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中庸之道在自然与社会两个方面均注重适度与均衡,其构成的“天人关系”主要表现在天道与人道的合一上。所谓天道的关键在于“诚”,而人道的终极目标则是对诚的追求。在人道与天道相合中努力达到原天以启人、尽人以合天,从而使人与自然、人与自己的天性相和谐。当人性与天性相应相合之时,人性也就与天性的至善至诚至仁至真相合一。这种人性与天性的和谐相生,对君子提出了内在修为与外在践行相互合一的高要求,成为历代君子追求至诚至仁的目标。
“中庸”之“中”,为历代人所重视并不断重新阐释。王夫之认为:“一中者不易,两中者易。……中立于两,一无可执,于彼于此,道义之门。”中,“本训云: 和也。其字从口,而上下贯通,调和而无偏胜,适与相宜,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酌之以中,所以和顺义理,而苟得其中,自无乖戾也。中为体,和为用,用者即用其体,故中、和一也。东西南北之无倚,上下之皆贯,则居事物之里矣,故又为内也,与外相对。唯在其内,故不偏倚于一方,不偏不倚,必贯其内矣,其义一也。不偏而和,则与事物恰合,故又为当也,‘发而皆中节’,当其节也。俗有‘中用’之语,意正如此。”
子思提出“君子之道费而隐”的观点,指明君子所坚守的中庸之道用途广大,无穷无尽,而其本体精细隐微,无所不在。其后又引用了孔子对君子之道的观点,认为只有做到了孝悌忠信言行一致,才能成为君子,而作为君子需知道自己的位置。这一思想谱系,值得细致分梳。
(一)自我定位的“素位”意识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这里,论述君子修中庸之道的次序等问题,说明君子应该怎样得其位,应该居什么样的位置,做什么样之事。“素”即得其份安其位,意味着居于什么样的位置,就在这个位置上去行事,而不做分外的好高骛远之事。
“素富贵”,在富贵的位置上就要行乎富贵。如果富贵了却还想得到更大的富贵,于是就更加贪婪,把他人囊中之物据为己有,这就叫不行富贵之位。相反,有些富人觉得自己富了而他人还穷,于是心有不安,于是拿出部分钱财去赞助教育、资助宗教、扶助贫困,这就叫行乎富贵,做了有钱人可以做到的善事。
“素贫贱”,一个人贫穷时,如果天天做黄粱美梦,想发大财发洋财,就没有“行乎贫贱”。人应该安贫乐道,如果怀有太多的野心就会徒增痛苦,而且会嫉妒甚至是埋怨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不是调整自己更加努力使社会制度更为公正,而是一心怨恨社会和他人,从而造成了更多的社会内伤,受到更多的来自他者的伤害。
“素夷狄”,夷狄指的是边疆边地,不在华夏或中原等经济文化发达地区之列。“行乎夷狄”,不是去埋怨条件差或地理位置不好,而是踏踏实实地从本民族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去做事情,而不能邯郸学步把其他地方的制度照搬过来,那样反而收不到好的效果。
“素患难,行乎患难”,处在患难之中就应知道患难是一种多么重要的提升自我品质的契机。因为正是患难可以使人超越自己,在患难中如果只想着有人来解救帮助自己,幻想着不经过努力就获得平安畅达,这是与人生修为背道而驰的。在患难中要重温“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精神,安于患难中的坚守道义的意志和相信未来的自信,通过自我实力提升走出困境并重新崛起,造就君子的精神生命魅力。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这是君子素其位而行的实践方法。“在上位不陵下”,处在上位的上级不要去欺凌下级,因为人在人道主义的光谱上是平等的,在人道主义的天平上是同质的。在上位不应该借势压人、仗势欺人,在下位也不攀援巴结讨好上级,虽处下位对上级也应行坦荡的君子之风。“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从严从正要求自己,从来不去乞求别人施舍给自己任何好处,这样也就没有怨言了。“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居易”就是居在平易安定之处,“居易以俟命”,就是说不要去铤而走险,而是等待机会。相反,“小人行险以侥幸”,小人总是铤而走险,而且怀着侥幸的冒险心理。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这里拿射箭来比喻君子为道,一箭射去但脱靶,没射到靶心“鹄”,是去怪靶子不好呢,还是应该怪自己射得不好呢?当然应该“反求诸其身”,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这是君子之道自我内修的重要价值要求。
《中庸》第十四章强调君子要素位而行,安于所守,这一观点同《大学》中“知其所止”的观点相一致。《中庸》其实告诉我们,任何成功的取得都基于对现状恰如其分地适应和处置。一个不能适应现状,在现实面前手足无措的人是很难成功的。
(二)循序渐进的君子之道
“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 君子的中庸之道就好像行远路,做大事业实现远大的抱负,必须从近处小事做起,只有始于近处才能至于远处,要攀登人类精神思想的高处,就必须从微小事情做起。“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其实说明事物的渐进过程或可持续发展过程。下面用若干例证来阐述这一思想:“《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孥。’子曰:‘父母其顺矣乎!’”《诗经》说,夫妻情感喜悦和谐,就像鼓琴鼓瑟和弹琴那样声音和美,兄弟情真意切和睦而快乐,能够让家庭充满祥和安宁,让妻子和儿女一起快乐呀!孔子说,如果妻子、兄弟、儿女之间的关系达到和睦相处的境界,呈现出和和乐乐的祥和气氛,那么父母亲是最高兴最开心的!
君子致力于中庸之道绝非好高骛远,更不是一下子挖一座金山银山,而是在日常人伦的当下生活和家庭的安宁快乐之中逐步实现。君子大道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君子应该从自己家庭做起,从中显现出自己和谐和睦的融合能力、组织能力、协调能力。这就是中庸之道的朴素要求。《中庸》提出的“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说明了万事万物的发展总是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君子修中庸之道也必须由远及近、由低到高,不可操之过急,否则欲速则不达,适得其反。
(三)敬畏神灵的当代思想启示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鬼神所做的功德是盛大的,而其来去无踪影虚无飘渺,但充塞宇宙之间;体养万物却不能把它抛弃掉,因为它在我们身边。天下的人斋戒时清洁而隆重,穿着节日的盛装从事祭祀活动,这种庄严肃穆与日常生活的自由散漫不同。在这特殊的时刻,鬼神洋溢在灵动的气氛里,在祭祀的场所就好像在人们上方盘旋,在人们左右环绕一样。这样,人就体会到,除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外,生命世界中还有天地人神的关系,存在一个超验的维度。人不是这个世界唯一的中心,不是这个世界的唯一的主人,不能颐指气使地指挥整个宇宙。相反,在高于人之上,还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存在,力量巨大而让人们敬畏的神,充塞宇宙。这双神性的眼睛盯视着我们,使人性污脏显现出来。人们常说你知、我知、天知、地知,正是因为有超越人的天地之“知”,使得人不敢妄自尊大,使得人不敢肆无忌惮地去膨胀自己的贪心。
“《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揜,如此夫。” “神之格思”,神思降临,“不可度思”,神旨降临神妙而不可想象,怎么可以去厌倦它厌恶它呢?在神性光辉之下,人们感受到一种神恩,同时去深刻地反省自己。隐微之事的显现和诚信不可掩盖竟然如此相关。诚信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人额头上没写着字,不知道他是欺骗还是忠诚。但是天地之间有了神的维度,就使人不敢肆无忌惮地做坏事,使人不敢过分地贪婪,不敢心怀侥幸去做那些害人害己之事。在这个意义上,生命中有了神性的维度,人就不仅得以从日常生活中去体验中庸之道,还可能从天地人神的关系中去获得自己的位置和身份,使人在天地之间具有谦卑和谐的心态。
肉体的生命终会死亡,而精神生命可以永恒。“死而不亡者,方为寿”。那些肉体死亡了而精神还存在的君子,才是真正的长寿之人。今天,科技理性告诉人们没有神鬼,人也不再相信鬼神,很多人变得越来越自信狂妄,人类中心主义使人变得过分张狂,甚至有人达到胡作非为、为非作歹、肆无忌惮的境地。虽然古代引进的“神格”这个维度有唯心因素,但是我们在批判这种唯心主义的同时,也应该反思,如果人就是宇宙的唯一中心,那人就应该为自己所做的事承担全部责任,人就更应该深刻反思并制约自己的行为。反过来说,如果广大无边的超验神性的眼睛盯着我们,那人们岂不是可以更多地有一种畏敬虔敬和自我约束吗?君子应该是文质彬彬知其所是,而不应茫然狂妄地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
(四)大德受命的中庸功效
《中庸》第十六章借孔子对鬼神的比喻再次重申道无所不在的论断。孔子又以舜为例对中庸之道的功效加以进一步说明。“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 孔子说,虞舜真是一个大孝顺的人啊!德行,可谓是德高望重的,他的尊贵成了天之子——领导四方的最高的首领,四方诸侯国都是他的领地,宗庙当中祭祀他,子孙后代继承他的伟业。因此,有大德的人,“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这四个“必得”要三思。大德之人,就是德高望重、公而无私的人。具有大德之人在滚滚红尘中,声名必然如雷贯耳;必定得到你的位置,而不用贪心获得;必因公正廉明而得到属于自己的俸禄;必然快乐而健康长寿。天下万物必根据他的资质才华而去加以培养,应该栽培的就要好好地去栽培提升,那些不好的就应该铲除。圣人相信上天是公正的,只要你努力而尽到了诚心并具有大德,就必然得其位、得其名、得其禄、得其寿。只要是把自己内在的善良与真诚升华出来,个体的努力必然不负期望,会让自我走向成功之道。
“《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诗经》说,嘉美和乐的圣人君子,显明昭著的就是其美德,善于安民,善于用人,受禄于天是一种享受天赐的大福禄。上天保佑为王命,从天而降,加以赐予。所以拥有大道的人,必定承受天命。
君子要顺其自然,不要胡作非为,不要强词夺理,不要铤而走险。就古代认识论而言,自然之道是“损有余而奉不足”,人类之道则是“损不足而奉有余”。损不足而奉有余会让富的更富而穷的更穷,由于社会的不公平违背了事物发展规律,必然使人产生贪婪之心凶恶之心。于是,社会争端由此而生,善良美德被愚蠢取代,变成了不思进取的保守,这个世界就将充满战争而永无宁日。因此,人要守其德守其位,有其位就要守其实,如果不在自我所希望的位置上,就要静心于现状等待新机,而不能心慌气急铤而走险。
《中庸》告诉我们,每个人应该顺应自然并感恩天地。人们看到太阳升起来而万物生长,说明自然不辜负任何有为的生命。但如果人一意孤行则“倾者覆之”,就是说如果有人生出祸心、是非之心以及战争的恶魔之心,自然一定会倾覆他、颠覆他。尽管这有浓厚的中国古代人文思想中因果报应的意味,但如果从社会现实角度理解,今天也应该奖赏鼓励美好的品德,批评遏制那些不好的恶性,这样人类社会才能扶正气压邪气。
由此可知,儒学并不是绝对排斥功利,而只是反对急功近利。换言之,儒学所强调的是从修养自身、提高自身的德行和才能做起,然后顺其自然水到渠成地获得自己应该获得的一切。君子只要通过修身而提高德行,总有一天会受命于危难之际,担当起治理国家的重任。
《中庸》这几章主要谈论了如何达到君子之道,指出修中庸之道犹如登高行远,君子要素位而行安于所守,同时要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方可达到。随后,又以鬼神为比喻,说明了君子之道既盛大又隐微,客观存在于人的周围。最后以虞舜之大德受命于天为例,阐发了君子之道的功效,告诫人们要坚守中庸并一以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