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兰原创
天生夜游神，小半生从事中文。敝姓王，但从未登基，只是沾了些先祖灵气而已；生于午夜，着歌而来……
正文
【人物】余杰访谈：真正懂我的人很少
●惠兰
一、翅膀是用来飞的
惠兰：为什么把这本书定名为《想飞的翅膀》？
余杰：这个书名有三层含义。其一，这个书名的本身有一种张力，从“翅膀”这个词就能看得出来。其二，在这里强调翅膀的飞翔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翅膀本身的功能就是飞。很显然，我在这里说“想飞”，就说明翅膀已被捆住了，已被束缚住了，但即使这样，它仍然有非常强烈的飞翔欲望。
惠兰：在《想飞的翅膀》自序中，你借用电影《小嗓门》中的哑巴少女来说明自己写作的动机即“表达”。通过这种表达，你是否感到自己也像哑巴少女那样真正的自由了、快乐了？
余杰：这个问题有两个层面。一是向内的，指向人的内心，就是通过表达获得一种幸福和自由的感受。另一个层面是对外的，在中国社会问题非常严峻的这个时刻，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他负有不可推卸的思想文化启蒙的使命，尽管现在有许多人自以为在启蒙，但是我认为真正的启蒙现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表达的内容我用了一个词，就是“常识”。就比如说，什么是个人的权利、个人的尊严。这一系列的东西在中国还没有成为一种常识，所以我觉得现在再来重申五四时期谈过的这些常识，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
惠兰：你觉得这本《想飞的翅膀》同以前的作品有什么不同吗？你自己怎样评价这本书？
余杰：我前面的作品，特别是第一本书《火与冰》，有相当成份情绪化的东西。我觉得我在这本书中把这种情绪化过滤掉了，而理性的思考成份加大了。对很多问题的思考我觉得有了比较大的深入。
惠兰：比如说……你可以随便举个例吗？
余杰：比如说，我这本书的最后一辑，关于《昆德拉与哈维尔》的讨论，我不仅把自己的两篇文章收在里边，还有其他学者对我的同意的、批评的、质疑的，然后我看他们文章之后，我对自己的思路进行调整，进行反思，把问题大胆地往下深入一步。
二、我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表达“常识”
惠兰：在《想飞的翅膀》中，你有意追求一种平民化的视角，这是为了写作的需要还是你认为中国青年知识分子越来越远离平民？
余杰：我长期处在北大这样一个中国最高学府里，我在这里已经呆了7年了。我很多宝贵的东西都是从这里得到的，比如说从具体的知识到做学问的方法。但是这7年我也越来越看到，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知识界、学术界里的很大缺陷性。从80年代末到现在的十多年来，中国的知识界、中国的学术界跟中国的底层社会越来越疏离了，很少有人出来做这种沟通、传播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迫切，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我应该出来做这方面的工作。
惠兰：你的写作过程是从情绪到理性的变化过程，这种理性在《想飞的翅膀》中表现得比较充分。你采用杂文或类似杂文的文体写作，这是为了理性的需要还是你认为自己适合这种文体？
余杰：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一个就是说我现在的年龄和知识结构状况，对很多问题的剖析或深入的阐述采用这种方式比较好；还有一个外部的状况。中国现在的问题非常严峻，所以需要鲁迅说的一种“匕首和手枪”的方式来表达，来更直接的跟中国的现实进行对话。
惠兰：你怎样看待《昆德拉与哈维尔》、《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这两篇争议较大的文章？
余杰：这是我文章中已经提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批评的这种点名不点名的问题。包括钱老师（指钱理群）在写信中建议我针对具体的人时候要谨慎、要少有点名，我觉得他的说法有一定道理，每个人都是一个复杂的个体，对人要有一些理解和同情，要看到人的丰富性。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批评者来说点名要比不点名好，因为若干年来，中国文艺批评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状况，大家都不点名，都在那儿绕圈子说话，一点名就变成人与人之间的对骂，变成人事之间很低层次的东西。这种骂掩盖了对问题很深入的思考和探索。我觉得应该改善这种状况，我也愿意做这种努力。像写给余秋雨这篇文章，包括我的第二篇文章（指《我们有罪，我们忏悔》），我觉得我在这方面作了很大努力。但是，一个令我很苦恼的现象是，一旦这种东西进入公众场合，进入媒体，就有很多被歪曲的东西。
比如说，很多人把我的这篇文章与王朔与金庸之间的对骂并列，这是很不妥的。他的文章我觉得是一种没有思想和精神含量的商业炒作，而我是对问题的讨论。还有，文章出来以后，各种报纸、评论和其他比较偏颇的东西掺杂进来，有的抱着阴暗的心理，让问题之外的很多东西掺杂进来，这是一种很不好的状况。
三、温情——我精神的底子
惠兰：随着名气增大，你会改变你现在的基本东西吗？
余杰：我想不会的。
惠兰：你怎样看待你文章走红或读者的反映？
余杰：其实觉得我自己思想创建性的东西不多，我很多东西是在表达戍戌变法到五四之后，这几代知识分子已经表达过的东西，我只是重复在说。所以我觉得我的价值并没有读者评价的那么高。之所以读者对我评价高，是因为80年代末以来没有人说真话。对这种评价我并不是感到很得意，或者很高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悲哀的现实。
惠兰：我注意到，你的文章除了犀利之外，还有一种柔情的东西。我觉得这种东西大概与你的精神构成有关吧？
余杰：是的，这种东西读者和评论界关注得比较少。大家对慷慨激昂的杂文比较关注，而对那种温情的、晓风残月的东西、对我的这一面文字大家关注得不够。其实那里面有我许多本真的东西。比较抒情化的散文，我觉得我的这类文字比我以前的那类文学有更持久的生命力。杂文随着它批评对象的灭亡，它的价值也将逐渐消亡。但是我觉得抒情散文是写人类的亲情友情爱情，写人类与自然的亲和，这一类的文字我觉得是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今天一个人对待爱情的、对待亲情的感悟，我觉得是和先秦和《诗经》是一脉相承的，这种文字具有更加永恒的生命力。我觉得我在这类文字中有一些非常好的篇章，但别人关注得比较少，这类东西我把它作为一种精神的底子。那是一种柔情的东西。
惠兰：你认为比较好的篇章有哪些？
余杰：比如说像《那塔、那湖》呀，像《今夜飞雪》呀等等这一类散文。
惠兰：我感觉不仅仅是这类散文里有一种温情，就是你很尖锐的杂文里也有这种东西。
余杰：你的这种感觉非常好。在这篇采访中你可以把这个思路突现出来，我觉得以前的评论都没有关注到这一点。大部分的读者也没关注到，包括我到全国各地给大学生朋友面对面的座谈、讲演，他们见了我觉得和自己想象中有差距。他们片面地来阅读我和接受我，他们觉得我应该是慷慨激昂的形象，他们见我文质彬彬，觉得和他们的想象太错位。我从他们的这种感觉中就知道，其实真正读懂我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惠兰：这种理性文字背后表现出来的正是你的心性，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
余杰：从来没有人跟我谈这一点，所以今天你谈起这一点我非常高兴。下一本书的书名我可能要把这个意思给突现出来，我现在初步想把这本书名定为《爱与痛的边缘》，这来自王菲的一首歌，但是我觉得这个名字跟你刚才谈的那个思路是一样的。
惠兰：你怎样看待人们称你为“小李敖”。
余杰：这都是书商的包装，我完全不接受这种称呼。
惠兰：最后一个问题，80年代末以来随着西方文艺思潮的涌入，中国的作家或读者有一种很大的变化，似乎一夜之间大家的话语方式都变了。好像谁不知道魔幻现实主义，谁不知道后现代谁就不懂文学，而过去中国?秤判阄难ё髌返笔辈⒚挥写笈?缆奂依此担?琳呔腿峡闪怂?盖?辍?br />
余杰：我举过典型的例子，这几年的《读书》，在这方面已经走得太远了。故意把文章搞得很晦涩、很难懂。文章中用大量的西方理论，在句子中不仅夹杂一些英文，还弄些长句，欧化语言，我已经有两三年不看了。尽管它似乎是有文化有学问的人看的刊物，但是我已经不看它了，就是这个原因。
我认为真正的好文章是那种写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东西，深入的目的是为了浅出。比如朱光潜的文章、宗白华的文章，他们都是大师，都是从理论的角度切入来谈中国古代艺术的美，谈西方的美学，都是深入浅出。几百字、两三千字，连高中生都看得懂，这样才是大师的手笔。那些人越是把文章写得晦涩，都是说明他自己没把这方面的背景搞懂。比如现在有些学者，像汪辉呀，戴锦华呀，这一批中青年批评家文风特别恶劣。要不然是他们有意这样，要不然是他们学养很不够，这样就形成一个“皇帝的新装”怪圈。没有人敢说看不懂，实际上他们本人在写作过程中脑子里都是一团浆糊，然后很多人再去看，不敢说自己看不懂，谁这样说就证明自己没学问，这种状况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很欣赏李敖的一句话，他说他写文章要让高中生都能看得懂。表面上看，这是一句很轻的话，实际上能做到这一点是很艰难的。要把深邃的思想用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来，让高中生能看懂，那确实需要大师的手笔。这也是我所追求的一种境界。
很专业，做过案头功夫的，看得出对文字的判断力。
问题问得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