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离共和最近的时刻 (图)

　　1945年10月10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在重庆签署了著名的《双十协定》，经过四十三天的漫长谈判，国共达成了和平民主建国共识。　　外患结束之后，中华民族似乎有了化解内忧，踏上和平、统一、强国之路的可能。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一个职业外交家为之振奋的大事？民国著名外交官顾维钧此时远在伦敦，他见到了从重庆抵达伦敦的中共代表邓发，邓发带来了周恩来的介绍信和毛泽东的问候。由此可见，中共领袖们已经在预想着如何扮演未来外交的角色了。从邓发那里，顾维钧提前知道了重庆谈判将会取得成功的消息。他回忆说：　　在不断变化的国际局势中，中国共产党人依然是中国的一个因素。邓发，中国共产党出席巴黎职工大会的代表，在1945年9月30日(星期日)从重庆到达伦敦。他带来了周恩来的介绍信和毛泽东的问候。据邓说，毛要他告诉我，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重庆会谈会成功，中国的团结将得到维护，我在这一点上，可以宽心。显然，他们注意到，我有促进团结的愿望，特别是他们听到我建议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要包括中共代表在内，以便成为一个真正的全国性代表团。我对邓说，我非常高兴地听到他们的消息，因为每一个人，包括外国友人在内，都渴望看到我们的统一、民主和繁荣得到维护和发展。中国应该把自己的国家迅速建设好，以便能够面对外部世界的紧张局势，并作为一个主要强国作出充分的贡献。　　10月11日，重庆宣布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谈判的结果。　　(《顾维钧回忆录》，第611页)　　然而，一切却是虚幻。尽管《双十协定》签署，但国共之间的武装摩擦仍不时发生，内战的威胁依然存在。如同抗战期间一样，美国又一次出面了，试图再次发挥其左右国际局面的作用。然而，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已非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际的中国；1945年的中国共产党，不再处在绝对劣势；1945年的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早已失去了勃勃生机。同样重要的是，1945年苏联和美国之间，力量对比已今非昔比。试图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美国，这一次，真的走进了死胡同。　　1945年11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突然发表演说，声称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纯粹是由于美国职业外交人员与国务院大部分人士，支持中国共产党及对华政策紊乱所致，他当即宣布辞任。 一年多以前的1944年，赫尔利曾事先未予通报突然飞抵延安访问，引起爆炸性轰动；这一次，他又表现出了特立独行，我行我素，极具爆炸性地把美国与中国内战危机的关系呈现在世界面前。　　退役的五星上将再次临危受命　　在赫尔利发表演说的第二天，11月28日，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人物——马歇尔，在家乡接到了杜鲁门总统的电话。杜鲁门委任他出任总统特使，前往中国调解国共冲突。而两天之前——11月26日，这位五星上将、陆军参谋长刚刚辞去军职，准备回到家乡享受退役后的安逸。　　在杜鲁门和不少美国人看来，包括《时代》在内，马歇尔也许是执行这一特殊使命的最好人选。马歇尔熟悉中国，早在 1914年就来过中国。1927年前后，他曾在驻扎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十五步兵团担任中校。正是在天津，马歇尔结识了史迪威，并结下友谊。因为两人之间的这一特殊历史渊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马歇尔，极力向罗斯福总统推荐史迪威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则以主张支持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而著称，最后被蒋介石排挤而走。由马歇尔这样一位与共产党有着特殊渊源关系，同时又代表美国利益的重要人物，前往中国执行调解使命，这显然不是杜鲁门匆忙间做出的草率决定。　　《时代》这样报道马歇尔的临危授命：　　马歇尔刚刚享受退休生活，就被华盛顿召回去完成一个伟大任务。去年十一月，一天，他在利斯堡庄园里快乐地修剪树木、灌溉甜玉米、平整庭院，此时，杜鲁门总统打来电话，因受到暴躁的赫尔利大使辞职的困扰和巨大压力，总统问，将军能否暂停其收入丰厚的退休生活，到中国去从事一项紧急工作？将军叹了一口气，看了看还有一半未来得及打开的行李。十天后，他就在前往重庆的路上了，那是距利斯堡一万两千英里的地方。(《时代》，1946年3月25日)　　马歇尔前往中国，自然首先是出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关于这一点，《时代》讲得非常坦率与明确：　　在其它各地，民主和美国的政策，不是在退守，就是在与他们的敌人处在僵持状态。在东欧，美国的影响已经结束。被占领的德国，陷入四大强国的矛盾造成的困境之中。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不得不度过了为时一年混乱的“和平”，西班牙仍是令人头痛的棘手问题。甚至美英关系，也因为英国偿还贷款事宜而争吵不休。在美洲，庇隆已成为华盛顿的对立面；在南亚和印度尼西亚，为争取自由而不懈斗争的人民，正在失去对美国的信任，因为，美国已明显是在与他们的统治者合作；俄国的力量增强了，但以上情况的产生，并不都与莫斯科有关。　　如果美国不能在中国表现出坚定不移和行之有效，世界就只能得出幻想破灭的结论，即美国民主不是一种可供出口的商品。　　马歇尔极为关注这一危机。去年十月，在辞去军事首脑职务后的告别演讲中，他问道：“难道我们要逃避胜利的责任吗？……难道我们还要把这次大战前弥漫着的国际间的不信任，重新又请出来？”对自己提出的热情洋溢的问题，他作出响亮回答：“我们不能浪费这个胜利……”(《时代》，1945年3月25日)　　马歇尔走来了。在前往中国的飞机上，他阅读关于中国政治局势的摘要。这是根据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提供的材料整理出来的。整理者是曾任《时代》驻中缅印、南太平洋和欧洲等战区的记者詹姆斯·谢普利。征得卢斯同意，谢普利这一次与马歇尔同行，并担任新闻秘书和写作组成员。这是《时代》与马歇尔中国使命的一个特殊关联。　　马歇尔希望“不能浪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将美国的影响力和民主扩大到远东，可是，他的这一次中国之行，最终将证明他的一切想法与努力，不过是浪费。　　“他面临着考验”　　马歇尔抵达上海是在1945年12月20日。他先到南京，再到重庆，在那里负责主持国共之间的军事停战会谈 。“他面临着考验”，《时代》说得不错。　　《时代》这样报道马歇尔的工作程序：　　实验的考验是关于军事停战的会谈。会谈时，马歇尔特使担任主席和调解者。他的左边是周恩来将军，共产党的经验丰富的第一谈判高手；他的右边是张群将军，政府方面思想进步的四川省省长。关于军队重建的会议期间，这一安排略有变化，随后马歇尔只作为顾问入座，周将军代表共产党发言，曾担任过蒋介石委员长助手的张治中将军替代为政府代表。(《时代》，1945年3月25日)　　在《时代》记者的笔下，马歇尔有时表现得十分从容，所提供的生活细节，呈现出当年历史动荡的另外一面：　　在谈判期间，特使上街散步，或者攀登重庆陡峭的台阶。有时，他还会驱车前往梯田，在那里，一个远离自己土地的乡下人，可以好好研究一下另外一种好土壤。　　在晚上，喝上一杯茉莉花茶或者一杯老式波旁威士忌，特使就开始仔细琢磨一天来的进展。穿着拖鞋、睡袍，他坐在书房兼卧室里的书桌前，两张马歇尔夫人的照片在安慰地看着他。然后，他向华盛顿起草报告。　　一天晚上，他读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时，他发现了一段文字对他的实验有帮助。第二天，政府和共产党双方的与会人员，都拿到了一份翻译好的文字，前面还有一个短序：“下面是向制订宪法的制宪会议所做的演讲。演讲者是富兰克林，当时他已有八十二岁。”　　“当你们召集一批人……他们的偏见，他们的情绪，他们的错误意见，他们的地方利益，乃至他们的自私观点。这样的东西汇集起来，如何能期待实现一种完美呢？……”(《时代》，1945年3月25日)从报道看，马歇尔最初的中国之行，似乎进展顺利。马歇尔的军事调解在1946年1月上旬取得具体成果。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又签订《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1月10日，马歇尔、周恩来、张群出席签署停战协定仪式。当张群代表国民党在协定上签字时，马歇尔与周恩来一右一左站在他的身后。他们低头注视张群的笔尖移动。一张三人的合影，留下维系和平的这一瞬间——美国介入国共冲突扮演调解角色的最耀眼、也是最后的时刻。　　可是，仅仅一年之后，马歇尔就将铩羽而归。　　与中共最初的融洽　　1946年新年伊始，来到中国履行军事调解使命的马歇尔，与中共方面的关系，曾显得颇为融洽。这一点，在时任重庆美国新闻处工作人员的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回忆中，可以找到佐证：　　1946年1月，谈判似乎可以取得一定的成果，此时，重庆的中共代表举行了一次宴会，他们为美国新闻处安排了两桌酒席。周恩来坐在其中一桌，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坐在另一桌。酒过三巡，我们都感到有些情不自禁，周恩来晃着身子唱起歌来，我们随后也跟着唱了起来，叶剑英拿着筷子，在桌边和杯子上敲起了节拍。几次祝酒干杯之后，他们唱起了延安歌曲，我们也唱起情绪激昂的曲子，大多都是南北战争时期的歌——现在的音乐有些过于甜蜜、过于轻柔，或者说过于伤感了。周夫人(她喜欢用自己的姓名，邓颖超)穿着长裤，显得非常简朴，非常迷人。(《费正清自传》，第378页)　　据美国出版的《马歇尔传》所述，刚到中国的马歇尔曾受到国共双方的信任，特别是中共方面人士，与这位当年极力支持过史迪威的人关系颇为融洽。更为重要的，马歇尔得到了中共希望与美国交往的信息：　　马歇尔应双方请求，动手——如他所描述的——“起草一个全面改组中国军队的计划，其禁例和各种规定类似我们(美国)的民主体系下的军队，然而有的是适合于中国，针对中国各地军阀的威胁和地方官员的不稳状态的。”经过同国民党的几次会谈后，他们同意马歇尔拿这个计划去同周恩来讨论。周飞往延安请示，回来报告说毛泽东准备在过渡阶段根据宪法同国民党合作。他又说他的党虽是社会主义的，但认识到目前尚不能实行社会主义，此刻应该实行美国模式的政治体系。他坚持认为这就是说“要把美国的政治体系、科学和工业化介绍过来，要把自由个体经济规划下的土地改革介绍过来，只有如此才能促进中国的繁荣和和平。”据周说，毛深信马歇尔是公正的，愿意同美国的方案合作。当问到有消息说毛要访问俄国时，周笑着说“恰恰相反，他非常想去美国，认为在那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马歇尔传》，第98页)　　马歇尔的回忆是否准确有待考证，但至少为我们认识当时局势的演变过程提供了新的角度。代表国民党参加谈判的张治中将军，在其回忆录中写到马歇尔有一次曾出人意料地提出了一份有利于共产党的草案：　　会议从2月14日开始到2月25日，前后正式会议和会外协商多次，最后签订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　　现在，我可以公开一件秘密。在商谈开始之前，马歇尔向蒋提出一个草案。这个草案马歇尔先没有给周恩来看过，因为周对这一草案所提的内容始终没有提到。其中最关重要的三点，其原文如下：　　中国陆军应编成野战部队及后勤部队。野战部队应包括由三个师组成之各军，再加不超过总兵力百分之二十之直属部队。各军军长就经由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至各条款所定复员时期结束之时，作战部队应有二十个军，包括六十个师，每师人数不超过一万四千人。六十个师中二十个师应由共产党领导。　　中国空军应编于一个司令官之下，经过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空军将接受来自共产党领导部队之官兵，使受飞行、机械及行政之训练，其比率至少占实力百分之三十。　　中国海军应编于一个司令官之下，经过军事委员会报告于最高统帅。中国海军将接受来自共产党领导部队之官兵，其比率至少占总实力百分之三十。　　这等于说，改编之后，准予中共陆军和国民党陆军成一与二之比。而海、空军是中共当时所没有的，中共也向未提过这种要求，现在突然取得了百分之三十的兵力，当然为国民党方面所料想不到的。这份草案到蒋手上，蒋当然感到非常诧异，马上请马歇尔来谈话，结果由马再加修正提出，陆军比率改成一比五，其余海、空军两点就没提了。(《张治中回忆录》，第739页)　　刚开始采取这种欲缓解双方对峙措施的马歇尔，尚能一度获得中共的理解与信任也就不言而喻了。在停战协定签订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尽管偶有冲突，但军事协调部的工作还是在进行中。　　短暂的英雄凯旋　　前景似乎一片乐观。马歇尔于1946年3月回国休假。他的归来，被《时代》视为英雄的凯旋。于是，在1946年3月25日出版的《时代》上，马歇尔成了封面人物：　　一位大家熟悉的高个子，轻快地走下从中国来的飞机舷梯，满脸风尘仆仆，也洋溢着耀眼的光彩。到这一时刻，美国特使马歇尔前往重庆再返回华盛顿，恰好差不多是三个月。　　走向等候着的妻子，他像孩子一样咧开嘴笑，亲切地吻了两下妻子，再依次与前来欢迎的人们一一握手。然后，他匆匆离去，坐上一辆黑色的长帕卡德轿车，向白宫汇报二战结束以来一个美国人所从事的最有意义的使命。　　他目睹了拥有四亿五千万人口、备受战争折磨的国家，如今仍处在内战的边沿，他离开时，留下的不是和平，但已停战，仍存有希望。他在这一拯救工作中所付的努力，中国人会——的确是热诚地——感谢他。美国和世界应该感谢马歇尔所从事的相当重要的服务。这是美国的民主力量、原则、威信，在战后的一项重大事件中，第一次被用来作为建设和完善的模式。(《时代》，1946年3月25日)　　然而，《时代》的报道也意识到已达成的停战协定，基础是脆弱的。“危机在前”、“挑战在前”，这是《时代》谈及停战前景时使用的小标题。显而易见，卢斯的《时代》仍是站在支持蒋介石的立场上，看待马歇尔使命与中国前景的关系。对美国一直充满自信、自傲的卢斯，无疑更为看重美国介入中国事务、影响中国发展的直接推动作用。《时代》写道：　　三个月来，马歇尔发挥着一个强有力的友人的作用。在抵达华盛顿之后，在上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介绍自己完成的使命——其中只有一个词谈到他个人的作用：　　“中国人民正努力寻求全世界值得感激的合作，这一努力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领导人推动每天的进展以达成协议……他们在成功地……结束敌意……并且已决定进行整编军队的事宜，进而重建一支国家军队。他们已同意获得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即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的民主。……”　　说到此，马歇尔停顿了，紧张地皱皱眉头，非常慎重地继续说道：“如果我们一定要获得和平——如果这个世界需要和平，就有充分理由说明为什么中国目前的努力必须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它有赖于其他国家的行动。如果中国被忽略，或者，如果一个计划是扼杀她目前的渴望，她的努力就将失败……”　　“我非常了解美国人民对中国的主要兴趣，但我不敢肯定他们是否了解中国，或者说了解他们的政治领袖们，是否了解中国致力于团结和经济稳定的成功，对于美国所具有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性。……接下来的几个月，对中国人民……包括对世界未来的和平都极为重要。”(《时代》，1946年3月25日)　　接下来的几个月真的很重要。中国局势很快急转直下，严峻的现实击碎了马歇尔的乐观与期待，更击碎了卢斯以及很多美国人的自信与自傲。当马歇尔于6月重新回到中国时，短暂的停战已经不可挽回地结束了。　　铩羽而归，黯然退场　　按照一般说法，内战爆发是以1946年6月26日中共鄂豫皖根据地的中原部队成功突围为标志。虽然在马歇尔进行军事调解的同时，美方继续按照抗战期间的协议向国民党军队提供军援，并以飞机帮助运输国民党军队至各战略要地，这些做法，激怒了中共，也彻底终结了中共与美国的交往。　　马歇尔陷入了尴尬的两难困境之中。一方面，他不再被中共视为可以信任的朋友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被蒋介石所利用。《马歇尔传》写道：　　共产党责怪马歇尔。9月14日的延安广播攻击他没有反对“加剧的中国内战”，并宣称他的调解已失败。广播还声称马歇尔的威望已降至最低点，甚至他的公正性也成了问题。　　10月1日，他对司徒雷登说，他认为国民党是在利用他作为掩护，以继续进攻共产党。那一天，马歇尔致函委员长说，除非找到协议的基础以终止战争，他将向总统提议将他召回，美国终止其调停的努力。(《马歇尔传》，第133—134页)　　1946年11月16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南京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宣布中共代表团将在日内返回延安。国共和谈最后一次、也是永远地关上了大门。 11月19日，周恩来等乘飞机返回延安。　　马歇尔也到了离开南京的时候了。1947年1月8日，他启程回国，铩羽而归。这一天，距1946年1月10日国、共签订停战协议一周年只差两天。一年的时光，在人们的期盼、乐观、失望、悲观、激昂、兴奋诸多情绪的变化替代中，就这样结束了。　　马歇尔个人的政治经历，却没有因离开中国而结束。相反，就在离开中国的第二天，他被杜鲁门任命为新的国务卿。新年之际出版的《时代》，也把马歇尔评选为1946年年度人物，一年之内，他两度成为封面人物。　　在中国失败而归的马歇尔，却在欧洲获得了巨大成功。1953年，他因在西欧实施著名的“马歇尔计划”，成功地使战后西欧经济得到复兴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位评奖委员说，这是诺贝尔和平奖第一次被授予一位职业军人，这样做，不是奖励他的军事功绩，而是奖励他为和平事业所做的工作。马歇尔在演讲中说：“对于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位军人，有相当多的议论。这些议论显然很能影响其他人，但对我则恐怕就没有什么影响……经常摆在我面前的是写得清清楚楚的战争费用的分类账目，支撑它的则是墓碑。这一切激励着我去寻找某种途径或方法，以避免另一场战争灾难。”　　这番话，为欧洲而讲，而非中国。　　马歇尔从中国黯然退场，正是美国多年来对华政策彻底失败的标志。随着马歇尔使命失败，随着中共取得胜利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自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来，在政治、外交、传教、教育、文化、军事诸多领域苦心孤诣经营的一切，它曾经具有的对中国的重要影响，将化为一片云烟，尽然散去。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欲与苏联在中国争夺影响力的美国，这一次败在了苏联手下。几年后，共产党中国与美国的紧张关系，因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而愈演愈烈，一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中苏交恶之后才开始发生微妙变化。1969年，中国与苏联因珍宝岛领土之争而发生军事摩擦，中苏关系一时间剑拔弩张，中国与俄国以及苏联之间存在过的诸多历史纠葛，也于此时重新成为舆论的焦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与美国恢复往来的可能与努力，终于浮出水面。　　1972年，尼克松总统历史性地访问中国。在北京机场，他走下舷梯，远远地将手伸向伫立一旁欢迎他的周恩来总理。此时，距1946年马歇尔的离去，已然过去二十六年。当年被翻过去的一页，在世界注目下，重新翻开。---------------------------------- 　这个标题是我加的。一直想探讨当时到底有没有可能实现共和，失败的根源是什么，谁的责任。如果实现了，中国这几十年走的会是什么道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