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菊东篱下
随性的人，喜欢随心所欲。不管多少，也无论长短，想到了，记下来，就有了这个被称为博客的东西，且将之命名为採菊东篱下，其实是想悠然见南山。
正文
人们常把历史比喻为一条长河，奔腾咆哮，勇往直前，永不重复。可这条长河，在我故乡的大地上，却有着太多、太长的曲折和回流，致使它缓缓流淌了2000多年，还不能汇入浩瀚的大海。
20世纪中叶，这条长河停止了回流，却又出现了短暂的停滞，继而像开闸的洪流，携带着巨大的能量，也携带着大量的泥沙，浩浩荡荡一路东去。
（一）回圜的河
“均贫富”、“各取所需”，曾经是若干代人的梦想。早在公元前的遥远时代，我们的众多祖先，就开始一次又一次地，为这梦想抛头颅、洒热血了。
在他们实在无法活下去的时候，总有人举起“均贫富”的大旗，令他们热血疆场，甘心情愿地为这一梦想，去赴汤蹈火。
他们也一次又一次地，将不可一世的王朝推翻。在战乱中建立起来的新王朝，通常都会“抑豪强、薄徭赋、减租税”，迫强势者收敛一点，让弱势群能有一条生路而不致造反。
虽然富人依然是富人，穷人仍然是穷人，财富依然不均等。但不再走投无路的百姓，不再除造反而外别无他途。不再民不聊生的社会，也因此安宁下来。一朝又一朝的繁荣，因此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这历史的长河，就如此周而复始地转着圈、画着圆。贫富的差距，均贫富的梦想，从未改变，唯有皇帝的姓氏、名号，变了又变。
儒商——这很容易让人把“无奸不商”的商，与“风流儒雅”的儒联系起来的称谓，是许多学历不高的成功商人所追求的名号。他们中，因而不乏以金钱换取学位、换取职称之人。
霍英东先生逝世之后，也有人把儒商的帽子戴在了他的头上，可香港一部分同胞不答应了。他们说，霍老先生虽然位列政协副主席，但他从来不附和政治。他是一个成功的爱国商人，但不是儒商。
儒商到底是指儒雅的商人、饱学的商人，还是唯权势者马首是瞻的商人？自有历史学家去作定论。刺激我思维的，是曾一度领先于晋商，以儒商之名饮誉明清两代的徽商。
古徽州，可不像山西那么贫瘠，至少山区盛产名茶，还有竹、木、瓷土和生漆，特别是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徽商虽远离边关，不能像晋商那样抓住军事消费的商机，但他们靠近鱼米之乡的江南，富庶的江南给了他们更加广阔的商业天地。本地物产加江南的大米、布匹和市场，使他们早于晋商积累起最初的财富。明末，朝廷又实行了一种“折色制”，商人可直接用银子换盐引，资金并不弱于晋商，可市场大得多、与官府关系更密切的徽商，抢走了这个垄断，风头很快就盖过了晋商。鼎盛期时，他们东进苏杭无锡常，抢滩芜湖商道，掌控长淮水运口，南达湘、蜀、云、贵、川，往来京、晋、冀、鲁、豫间，远涉西北、东三省。最后，西进赣、湘，沿东南达闽、粤两省，直至扬帆入海与日本进行贸易，于是“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
徽商“贾而好儒”，直接攀援封建朝廷，与封建宗族势力结合，把“贾为厚利，儒为名高”作为“亢吾宗”、“大吾门”的手段。在经商成功后让子弟习儒就学，捐资广建书院等，对当时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晋商所不能比的。但同时，与一门心思做生意的晋商相比，追逐财富只是徽商的手段，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因此，尽管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却做得三心二意，既缺少晋商的创意，更没有潮商、浙商等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和开放心态，为他们早于晋商衰落打下了伏笔。
清道光年间，两淮的盐务制度发生了变化，朝廷废除了盐商卖盐的特许权，实行运销分离。徽商从此丧失了世袭的经销盐的专利权，于是两淮地区大批盐商破产。太平天国起义，波及范围主要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正是徽商经营的主要地域，徽商的生意为之大受影响。鸦片战争失败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外商的进入使民族资本家群体产生，使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徽州商帮受到冲击，以儒商饮誉八方的徽商，不可避免地早于晋商解体了。
当然，并非所有的读书人都甘心情愿地去做天子的喉舌，踏着孔圣人的足迹去“存天理，灭人欲”。明末清初的王船山，就是其中一个。他说：“天理即在人欲中，无人欲则天理亦难发现。”明目张胆地为人性恶之源——人欲正名。
让这位夫子斗胆直言的，据说是明代兴盛起来了的商业。而商业，正是最能直接体现人的逐利性的领域。而言及明、清的商业，又不能不谈到晋商和徽商，这两个在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商帮。
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中，商品交换的种类少、数量小、范围狭窄。不能自给自足的盐、铁，是流通量最大、范围最大的主要商品。中国古代的大商家，都主要是靠经营这两大商品发家的。但自西汉始，盐、铁被朝廷收为时紧时松的官营之后，中国古代的民间自由贸易，就常常处于一种半窒息状态。重农抑商，是为大多数朝廷公开宣示的国策。官营，在历史上就是一个迟早要被淘汰的举措。晋商和徽商，正是在官盐走向穷途末路之时，抓住机遇而崛起为中国的两大商帮。
说到晋商，我们又不能不提及那首广为传唱的山西民歌：《走西口》。歌中的西口，即是“杀虎口”。它位于山西、内蒙交界处的右玉县，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 宋时，这里是边关要塞，又是贸易口岸。我们生活在山西贫瘠土地上的乡亲，得地利之便，走西口，做起了边贸生意。元时，杀虎口内外都在一个皇权之下，它成了一个颇为红火的集市。走西口的山西乡亲——初期的晋商，由此积攒了一点钱财。到了明代，86万军队驻扎九边（注），这里又成了防止蒙古骑兵南下的军事重镇之一。
那时候，官盐实行永乐初年制定的“户口食盐法”，按照人口的数目由政府来供应食盐，百姓要按照盐价来交纳粮食或银钞。到洪武年间时，百姓虽然交纳了盐价，但是却经常不能及时得到食盐。另一方面，西北边关战事不断，庞大的“九边”驻军亟需大量的军需供应，封建朝廷任是天威在身，仍然左支右绌，难于应付。洪武三年，终于想出了一个一举两得的高招：卖许可证。这就是“开中制”：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关，然后凭边关开出的“仓钞”（收据），到指定的盐运司换领盐引”（食盐经营许可证）。晋商以“极临边境”的优势，捷足先登，取得了部分食盐垄断经营权。
加入垄断经营后，走西口的哥哥们很快就从小康，迈进了富豪的行列，集粮、盐、布商于一身，迅速崛起为众商帮之首。他们让支持他们走西口的妹妹们，住上了豪房、过上了富豪生活的同时，也帮那些从来就瞧不起他们的父母官们实现了发财梦。
他们没有满足于买田置房，而是创造性地开起了票号（钱庄），成了中国金融界执牛耳者。当时全国51家大的票号中，他们就有43家。不仅将票号开到了京城天子脚下，还在1907年时，远涉重洋，在日本的东京、大阪、横滨、神户以及朝鲜的新义洲等地，设立了票号分庄。
他们也没有停留于拿一点钱，向朝廷和父母官买一时的平安。就像朝廷也不满足于仅仅向这些新富豪收取一点“捐输”的银子一样。双方共同把“捐输”推进到了卖官、买官的新历史阶段。朝廷和父母官，通过此举获取了巨额财富。走西口哥哥的后人们，也终于戴上了官帽、穿上了官袍，从“不得入仕”的商贾，跃进到社会上层的官员等级。
晋商从此且商且官，终于把自己同封建朝廷捆绑在了一起，开始与朝廷同呼吸共命运。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有着悠久历史的封建统治崩溃了。1914年冬天，晋商票号开山祖师——日升昌倒闭，标志着晋商300年辉煌历史的结束。
注：九边，即明代北方9个军事重镇的合称。
不过，也有人说，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历史上，就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制。因此，我的父老乡亲们，很难生出私心、恶意来。他们更多的是国家观念：先有国，后有家，大河涨水小河满——尽管自然界的大江大河都有若干个源头。
国家，不是不同利益集团，按契约组成的联合体。国家，是皇上秉承天意，以武力维系的统一体。因而，皇帝既是天子，又是国君，是天下所有家庭共同的家长。天下再大，也莫非皇天后土。天下百姓，都是皇帝的子民。
皇帝天纵英明，可也管不过来这天下的田土和子民。于是就有了天子以下，一层管一层的百官、千官、万官。以皇天为念、国家为重的孔圣人，由此总结出一套伦理理念，让我的父老乡亲乐天知命，安分守己，成为最忠诚的子民。
在这个上至皇帝，下至庶民百姓的等级社会中，听话是一种美德，犯上是一种罪过，唯上是一种习惯。一个英明的皇上，是百姓幸福生活的希望所在。如遇贪官污吏横行霸道，那是有人蒙蔽圣聪，百姓可告御状，希望不会破灭。这朝皇帝不行了，上天定会让新的英主降世……
我父老乡亲中一些学富五车的人，他们与历朝历代的皇帝，共同创造了孔圣人。用孔圣人思想武装起来的父老乡亲，又与这些孔圣人的制造者一道，共同创造了一代又一代的神——英明天子、万岁圣上。
我凝视着那张身份证，那张曾伴我走遍家乡大地须臾不可离的硬卡。卡上的人头和祖国的地图，都被一张网密密实实地罩住。我记起，我咨询过一位公安人员，此设计的创意？他告诉我，那是假设人人都可能犯罪，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我无法确证此说是否准确，但我为此创意所蕴含的思想叫好。
远在2000多年前，古人就为人性是善还是恶，争论不休。不过，随着主张等级统治秩序不变的儒家，其独尊的地位，被皇权一朝一朝地加固后，人性善之说，稳稳地占据了上风。
我长期迷惑不解：明明几千年的历史中，到处充斥着人对人践踏的恶，可人们为何还要坚持人性善之说呢？
也许是人们受恶之苦太多，需要用“善”来劝喻自己，也麻痹自己。殊不料，这更助长了“恶”的为所欲为。
倘若人性都是善的，什么监督，什么法制，统统都不需要，仅有道德说教足矣。
倘若承认人性之恶，必然要求民主，要求法制，要求对掌权者的有效监督，防止权力加倍释放出人性之恶。
看来，以性恶说为基础，反倒有助于民主与法制社会的建立。
散布在世界不同地方的不同民族，就像地球上那成千上万条不同的河流一样。在归于大海之前，它们有着不同的流域，携带着不同的泥沙、不尽相同的养分。它们或辗转于崇山峻岭之间，或流淌于一马平川，造就出各自不同的辉煌，也造就出各自不同的曲折。其中一条最长、最曲折的河流，是我故乡大地上那条时而高歌、时而悲鸣、常常沉思的河。构成这条历史长河的亿万水滴，就是我的先辈、我的父老乡亲。
他们有着为世人赞颂的品质——吃苦耐劳、含辛茹苦、任劳任怨，但却压抑了人趋乐避苦的本性。不知道趋乐避苦是人的权利，更不知道向统治者争取这个权力，而只会在生命受到威胁时，才被迫抗争。
他们也是世界上最听话、最守纪律的一群人。不管封建社会的那一套法律，那一套以皇权意志为转移的法律，他们从来没有参与过制定，也从没想到过参与。但他们也只有在死亡逼来时，才会无法无天。
他们早已习惯了几千年来的等级秩序。他们从未思考过，这种等级制度从何而来、是否合理。更不会想到，那些天然高人一等的官僚和皇亲国戚，都是靠着他们缴纳的税赋而生存的。他们自然也不知道，纳税和纳税人权利的对应关系。他们不能影响官员的权力，而官员的权力却可以决定他们的生死祸福。这种颠倒了的关系，让他们积累了对权力的崇拜和恐惧。为降低这种恐惧，他们在遭遇权力时，往往以“蚀财免灾”的方式，减少权力对自己的危害。
在封建等级统治秩序下，明哲保身、尽量少惹官非的它们，其实是最重情、最懂得感恩的人群。来自“上面”的一声谢谢、一句道歉、一份薄礼，他们就会感激涕零，甚至诚惶诚恐，焦虑自己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世世代代盼望圣君、明主、清官的他们，也对偶尔出现的所谓圣君、明主、清官感恩戴德。似乎他们的幸福或痛苦，就取决于有没有圣君、明主、清官的出现。他们从来没有把社会管理者与自己，放在平等的尺度上去思索过，当然就不可能去要求监督统治者、去争取与统治者一样的平等权利。
历史，确实是一条长河。不管它流过了多少岁月，也不管它经历了多少曲折，它终归要汇入那包容一切的大海。
历史这条长河，是无比强大的河流，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它朝向它要去的地方。但，它的确又是由无数细小、柔弱的水滴构成的。而决定历史走向，乃至历史曲折的，恰恰是这些聚集到一起的、单个就无法生存的细小、柔弱的水滴。
当我们近距离观察他们时，他们是那么平淡无奇。但当我们远远地观望他们时，你才会领略到他们的波澜壮阔，才会感受到蕴含于他们中的那股造就历史、改变历史的磅礴气势。
历史上，出现过许多弄潮儿。他们当世之时，那么显赫、那么不可一世。可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历史潮流中，他们中多数人灰飞烟灭，少数人因顺应历史而流芳后世。任何个人缔造历史、改变历史的神话，只存在于书本中，存在于创造金钱和权力的创造冲动之中。
而那些流芳的弄潮儿，正是被历史长河中，那些微不足道的众多小水滴，“抬举”起来的。
上一个世纪中叶，历史终于出现了奇迹。
怀抱着“共产主义就是大家发财”（林彪语）的一群人，带领大家，赶走了外来势力，铲除了本土豪强。无地的人，一夕之间有了土地；无财的人，分得了浮财。耕者有其田，工者有钱挣，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成为了现实。
不满足于眼前的人们，又向着各取所需的更美梦境，迅跑起来。仅仅过了几年光景，大家不分你、我、他，吃的是大锅饭，干活一窝蜂。除了老婆、老公是私有的而外，一切都是属于大家的——公有制确立了。
原有的、能够作威作福的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不管它们是强势、中势还是小势，都不存在了，全社会就剩下两种人：“人民”和“敌人”。“均贫富”的千年梦想，终于破天荒地在“人民”中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