感慨存诸心中,蓄积起来,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吐之为是词。

  全词表达了词人坚决主张抗金,而又反对冒进轻敌的思想,抒发了对沦陷区人民的同情,揭露了南宋政治的腐败,亦流露出词人报国无门的苦闷

  这首词最大的艺术特色在于善用典故。辛弃疾是很会用典的,他作此词时,已年届六旬。人上了年纪,自然喜欢讲古,再加之题为“怀古”,托古讽今,不用典故行吗 ? 全词用典虽多,却都相当贴切恰当,不仅没有妨碍思想,而且用简炼的语句,表现了丰富的内容,非一般“掉书袋”可比。首先,词人将典故与现实巧妙对照。词中所选典故,均与京口北固亭相吻合,与帝王将相有关,且远涉前代南北分离史事。使用这些典故,可直而不露、隐而不晦地与南宋统治者进行类比或对比。如用孙权、刘裕的英雄壮举,对比南宋统治者的屈辱妥协,让人何等郁郁于怀;用刘义隆草率北伐,急于“封狼居胥”,建盖世奇功,反遭惨败,来类比韩倔胄不修战备、轻战冒进的路线,使人多么提心吊胆;用廉颇被谗的故事,类比南宋践踏人材,令人久久扼腕长叹。其中,以刘宋比南宋,以北魏比金国,以刘义隆、王玄谟昏君庸臣比现实生活中的宋宁宗、韩位胄,足见用典之精,又显作者胆量之大,不畏当权者。其次,将典故当为形象的画面、生动的语言。若用典多且不好,如沙入眼中;用得多且好,可收言简意丰之功效。词中所用典故,都是经过了再创作,毫无面目刻板、呆滞生涩之感。写刘裕北面破敌,“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其英武形象跃然纸上;写刘义隆草率北进,“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其狼狈情状现于眼前;写拓跋焘庆功的场面,“一片神鸦社鼓”,其喧嚷之声闻于耳畔;写自己年岁老大,“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其怨愤之情萦绕笔端。一个个典故,在作者笔下化成了一幅幅活生生的图画,使读者宜于理解、乐于接受。

  

同属豪放派,与苏轼相比,辛弃疾少了一份旷达、一份雄迈,多了几许悲凉、几许苍劲。“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何等豪迈,何等雄壮 ! 这是辛弃疾做不到的。全词基调虽是豪放,却流淌着一股浓郁的悲凉、惆怅之情。上片“千古江山”,起句伟岸、挺拔,“英雄无觅”却笔锋一转,调子低了下来。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曹操曾自诩为“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后来,孙权被曹操激赏为“生子当如孙仲谋”,可是而今风流余韵安在 ? 只剩下风雨之后,落红满地而已。一个“总”字,让人心头闷闷的。刘裕住处,已沧海桑田,易为寻常巷陌,堂前燕子可曾记得旧时主人 ? 斜斜的如血残阳给杂草茂树抹上了一层红晕,让人想哭。遥想刘裕当年壮举,令人徒唤奈何 ! 下片起首“草草”二字,道尽刘义隆、王玄谟辈利令智昏,误国误民。词人从北归南,历时四十三载矣,人生能再有一个四十三载吗 ? 可自己的雄心壮志、抗金大业却一直难遂。此时,眺望江那边曾经战斗过的热土,老百姓依然在异族统治下苦苦挣扎,心中又苦恨相煎。拓跋焘庆功的场景,一想起来,就使人拊胸痛惜。廉颇虽老,赵王尚有起用之意,而自己此时却连遭贬斥,天子不闻不问,空怀老当益壮的爱国豪情,其幽怨、悲愤、郁闷之情溢于言表。

典妙而雅,情深而切,用典与抒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辛弃疾真不愧为个高手。

( 来源: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098393/)


【作者】

辛弃疾(1140-1207),享年67岁,南宋词人。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

出生时,山东已为金兵所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职。任职期间,采取积极措施,招集流亡,训练军队,奖励耕战,打击贪污豪强,注意安定民生。一生坚决主张抗金。在《美芹十论》、《九议》等奏疏中,具体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夸大金兵力量、鼓吹妥协投降的谬论,作了有力的驳斥;要求加强作战准备,鼓励士气,以恢复中原。他所提出的抗金建议,均未被采纳,并遭到主和派的打击,曾长期落职闲居江西上饶、铅山一带。晚年韩□(tuo1)胄当政,一度起用,不久病卒。

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热情,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为“苏辛”。《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等均有名。但部分作品也流露出抱负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消极情绪。有《稼轩长短句》。今人辑有《辛稼轩诗文钞存》。(《辞海》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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