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文苑》总第六十一期

 

      台湾游记 （二）

新创（大华笔会会员）/温哥华

 

 

    事后知道，之所以要改变日期和行程，是因为五月十七日绿营在台北举行呛马大游行，旅行社预计游行之后可能还有余波（十八日确实还有静坐示威），为安全计，避得过就避，故此才延迟一天，更为保险，把第一天的台北市自由行挪到最后一天。这不是一个旅行社的安排，是整个旅游行业近似一致的行动，之前，大陆同胞的台湾游，高峰时每日可湧来～７０００名之多，台湾当局因‘担心接待不周’，曾主动提出降负荷，每日限为～３５００名大陆游客，［为确保旅游服务质优，宁可钱来也不多赚的治理心态，是非常值得在两岸三地加以推广的。］五月十七日前后几天，大陆游客来得更少，故此，笔者夫妇这次在各处旅游景点，倒也避过大陆同胞挤逼之困扰，亦为一幸。

         这次台湾游，是由台湾那儿的旅行社安排组团的，全团当中，只有笔者夫妇是从温哥华过去的，其余团友大都是由美国来，或人已在当地再参加的。有一对白人夫妇和一对日裔夫妇，其他全是华裔，全程陪伴的导游用英语和普通话讲介，偶而也为那对日裔夫妇说些日语。

         笔者夫妇到台湾桃園机场时，旅行社安排接机的人还没到，当时不知旅行团只有我们一对是从温哥华来，在接机大堂里等了一会不见有其他团友，有点困惑，想起温哥华旅行社给的旅行资料中，在台湾有一个二十四小时均可联络的电话，于是急忙去换零钱，拨打电话去询问，对方听到笔者报出姓名后，立刻加以安慰及道歉，并叮嘱笔者等在大堂内，说很快就有人来接的，毕竟现在科技发达，手机联系便利，几分钟后，那位迟到的接机者举着一张写着笔者夫妇姓氏的白纸，匆匆进入大堂，我们相认后，这位年轻人不住地向我们致歉，人找到了，我们心里也踏实了，又见只是为我们一对夫妇，要劳烦人家一大早特为来接，心里也没什么疙瘩了。

         在台北一家酒店（原本第一天住的，现改为最后一天）的大堂，等了一个多小时，全团集齐，导游就宣布出发，坐旅游大巴直去宝岛中部的日月潭了。

         日月潭————位于岛中部玉山和阿里山之间的一大片断裂盆地，积水而成的，以拉鲁岛（又名光华岛）为界，一侧如日轮，一侧如月弧，故名日月潭，是台湾人最引以自豪的旅游景点。由于海拔高度达７４０米，是深水池，按字面解释，这叫潭，不叫湖了。日月潭四周群山环抱，旅游大巴沿山一路驶去，湖光山色美不胜书，这个台湾最大的淡水潭，原是归南投县管治，以前来游览，要买门票的，自从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１日１１：５４，台中、南投一带发生７．６级强烈地震后，这一带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就改由中央政府来经营管理，不收门票了。除修缮景点设施外，还在建架缆车，增添魅力，吸引旅客。日月潭建有水力发电站，是日据时期由日本人建的水壩，开闸放水，利用水的落差来发电，堤坝建造质量好，地震时无损，当时日本人的重视质量，这点还不能不服他。

         地震破坏的威力（这次地震夺去２０００多人的生命），我们也看到一个见证，在附近，有一座架设高压电缆线的铁塔架，高近二十米，地震时，震歪斜了。在修复整个电缆线路时，特地保留这个铁塔架，没有扶正，架下的角度仪清楚地标示出１５度的斜度，塔没有倒下真是万幸了。

未知死，焉知生？（三）                  

——由《入殓师》随想到的日式影像“死亡”

 文/杨香女/美国 

再比如小津最为人称道的一部电影《东京物语》。影片讲述的与其说是老夫妇俩探望子女的家庭旅行，不如说是老人预感到死亡气息后有意安排的一次诀别造访，于是才有了影片结尾母亲死后父亲独坐空房时的恬淡与释然，当然此种超脱悠然虚空的境界同时也是小津大师所有电影的品味与格调。“大雪纷飞白茫茫， 但愿把它披身上， 倘若今宵我死亡”，这是小津安二郎于1963年12月12日早上所作的一首俳句，也是在那一天大师与世长辞。或许死亡于大师早已十分熟悉，那正是在自己终生的电影中被排演了数遍的人生归宿。 

被称为黑泽天皇的黑泽明借助晚年大作《梦》中的八个梦境集中倾现了他毕生的人生困惑与艺术追寻。还记得在最后一个梦里，大师给我们展现了一场发生在类似桃园仙境的水车村的一场葬礼，一个自称103岁、戴着草帽的制作水车的老人参加了这次出殡，因为死去的老太婆是他的初恋情人，“她让我失恋，嫁给了别人！”老人含着笑着说。葬礼上的人们没有哭泣，反而欢天喜地，象是在欢庆着某个佳节。在黑泽大师接近暮年的内心世界里，这何尝不是一场值得欢乐的人生庆典呢，我已经酣畅淋漓地度过了此生，又为什么不该满心欢喜的离去呢？他借助影像中这个梦，微笑着告诉世人：应对着人之本初的天真重又回归人之本源，死亡是人最终的归宿，人们欢喜着接受，一切照都依旧。大师对死亡的豁达与透彻充满着智者的从容。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的电影大师都该是杰出的哲学家与思想家。 

在日本电影中，将死亡这个严肃命题与与痴男怨女的执迷殉情演绎得淋漓绝美的莫过于大名鼎鼎的《失乐园》了。与其说我们被这样的一对痴男怨女的爱情感动，还不如说我们——这样一群早已习惯了贪生怕死的凡夫俗子们，强烈艳羡着如此颇具艳情意味与微醺性感的死亡仪式！我们悄悄地且底气不足的在心底疯狂呐喊：如果能够这样死一回，此生亦足矣。北野武的《花火》，则将对生与死的探讨更加推向了本质。阿西以暴制暴的果断决绝折射出他对死亡的超脱，这种超脱或许也可以看成一种深入骨髓的虚无，一种面对荒诞世界的无力与绝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现代社会甘愿抛弃生存回归死亡的勇士。 

人类的生死循环或许原本就极其普通。可懵懵懂懂地生老病死，从未做过哪怕浅尝辄止的终极思考，好比“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的人也大有人在。因为有了“死”，才涨显“生”之高贵与尊严，才给予“生”以宽和与释然。就象在《收敛师》的结尾，早已在心底原谅父亲的主人公将父亲死命紧握手中的小石头放于妻子已经孕育着新生命的腹部，仿佛通过一次死与生的交接仪式，完成了两个世界爱与温暖的传递与沟通。对于聪明善良的观者们来说，早已通过情不自禁依然极力隐忍的泪水表达了他们的心知肚明。（续完） 

 汉奸在哪里  

李良旭/马鞍山

    前几天看了一个电视访谈节目，使我重新想起汉奸这种人来。中国国防大学教授、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张召忠教授，在央视电视访谈时，说了这样一件事。他说，去年，他在黑河调研时，看到了一个中俄瑷珲条约割让中国领土以及江东64屯被俄罗斯军队侵占的血腥历史展览馆。张教授看了这个展览馆，感到非常震撼，深受教育。当时，陪同张教授参观展览馆的一个领导告诉他，上级有关部门已下过很多次通知了，让他们尽快关闭这个展览馆，理由是这样的展览馆不利于中俄两国友好关系的开展。张教授当即就气愤地说，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这个展览馆坚决不能撤！我们不是捏造历史，我们是在回顾历史，那一段残忍的历史，不仅让中国人记住，也应该让俄罗斯人记住。只有这样，才能维系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中俄之间才能接受教训，永不再战。

张教授不无感慨地说道，中国是一个盛产汉奸的国度，抗日战争时期就出了100多万汉奸，当今不是没有汉奸了，而是更多了。有的是外交间谍，有的是经济间谍，有的是军事间谍。这些人丧尽天良，为了一已之利连国家都不要了。

张教授说起当今的那些汉奸，竟直是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因为，如今的汉奸了，已然换了一幅嘴脸，显得更加高明、更加善于伪装了。

 抗日战争时期，河北省清苑县冉庄是一个出名的地方。当地老百姓创造的“地道战” 战术，声东击西，神出鬼没，打得日本鬼子和汉子丢盔弃甲，狼狈不堪，彰显了我华北军民打击倭寇的民族气节。这里就是电影《电道战》中“高家庄” 的原型。解放后，“地道战遗址” 成为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里，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前些日子，我到那里去旅游，却看到了一种令人瞠目的现象：一些游客穿上当年鬼子、汉奸的服装，摆上各种造型，嘻嘻哈哈地在那照相、留念。这些游客对能让自己也当一回鬼子、汉奸，感到格外幸福。而那些旅游景点的商家，也将出租当年这些鬼子、汉奸的服装，当作一项重要的旅游经济收入来源，可谓很有思想。这里，成了歌舞升平、莺歌燕舞的娱乐场地，全无那种庄重、严肃、受教育的氛围。这就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人们一种浮躁的心态。

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报道称日本新近发现了一些当年侵华日军的照片，有几张照片，在网上发布了。这是一张当年一个日本兵在华北平原站岗。他手里拿一杆长枪，两眼注视着前面。他的旁边，有两个七、八岁的中国小男孩，头上戴着斗笠，穿着小衣襟，伸出小手，正一边一个用手搀着这名日本兵，表现出一种亲昵状。这张照片，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刻意追求宣传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建立“王道乐土”的宣传照。众所周知，当年日军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犯下了滔天罪行，老百姓见了鬼子躲都来不及，更不要说是小孩子了。

正看着这张照片，正在上大学的女儿和她谈的男朋友回来了。他们进了我的书房。女儿的男朋友看见电脑屏幕上那张侵华日本兵的照片，顿时，嘻嘻哈哈地说到，谁说当年日本鬼子凶神恶煞般地残忍，你看，这个日本兵多和善，中国小孩都喜欢和他交朋友呢！

我听了，一阵恶心，用手指着他，大喝一声，放屁，汉奸、汉奸、你这个汉奸。

看到我突然发了这么大的火，女儿和她的男朋友一下子都愣在那里，不知所措。女儿含嗔地拽拽我的衣袖，说道，老爸，您说什么呢？怎么突然冒出个汉奸来了？现在还有谁是汉奸呢？

我也一下子僵在那里，为自己刚才的失态，有种悻悻然。是啊，现在谁还是汉奸呢？我突然想起自己曾看过张召忠教授写过的一本书，叫《下一个目标是谁》。书中讲道，中国人记性不好，1999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5月8日炸馆事件很快就被忘掉，不会再记起这个耻辱的日子。我们有那么多的节日，可唯独没有一个耻辱节。我们的公共媒体有着太多的娱乐，太多的浮躁。这是我们当今十分欠缺的地方，也是值得深刻反省的地方。

女儿责问我，现在还有谁是汉奸呢？我用指着女儿，还有她的男朋友，说道，你，还有他。顿了顿，又用手指着我自己，说道，还有我，都有可能是汉奸！

 

 那一曲西皮二六（九）

                                                                    齐  奕 （大华笔会会员）/温哥华

等到琴之把写下的唱词交给了思思以后，她站起来，套上一件风衣，算是贵妃的宫装，在客厅里载歌载舞起来。

    思思眉飞色舞地听着，学着，仿佛自己也在舞台上，跟着奶奶学贵妃唱，学贵妃舞，体会着她的尊贵，她的荣宠，她的哀怨。思思浑忘了周围的一切。

    安妮在餐桌上摆放好了餐具菜肴，来到客厅，见到老小二位如此投入，不觉得也被吸引住了，忘了自己来到的目的——叫她们吃午饭。

    饭后，他们照例坐在餐桌旁的原位，闲聊一会。这一天自然而然地议论起方才的“贵妃醉酒”，安妮和思思都称赞琴之这么大年岁了，还是嗓音清脆亮丽，音调圆润，身段柔软。琴之被她们说得不好意思起来：

   “这些都是明日黄花了。年少的时候，倒也曾风头一时。”她对着思思又说：“你太外公是唱梅派的，所以，我五六岁时就开始学梅派戏，从学唱《女起解》开始，12岁学《贵妃醉酒》，都是你太外公教的。”

   “我可是今天第一次听您唱梅派戏，” 思思咽下了嘴里的东西，嘟着嘴说，“多好听啊！你为什么只教我程派戏，不教我梅派戏呢？”

    琴之抚摸着思思的手背，微带歉意地说：“这都是因为你爷爷的缘故啊。”

    思思瞪大了眼：“是爷爷的缘故？难道爷爷不让您唱？不让我们唱？爷爷不讲理。”

   “不是。”琴之说了这两个字以后，望着墙壁，两眼干涩，空洞，好半晌，才说：“不是这样的。”她收回目光，停了停又说：“这不是几句话说得清楚的。这样吧，我讲些往事给你们听，也许，你们就会明白了。”

   “好的，奶奶，您快说。”思思欢呼雀跃。

   “妈，我听着呢。您慢慢地说。“

    琴之亲切地看了看他们两个，说了起来：

   “那是1947年——

1947年，6月30日。虽然暑假是明天开始，但是周琴之昨天已经考完了这学期的最后一门课——最令人头疼的英文。所以，今天是无考一身轻，妈妈带着她逛大马路上著名的上海四大公司，给她买了几套适宜女学生穿着的淡雅大方的新衣裙。

        琴之自己不觉得，可是在妈妈眼里，女儿虽然还只有14岁，但她已经是一个凤眉桃腮、曲线初现、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成为做母亲的要提高警觉、着意防护的重点对象了。

        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更使她警觉了起来：琴之的英文家庭教师在补课时，对琴之动了坏脑筋。

        当时，请英文家教，相当普遍，这是因为日本占领上海时，所有学校的外语课只能教日文。现在，学校又都改教英文，这一来学生就抓瞎了，于是，英文家教盛极一时。琴之家请的英文家教老师是当时税务局的驻厂征税官，姓金， 五短身材，瘦瘦的，戴着付金丝边眼镜，西装、领带、革履，三四十岁，一副绅士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