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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在普世文明国家中，教育是中立的，不给任何党派作广告。我们的大中小学反其而行，恰恰成了党派的广告牌，还在牌下公然打出政治课的招牌，把欺骗灌给学生洗脑。我上学时就是这套骗人的玩艺儿，现在仍是！
旧大学里，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治校理念根深蒂固。随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和现实使命的自觉，西方教育成功的重要一点是“教育独立”，此观念一经引入，便深入人心，博得共识，成为近代中国教育进步最主要的推动力。
清末，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已提出设想：“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其旨在摆脱政府对中等以上学校的干预，保证学术、教育的自由发展。民国后，这一理念得以伸张。
1915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时即声称：“我绝不能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长，半官僚的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公文，常常派一些一知半解的官员来视察，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
1930年，蔡元培为《教育大辞书》编写“大学教育”词条称：“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1932年7月，胡适对国民党当局向大学及教育机构安插党羽，酿成风潮，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在《论学潮》一文中道：“用大学校长的地位作扩张一党或一派势力的方法，结果必至于使学校的风纪扫地，使政府的威信扫地。”
为了这一理念能成为现实，教育界人士曾作过不懈的努力。1928年，北伐胜利，南北统一，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1930年1月，阎锡山与中央政府决裂，5月，中原大战开始，国民党力量也自北平退出，华北属阎锡山掌辖，由国民政府任命的清华校长罗家伦遭到阎势力的驱逐。一个月后，阎锡山派乔万选接管清华大学。乔本为清华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资历无大碍。因清华师生对于地方军阀接管学校一事反感，恨屋及乌，乔万选上任之日即被学生拒之门外，连校园也未踏去。当晚，校务会议致电阎锡山，反对其干预清华大学。乔被阻后，学校在校务会议主持下，各项工作正常运行。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长期拒绝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党部干预校务的企图也多次受阻。
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后，也拒绝国民党党部干预校务，拒绝开设政治课。
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的张东荪，对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恭读总理遗嘱颇为反感，忍不住道：“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
1920年，陈炯明致电陈独秀，请他来广州办教育。陈独秀向陈炯明提出任教育委员长的三个条件，第一条便是：“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陈炯明一口答应，陈独秀遂放下党务赴粤，学校中绝口不谈主义。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党化教育思潮兴起。1928年颁布《小学暂行条例》，在公民科外，增设三民主义科，后合并，改名“党义”。1929年8月颁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已无公民科地位，取而代之以“党义科”。因遭到教育界的普遍抵触，以及“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此课三年后即取消。
即使在抗战之非常期间，教育界仍与战时体制发生着抵触。1937年抗战之初，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议及教育，仍申明“教育独立”意见：“其涵义有三：
一、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
二、政治的势力（党派的势力）不得侵入学校。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聘任，皆不得受党派势力的影响。
三、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
西南联大时，国民党当局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罢脱口说道：“扯淡，我就不入。”
1941年，接替罗家伦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顾孟余，上任伊始便宣明：“学术思想自由，一切党派退出学校。”1946年，北大一旦复校，校长胡适便又重申：“希望学校完全没有党派。”他在《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一文中直言：“学校是发展人才的地方，不是为一宗一派收徒弟的地方。在今日民族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潮流之中，以传教为目的的学校更不容易站得住。”
对于校务的干涉程度，有文化的政客，较之文盲的军阀为甚。曹锟任直隶督军期间，于1921年9月创办了河北大学。他钻进教授休息室，见到教授即点头哈腰。教授薪水很高，发薪时，曹锟还要来到学校，将薪水以红纸包裹，承在托盘上，敬呈教授。当他看到有教授聚精会神于显微镜前做试验时，竟歉疚：“你们这样用脑子，每月那点儿钱，抵不上你们的血汗啊！”
张作霖，出身绿林，大字不识几个，但却特别重视教育，他曾下令将政府经费的40%投入教育，世界罕有。1923年4月创办东北大学后，每逢春节，他都要身穿长袍马褂给老师拜年，打躬作揖后坦言：“本人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仰仗各位老师，特地致谢。”因为不懂行，所以将学校交由教授，自己则绝少干预校务，学校反办出了样子。
韩复榘主鲁七年，教育放手让何思源来做，且未在教育界安插过一个亲信，山东教育此间有了很大进步。1938年，蒋介石为铲除异己，曾召见何思源，开口便问：“韩复榘欠你多少教育经费？他又是怎样卖鸦片的？”何思源则直言相告：“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并没有出卖过鸦片。”而何思源正是蒋介石安排出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为蒋系人马。何思源曾对友人道：“韩复榘虽然好明杀人、暗杀人，但他不是阴险的人。”
1949年后，党领导一切，包揽一切，民间社会、士绅阶层遂消亡。党夺取了天下，也夺取了整个社会。一个三人门市部，须有一名党员，十人门市部，须有一个党小组，再大一点就须有党支部了。而在学校，党组织层层设立，政治课年年开讲。在校中学生，虽说尚未步入社会，世界观尚未形成，竟有加入党组织者。而政治课的开设，其目的在于灌输爱党爱国理念，提升学生的道德水平，其效果到底如何？邓小平的一句话可概括之：“我们最大的失败是教育。”此“教育”，当指德育。
失败原因何在？
冯骥才认为：“教育的失败源于欺骗！”
他还直言：“在普世文明国家中，教育是中立的，不给任何党派作广告。我们的大中小学反其道而行，恰恰成了党派的广告牌，还在牌下公然打出政治课的招牌，把欺骗灌给学生洗脑。我上学时就是这套骗人的玩艺儿，现在仍是！学生们特反感还得学，计入学分。”
章诒和也看到了这一点：“我常常觉得，什么都不要信，越是宣传的东西你越不要信，孩子们，我们不能太单纯，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言词虽有些激烈，但道理不错，皆真话。
资中筠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她收到请帖后拒绝出席，原因是已不认同当下的清华。“清华就像一个大官，非常势利，向权力和财力聚集。而中国名牌大学招天下英才而毁之，伤天害理。我本来想写一篇《哀清华》，但是一想人家在那过生日，就没有这样写，但是真的是这种心情。”
清华已六十年未给国家贡献大师了，资中筠看到的不仅是结果，还有原因。
政治家以谋取现世幸福为目的，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追求，二者之别可谓大矣。若以政治干预教育，以广东人的一句口头禅可表其谬：“你有没有搞错耶！”自认为教育经费由政府拨付，所以政治家干预起学校事务来，理直气壮，振振有词，仍以广东人的一句口头禅指其谬：“你有没有搞错耶！”经费乃纳税人的钱，岂是不力田不做工、高高在上的党派所能提供。
1932年张元济在写给胡适的信道：“近人将以党、国并称，弟窃恐二字不能并存，且恐并亡。”党与国，两码事。
1945年9月27日的《新华日报》曾发表周恩来畅谈军队国家化的文章：“军队应该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子弟兵，因为人民以其血汗所得来养兵，为的是保护自己。军队能够这样做，才真正是国家、人民的军队。如果没有军队的国家化。那就会就成为一种反人民的武装集团，一种披着国家外衣的政治土匪。”这里只需将“军队”一词换做“教育”，也恰当。
（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冯骥才）
清末，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已提出设想：“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其旨在摆脱政府对中等以上学校的干预，保证学术、教育的自由发展。民国后，这一理念得以伸张。
1915年6月15日，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时即声称：“我绝不能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长，半官僚的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公文，常常派一些一知半解的官员来视察，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
1930年，蔡元培为《教育大辞书》编写“大学教育”词条称：“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1932年7月，胡适对国民党当局向大学及教育机构安插党羽，酿成风潮，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在《论学潮》一文中道：“用大学校长的地位作扩张一党或一派势力的方法，结果必至于使学校的风纪扫地，使政府的威信扫地。”
为了这一理念能成为现实，教育界人士曾作过不懈的努力。1928年，北伐胜利，南北统一，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1930年1月，阎锡山与中央政府决裂，5月，中原大战开始，国民党力量也自北平退出，华北属阎锡山掌辖，由国民政府任命的清华校长罗家伦遭到阎势力的驱逐。一个月后，阎锡山派乔万选接管清华大学。乔本为清华毕业，后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资历无大碍。因清华师生对于地方军阀接管学校一事反感，恨屋及乌，乔万选上任之日即被学生拒之门外，连校园也未踏去。当晚，校务会议致电阎锡山，反对其干预清华大学。乔被阻后，学校在校务会议主持下，各项工作正常运行。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长期拒绝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党部干预校务的企图也多次受阻。
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后，也拒绝国民党党部干预校务，拒绝开设政治课。
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的张东荪，对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恭读总理遗嘱颇为反感，忍不住道：“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
1920年，陈炯明致电陈独秀，请他来广州办教育。陈独秀向陈炯明提出任教育委员长的三个条件，第一条便是：“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陈炯明一口答应，陈独秀遂放下党务赴粤，学校中绝口不谈主义。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党化教育思潮兴起。1928年颁布《小学暂行条例》，在公民科外，增设三民主义科，后合并，改名“党义”。1929年8月颁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已无公民科地位，取而代之以“党义科”。因遭到教育界的普遍抵触，以及“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此课三年后即取消。
即使在抗战之非常期间，教育界仍与战时体制发生着抵触。1937年抗战之初，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议及教育，仍申明“教育独立”意见：“其涵义有三：
一、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
二、政治的势力（党派的势力）不得侵入学校。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聘任，皆不得受党派势力的影响。
三、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
西南联大时，国民党当局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罢脱口说道：“扯淡，我就不入。”
1941年，接替罗家伦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顾孟余，上任伊始便宣明：“学术思想自由，一切党派退出学校。”1946年，北大一旦复校，校长胡适便又重申：“希望学校完全没有党派。”他在《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一文中直言：“学校是发展人才的地方，不是为一宗一派收徒弟的地方。在今日民族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潮流之中，以传教为目的的学校更不容易站得住。”
对于校务的干涉程度，有文化的政客，较之文盲的军阀为甚。曹锟任直隶督军期间，于1921年9月创办了河北大学。他钻进教授休息室，见到教授即点头哈腰。教授薪水很高，发薪时，曹锟还要来到学校，将薪水以红纸包裹，承在托盘上，敬呈教授。当他看到有教授聚精会神于显微镜前做试验时，竟歉疚：“你们这样用脑子，每月那点儿钱，抵不上你们的血汗啊！”
张作霖，出身绿林，大字不识几个，但却特别重视教育，他曾下令将政府经费的40%投入教育，世界罕有。1923年4月创办东北大学后，每逢春节，他都要身穿长袍马褂给老师拜年，打躬作揖后坦言：“本人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仰仗各位老师，特地致谢。”因为不懂行，所以将学校交由教授，自己则绝少干预校务，学校反办出了样子。
韩复榘主鲁七年，教育放手让何思源来做，且未在教育界安插过一个亲信，山东教育此间有了很大进步。1938年，蒋介石为铲除异己，曾召见何思源，开口便问：“韩复榘欠你多少教育经费？他又是怎样卖鸦片的？”何思源则直言相告：“韩复榘从未欠过教育经费，也并没有出卖过鸦片。”而何思源正是蒋介石安排出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的，为蒋系人马。何思源曾对友人道：“韩复榘虽然好明杀人、暗杀人，但他不是阴险的人。”
1949年后，党领导一切，包揽一切，民间社会、士绅阶层遂消亡。党夺取了天下，也夺取了整个社会。一个三人门市部，须有一名党员，十人门市部，须有一个党小组，再大一点就须有党支部了。而在学校，党组织层层设立，政治课年年开讲。在校中学生，虽说尚未步入社会，世界观尚未形成，竟有加入党组织者。而政治课的开设，其目的在于灌输爱党爱国理念，提升学生的道德水平，其效果到底如何？邓小平的一句话可概括之：“我们最大的失败是教育。”此“教育”，当指德育。
失败原因何在？
冯骥才认为：“教育的失败源于欺骗！”
他还直言：“在普世文明国家中，教育是中立的，不给任何党派作广告。我们的大中小学反其道而行，恰恰成了党派的广告牌，还在牌下公然打出政治课的招牌，把欺骗灌给学生洗脑。我上学时就是这套骗人的玩艺儿，现在仍是！学生们特反感还得学，计入学分。”
章诒和也看到了这一点：“我常常觉得，什么都不要信，越是宣传的东西你越不要信，孩子们，我们不能太单纯，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言词虽有些激烈，但道理不错，皆真话。
资中筠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她收到请帖后拒绝出席，原因是已不认同当下的清华。“清华就像一个大官，非常势利，向权力和财力聚集。而中国名牌大学招天下英才而毁之，伤天害理。我本来想写一篇《哀清华》，但是一想人家在那过生日，就没有这样写，但是真的是这种心情。”
清华已六十年未给国家贡献大师了，资中筠看到的不仅是结果，还有原因。
政治家以谋取现世幸福为目的，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追求，二者之别可谓大矣。若以政治干预教育，以广东人的一句口头禅可表其谬：“你有没有搞错耶！”自认为教育经费由政府拨付，所以政治家干预起学校事务来，理直气壮，振振有词，仍以广东人的一句口头禅指其谬：“你有没有搞错耶！”经费乃纳税人的钱，岂是不力田不做工、高高在上的党派所能提供。
1932年张元济在写给胡适的信道：“近人将以党、国并称，弟窃恐二字不能并存，且恐并亡。”党与国，两码事。
1945年9月27日的《新华日报》曾发表周恩来畅谈军队国家化的文章：“军队应该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子弟兵，因为人民以其血汗所得来养兵，为的是保护自己。军队能够这样做，才真正是国家、人民的军队。如果没有军队的国家化。那就会就成为一种反人民的武装集团，一种披着国家外衣的政治土匪。”这里只需将“军队”一词换做“教育”，也恰当。
（作者为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冯骥才）
请弟兄姊妹为之祷告，并写信给苏丹大使馆用诚实不失尊敬的口气表达公义！
现在中国有本事的政商人士，基本上是最不信学校教的那套理念的人，可他们偏偏还要维持这种骗人的把戏，大概是想愚民吧，否则人的大脑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