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一年后,我认识了
Jay 和我是在写诗班认识的。用英语写诗是我最害怕的,因我连用汉语写诗都不会,用英语写,那一定更困难的。但这是英语专科必修课。第二年,我硬着头皮上了,她也上这门课,她是因为兴趣而来。教这门课的是Ruth Miriam修女.
还记得上第一课时。在祈祷,请求上帝给我们灵感后,老师一开始就强调好诗是重在它的名词和动词用的妙,不在形容词副词。特别是动词的选择。这使我想到哪一首中文名诗不是都有绝妙的动词吗?再想到我们的“推敲”的典故,我不禁微笑了。
第一个作业是用一颜色作题,写首诗, 文中再不能有此颜色这字。而且只用名词和动词组成的。我不禁想到有个朋友,她是最爱绿色。她狠白色,她说要是雪是绿色的,那世界该多美丽呀!但我要挑哪色做题呢?后来我挑了白色。白色使我想到婚纱,母亲脯育婴儿的奶汁,刚学走路孩儿的小白靴,还有白色恐怖,医院,死神和盖在死尸上的白布。我的第一首作品”White”,全用名词和动词组成.我看来看去不像诗。但这让我有了个概念 ;贯穿主题,有想象力后,要在动词上下功夫。形容词就像烹调里的味精,不能太多。名词和动词才是一篇好文章的关键,特别是在字字是金的诗里。这就是我的开始。
接下去,是各种诗的格式,有的诗有严格押韵,有的自由。第二周,学写英语的Haiku,它是由17个音节组成,分成三行,5,7,5,每一首小haiku就是一副画。我一下子就喜欢上这门课。我们在她指导下,从简到难,从自由到要压韵,从短到长。但每隔一周要交一篇诗,我走路都在推敲啊!
Jay和她丈夫会成了我的终生朋友,还有个原因。她的丈夫Rainy的祖父是清朝期间去中国的传教士,R的爸爸在中国出生,他祖父在中国呆了一辈子,死了就埋在山东。 Rainy前年去世,尸体献给医院做解剖。Jay说她也签了字,死后也一样献给医院。我很庆幸,我来到Notre Dame 认识了他们。
在写回忆录的这门课,和写诗一样,除了写,还得交流。有一天我读了一篇回忆我的好友李文斐的文章。她是在读完初中1964年,在听了学董家耕的报告,一颗红心一种准备,坚决要下乡的。我还记得大会上她上台交了表决书,她才15岁,是我班文艺股长,一个美丽能歌善舞的小姑娘。同学时,我经常去她家。她家就在中山路和后路头交接,绿岛饭店后面叫文湮井的小巷里。我们从来没见过她的父亲,听说去了台湾。(我的许多同学和亲戚都有家人跟蒋去台湾,因那时他们以为去了没几年就会回来。) 她是厦门最早一批下乡的。在下乡多年后,她的丈夫补员回城,留下她和小女儿在山区,她被告知女儿户口不能跟爸爸回城,除了母亲死后。不知为什么许多人被调走了,而她还在那。她已下乡12年了啊!在绝望中,她喝了乐果 (杀虫药)。当知青们发现后,把她从山沟沟运到县医院,已太迟了。她临死还想见女儿,还说不甘愿死啊。我下乡和她不同地方,1976听她的妈妈给我讲了她死的经过。那时我的经历和文斐太相似了。因我的第一个丈夫也是一起下乡的知青,他也刚补员回城,更悲的是他丢下我和两个孩子在乡下,吵着要离婚哪,当我听到她的死,我是非常悲愤的,但我知道我绝不能像她一样去死,我一定要活下去,至少为了我的孩子。
当我读完我的回忆录,我已泪留满面,发现许多同学也泪流满面。第二天我的桌上有一大把鲜红的花,是同学给我的,祝我来到这美丽的国家,有着更美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