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小花伞有了阶级属性、美丽的长辫子也成了戴罪之身后,欢乐与和谐一步步远离班集体。1966年初夏,当大家闷声闷气地一心备战高考时,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
不久,革命斗争的矛头从指向老师,转为指向同学。没过多少天,马志明、我和那位流泪的长辫子等6位同学,被懵懵懂懂地打入了另册。我们六人,第一次有那么长的时间单独坐在一起,但又不能相互交谈,只能在眼光偶尔的交集时,发现对方的眼泪和忧戚表情。
再不久,一批又一批到首都朝圣的同学离开了学校,无人看管的我们六人,成了最自觉的‘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的人。一天,终于到了彼此间有话非说不可的时候,我们严肃认真地合计,要把对伟大领袖的想念,变为朝圣的实在行动。于是,我们中的5位(一位女同学因病未能同行),也踏上了朝圣的旅途。
本来,从宝成线北上,是最快捷的路径,但在火车北站时,我们发现,与我们一样热爱四个伟大、一样可以分文不付就可周游全国的人,也同样心往一处想。直接北上的火车,早就没有我等见缝插针的机会。眼看着隆隆启动后,仍然关不上门的火车缓缓离站,我们临时决定改走迂回曲折的道路,从成渝线上湘黔线,再由京广线进京朝圣。
火车进入贵州后,我们开始体会到了黔驴技穷的困窘。同行的一位同学感冒发烧,我们不得不在贵阳下车,等待他退烧后再前进。当我们再度来到贵阳站时,才深感下车容易上车难。成千上万的年轻圣徒,拥挤在贵阳站前小小的广场上。场边坡上那个厕所,成了大家内急时必须朝拜的地方。这个临时围起来的农家大粪坑,只在当中拉起一道草编的帘子,就算是男女有别了。捉襟见肘的草帘,遮住了上面就遮不住下面,其所带来的视觉冲击、所造成的尴尬,可想而知。
终于又挤上了火车,坚持朝圣的就剩下马志明、流浪的长辫子和我三人。在闷热、干渴的车厢里,闻着汗臭、屁臭,随着列车摇摇晃晃地进入了华北平原。圣地已不太远了,广播里通知,还要就地等待若干小时才能进京。
这是最令人焦急的几个小时。水火不留情的内急,上升为焦急的主因。满车的圣徒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车底,把那里视作排忧解难的理想之地。在那下面,能躲开车里射出的微弱灯光,夜幕成为比草帘更能保护大家隐私的卫士。但这卫士又十分脆弱,一只小小的手电筒就能摧毁它的保卫功能。竟也有这样的朝圣者,在列车下面居然柠亮了电筒。尽管在众人的怒喝下只闪亮了一瞬间,但带给人们的尴尬,几十年后也难忘记。
自从小花伞有了阶级属性、美丽的长辫子也成了戴罪之身后,欢乐与和谐一步步远离班集体。
不久,革命斗争的矛头从指向老师,转为指向同学。没过多少天,马志明、我和那位流泪的长辫子等6位同学,被懵懵懂懂地打入了另册。我们六人,第一次有那么长的时间单独坐在一起,但又不能相互交谈,只能在眼光偶尔的交集时,发现对方的眼泪和忧戚表情。
再不久,一批又一批到首都朝圣的同学离开了学校,无人看管的我们六人,成了最自觉的‘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的人。一天,终于到了彼此间有话非说不可的时候,我们严肃认真地合计,要把对伟大领袖的想念,变为朝圣的实在行动。于是,我们中的5位(一位女同学因病未能同行),也踏上了朝圣的旅途。
本来,从宝成线北上,是最快捷的路径,但在火车北站时,我们发现,与我们一样热爱四个伟大、一样可以分文不付就可周游全国的人,也同样心往一处想。直接北上的火车,早就没有我等见缝插针的机会。眼看着隆隆启动后,仍然关不上门的火车缓缓离站,我们临时决定改走迂回曲折的道路,从成渝线上湘黔线,再由京广线进京朝圣。
火车进入贵州后,我们开始体会到了黔驴技穷的困窘。同行的一位同学感冒发烧,我们不得不在贵阳下车,等待他退烧后再前进。当我们再度来到贵阳站时,才深感下车容易上车难。成千上万的年轻圣徒,拥挤在贵阳站前小小的广场上。场边坡上那个厕所,成了大家内急时必须朝拜的地方。这个临时围起来的农家大粪坑,只在当中拉起一道草编的帘子,就算是男女有别了。捉襟见肘的草帘,遮住了上面就遮不住下面,其所带来的视觉冲击、所造成的尴尬,可想而知。
终于又挤上了火车,坚持朝圣的就剩下马志明、流浪的长辫子和我三人。在闷热、干渴的车厢里,闻着汗臭、屁臭,随着列车摇摇晃晃地进入了华北平原。圣地已不太远了,广播里通知,还要就地等待若干小时才能进京。
这是最令人焦急的几个小时。水火不留情的内急,上升为焦急的主因。满车的圣徒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车底,把那里视作排忧解难的理想之地。在那下面,能躲开车里射出的微弱灯光,夜幕成为比草帘更能保护大家隐私的卫士。但这卫士又十分脆弱,一只小小的手电筒就能摧毁它的保卫功能。竟也有这样的朝圣者,在列车下面居然柠亮了电筒。尽管在众人的怒喝下只闪亮了一瞬间,但带给人们的尴尬,几十年后也难忘记。
1966年初夏,当大家闷声闷气地一心备战高考时,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