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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进修期间,我曾于1988年夏到德国进行了十来天的学术考察。记得那是考察结束后从德国返回伦敦,再从伦敦返回贝尔法斯特的路上。这段路选择乘长途汽车,主要是因为汽车的票价比飞机低得多,我的学术活动经费有限,需要省着用。这趟长途汽车一共要走十多个小时,中间要换乘轮渡过爱尔兰海峡。车票是联运的,要渡海时,旅客们下汽车上渡船,到对岸后,再上另一辆长途汽车到终点。
那天我是乘晚九点多出发的夜车,赶到伦敦维多利亚长途汽车站,时间已经不早了。我检票进站,按规矩把行李放进车箱下的行李仓,走进车厢,看到多数乘客已经就座。我找到自己的座位,是个靠户窗的,并排的座位上已坐着一位青年。我打了招呼,说了“借光”(Excuse me),对方起身让我进去。
坐下后,我一时没找到调整椅背的按钮,是邻座的青年告诉了我。我听那嗓音有点怪,这才仔细打量了一下。那个青年留男式寸头,上身穿黑色衬衣,下身着豹纹花长裤。再看面部,五官清秀,好像还有点淡妆。我这才意识到,这是个女孩,年龄大约在二十出头,说话的声音有点沙哑,但很和气。女孩留寸头当时在英国也不多见,这使我对她多少有点好奇。
车开了。因为才九点多钟,旅客们有的开始吃东西,有的聊天。我和邻座也闲聊起来。记得我们聊了各自是做什么的,从哪来到哪去等话题。原来她是个北爱尔兰女孩,家在贝尔法斯特附近的一个小镇,目前在德国读本科,学德国文学。由于没什么奖学金,她半工半读,用在餐馆做女服务生挣的钱付学费及生活费,很辛苦。现在趁学校放暑假,她回北爱尔兰和祖母(或外祖母)一起度假。为什么不是和父母,她没说,我也没问。谈到我的专业,她对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也很好奇。于是我们东一句,西一句地聊起了文学,音乐什么的,当然并不深入,都是些介绍性的。我们聊了一会儿,车里逐渐安静下来,一些乘客开始睡觉了。于是我们也不再说话,开始靠在椅背上打盹。
大约在凌晨一点多钟,车在一个大站停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前行,在大约四点多,到了轮渡的码头。那个地名我记不清了,但应该是在爱尔兰海峡最窄的地方。英国的夏天黑夜很短,当时天已蒙蒙亮了。乘客们下车取出各自的行李,凭车票上了渡海的轮船。客舱里靠窗户有长条沙发,中间有小桌和椅子,还有卖饮料和零食的小卖部。客舱很大,人也不少。我和汽车上那位邻座在一个小桌旁坐下,又继续聊了起来。由于我那时的英语表达并不自如,所以我说得较少,多数时间是听她说。可能是由于在码头上看到了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我们的话题转到了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她给我讲了在德国经历的一件并不愉快的事。
她说有一次到游泳池游泳,在池边有三个陌生的男青年走过来,非要约她一起喝一杯。她客气地回绝了,但对方不肯罢休,仍然持续纠缠,为首的一个竟开始对她动手动脚。她忍无可忍,打了那人一个耳光,“不是很重,只是给他一个警告”(记得原话是:“…… not so heavy,just gave him an alarm ……”)。这使对方恼羞成怒,竟开始对她拳打脚踢,还揪她的头发。她被打倒在地,但一时竟没有人上前制止这种暴行。后来还是一位老年男人上去拦住打人者,把女孩扶起并送她离开了。女孩说,这件事对她触动很大,使她以后对周围的人总有一种戒备的心态。从她的叙述,可以想象那件事发生时,她是留着长发的。我猜想,她后来剪成寸头,穿豹纹花那样的裤子,可能都和她说的“戒备心态”有关吧。
船舱里的人很多,我不经意地觉察到,旁边有一两位中年妇女好像在注意我们。再看我和这位女孩,的确显得比较特别:我是整个船舱里唯一一位亚洲黄种人;而这位留寸头的女孩也很显眼。这样两个人在一起谈话,尽管声音不高,周围的人仍然感到有些好奇,倒也可以理解。这位女孩似乎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她平和地对我说,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要受法律和规矩的约束,但是在不违反这些的前提下,应该有自己行为的自由。“比如现在我和你谈话,与任何其他人无关。”我感觉她这些话似乎也是对附近注意我们的人说的。
经过大约一小时的航行,渡船到了海峡对岸北爱尔兰的一个码头。这时天已经大亮。我们凭车票上了一辆同样标牌的长途汽车,又开了一小时左右,就到了终点。
车停了,我和邻座相视一笑,就随着人流下了车。记得好像是她先拿到了自己的行李,正转身要走,见我还站在那里,就走过来微笑着与我握手道别。
我们没有互留姓名地址,以后也没再见过。这个女孩虽然打扮有一点怪,但说话很坦诚,给我印象也很深,是我遇到过的一位不寻常的旅伴。
上图是1988年我在贝尔法斯特市政厅前。市区并不大,女王大学及长途汽车站都离此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