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壁游子
红柳生命力顽强，耐旱，耐盐碱，它的根深深地扎进大地。
正文
（五）
阿C回到农场，已经是一年以后。
阿C中弹后，立即送到南疆军分区医院。医生们立即进行抢救，命总算保住了，但是，脊椎已被打坏，从腰部以下彻底瘫痪。
然而，这个手术只是控制了伤势，要真正恢复体力，还必须休养一段时间后，再进行康复治疗。这儿只有喀什市人民医院有条件做这种康复治疗，可是，通往喀什的道路已被红二司封锁，怎么把阿C送进人民医院呢？
据说有一位神通广大的人物，他可以和喀什市内红二司头头挂上钩。通过这位大仙的安排和协助，红二司的前线人马让运送阿C的几个人过封锁线，阿C终于住进了人民医院。
在医护人员的照料下，康复治疗是成功的。但是，阿C的脊椎被那颗要命的子弹彻底打坏，从腰部以下的瘫痪却是无药可救。
回到农场的阿C，如果脑袋灵活，说一些领导爱听的话，也许会受到热烈欢迎。说不定他的瘫痪还会变成什么英雄事迹，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呢。就象后来中越边境战争中腿部受伤，会唱歌的那位，不就成了战斗英雄吗？
据说，领导开始也确有这样的打算。只要阿C能够领会领导的意图，控诉喀什城内那些暴徒的打砸抢行径，鼓动一下农场职工的革命热情，就可以捞个先进模范当当。
可是，不识时务的阿C，却偏偏说出了领导最不爱听的话。阿C说，红二司的人不是暴徒，不是坏人，红二司和一三司一样，都是革命群众组织。阿C还说，虽然他的脊椎是红二司的人打坏的，他不怨恨红二司的群众。
唉，阿C呀，你这不是自找苦吃吗？
阿C悄悄地回到了农场，几乎无人知晓。因为阿C的生活已无法自理，他被安排在卫生队一间病房里，养着。每天卫生队开饭有他一份，饿不死而已。他就象一块用过的抹布，被扔在墙角里，几乎被人遗忘了。
然而现在的阿C不再是刚从戈壁滩羊圈出来，说什么都信的阿C，他开始思考。在喀什呆了大半年，对文革的体验，他远远超过了我们。一年多前，在戈壁滩羊圈里，他傻呆呆地听我吹文革的消息。现在轮到我张开嘴，傻呆呆地听他讲城里文革的故事。
1969年初，我们同一里委出来的一位女知青在卫生队病故。
这位女知青刚住进卫生队时，我还去看过她，顺便看望了阿C。她看上去精神很好。那一天下午，我们三个还在阿C的病房里说说笑笑。我们回忆起进疆前夕一起向往新疆的心情，我们还回想起里弄生活中有趣的点点滴滴。分手时，她还关照阿C要注意勤换衣服。
谁能想到，这一分手竟成永别呢？
她在上海就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高中毕业时因为这关节炎不能参加高考。象她这样的身体是不应该到新疆来的，可是她坚决要求，反复要求，最后街道批准了她的请求。
真不知道，关节炎竟会这么致命。
到团部参加这位战友的追悼会时，我再一次探望了阿C。
阿C的神情十分沮丧，他喃喃地说，
“真想不到，几天前她还在这儿和我聊天呢。”
阿C更为无法参加她的追悼会而沮丧，他让我代他向这位老战友告别。
“会的，我一定会的。”我答应阿C。
我们里委那一年共有7位知青到新疆兵团。还不到四年，现在死的死，伤的伤，疯的疯，斗的斗，只剩下2位能参加她的追悼会。代表战友们向她告别，抬着她的棺木去墓地安葬，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追悼会的前方，挂着老战友的遗像，遗像四周披着黑纱。像中的她还是里弄时的模样，带着微笑，嘴巴微张着，好象要给我们说些什么。
说些什么呢？。。。好象听见了，就是她在里弄时常说的，走革命先辈走过的路。
先辈走的是什么路？我脑袋轰轰响，理想和现实在撞击，一个个书本上，生活中的人物走了过来。
林道静走出了舒适的小家，加入了街头的游行队伍，“抗日,救国！”
祥林嫂走出庙门，满脸红光，“我捐了门槛了！我捐了门槛了！”
森林里，浑身泥浆的保尔和共青团员们，要赶在入冬前修筑一条铁路。
孔乙己用手指蘸着茶水，在地上示范，“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
敲锣打鼓的人们在欢送，哭得惊天动地的亲人们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告别。
躺在棺木里的老战友，戈壁滩上放羊的阿C，吊死在禁闭室的副班长。。。
我们走的是什么路？谁能告诉我？
戈壁滩上一块高地，孤零零地露出几十个坟堆。
我们的老战友，长眠在这儿，这一片她立志贡献青春的土地。
这儿没有鲜花，没有松柏，也没有青草。但是，这儿可以望到无边的农田，可以听到呜呜的风声，风沙小的清晨，还可以看到浮在天边的昆仑山。
写到此处，心里响起一首后来的电影歌曲，那是一支男声小合唱。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
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
几十年后，人们又探讨起上山下乡这场运动的历史定位。曾经卷入这场运动的老知青们，又开始反思自己的经历。由于每个人的境遇不同，结局不同，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反思的结果不可能相同。出现了争议。
对这些长眠在大地怀抱中的老知青们，我想，就不必拷问他们是有悔还是无悔。还是让他们静静地躺在那儿，怀着他们的青春梦想吧，不管他们的梦想今天看来是多么幼稚可笑。
阿C在卫生队的生活，我知道很少。但是，有一个其他上海知青告诉我的传说却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那真是一个美丽的，带一点凄凉的传说。
卫生队有一位从农业连队抽调上来的护士，也是上海知青。她十分同情阿C的遭遇，平时经常在生活上照料阿C。一有空闲时间，她常常跑到阿C的房间，聊聊新闻，讲讲笑话，解除阿C的烦闷。的确，她那银铃般的笑声，给阿C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和乐趣。
俗话说“日久生情”，这话有道理。
阿C的心，越来越离不开小护士。小护士不在的时候，阿C会想入非非。
一开始，阿C总是提醒自己，“别胡思乱想，这是不可能的”。时间长了，这念头象挥之不去的影子在心里越憋越难受。
“既然甩不掉这念头，不如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她吧。”
一天，小护士又来聊天。
在聊天的空隙里，阿C鼓足了勇气，涨红了脸，问了小护士这么一句，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什么话？”
小护士一下子摸不着头脑。
当她看到阿C窘态百出的模样，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
哇的一声，小护士大哭起来，捂着脸跑掉了。
阿C无法原谅自己生平第一次拙劣的表白，第二天，他坚决要求出院。别人劝告他，不行，你无法生活上自理。可阿C怎么说也不听，就是要回连队。
阿C出院了，回到农业连队。的确，他无法在生活上自理。
不久，阿C离开农场回上海，由家里照料。
再不久，我调到了几百里外另一个农场。
从此，我和阿C失去了联系。
几十年后，我忍不住向阿C提起了这个传说。
阿C摇摇头，笑了笑，
“哪有这么浪漫的情节呀，这些哥儿们也真会编故事。”
他告诉我，
“当时卫生队的护士长确实对我很关心。不过，她可不是那个小护士，我们之间更没有那种罗曼故事。”
我倒宁愿那故事是真的。能有一丝甜蜜的哪怕带一点苦涩的回忆也比什么都没有好，那正是我们青春荡漾的岁月啊。
图片来源：
http://images.hsw.cn/webimages/attachement/jpg/site2/20090202/001a4d1c73a10af04ee01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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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C回到农场，已经是一年以后。
阿C中弹后，立即送到南疆军分区医院。医生们立即进行抢救，命总算保住了，但是，脊椎已被打坏，从腰部以下彻底瘫痪。
然而，这个手术只是控制了伤势，要真正恢复体力，还必须休养一段时间后，再进行康复治疗。这儿只有喀什市人民医院有条件做这种康复治疗，可是，通往喀什的道路已被红二司封锁，怎么把阿C送进人民医院呢？
据说有一位神通广大的人物，他可以和喀什市内红二司头头挂上钩。通过这位大仙的安排和协助，红二司的前线人马让运送阿C的几个人过封锁线，阿C终于住进了人民医院。
在医护人员的照料下，康复治疗是成功的。但是，阿C的脊椎被那颗要命的子弹彻底打坏，从腰部以下的瘫痪却是无药可救。
回到农场的阿C，如果脑袋灵活，说一些领导爱听的话，也许会受到热烈欢迎。说不定他的瘫痪还会变成什么英雄事迹，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呢。就象后来中越边境战争中腿部受伤，会唱歌的那位，不就成了战斗英雄吗？据说，领导开始也确有这样的打算。只要阿C能够领会领导的意图，控诉喀什城内那些暴徒的打砸抢行径，鼓动一下农场职工的革命热情，就可以捞个先进模范当当。
可是，不识时务的阿C，却偏偏说出了领导最不爱听的话。阿C说，红二司的人不是暴徒，不是坏人，红二司和一三司一样，都是革命群众组织。阿C还说，虽然他的脊椎是红二司的人打坏的，他不怨恨红二司的群众。
唉，阿C呀，你这不是自找苦吃吗？
阿C悄悄地回到了农场，几乎无人知晓。因为阿C的生活已无法自理，他被安排在卫生队一间病房里，养着。每天卫生队开饭有他一份，饿不死而已。他就象一块用过的抹布，被扔在墙角里，几乎被人遗忘了。
然而现在的阿C不再是刚从戈壁滩羊圈出来，说什么都信的阿C，他开始思考。在喀什呆了大半年，对文革的体验，他远远超过了我们。一年多前，在戈壁滩羊圈里，他傻呆呆地听我吹文革的消息。现在轮到我张开嘴，傻呆呆地听他讲城里文革的故事。
1969年初，我们同一里委出来的一位女知青在卫生队病故。
这位女知青刚住进卫生队时，我还去看过她，顺便看望了阿C。她看上去精神很好。那一天下午，我们三个还在阿C的病房里说说笑笑。我们回忆起进疆前夕一起向往新疆的心情，我们还回想起里弄生活中有趣的点点滴滴。分手时，她还关照阿C要注意勤换衣服。
谁能想到，这一分手竟成永别呢？
她在上海就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高中毕业时因为这关节炎不能参加高考。象她这样的身体是不应该到新疆来的，可是她坚决要求，反复要求，最后街道批准了她的请求。
真不知道，关节炎竟会这么致命。
到团部参加这位战友的追悼会时，我再一次探望了阿C。
阿C的神情十分沮丧，他喃喃地说，
“真想不到，几天前她还在这儿和我聊天呢。”
阿C更为无法参加她的追悼会而沮丧，他让我代他向这位老战友告别。
“会的，我一定会的。”我答应阿C。
我们里委那一年共有7位知青到新疆兵团。还不到四年，现在死的死，伤的伤，疯的疯，斗的斗，只剩下2位能参加她的追悼会。代表战友们向她告别，抬着她的棺木去墓地安葬，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追悼会的前方，挂着老战友的遗像，遗像四周披着黑纱。像中的她还是里弄时的模样，带着微笑，嘴巴微张着，好象要给我们说些什么。
说些什么呢？。。。好象听见了，就是她在里弄时常说的，走革命先辈走过的路。
先辈走的是什么路？我脑袋轰轰响，理想和现实在撞击，一个个书本上，生活中的人物走了过来。
林道静走出了舒适的小家，加入了街头的游行队伍，“抗日,救国！”
祥林嫂走出庙门，满脸红光，“我捐了门槛了！我捐了门槛了！”
森林里，浑身泥浆的保尔和共青团员们，要赶在入冬前修筑一条铁路。
孔乙己用手指蘸着茶水，在地上示范，“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
敲锣打鼓的人们在欢送，哭得惊天动地的亲人们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告别。
躺在棺木里的老战友，戈壁滩上放羊的阿C，吊死在禁闭室的副班长。。。
我们走的是什么路？谁能告诉我？
戈壁滩上一块高地，孤零零地露出几十个坟堆。我们的老战友，长眠在这儿，这一片她立志贡献青春的土地。
这儿没有鲜花，没有松柏，也没有青草。但是，这儿可以望到无边的农田，可以听到呜呜的风声，风沙小的清晨，还可以看到浮在天边的昆仑山。
写到此处，心里响起一首后来的电影歌曲，那是一支男声小合唱。
“啊，朋友，再见吧，再见吧，再见吧！
把我埋在高高的山岗，
再插上一朵美丽的花。。。”
几十年后，人们又探讨起上山下乡这场运动的历史定位。曾经卷入这场运动的老知青们，又开始反思自己的经历。由于每个人的境遇不同，结局不同，看问题的视角不同，反思的结果不可能相同。出现了争议。
对这些长眠在大地怀抱中的老知青们，我想，就不必拷问他们是有悔还是无悔。还是让他们静静地躺在那儿，怀着他们的青春梦想吧，不管他们的梦想今天看来是多么幼稚可笑。
阿C在卫生队的生活，我知道很少。但是，有一个其他上海知青告诉我的传说却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那真是一个美丽的，带一点凄凉的传说。
卫生队有一位从农业连队抽调上来的护士，也是上海知青。她十分同情阿C的遭遇，平时经常在生活上照料阿C。一有空闲时间，她常常跑到阿C的房间，聊聊新闻，讲讲笑话，解除阿C的烦闷。的确，她那银铃般的笑声，给阿C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和乐趣。
俗话说“日久生情”，这话有道理。
阿C的心，越来越离不开小护士。小护士不在的时候，阿C会想入非非。
一开始，阿C总是提醒自己，“别胡思乱想，这是不可能的”。时间长了，这念头象挥之不去的影子在心里越憋越难受。
“既然甩不掉这念头，不如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她吧。”
一天，小护士又来聊天。
在聊天的空隙里，阿C鼓足了勇气，涨红了脸，问了小护士这么一句，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什么话？”
小护士一下子摸不着头脑。
当她看到阿C窘态百出的模样，马上明白了怎么回事。
哇的一声，小护士大哭起来，捂着脸跑掉了。
阿C无法原谅自己生平第一次拙劣的表白，第二天，他坚决要求出院。别人劝告他，不行，你无法生活上自理。可阿C怎么说也不听，就是要回连队。
阿C出院了，回到农业连队。的确，他无法在生活上自理。
不久，阿C离开农场回上海，由家里照料。
再不久，我调到了几百里外另一个农场。
从此，我和阿C失去了联系。
几十年后，我忍不住向阿C提起了这个传说。
阿C摇摇头，笑了笑，
“哪有这么浪漫的情节呀，这些哥儿们也真会编故事。”
他告诉我，
“当时卫生队的护士长确实对我很关心。不过，她可不是那个小护士，我们之间更没有那种罗曼故事。”
我倒宁愿那故事是真的。能有一丝甜蜜的哪怕带一点苦涩的回忆也比什么都没有好，那正是我们青春荡漾的岁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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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道静走出了舒适的小家，加入了街头的游行队伍，“抗日,救国！”
祥林嫂走出庙门，满脸红光，“我捐了门槛了！我捐了门槛了！”
森林里，浑身泥浆的保尔和共青团员们，要赶在入冬前修筑一条铁路。
孔乙己用手指蘸着茶水，在地上示范，“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
敲锣打鼓的人们在欢送，哭得惊天动地的亲人们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告别。
躺在棺木里的老战友，戈壁滩上放羊的阿C，吊死在禁闭室的副班长。。。
我们走的是什么路？谁能告诉我？
看到这里，忍不住清泪长流。本该是花样的年华，却背负这样沉重的十字架。
谢谢点评。今天把最后两节贴出来，看看能不能减轻一点沉重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