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华笔会
这是立足于加拿大温哥华的文学社团“大华笔会”的文学创作园地，将定期发表来自加拿大本土、欧、美和中国大陆的会员及其他作者的原创文章
正文
梦萦蒙特利尔
郝耳 /温哥华 /大华笔会会员
住在渥太华，蒙特利尔就像搁在你枕边的，潘朵拉的魔盒，日夜吸引着你，令你忍不住总想掀开盖子看个究竟。
才二百多公里的车程。我的法国老友何杰很有把握地说：两个半小时，就可以到了。
路况很好。虽说是周末，车子还是能拉开距离，以百码的速度疾驰。偶尔还有超车的，那准是违规拼命的了。
车入蒙特利尔地界，一股浓浓的法兰西风情扑鼻而来：什么路标、街牌、行车指示全都是单一法文的。要不是何杰握着方向盘，真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呢。
沿着Viger维戈路东行，徜徉在Vieux Montreal蒙特利尔老街上。一路上维多利亚喷泉广场、屋邻脊毗的博物馆、没有塔楼尖顶的圣母院、路边露天的咖啡餐饮、一档档五光十色的工艺品小摊，演绎着一齣齣无尽的巴黎梦。
穿过Amable阿玛波街，在Jacques Cartier雅克-卡蒂埃广场的老咖啡馆边上，我坐在画摊遮阳大伞底下，摆出Pose姿势。让一名不知名的画家，用彩笔勾勒我的形象。逛街的人，三五成群，或驻足观看、或指指点点、或露出会心微笑。不一会肖像画成，我把它珍惜地放入行囊。画家和我握手告别相互感激：我照顾了他的生计，他绘出我阳光下灿烂的时光。
我记得那年仲夏日的夜晚，我们驱车停留在巴黎的协和广场，熙熙攘攘的人群，忘情地川流在白夜的阳光下。载歌载舞的姑娘，热情地拍打我们的车窗，邀请和他们一起共舞。若不是蒙特利尔如此灿烂的艳阳。这些记忆，仿佛是飘忽无定的幻梦。
菜馆的餐饮，犹如隆重节目的排练。那个穿着黑色燕尾服的前台经理，准是总导演。他用凌厉的目光，在十八世纪宫殿式的厅堂里，让每个餐桌，都按着他的脉搏运作。
一道道菜，有如精致的工艺品。神情饱满的男侍，像捧出自己的精心巨作，在餐桌展示每碟菜、每盆汤、每杯酒光彩诱人的一面。
乐队在不知疲倦地吟唱，似山涧、似涌泉，轻轻地、汩汩地流过每个人的心田。
何杰失神地沉浸在对故国的怀念中。如同我们在Clark克拉克唐人街上，寻找那些早已不属于我们的，但和我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记忆。
夜幕悄悄降临，高速公路上车光如织。 怏怏离开、黯然神伤的是一个个未尽的梦。速往直前、急切盼望的，又是一个个憧憬的梦。
卓瑪 （上）
北塘居士/杭州
我終於去了我在小學時就神往的青海湖。
行程的路上，導游小姐告訴大夥兒：“游客們下車前把上百元的錢最好都放在車上的包包裏。”到達青海湖後，我照著做了，隨身只帶上十幾元的一元零鈔便下車了。
在我的脚還沒站穩那湖畔的地面時，立馬，呼啦一下，我們的旅游團全體成員就被約莫三十人左右一群漢、藏族的孩子圍了個團團轉、水泄不通。圍著我的有四個孩子，個個伸手要錢，我就給了他們一人幾個硬幣，告訴說錢都給完了。這些孩子不信，就把我身上的所有衣褲袋翻出，看是真的沒錢了，方才離去。其實，他們全都知道我們把錢放在車子上了，有的還想著上車討錢呢。這場景很有趣，孩子們走後，我就看熱鬧，一直站著沒動。
正看著開心時，只聽得背後一女孩清脆的聲音道：“叔叔”，她同時還用手指在我的腰上輕輕地碰了一下。“我的錢都給他們了呢!”我轉過身來，笑盈盈地告訴她，還用手指著剛才問我要錢的孩子們離去的方向。
“我不要錢”，她睜著一雙大大的眼睛看著我，目光裏洋溢著天真的稚氣，可話語裏却透出十分的堅定之意。
“伯伯”，她接著說。可能我的臉部容貌顯得比背部形象要老些，她改口“叔叔”爲“伯伯”繼續道：“你騎馬吧！”口氣中帶有我一定會答應她的自信。 “騎馬？”我有些詫异，于是一口氣地問她：“你靠叫游客騎馬來掙錢嗎？你多大呀？叫什麽名字？爲什麽不像那些孩子那樣要錢呢？” “我叫卓瑪，9歲了！我不要飯，我做生意賺錢！”說這話時，9歲的卓瑪昂首挺胸，儼然成熟女子的氣派。同時，不止氣派，就那獨立于其他孩子要錢德性的“做生意賺錢”的品性，著實地把我給山崩地裂般地震撼了一下。
我是個“小氣鬼”，從來外出也就是拍拍照片之類，不捨得花錢娛樂的。開始時，在這小丫頭面前，我心裏揣摩著，我怎麽也是個“老長輩”了吧？擺擺架勢總還是綽綽有餘的嘛！可聽了“我不要飯，我做生意賺錢”這話，加上她是這許多孩子中唯一不要錢的孩子，想象中眼前看著的這位好像就是未來的中華藏族巾幗女杰了！我能有幸早早將之拜謁，已是洪福在天，還能有什麽別的選擇呢？二話不說，我拉住卓瑪遞給我的繮繩，像是“卑職”在“大統領”面前那樣唯唯諾諾，翻身躍上了一匹棗紅色的高頭大馬。
卓瑪牽來兩匹馬，個頭大一些我騎上了，她自己躍上了另一匹褐色的。
上馬後，我盡力保持男子漢中老長輩的尊嚴，儘量挺起胸膛，兩手把住繮繩，兩腿往馬肚子上猛地一夾，雖有些戰栗，但還是大聲念念道：“駕！”棗紅馬即飛奔了起來。卓瑪騎著褐色馬隨後緊跟著，顯然是在擔心我可能會摔下馬來。
我們一老一小，在青海湖的北岸由西向東急馳著。卓瑪離開我約一米，在我的右後方不到半匹馬的距離，時不時地就要超過我，而後又放慢騎速退回原位。馬背上，我揣摩著，我的高頭大馬怎麽跑不過她的那匹小個子呢？正思忖間，卓瑪的童聲發話了：“大伯伯（請注意，她的“伯伯”前邊多了一個“大”字。很顯然，我的保持尊嚴是凑效的），你往前坐一點兒，這樣不顛簸。”馬鞍較寬，我以儘量不被卓瑪發現慌兮兮心情的神速向前蠕動到位，心中暗喜：“狀態極佳！”。
一個一時慌張的人，一旦感覺已經達到了自我設定的尊嚴標準，或者適應了新的環境之後，通常總會恢復藏在自身心理的和生理的潜能的。這時，我的思緒正從“長輩”的架勢和對馬的適應性上轉移，開始了習慣性的人文探索。
“卓瑪，”我不無狡猾地問道：“像他們那樣向旅客要錢多方便呀？一天下來也不少的呢。”
“不行。”卓瑪輕輕地抽了自己的坐騎一鞭子，這會兒已經與我幷行了，然後扭頭朝著我大聲喊道：“我爸說了，人要有骨氣，不能白拿別人的東西；要勞動賺錢。”
“勞動賺錢”這四個字她說得很認真，幾乎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從嘴裏蹦了出來。說話間，我們不經意地放慢了騎速，伴著馬蹄“得、得”的碎步，邊溜達邊繼續著我們的交流。
“可這樣幹你多累呀，成天騎在馬背上，又不能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不感覺太苦了嗎？”
“我喜歡騎馬，不喜歡和他們在一起。”
“爲什麽？”
“我不和他們一起要錢他們就駡我。”卓瑪的眼睛有些濕潤。 “他們會因此而打你嗎？”我這時的思路由狡猾向著擔憂轉了個彎子。
“他們不敢的。”
“爲什麽？”
“我爸是中學老師，村子裡的人對他都很尊敬。”
“是老師！”我似乎明白了一些什麽。卓瑪，無需介紹，從名字就能看出她是藏族孩子，生活在潔淨的青藏高原。然而市場經濟的大潮奔騰地越過沿海地區的平原、山川、和江河湖泊的同時，也沖刷著青海湖周邊的各個村落。處在這種人們都想著致富的大環境之下。為什麽有的孩子是“伸手要錢”, 而卓瑪卻是“勞動賺錢”?卓瑪賺錢觀念的形成是否和她父親的教育關聯的呢?
[作者簡介] 北塘居士 ,高級經濟師 ,業餘從事文學創作 ,大量小說 、散文 、詩詞 、雜文 、隨筆見諸 有關報刊和網絡 ,深受讀者喜愛 , 好評如潮。
水仙花和《春香太太》
董铁柱/美国/大华笔会会员
初次知道水仙花的名字，是在伯克利第一学期的Proseminar上。这是一堂关于东亚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博士生必修课，其中两周的讨论中心是早期在美国的中国文学。水仙花就这样走入了我的视野。
水仙花(Sui Sin Far) （1865-1914）原名Edith Maud Eaton。她的一生始于战争，终于战争，生命轨迹的两端分别系于美国的南北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使人受伤，战争也使人坚强。这也是水仙花的写照。水仙花生于英国的马卡勒斯菲尔德（Macclesfield），父亲是英国人，母亲则是英国华侨。其父母共育有16个子女，水仙花是老二。她父亲曾是商人，但因为和华裔结婚的缘故，被逐出家门而以画画为生。水仙花7岁之时，全家搬到了纽约州，后又徙至加拿大蒙特利尔，但是生活水平仍每况愈下。她11岁时，只能辍学在家，沿街叫卖父亲的风景画。终其一生，体弱多病的水仙花几乎都在为补贴家用而努力。即使成年就离开蒙特利尔到纽约谋生且在美国度过了大部分的时光，她依然与父母和兄弟姐妹关系甚密，而把蒙特利尔作为自己唯一的家。这样的家庭观念，无疑是中国化的，不禁让我想当年栖身在洛阳而乡思吴中的陆平原。她在暮年回到了蒙特利尔，并不久就西去，冥冥之中，居然叶落归根，结局也带有很强的东方色彩。
水仙花在少年时期就开始了写作，于1896年始以“水仙花”为笔名。虽然只有《春香太太 》（Mrs. Spring Fragrance）一书问世，但是作为第一位记录了19世纪晚期在美中国移民血泪史的欧亚混血作家，水仙花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历来被学者所重视，不但与莎拉•吉维特(Sarah Jewett)和凯特•肖邦(Kate Chopin)齐名，被视为19世纪晚期女性作家的代表人物，而且被谭恩美（Amy Tan）等当代美国华裔作家尊为北美华裔写作的鼻祖。
《春香太太》包括37篇短篇小说和散文，从全方位刻画了中国移民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她笔下的中国移民生活固然栩栩如生，但是更值得思考的是，这样一个与中国文化联系并不紧密的混血作家（她母亲已非在英国的第一代华人移民），这样一个完全没有中国生活背景的作家，为什么在新大陆选择了华裔而并非“英国人”的视角。中国的传统以及象征着纯洁和自恋的水仙花，为何能让她找到归属感？是中国移民的弱者身份更加能够引起她自身“女性”和“穷人”双重弱者身份的共鸣？还是中国移民所面对的中西文化冲击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她的家庭所一直面对的？
虽然我一直怀疑作家的作品是否能给我们提供答案，但是《春香太太》这篇成为水仙花文集书名的短篇小说的的确确就是一幅文化冲突的画面——冲突而不剧烈，这正是我喜爱的风格： 春香先生和春香太太5年前从中国移民到了西雅图。5年前，春香太太一个英文单词都不识，而5年后小说开始的时候，她已经可以熟练地背诵美国的诗歌了。他们邻居新月夫妇是一对年纪更大的移民，有一个18岁的女儿，名叫“玫瑰花”。玫瑰花从小定了娃娃亲，男孩子在旧金山，是个书香门第，且他们的婚期已近，但是她爱上了商人家庭出身的男孩凯子。玫瑰花和春香太太是好朋友，有一天就将自己的烦恼向春香太太倾诉。春香太太用英国著名诗人丹尼森（Tennyson）的诗歌（'Tis better to have loved and lost, Than never to have loved at all.）劝慰的时候，恰好被春香先生听见。春香先生以为是妻子在向玫瑰花诉苦，他不解这爱情诗的意思，赶紧去问美国邻居，而邻居对诗歌的解释加深了他的担忧——他以为妻子吟诵诗歌是其因婚姻没有爱情而苦恼。
恰好春香太太受其表妹之邀去旧金山旅行，因为在旧金山玩得开心的缘故，打算比原定的计划推迟一周回家。春香先生听了一些风言风语，再加上自己的狐疑，不禁怀疑妻子滞留旧金山是因为有了新欢。他和美国邻居的一段对话在这里显得尤其有趣： 他问：在这个国家爱情是不是比婚姻 来得更早？
美国人说：当然是的。
他问：假设，假设你父亲的一个朋友有一个女儿，你从来没看见过她。你们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结了婚，那个女人会爱你吗？
美国人说：不会。接着美国人解释说，在美国，爱情一定是自由的。
春香先生说，在中国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对自己说，她（春香太太）已经像一个美国女人了。
春香先生因为自己的杞人忧天而寝食难安，到春香太太满怀对丈夫的思念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几夜不眠了。小说的最后，玫瑰花在旧金山有婚约的那个男孩自由恋爱已与别人成婚，因此玫瑰花也可以和凯子有情人终成眷属。在玫瑰花向春香太太告诉这个好消息后，在一旁偷听的春香先生颇有感触地吟诵了当初妻子所说的丹尼森的诗歌。这让春香太太非常感动。她以为丈夫为了自己在读英文诗歌。但是，深爱着妻子的春香先生说：“美国的诗歌令人讨厌！”妻子连声问为什么，这既可以是在问为什么美国诗歌令人讨厌，更可以是在问为什么丈夫觉得讨厌还会如此熟悉自己所爱的诗歌。
春香先生没有解释，他默默地给了妻子一块玉佩。
郝耳 /温哥华 /大华笔会会员
住在渥太华，蒙特利尔就像搁在你枕边的，潘朵拉的魔盒，日夜吸引着你，令你忍不住总想掀开盖子看个究竟。
才二百多公里的车程。我的法国老友何杰很有把握地说：两个半小时，就可以到了。
路况很好。虽说是周末，车子还是能拉开距离，以百码的速度疾驰。偶尔还有超车的，那准是违规拼命的了。
车入蒙特利尔地界，一股浓浓的法兰西风情扑鼻而来：什么路标、街牌、行车指示全都是单一法文的。要不是何杰握着方向盘，真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呢。
沿着Viger维戈路东行，徜徉在Vieux Montreal蒙特利尔老街上。一路上维多利亚喷泉广场、屋邻脊毗的博物馆、没有塔楼尖顶的圣母院、路边露天的咖啡餐饮、一档档五光十色的工艺品小摊，演绎着一齣齣无尽的巴黎梦。
穿过Amable阿玛波街，在Jacques Cartier雅克-卡蒂埃广场的老咖啡馆边上，我坐在画摊遮阳大伞底下，摆出Pose姿势。让一名不知名的画家，用彩笔勾勒我的形象。逛街的人，三五成群，或驻足观看、或指指点点、或露出会心微笑。不一会肖像画成，我把它珍惜地放入行囊。画家和我握手告别相互感激：我照顾了他的生计，他绘出我阳光下灿烂的时光。
我记得那年仲夏日的夜晚，我们驱车停留在巴黎的协和广场，熙熙攘攘的人群，忘情地川流在白夜的阳光下。载歌载舞的姑娘，热情地拍打我们的车窗，邀请和他们一起共舞。若不是蒙特利尔如此灿烂的艳阳。这些记忆，仿佛是飘忽无定的幻梦。
菜馆的餐饮，犹如隆重节目的排练。那个穿着黑色燕尾服的前台经理，准是总导演。他用凌厉的目光，在十八世纪宫殿式的厅堂里，让每个餐桌，都按着他的脉搏运作。
一道道菜，有如精致的工艺品。神情饱满的男侍，像捧出自己的精心巨作，在餐桌展示每碟菜、每盆汤、每杯酒光彩诱人的一面。
乐队在不知疲倦地吟唱，似山涧、似涌泉，轻轻地、汩汩地流过每个人的心田。
何杰失神地沉浸在对故国的怀念中。如同我们在Clark克拉克唐人街上，寻找那些早已不属于我们的，但和我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记忆。
夜幕悄悄降临，高速公路上车光如织。 怏怏离开、黯然神伤的是一个个未尽的梦。速往直前、急切盼望的，又是一个个憧憬的梦。
卓瑪 （上）
北塘居士/杭州
我終於去了我在小學時就神往的青海湖。
行程的路上，導游小姐告訴大夥兒：“游客們下車前把上百元的錢最好都放在車上的包包裏。”到達青海湖後，我照著做了，隨身只帶上十幾元的一元零鈔便下車了。
在我的脚還沒站穩那湖畔的地面時，立馬，呼啦一下，我們的旅游團全體成員就被約莫三十人左右一群漢、藏族的孩子圍了個團團轉、水泄不通。圍著我的有四個孩子，個個伸手要錢，我就給了他們一人幾個硬幣，告訴說錢都給完了。這些孩子不信，就把我身上的所有衣褲袋翻出，看是真的沒錢了，方才離去。其實，他們全都知道我們把錢放在車子上了，有的還想著上車討錢呢。這場景很有趣，孩子們走後，我就看熱鬧，一直站著沒動。
正看著開心時，只聽得背後一女孩清脆的聲音道：“叔叔”，她同時還用手指在我的腰上輕輕地碰了一下。“我的錢都給他們了呢!”我轉過身來，笑盈盈地告訴她，還用手指著剛才問我要錢的孩子們離去的方向。
“我不要錢”，她睜著一雙大大的眼睛看著我，目光裏洋溢著天真的稚氣，可話語裏却透出十分的堅定之意。
“伯伯”，她接著說。可能我的臉部容貌顯得比背部形象要老些，她改口“叔叔”爲“伯伯”繼續道：“你騎馬吧！”口氣中帶有我一定會答應她的自信。 “騎馬？”我有些詫异，于是一口氣地問她：“你靠叫游客騎馬來掙錢嗎？你多大呀？叫什麽名字？爲什麽不像那些孩子那樣要錢呢？” “我叫卓瑪，9歲了！我不要飯，我做生意賺錢！”說這話時，9歲的卓瑪昂首挺胸，儼然成熟女子的氣派。同時，不止氣派，就那獨立于其他孩子要錢德性的“做生意賺錢”的品性，著實地把我給山崩地裂般地震撼了一下。
我是個“小氣鬼”，從來外出也就是拍拍照片之類，不捨得花錢娛樂的。開始時，在這小丫頭面前，我心裏揣摩著，我怎麽也是個“老長輩”了吧？擺擺架勢總還是綽綽有餘的嘛！可聽了“我不要飯，我做生意賺錢”這話，加上她是這許多孩子中唯一不要錢的孩子，想象中眼前看著的這位好像就是未來的中華藏族巾幗女杰了！我能有幸早早將之拜謁，已是洪福在天，還能有什麽別的選擇呢？二話不說，我拉住卓瑪遞給我的繮繩，像是“卑職”在“大統領”面前那樣唯唯諾諾，翻身躍上了一匹棗紅色的高頭大馬。
卓瑪牽來兩匹馬，個頭大一些我騎上了，她自己躍上了另一匹褐色的。
上馬後，我盡力保持男子漢中老長輩的尊嚴，儘量挺起胸膛，兩手把住繮繩，兩腿往馬肚子上猛地一夾，雖有些戰栗，但還是大聲念念道：“駕！”棗紅馬即飛奔了起來。卓瑪騎著褐色馬隨後緊跟著，顯然是在擔心我可能會摔下馬來。
我們一老一小，在青海湖的北岸由西向東急馳著。卓瑪離開我約一米，在我的右後方不到半匹馬的距離，時不時地就要超過我，而後又放慢騎速退回原位。馬背上，我揣摩著，我的高頭大馬怎麽跑不過她的那匹小個子呢？正思忖間，卓瑪的童聲發話了：“大伯伯（請注意，她的“伯伯”前邊多了一個“大”字。很顯然，我的保持尊嚴是凑效的），你往前坐一點兒，這樣不顛簸。”馬鞍較寬，我以儘量不被卓瑪發現慌兮兮心情的神速向前蠕動到位，心中暗喜：“狀態極佳！”。
一個一時慌張的人，一旦感覺已經達到了自我設定的尊嚴標準，或者適應了新的環境之後，通常總會恢復藏在自身心理的和生理的潜能的。這時，我的思緒正從“長輩”的架勢和對馬的適應性上轉移，開始了習慣性的人文探索。
“卓瑪，”我不無狡猾地問道：“像他們那樣向旅客要錢多方便呀？一天下來也不少的呢。”
“不行。”卓瑪輕輕地抽了自己的坐騎一鞭子，這會兒已經與我幷行了，然後扭頭朝著我大聲喊道：“我爸說了，人要有骨氣，不能白拿別人的東西；要勞動賺錢。”
“勞動賺錢”這四個字她說得很認真，幾乎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從嘴裏蹦了出來。說話間，我們不經意地放慢了騎速，伴著馬蹄“得、得”的碎步，邊溜達邊繼續著我們的交流。
“可這樣幹你多累呀，成天騎在馬背上，又不能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不感覺太苦了嗎？”
“我喜歡騎馬，不喜歡和他們在一起。”
“爲什麽？”
“我不和他們一起要錢他們就駡我。”卓瑪的眼睛有些濕潤。 “他們會因此而打你嗎？”我這時的思路由狡猾向著擔憂轉了個彎子。
“他們不敢的。”
“爲什麽？”
“我爸是中學老師，村子裡的人對他都很尊敬。”
“是老師！”我似乎明白了一些什麽。卓瑪，無需介紹，從名字就能看出她是藏族孩子，生活在潔淨的青藏高原。然而市場經濟的大潮奔騰地越過沿海地區的平原、山川、和江河湖泊的同時，也沖刷著青海湖周邊的各個村落。處在這種人們都想著致富的大環境之下。為什麽有的孩子是“伸手要錢”, 而卓瑪卻是“勞動賺錢”?卓瑪賺錢觀念的形成是否和她父親的教育關聯的呢?
[作者簡介] 北塘居士 ,高級經濟師 ,業餘從事文學創作 ,大量小說 、散文 、詩詞 、雜文 、隨筆見諸 有關報刊和網絡 ,深受讀者喜愛 , 好評如潮。
水仙花和《春香太太》
董铁柱/美国/大华笔会会员
初次知道水仙花的名字，是在伯克利第一学期的Proseminar上。这是一堂关于东亚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博士生必修课，其中两周的讨论中心是早期在美国的中国文学。水仙花就这样走入了我的视野。
水仙花(Sui Sin Far) （1865-1914）原名Edith Maud Eaton。她的一生始于战争，终于战争，生命轨迹的两端分别系于美国的南北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使人受伤，战争也使人坚强。这也是水仙花的写照。水仙花生于英国的马卡勒斯菲尔德（Macclesfield），父亲是英国人，母亲则是英国华侨。其父母共育有16个子女，水仙花是老二。她父亲曾是商人，但因为和华裔结婚的缘故，被逐出家门而以画画为生。水仙花7岁之时，全家搬到了纽约州，后又徙至加拿大蒙特利尔，但是生活水平仍每况愈下。她11岁时，只能辍学在家，沿街叫卖父亲的风景画。终其一生，体弱多病的水仙花几乎都在为补贴家用而努力。即使成年就离开蒙特利尔到纽约谋生且在美国度过了大部分的时光，她依然与父母和兄弟姐妹关系甚密，而把蒙特利尔作为自己唯一的家。这样的家庭观念，无疑是中国化的，不禁让我想当年栖身在洛阳而乡思吴中的陆平原。她在暮年回到了蒙特利尔，并不久就西去，冥冥之中，居然叶落归根，结局也带有很强的东方色彩。
水仙花在少年时期就开始了写作，于1896年始以“水仙花”为笔名。虽然只有《春香太太 》（Mrs. Spring Fragrance）一书问世，但是作为第一位记录了19世纪晚期在美中国移民血泪史的欧亚混血作家，水仙花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历来被学者所重视，不但与莎拉•吉维特(Sarah Jewett)和凯特•肖邦(Kate Chopin)齐名，被视为19世纪晚期女性作家的代表人物，而且被谭恩美（Amy Tan）等当代美国华裔作家尊为北美华裔写作的鼻祖。
《春香太太》包括37篇短篇小说和散文，从全方位刻画了中国移民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她笔下的中国移民生活固然栩栩如生，但是更值得思考的是，这样一个与中国文化联系并不紧密的混血作家（她母亲已非在英国的第一代华人移民），这样一个完全没有中国生活背景的作家，为什么在新大陆选择了华裔而并非“英国人”的视角。中国的传统以及象征着纯洁和自恋的水仙花，为何能让她找到归属感？是中国移民的弱者身份更加能够引起她自身“女性”和“穷人”双重弱者身份的共鸣？还是中国移民所面对的中西文化冲击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她的家庭所一直面对的？
虽然我一直怀疑作家的作品是否能给我们提供答案，但是《春香太太》这篇成为水仙花文集书名的短篇小说的的确确就是一幅文化冲突的画面——冲突而不剧烈，这正是我喜爱的风格： 春香先生和春香太太5年前从中国移民到了西雅图。5年前，春香太太一个英文单词都不识，而5年后小说开始的时候，她已经可以熟练地背诵美国的诗歌了。他们邻居新月夫妇是一对年纪更大的移民，有一个18岁的女儿，名叫“玫瑰花”。玫瑰花从小定了娃娃亲，男孩子在旧金山，是个书香门第，且他们的婚期已近，但是她爱上了商人家庭出身的男孩凯子。玫瑰花和春香太太是好朋友，有一天就将自己的烦恼向春香太太倾诉。春香太太用英国著名诗人丹尼森（Tennyson）的诗歌（'Tis better to have loved and lost, Than never to have loved at all.）劝慰的时候，恰好被春香先生听见。春香先生以为是妻子在向玫瑰花诉苦，他不解这爱情诗的意思，赶紧去问美国邻居，而邻居对诗歌的解释加深了他的担忧——他以为妻子吟诵诗歌是其因婚姻没有爱情而苦恼。
恰好春香太太受其表妹之邀去旧金山旅行，因为在旧金山玩得开心的缘故，打算比原定的计划推迟一周回家。春香先生听了一些风言风语，再加上自己的狐疑，不禁怀疑妻子滞留旧金山是因为有了新欢。他和美国邻居的一段对话在这里显得尤其有趣： 他问：在这个国家爱情是不是比婚姻 来得更早？
美国人说：当然是的。
他问：假设，假设你父亲的一个朋友有一个女儿，你从来没看见过她。你们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结了婚，那个女人会爱你吗？
美国人说：不会。接着美国人解释说，在美国，爱情一定是自由的。
春香先生说，在中国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对自己说，她（春香太太）已经像一个美国女人了。
春香先生因为自己的杞人忧天而寝食难安，到春香太太满怀对丈夫的思念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几夜不眠了。小说的最后，玫瑰花在旧金山有婚约的那个男孩自由恋爱已与别人成婚，因此玫瑰花也可以和凯子有情人终成眷属。在玫瑰花向春香太太告诉这个好消息后，在一旁偷听的春香先生颇有感触地吟诵了当初妻子所说的丹尼森的诗歌。这让春香太太非常感动。她以为丈夫为了自己在读英文诗歌。但是，深爱着妻子的春香先生说：“美国的诗歌令人讨厌！”妻子连声问为什么，这既可以是在问为什么美国诗歌令人讨厌，更可以是在问为什么丈夫觉得讨厌还会如此熟悉自己所爱的诗歌。
春香先生没有解释，他默默地给了妻子一块玉佩。
《会员巡礼》：董铁柱，1976年生于浙江杭州。2009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获博士学位，现为美国Wofford College外文系助理教授。在《西湖》、《红杉林》等中国和美国的中文文学刊物上发表过中短篇小说和散文。
联系地址：
email: tiezhudo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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