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初到山村，一切都很新鲜。尤其是那荒坡上一片片迎春花，在寒风中悲壮地摇曳。远处峰峦叠嶂的重重大山，近处层层的梯田错落有致，只有在电影里才看到过的山村景象就在眼前。池塘边上有几棵孤零零的大树，树叶都已经脱落，偶尔能看见几只乌鸦站在树梢上哑哑的叫唤。池塘水很清澈，只是冷的扎手，水中飘浮着悠闲的枯枝和树叶。如果不是生存在这里而是来旅游的话，眼前的美景就是一幅图画。几个女知青挥动着棒槌在池塘边的青石上捶打着衣服，我用力在水中冲洗着衣服。那时候农村很难买到肥皂，农民是没有资格领取肥皂票的，也没有钱去买，我们也学会了先祖们从远古传下来的洗衣方法，只是衣服上的扣子经常被捶坏。
我们插队的山村是县里最贫穷地区之一，贫穷的一部分原因是缺水。听村里的老人讲：解放初期划成分时，彭姓划了一户地主、张姓划了一户富农、吴姓成分最高的是一户中农。73年我在无锡农村一个农户家里，看着他们家解放前自己修的那一砖到顶的大瓦房和屋里雕刻的像艺术品的木床，我甚至不相信他们的贫农成分。而我们村彭姓地主的房子只不过是用砖砌的柱子，墙依然是干打垒的土墙。划为地主，仅仅因为他是村中间那口池塘的主人。解放二十多年了，农村依然是难以想象的贫困，生产队二十多户人家没有一家是砖房，一个全劳力一天十分工，价值6分钱，现在说来，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70后80后们都不会相信。在当时，买一包最次的香烟——那时候是“羊群”牌——要8分钱，在小镇上吃一碗二两粮票的素面条也要8分钱。由于缺水，当地小麦亩产就二百多斤，秋粮主要是玉米、红苕和黄豆。当地人有口歌：彭吴张，红苕窝，离了红苕不得活。在褒河水库东干渠没有修过来以前，红苕是村里冬季和春季最主要的粮食，一般的家庭，早上蒸红苕，中午是红苕粗豆腐，晚上是红苕拌汤。所谓红苕粗豆腐是这样做的：把黄豆泡涨后，用石磨粗略地一推，连同豆浆豆渣一起倒进锅里，放点大米，再把洗净的红苕剁成大块下锅，添够水煮开后舀一碗浆水菜倒进去，继续煮到半干不稀就可以了，说它是稀饭没法喝，说是干饭它又是糊状的，有点浆水的酸味，还有点红苕的甜味，一小碟辣椒酱作菜，习惯了，也挺好吃。村里每家每户都有最少一个红苕窖，把红苕存放在窖里，可以保存到第二年的秋天，做种的红苕就是这样保存的。红苕窖的结构就像一只放大了的梨，口很小，仅能容一个人上下，越往下越大，一般有三米高，在距窖底二尺左右的高度向四周掏出三到四个存放红苕的洞，小洞可以存放一、二百斤，大点的洞可以存放毫三、四百斤，红苕窖的口用一块二尺见方的木版盖在上面，起防水和保护人畜的作用。生产队长说，等到秋收结束后，闲了就派人到坡上给我们挖上两口红苕窖。
插队的头几个月，县知青办每个月给我们每人发十元钱的生活补贴费，小镇的粮站每月每人供应三两食油、三十一斤粮食。食油是菜子油，粮食除了大米、面粉，还有百分之三十的杂粮，杂粮是高粱面、玉米面。 其他都还好做，就是高粱面不好做，俗话说：不吃高粱面不知道粗细，高粱面没办法擀面条，做成馒头生硬，扔到地上弹起老高，实在难以下咽，只好在煮稀饭时搓成黄豆大小的颗粒下进去混着吃。蔬菜很少，老乡们种菜也不太多，就是种也是以白菜萝卜莲花白为主，他们最经常吃的，就是野菜或者是萝卜缨煮的浆水，偶然我们也去讨一点，切碎了拌点辣椒有一种特殊的清香。有时候也炒米饭，由于不会计划，供应的那点清油常常吃不到半个月就没有了。更多的时候是在老乡的自留地里拔几根蒜苗，洗净了切碎，然后洒在米饭上，再洒点盐搅拌匀了吃。至于单独炒菜，那是很奢侈的，一个月至多也就三、五回，通常是在来了朋友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单独炒菜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因为只有一口锅，如果要炒菜就得先把饭盛出来，等到菜炒好了饭也凉了，尤其是冬天。一般情况下，我们先做饭，饭快要熟的时候就把饭盛出来，白菜萝卜或者其他菜切成很小的块，在锅里轻微一炒，加一点水，然后把米饭倒在上面，再烧几把火，捂一会儿，闻到有焦味就可以了，盛饭前先搅拌均匀再吃。
随着夏粮的入仓，我们的粮食供应和生活补贴费也都取消了。实实在在的农民生涯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