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飞向应许之地
1978 年 12 月 15 日 ，一批白发苍苍的文革幸存者，在经过了一场长达 36 天的马拉松式的政治辩论之后，重新夺回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导权。在紧接着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这批老人将那些被他们称作极左分子的文革受益者们，决定性地驱逐出了中国的权力核心。几天之后，华国锋——这场政治角逐中的最大输家，以无可奈何的姿态代表他的对手们（这多少是有点荒诞的画面）宣布：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点将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随即， 290 名代表起立、鼓掌。这就是被史家几乎一致公认为中国现代史上重要转折点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此时，无论是那些失意者，还是那些随声附和的鼓掌者，甚至包括这个进程的实际导演者邓小平本人及其同事们，恐怕都没有想到，他们启动的这场变革将如此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后代，并彻底改变中国的面目。自此以降，中国的这一段现代史被称之为“改革”。
从 1978 年的那个冬天到现在，中国改革已经走过了 25 年。无论是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主题，还是作为一场范围广大、无所不在的实验，“改革”都是这 25 年无可争议的核心价值。而就其实际的动员范围和对中国普通人生活的深入程度，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毛泽东的革命可与之媲美。虽然它表面上远没有毛式革命那么浪漫和富有戏剧性，但它对 13 亿中国人的裹胁力量却丝毫也不逊色。也正是因为这种力量无形但却强大的钳制特征，中国改革似乎还远远没有得到清醒的反思。 25 年，正好是一代人的时间，历史也匆匆赶到了另一个纪元的开端，当我们还未来得及仔细咀嚼这场不断向前的改革风暴的时候了，中国的种种现实已经在不断提示我们：该是我们解构“改革迷信”的时候了。
从今天开始回溯，中国的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一下几个阶段。
改革：阳光灿烂
从 1978 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种全会，到 1984 年中国正式开始城市改革，是中国改革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一时期，以农村改革为轴心的中国改革激活了中国农民巨大的创造热情。短短几年之中，中国农民凭借他们争取到的毫不起眼的自由，迅速缔造了神奇的经济进步。这是一种从无到有的进步，其与旧时代物质极度匮乏的记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将这几年经济上的进展放在一个更长远的历史之中看，或许是微不足道的。但其对中国日后改革所形成的强大推动力则无论如何不能小看。因为正是这种从无到有在个人效用上的强烈对比，使中国人第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了改革的魅力。这一点，相信任何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都会感同身受。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真空中突然坠落的普通中国人，第一次发现了世俗生活的巨大吸引力。与此同时，被紧紧禁闭了 30 年的国门徐徐打开，伴随着深圳、珠海等第一批经济特区的建立，中国与外部世界被人为割断的联系开始恢复。特区的建立为中国改革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这扇窗门一经打开，就再也不曾合上。这个在中国自己土地上建立的“外部”世界，为注定要具有强烈开放特征的中国改革创造了一个顽强的生长点。后来的历史证明，特区所具有的这种独立地位，不仅使它获得了某种抵抗意识形态干扰的天生免疫力，而且也使其屡次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蓄势头的发祥之地。特区的建立与生存在中国的改革和中国的开放之间制造了一种特殊的张力，中国人不仅可以借此看到外部世界，也可以借此“体验”外部世界。事实上，在中国普通人那里，特区的生活方式以及物质丰裕一直是中国改革合法性的另外一个重要来源。特区对中国改革合法性的掩护作用一直到 90 年代中期才开始逐渐衰落。
成功的农村改革（包括乡镇企业的初步生成）以及对外开放格局的基本确立，是这一时期中国改革的一个基本特征。它不仅为后来若干年的中国许速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示范和物质上的基础，也为中国改革提供了稳定的合法性资源。我们甚至倾向于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能够在 80 年代末期摧毁性的政治风暴中幸存下来，完全维系于这两方面所取的初步但却显而易见的成就。
显然，这是一个共赢的时代，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这个进程中获得了经济上初步但却至关重要的改善。在这个时期，中国农村与中国城市的收入差距迅速从 2.5 倍缩小到了 1.8 倍、考虑到农村人口在中国的比例，以及城市人口生活品质的绝对改善，中国人的欢乐情绪是在是其来有自。很多人喜欢用帕雷托改进来描述中国的改革，在中国改革直到今天的全部历史中， 1978 年到 1984 年这几年，无疑是一段最完美的帕雷托改进。走出毛泽东时代充满乌托邦色彩的精神世界，改革，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开始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对改革的乐观情绪相互感染，并在中国社会中被普遍的确立起来。人们对改革的迟疑烟消云散。这种乐观情绪透过一个个在中国城市中悄悄流传的关于“万元户”的故事中被清楚的表达出来。对今天的年轻人而言，这种故事在当时的刺激性并不亚于今天的比尔·盖茨或者巴菲特。何况这是一个发生在一个几乎从未有过财富概念的中国呢？这些故事虽然多少带有人们的嫉妒情绪，但更多的则是透露出了中国人对个人前途的憧憬和自信。人们对改革所带来的乐观未来深信不疑，似乎一切都将水到渠成。许多人甚至认为，他们要做的，便是坐等改革的奇迹在自己身上发生。
受到经济进步以及由此产生的普遍的民间乐观情绪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内的政治格局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毛的旧部及思想信徒所组成的传统左派的彻底失势，使一个以邓小平为中心、以胡耀邦，赵紫阳为前台人物的党内改革派集团迅速成形，并影响日增。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形成了一个实力强大，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取向的改革派。在这个时期，改革已经成为主流，改革精英分子不仅在党内掌握了主动，在中国民间也声誉日隆。当时一句妇孺皆知的顺口溜“要吃粮，找紫阳”生动的反映了中国民间对这批改革精英的支持和期望。毫无疑问，这是改革派在一路顺风的鼎盛时期。与此同时，与邓小平有着政策分歧的另外一些党内精英似乎还处于集结阶段，这批人经常被外界习惯和简单的称为“保守派”。此时，这批人很难有力量阻挡邓小平的改革，也无法推出他们的前台人物。准确说，中国 80 年代被称为保守派的党内精英，实际上是在生存在邓小平改革的缺陷中，其派系边界也是随着社会问题的逐渐暴露而变得明晰起来的。所以在邓小平的改革还没有露出关键的破绽之前，这批精英分子很难找到发挥的舞台。在 80 年代早期，显然还不是这些人表演的合适时机。有必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中共保守精英的基本经济主张是完善而不是改变旧有的计划经济模式。我们会看到，在不同的时期，保守这个词的基本含义将会有很大的区别。有很大的区别。
与党内改革派的迅速崛起相呼应，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具有独立自我意识的改革集团也开始异军突起。他们既是中国初期改革的产物，又是改革在中国民间最有力的响应者。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中，中国知识界一直是改革最为显眼，也最强大的推动集团之一。虽然也有多次校园运动具有独立批评政府的倾向，但从总体上，这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以改革积极拥护者的姿态出现的。在当时，作为一个没有分化的信仰共同体，中国知识界无疑是中国改革最热情洋溢的鼓吹者。最能体现这种热切和兴奋的，莫过于 1984 年在建国 35 周年的庆典上，北大学生自发打出的那一幅著名的横幅，上面写着“小平，你好！”。这一方面体现了当时中国民间与中国改革派那种精神上的亲近和契合，也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
无疑，这是一个充满快乐与期望的时代。在当时的中国，领袖、精英与大众无论在情绪上还是在意见上都达成了罕见的统一。他们被一种前现代社会天真的乐观扭结在一起，人们仿佛已经触摸到了一个新时代的胎动，不，它几乎就是事实。中国，正沐浴在改革的灿烂阳光之中。
蹒跚之旅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所有这一切对改革的乐观态度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改革的逻辑还没有来得及与旧体制的逻辑发生摩擦。改革，是在旧体制早已山穷水尽因而也就形同虚设的广大农村地区进行的，所谓特区也不过是旧的行政体制无法顾及的管制边缘。当与传统经济体系以及政治权力联系紧密的中国城市仍然没有与改革产生正面冲突的时候，改革的效果立竿见影。这一时期，中国城市更多的是在享受农民创造的改革奇迹，城市人不再为日常生活用品的极端短缺而忍受排队的折磨，也不再为基本食品的匮乏而担惊受怕了。换言之，作为传统经济体系政治基础的中国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还没有感受到改革将给他们带来的心理及现实利益上的巨大压力。城市，还远远没有苏醒。中国人仍然是作为一个没有被经济利益分化的同质群体来理解、支持改革的。中国改革，正一路顺风。
然而，在快乐的表象之下，改革与生俱来的利益调整逻辑必然会发生作用，人们的快乐情绪很快将会受到考验。
1984 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这实际上意味着，以胼手胝足的自由为基本特征的农村改革，其效果已经释放到了顶点。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中国农民与城市居民的缩小了的收入差距在这个时候又一次开始拉大，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 20 年后的今天。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中国改革开始进入一个更为艰难的阶段。直到 1992 年那个具有戏剧性的春天，这个阶段才以令人惊异的方式宣告结束。从总体上说，这个阶段的中国改革具有令人困惑的两面性。一方面，第一阶段的改革成果继续发挥作用，普遍的收入提高以及对外开放领域所取得的进展创造一个个让人目不暇接的消费浪潮，家用电器等象征现代生活品质的消费品开始快速进入普通中国人的家庭。大多数中国人都在极大的程度上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品质。另一方面，城市改革开始误入歧途，而以此为起点，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开始积累。对以权谋私的不满以及通货膨胀所引发的忧虑准确折射了当时中国人的疑惑。实际上，对于中国改革来说，腐败和经济的不稳定现在还仅仅是开始。就城市改革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而言， 1984 年之后的改革很难称得上是成功的。虽然经济的高增长仍然在持续，但增长与改革并不是一码事。这一点，今天的中国人已经看的越来越清楚。
第一阶段的农村改革在传统的农业领域释放出最后能量之后，农村改革选择了另外的突围方向。中国农民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胆量选择增加收入的新途径——乡镇企业。以乡镇企业刀耕火种般的原始与城市工业的先进性较量，结果本来是注定了的。但在那个阶段，乡镇企业却取得了魔术般的胜利。许多人曾经以技术落后、污染严重、经营手段卑劣，将乡镇企业描绘为当时的负面典型，但他们却实实在在地赢得一场不该赢得的竞争。分布在不为人知的广大乡村星罗棋布的乡镇企业宛若一个个准备向城市发起最后冲击的堡垒，将中国城市紧紧包围起来，而城市却依然深陷于改革的歧路上难以自拔。毋庸讳言，乡镇企业在经济上具有明显的浪费特征，但这不能掩盖乡镇企业在体制本质上的革命性。中国企业改革的这种路径迂回本来是不必要的，但却没有避免。这一点与当时的中国政治中潜在的投票结构是分不开的。在这里，中国改革的政治逻辑开始发挥作用。这一场竞争的最后结果强烈暗示：迟至 1992 年，中国改革中最积极的因素仍然是中国农民。中国农民仍然在体制许可的最大范围内创造他们的奇迹。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自由可以在什么程度上激发伟大的经济创造。可以想象，到现在为止，还会又许多中国城市人不能理解，那些皮肤黝黑、憨厚笨拙的农村人怎么在突然之间就赢得了这场战斗？对这个秘密，一位乡镇企业家用他浓重的苏南口音对我解释：城里人实在是享福享惯了。正是这位企业家，为了推销一个产品竟然可以把客户单位的八个正、副局长局长全部拜访一遍。
与乡镇企业凯歌高奏同时发生的另外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是对外开放在内容及地域上不断扩展。对外开放由点及面，从几个孤立的经济特区延展到广大的沿海地带，又一次再现了中国近代史曾经出现过的“沿海中国”格局，成为中国最近一轮改革开放的又一片稳固的根据地。沿海中国不仅引进了外来商品，也开始舶取外来文化、精神和制度，并在沿海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扎根。值得注意的是，对外开放与中国农村改革在沿海地带的结合，不仅是先天不足的乡镇企业找到了升级换代的出口，更广泛的加入国际竞争，也使中国本土的自由经济在眼光及意识上开始脱胎换骨。或许，更有战略意义的则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成分由于这种结合得到了一个更加稳定支撑点，从而成为独立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在 90 年代中期，几乎在有中国大城市的市场中，人们都能感受到这种不断增长的力量。主要的国产家用电器品牌几乎全都是这类沿海乡镇企业与外资某种结合的产物。诸如广东顺德、福建石狮这类从前默默无闻的地名，在一夜之间为中国的城市消费者所耳熟能详。
在中国改革的整个第二阶段，中国的人口流动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基本方向，一是在农村的就地流动，即大量农民在本地从农业转向乡镇工业；另外一个则是内地向沿海地区流动。乡镇企业吸收就业人口数量自不必说，仅珠江三角洲一带所吸纳的剩余劳动力就达到 1000 万之谱。用人口流动的趋势来描绘这一阶段中国的增长轴心是非常贴切的。这种增长的奇特的动力分布与中国城市改革的长期停滞了鲜明的对照。不幸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改革仍然是农民的改革，其增长仍然主要是下层阶级用汗水创造的增长。
1984 年．中国全面的城市改革错误的选择了“放权让利”的模式，这使作为中国改革一项核心内容的城市改革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泥潭。由于“分权让利”的绩效很难用统一的标准加以衡量，所以其饱受争议和最后无疾而终的结局是可以预料的。不过，这种“放权让利”的模式却在“改革试错”的鼓励下不断得以深化。虽然在这一时期，国有企业也取得了同步的经济增长，但并不能说明“放权让利”模式的成功。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在国有企业取得经济增长的同时，却创造资产负债率的更快增长，这个比率到九十年代初期已经达到了 80 ％以上，如果考虑到国有企业普遍低下的现金流贴现能力，国有企业实际上已经危如累卵。当然，国有企业在这个时期还创造其他指标的快速增长：快速增长的亏损额（这全部需要一国家税收加以弥补）、快速增长的次品及存货比率。一个县级供销社在清点存货时井然发现，他们的仓库中还有 20 年前生产的毛巾，只不过一拎起来便碎成一片一片的。荒唐的是，这些存货都仍然被计入企业资产的。国有企业财务约束的松弛及资产质量之低下由此可见一斑。所有这一切不过是要提示人们：在增长的表象背后，国有企业正在制造着巨大的外部不经济。这种“外部不经济”是不是足以抵消或者超过国有企业同期的贡献，我们无法在数量上加以衡量。但有一点却是明确无误的，那就是，直到 20 年之后的今天，国有企业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痛苦难题，而其在银行中堆砌出的如山坏帐正在成为威胁中国经济稳定的定时炸弹。这不啻于说明，以“放权让利”为核心特征的城市改革处于实际上的停滞阶段。
由于国有企业在传统政治体系中本质上的官僚特征，所谓“放权让利”实质上是传统官僚体系内部的一种权力重新分配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这次改革与前一阶段农民的自发改革不能同日而语，与市场经济所必须具备的权利精神更有云泥之别。如果说第一阶段的改革是给农民以权利，那么从 1984 年发轫的中国城市改革则是给官员（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员）以“权力”。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这个区别导致了中国改革长期停滞直至最后变质。由此为发端，中国城市改革一直沿袭了这个以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取舍的动力模式。以不受监督的官僚体系之手为全体民众谋福利，其中悖论无异于与虎谋皮。这种改革逻辑在 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中期带给中国的是：周期性的通货膨胀和周期性的腐败浪潮，是周期性放权和周期性收权的钟摆效应。于是，中国的城市经济改革变成了官僚集团内部的权力博弈。除了造就了中国最早一批官商和最早一批“跨体制利益集团”（现在更多被人称为权力资本集团）之外，城市改革与这个术语所要标榜的改革精神已经开始背道而驰。当学术界还在为“放权让利”模式争论不休的时候，中国民间用简单的“官倒”一词，便入木三分地概括了这一时期改革的基本内容。这个词语在当时的流行程度，足以证实它在民间受到的欢迎。看来，民间话语不仅比学术界敏感，其智慧也经常要比学术界精确。不能不注意到，从 80 年代初期开始的城市改革中与“官倒”同时出现的另外一个现象，这就是城市中的个体、私营企业。这些曾经被称为“个体户”的私营业者，主要活跃在流通领域，以填补经济空白。这些人主要成分都是那些被排斥在正规体制之外的城市下层阶级。他们通过长途贩运等最简单但也是最辛苦的方式迅速造成了城市中最初的财富差别，以至于被有些人称为“不但不四发了财”。但恰恰是这些“不三不四”的人们却是当时城市改革最具有革命性的成分。传统体制既然无法保护他们，这些身处下层的人们只好自我解放之路。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是那个时期主要的体制创新者。在传统的差序等级中与农民阶级几乎一样的卑微地位，使这批人与中国农民具有同样的生存本能及创新冲动。然而，这批人虽然在当时的社会中非常抢眼，但并不构成这一阶段改革的主流。因为这种民间的自我创新仅仅只被允许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而主流精神仍然是自上而下的“官僚分权”模式。
那么，中国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授权力于官”的改革模式，而不是像农村改革那样采取直接“还权利于民众”的模式呢？很多人将此解释为一种历史偶然，或将其归咎为当时认识水平的局限。我不能否认中国城市改革模式的历史偶然性，也从来不可能扮演历史发展的先知。但是以上两种说法在解释力上的苍白则是显而易见的。在我们看来，中国的城市改革之所以选择“官僚分权”模式，是由中国政治的潜在利益和投票结构决定的。有什么样的政治结构就有什么样的改革模式，作为当时中国政治结构中最有力甚至是唯一的政治投票者，官僚集团选择改革模式必然是以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首要取舍。在城市改革中如果选择“还权利于民”的模式，不仅将失去对改革进程的控制权，也将同时失去对“改革”的解释权，更为紧要的是，这种带有强烈政治改革意涵的模式一旦启动，势必将对官僚阶层的整体利益造成难以预测的冲击。农村官僚是中国官僚体系中的最下层，地处边陲的几个特区在传统官僚体系中也仅仅是无足轻重的边缘。在如今高楼林立的深圳驻足老东门一带回想当时深圳的荒凉，你一定会恍然大悟：中国的改革为什么会选择在这种传统官僚体系完全无法触及的地方开始。答案非常简单，传统的官僚体系在这个地方完全没有利益可言。在农村和边缘（不仅是地理上的边缘，而且是政治上的边缘，比如城镇集体企业）启动改革，不仅不会破坏官僚体系的既得利益，还有助于官僚体系“学习”改革、观摩改革，以便在改革中发展壮大自己的既得利益。这有助于解释，中国改革开放为什么会选择从农村及特区开始，而一旦进入城市改革阶段，便会采取截然不同的模式。这个模式中所隐含的是，给大大小小的官僚以更大的权力和利益，以便他们同意并推动改革。但吊诡之处却在于：官僚福利的最大化能够自动带来全社会的福利最大化吗？由于官僚阶级在改革中始终垄断了对改革的解释权，他们的确经常这样解释改革并哄骗公众。很清楚， 1984 年中国改革的选择不是偶然，而是政治体制的一种“故意”，它不是一种经济选择，而是一种政治选择。指出并记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中国 20 年改革贯穿始终的一个隐秘逻辑，是我们理解 25 年改革的一把关键钥匙。这个秘而不宣的逻辑到今天仍然强有力的支配着中国的改革路径，而且业已成为当今中国诸多重大社会问题的渊籔。
在一个官僚体制最早熟，历史也最悠久的国家中改革（在这种传统中，官僚体系的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不管它表面上如何标榜）以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作为推动改革的动力和路径，或许是一种历史惯性。但对发生在 20 世纪的中国改革来说，显然具有某种对人类现代文明的讥讽成分。这种改革在财富分配上的不道德、不正义甚至在当时就开始引发了强烈的义愤。
在 1980 年代末期，随着城市改革进程的艰难推进，中国历史上最新一次阶层分化已告肇始。社会阶层在建政前 30 年一直保持稳定的同质结构开始瓦解，受损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逐渐浮出水面。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中国传统社会阶层的解体，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社会阶级的新景观。换句话说，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全体一致”的“人民”概念，已经不再是理解中国的有用工具。中国人已经很难再作为一个整体来诠释改革了。
对改革的不满情绪再一部分人中间迅速蔓延，人们对改革的感受与理解趋于现实和复杂。人们不再像改革初期那样站在“共同富裕”来理解改革，而更多是以“现在是否对我有利”来反对或者支持改革；人们不再以是否促进整体福利的标准来衡量改革。很显然，从现在伊始，改革开始被短期化了，零散化了。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止已经发动的“分权改革”逻辑。腐败的规模开始扩大，在性质上也越来越系统化；社会不公的裂痕日益加深，贫富差别渐次浮现。虽然这些问题在当时不及今日中国之万一，但对一个刚刚从极端强调平等和公正（不管它实际如何）社会中走出来的民族来说，这足以使改革的社会心理基础变得异常脆弱。 1988 年席卷中国所有大中城市的剧烈通胀及抢购风潮，更使民众对下一步的可能改革充满紧张和不安。改革，已然进入了一个阴云密布的时代。
终于，这种紧张、不安和愤怒情绪在 1989 年四月到 6 月的那个春夏之交得到了一次集体性的充分释放。然而这一把冲天大火却是以中国现代史上最为惨烈的悲剧为代价的。它至今仍然折磨着许多亲历者的神经，让人战栗而痛苦。作为社会理想和民众情绪的代言者，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了“天安门运动”当仁不让的主角。而他们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却凸现了这个时代的两面性。
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为已经取得改革成果欢欣鼓舞，另一方面，他们又为城市改革中所带来的种种矛盾深深苦恼。他们急切的想找到一个全面系统的方案，试图毕其功于一役。而这一时期，中国知识界快速膨胀的独立意识使他们走到改革前台的心情变得尤为迫切。作为社会最为敏感的神经中枢，中国知识分子以几乎只觉的形式认定，中国改革需要全面、系统的推进。尽管当时许多系统化的、理性的改革方案为这场运动必然带有的抗议色彩和道德义愤所掩盖，但今天中国的现实已经证明（或许还将继续证明），天安门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历史远见。但这种远见与当时中国各阶层的实际需要和认识相比，仍然有相当差距。这就使得中国知识界所提出的改革方案必然具有操作上的空中阁楼的意味。
仔细分析“天安门运动”，我们会发现者是一个奇特的混合物。借助这场运动，中国民众实际想做的，仅仅是表达抗议，舒缓不安，发泄不满，而中国知识分子却误以为这是对他们激进改革方案的全面支持。显然，中国学生所要表达的已经远远超过中国民众所想要的。而能够将中国知识分子和大众联系在一起的，仅仅是一种情绪、一种道德义愤。一场具有技巧的绝食所激发出的广泛同情，使学生与民众的联盟规模刹那间扩充到了极致。然而，一场仅仅靠道德感所粘合起来的联盟注定是短暂的。而两种明显不同的诉求在一个必然具有巨大杀伤力的群众运动中被结合在一起，则肯定是一个十足的悲剧。
从对政府改革路线的热烈呼应，到 1989 年直接与政府走向街头对抗，中国知识分子在 80 年代完成了一个急促成长的过程。这种成长的显著特征是中国知识分子独立意识的高涨。“文化革命”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摧残，使他们摆脱政府控制的意愿空前强烈，通过痛苦的自我反省和“速成”式民主教育，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在当时已经构造完毕。所以在与当局在初期改革短暂唱和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很快就在城市改革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中找到了独立表演的空间。他们开始不时以公开和半空开的形式批评政府的改革失误和改革速度，这种批评在 1988 年年末实际上已经达到高潮。在那个冬天，几乎所有名牌大学的校园中都已经蠢动着一种跃跃欲试的兴奋气氛，各色政治沙龙和研讨会接踵而来。胡耀邦的辞世为这种激情找到一条恰当不过的通道，于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社会抗议运动腾空而起。
“天安门运动”与其说是当时充斥中国社会紧张不安情绪的一次集体宣泄，不如说是中国知识分子对“文革”一次“君子报仇”式的总清算。虽然有表面上的广泛参与，但这并妨碍我们判断：这是一次纯粹知识分子的运动，知识分子包办了这个运动的几乎全部。中国知识分子强烈的民主意愿与当时中国社会整体上不成熟形成了相当刺眼的对比。企图依靠一场大规模的危机来催生中国社会的民主意识，甚至一步而得到民主制度，中国知识分子不仅高估了自己，也高估了大众。中国民众的确在“天安门运动”中提供了支持，但这种仅仅陷于道义的支持却被群众运动固有的热闹和情绪色彩戏渲染为一种联盟。这是一个假象。当时一位学生领袖与西方记者的一次谈话非常准确说出了这个“联盟”的基础，他说，“广大市民和大多数政府官员都同情我们”。比起其他学生领袖对局势的幼稚判断来说，这位学生领袖表现出了难得的清醒。而恰恰是这种清醒暴露了一个秘密，那就是：将学生与其他阶层联系起来的真实基础仅仅是一种“同情”。仅仅靠一种“同情”而不是靠一种真实的利益认同来形成一种联盟，其达成目标的概率几乎为零。
可以断言，“天安门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独立从事政治运动的一个顶峰。它同时也意味着全民民主运动这一奇特形式在中国历史上的彻底消失，意味着民主“危机生长战略”的失败。在危机中争取到的民主，可能因为危机而变得十分短暂。如果不将民主建立在扎实的阶层利益的基础之上，其脆弱性一望即知。
深入“天安门运动”的内部，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这个时代的困境。作为背景，这种时代困境也同样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党内改革分子在第一阶段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成功之后，在第二阶段显然遇到了极大的难题。他们既然无力全面系统的推进改革，便只好在城市改革一开始就构筑的陷阱中原地踏步。由于这一阶段主要是改革派主政，一切社会问题很容易被归咎为改革派的个人过错，各种社会问题的累积实际上就等于是改革者个人“罪状”的累积。改革派背负的这个包袱在 1988 年物价闯关失败之后，开始变得日益沉重。他们已经完全进入了对手的伏击圈，剩下的只是时机的选择。这个时机终于在“天安门事件”之后趋于成熟。改革派的失势并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只是由于一系列偶然事件所促成，而是在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发展的一个必然结局。
胡耀邦和赵紫阳的相继去职，使中共在第一阶段改革中所确立的主流改革集团元气大伤。除了邓小平仍然能够凭借“总设计师”及“革命元老”的超然地位而勉力维持之外，所有改革派的中坚人物几乎无一幸免。邓的这种孤苦境地特别能够说明，他为什么要在“天安门事件”仅仅过去两年之后便要不顾高龄，只身南下，为他的改革摆出决斗的姿态。但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经“ 89 天安门”一役，邓小平虽然还是那个邓小平，但邓的改革已经悄然发生了质变。如果说在 1978 年发起改革的时候，邓小平还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安排过具体的时间表的话，那么 89 年之后，政治改革已经彻底从邓的改革视野中消失，它变得遥遥无期了。这种变化既出于邓小平个人性格中的实用主义倾向，更出于党内力量格局的巨大变化——邓，已不再具有那种克里斯马的领袖魅力。如此，中国改革就只能在一个极其狭窄的险径上突围。这条险径必须满足的一个严格约束是：在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推动经济增长。如此狭隘意义上改革路径，纵然具备了操作上的可行性，但却根本背离了中国改革起初具有也应改具有的道德意义，其未来之险峻、坎坷可以想见。就这样，“ 89 天安门”悲剧决定性地剥夺了中国改革的最后一丝理想主义色彩，这场源自 1978 年末期的伟大革命将彻底失去它的政治改革想象，变成了一种纯粹但充满野蛮、原始色彩的经济冲动。毫无疑问，这强化了本来就深深嵌入中国改革之中的官僚资本主义本质。
然而，改革派在 1989 年的失利并不等于保守派的成功。保守派虽然在人事上取得了优势，但他们仍然缺乏清晰和得力的政策方案。这一点，一直是中共保守精英们的致命伤。
中共保守主义精英分子一开始便以强调经济稳定作为其主要主张，但这一点却始终无法与邓小平已经赢得巨大合法性的市场改革融合起来。这种以行政命令方式实现的经济稳定不仅成本极高，而且与邓小平的市场取向明显冲突。中共保守主义精英在 1989 年 6 月之后主控经济政策两年多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期间，虽然经济以硬着陆的方式实现了稳定，但其确定的“向国营大中型企业倾斜”等一系列政策，不仅引起沿海开放地区和乡镇企业的普遍反感，也使中国经济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被普遍认为在 1992 年之后才发生的剧烈通货膨胀，实际上早已经在 1990 ～ 1991 年间便种下了祸根。事实是， 1990 ～ 1991 年之间也是广义货币增长最快的年份之一， 1991 年的投资品价格上涨已经达到两位数。如此看来，中共保守主义精英要想在中国的未来进程种赢得一席之地，只能冀望于更加成熟，更加专业化的新一代传人了。中共保守主义在经济上的明显缺乏章法以及无所作为，使他们在 1989 年赢得的胜利变得十分短暂和脆弱。
不出所料，蛰伏两年多之后的邓小平以一种闪电式的突袭结束了保守主义精英的蜜月。他亲自上阵，用更加系统的市场观点重新诠释他的改革，简单而坚定的宣布：一个新的时代必须到来。然而，诚如前述，此改革已非彼改革。中国改革开始在中国政治逻辑指给它的那条险路上发力冲刺。
后改革时代
1992 年春天，邓小平以惊人的爆发力将中国推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进程。以此为起点， 13 亿中国人被一同送入了“后改革时代”。
正像那篇《东方风来满眼春》的著名报道所流露出的兴奋一样，许多中国人曾为这个时代的到来欢呼雀跃，欣喜若狂。彷佛一个新的创世纪的神话就要发生。一切都将按照安排好的寓言结构依次到来。然而，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这故事是如此的曲折，这七天又是如此漫长，这未来可能并非是我们的应许之地。改革之船将在一个没有航标的海域中风雨飘摇。
“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据称由邓小平发明的经典语录，在文化革命中饱受围剿之后， 1978 年之后却大行其道。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这句话直白通俗，而实在是因为它扣合了毛泽东之后的世俗主义时代精神。不管这句话是不是邓发明的，将发明权归于邓小平都是名至实归。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领袖中实用主义的典范人物，有人将邓的理论戏谑的概括为“猫”论。这种概括虽然传神，但却很难传达出时代的具体内容。
分析邓小平的改革思想，我们能够发现两个鲜明的主题，或者说两个一以贯之的目标：一是经济增长，这是第一位的，用邓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发展是硬道理”；而是政治及社会稳定。在邓那里，稳定被看作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决定性的条件。但这个条件如此重要，以至于成为中国改革的另外一个不可逾越的边界。尤其是在 89 年之后，稳定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必须首先满足的条件被提高到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纵观邓小平的改革，我们容易看到，邓始终是在经济增长合稳定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
作为政治运动的受害者，邓小平显然比毛泽东更注重稳定及秩序。他曾经以典型的邓式语言得出结论：“今天这个上街，明天那个上街”的社会是没有办法搞建设的。在邓看来，所谓稳定，首先是共产党内部的稳定，是他赖以推动改革的官僚权力体系的稳定。“只要共产党内部不出乱子”，中国社会的稳定似乎就是囊中之物，探手可得。这个推论在改革初期中国仍然是一个完好的全能政治国家的时候，显然是正确的。这当然也是邓从文革及 89 年的痛苦教训中得出的经验。在邓眼中，文革合 1989 年的动荡无不是从共产党内部的争执所引发的。所以，与其说邓小平注重政治及社会稳定，倒不如说他看重共产党本身的稳定，看重一部高效政策执行机器的稳定。这两样东西，在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人邓小平那里，根本就是一回事情。
与稳定相比，经济增长对邓小平具有更加重要的价值。作为一个亲历中国长期落后的世纪老人，邓对经济增长有着不同寻常的迫切心情。这种迫切心情是我们有理由将邓归于中国的头号增长论者。邓对经济增长的渴望，我们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为此，邓甚至多次冒险逾越政治稳定的雷区。很多人还可能清晰记得在 1988 年物价闯关之前，邓曾经一反他平实、从不故作危言的个人风格，明确警告中国人，要“准备进入风高浪急的大海”。这说明邓对物价闯关所可能带来的社会风暴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在文革仅仅十年之后，邓就准备为经济增长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足见他对快速经济增长的迫切心情。这种迫切在苏东巨变之后达到了顶峰。在屡次暗示合催促无效之后，邓不惜违背不再干政的诺言，以高龄之躯南下，直接向他的人民发出动员。这应该就是 1992 年邓“南巡”的由来。联想到毛泽东晚年多次极其相似的南下经历，我们可以想象，邓心中一定充满了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深深迷惑。有理由相信，邓自己并不喜欢这种方式，因为这很可能破坏 1989 年之后好不容易恢护的稳定局面。但 1989 年之后几年令人沮丧的经济增长现实，可能已使他忍无可忍。或许，这是一种刻意的弥补。
正是在稳定与增长两项苛刻的约束条件所构成的狭窄改革通道之中，邓一开始便采取了依靠官僚权力体系来推动改革的路径。（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在 1989 年之后，这条本来就狭窄的路径变得更为狭窄。换句话说，随着 89 年之后中国领袖们对社会不稳定之容忍度的进一步降低，对经济增长胃口随之被大大提高。）邓的这种路径选择与毛泽东大异其趣。毛非常轻视官僚体系，他甚至从不掩饰这种蔑视。与邓相比，毛更迷信于自己的个人魅力及群众的创造热情。这当然同样出自毛非凡的个人经历。从毛作为一个年轻学生开始一直到他作为一个大国的领袖，毛从来就是一个对大众具有十足诱惑力的鼓动家。而他从穷乡僻壤发动传奇革命的成功经历，更是毛轻蔑城市官僚体系充足自信的基础。所以，在文化革命中，毛使用他最驾轻就熟的群众运动方式，一举架空官僚体系就一点都不值得奇怪了。把毛漫画成一个仅仅热衷于利用群众运动来从事政治争斗的阴谋家是不确切的，大跃进就是毛利用同样方式来达成经济增长的一个显例。从这个角度讲，毛与邓同样是经济增长的热衷者，其区别仅仅在于方式的不同。当然，邓对经济增长有更加人性化的理解。
从邓的历史位置和个人性格出发，用现存的官僚体系（政治权力）来推动经济增长肯定是最佳路径。其实，这也是政治现实赋予邓的唯一改革路径。这一模式的基本内容是：官僚体系（包括政府的各种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按照对中央政策精神的理解，来组织、推动、参与经济活动。在邓及其他共产党领袖看来，这种路径是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维持社会稳定的两全其美之策，是工具理性上的最优选择。不过，由于任何官僚体系都不是利益中立的，这一模式的另外一个可能的隐含意义就可能变成，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最大限度的维护和扩大官僚集团的利益。在一个对官僚政治体系完全缺乏监督的国家中，这个改革路径特别容易向后一种改革蜕化。 1992 年之后，从政治改革中开辟合法性之路被完全阻塞，经济增长随即上升为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高也是最终的合法性来源。所以，只要声称推动了经济增长，官僚体系的任何作为就立刻获得了合法性保障，不管这种经济增长是用如何取得的，也不管这种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如何脆弱和虚假，更无需对这种经济增长的实际分配后果负责。这大概就是 90 年代之后提拔标准越来越“ GDP 化”的来由。也同样因为这个原因，这个模式意味着，只要官僚体系还能继续推动经济增长，那么，任何对政治权力的批判及改造努力都将被视为对经济增长的威胁，是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因此是“非法”的。如此， 92 年代之后的改革就变成了官僚体系的自我解释、自我证明过程。官僚政治体系完全将改革价值的阐释权垄断在了自己手中。这种垄断最终造就了官僚政治权力在整个 90 年代对中国经济生活的泛滥性参与。
邓小平可能没有料到，这种看上去十分完美的工具理性选择，却恰恰是扭曲改革价值理性主要原因。邓更没有料到的是，在经济增长的表象之下，这种模式对改革价值的腐蚀，竟然可以走得如此之远。
说邓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改革模式的弊端是不公平的。有证据表明，在 80 年代，邓曾数次谨慎与试探性的提出过政治改革的设想。 1986 年，邓小平说道， “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他甚至为这种全面改革提出了具体的时限：“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但很不幸，邓继承的正是这种制度。 （容易观察到，与其他价值相比，经济增长在邓小平的思想中，无疑是一个核心价值。作为一个亲历过中国长期落后的世纪老人，邓小平对经济增长有着超乎寻常的迫切心情。经济增长的这种至高地位在邓“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中，表达得十分清晰。在邓看来，无论是政治稳定、社会发展还是其他什么价值，都只是工具性的从属价值，而不是独立的建构性价值。如果其他目标或者价值无助于甚至有害于经济增长这个唯一的建构性价值的话，那就只能被搁置或者抛弃。正是从这种工具理性出发，邓小平在 1989 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彻底断绝了用政治改革推动经济增长的念头。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史上头号的增长论者。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很容易理解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态度反复了。在邓那里，政治改革不过是实现经济增长的一个工具。所以当他在 1989 年天安门事件中发现，政治改革可能对经济增长构成损害的时候，他就果断而彻底的断绝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念头。引证阮铭书籍；邓小平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 无论是因为政治的现实格局所限，还是由于邓没有看清传统改革模式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极限，邓最后完全放弃了为其改革及时注入新鲜动力的努力。直到“天安门事件”将改革严重的价值缺陷暴露出来为止。而那时，邓已经彻底失去了改造政治系统的能力，他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点石成金的邓小平了，他手中剩下的唯一王牌就是经济增长为改革带来的合法性，而其改革的合法性则完全维系于是否能够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这其实是邓式改革全面失势的一个明确信号。这样， 92 年之后的改革便只好带着它完全变质的可能性并凭借经济增长所赋予它的强大惯性一路走到今天。
从某种角度上说，改革的全部意义在于：打破旧有的导致低效率的分配制度，并确立一种能持久推动经济成长和经济创新的合理分配制度。然而这一目标在导入城市改革尤其是 1992 年之后，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事实上，在 1992 年之后，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首先富裕起来的主要不是那些具有勤奋品质、创新能力的人，而是那些掌握了官僚权力以及接近这种权力的“内部人”。在经济增长的表象之下，旧的分配制度却以新的面貌开始加速运转。以前主要被用来分配社会等级的政治权力，现在变成了分配社会财富的主要依据。而这种反改革的分配制度正是改革发誓要首先革除的。遗憾的是，这种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恶习却在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双重掩护之下不断得到了强化。在中国民间，对待任何一项具体改革措施的流行策略便是：先看看当官的如何动。其潜台词无非是说，改革总是为官僚带来利益。在失去了对改革的解释权和修正权之后，这大概是许多中国人对改革最无奈的“理性”行动。不仅如此，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由于没有官僚权力的天然凭借，他们要么拼命挤入政治权力狭小的分赃圈子；要么以他人为地狱，一逞个人的财富之欲。一场赤裸裸的财富零合游戏在中国民间展开。对于这种现象，一位朋友曾经辛辣的评论到：“在中国，没有分配，只有分赃”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在 92 年之后，中国大众已经在何种程度上疏离于他们曾经热切期望的改革，而改革又是何种程度上成为日益悬浮于其本来意义之外的空洞字眼。改革显然已经在加速霉变。改革的这种实践与其说是导致了一批官僚的腐败，倒不如说导致了中国人在文化上的一次集体缴械。而中国改革在文化上所付出的巨大外部成本恐怕需要好几代人才能修复。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这种以权力为轴心的分配体制一旦形成，就可能凭借其财富和权力的双重优势控制改革的进程本身。当这种体制露出它“马太效应”的冷酷面目时，我们就会发现，邓小平所谓“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达到共同赋予”的良好愿望，不过是一位共产主义改革家的一种奇怪信念。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改革将由于其价值源泉的枯竭而油尽灯灭，并彻底失去其民间动力。
有人曾经生动的将中国改革比喻成“抢钱”。但 1992 年“南巡”到 1990 年代中期宏观调控完成之前，基本上处于“乱抢”状态。即民间、官方一起抢。这种疯狂抢钱不仅差点抢出了金融危机，也差点把中央抢空，抢成一个空架子。朱 鎔 基的所谓宏观调控实际上重新拿回驾驭局势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朱 鎔 基的所谓宏观调控准确地说只是重新回复了地方、民间及中央的权力平衡，但将钱的改革性质并没有变化，只是从以前的“乱抢”，变成有秩序的抢，变成“以权抢钱”，变成“只准我（以权）抢，不准你抢”。显然，这是更加系统的分赃手法。一种非常流行的描述是，中国改革是渐进改革。但这种概括非常容易产生误导。中国改革改革真正的秘密在于：一边创造财富，另一边不断洗钱；一边放开财富创造，另一边却紧紧以权抓住财富的分配。从这个角度观察，所谓渐进，就是不一次抢完，不一次分（赃）完。遮掩在“化公为私”和“化私为公”两张矛盾面孔之下的，是以权抢钱者的持续不断地抢，持续不断地分。这显然比一次抢完或一次分完的激进手法要渐进得多。
中国这种独特改革模式在 90 年代的长期持续所引发了另外一个后果，即：中国经济中出现了广泛的“权力经济”。这种用权力与资本紧密编织起来的畸形经济成分，混迹于中国漫长的改革过渡之中，已经逐渐成为中国经济中的恶性肿瘤。其吞噬社会财富巨大的巨大胃口和能力将在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中逐步显现出来。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论述。但我们首先必须清楚的是，亦官亦商的权力经济，有着极其迷人的表象，在可能的限度内，它可以创造超常的增长速度，这非常吻合中国改革模式的独特需要。权力经济创造经济增长的惊人能力，不仅证明了权力经济本身的合理性，而且也同时证明了其他改革的不必要性。权力经济在 90 年代实现的一浪高过一浪的增长魔术，迷惑了人们的眼睛的同时，也无限期的搁置了中国文化和政治改革的进程。不过，在权力经济以消耗性速度向前疾驰的并赢得阵阵掌声的时候，它的另外一面则可能是：末路狂奔。因为，这个经济的畸形发展正在从各方面悄悄的撕裂这个国家。
权力经济的超速发展，是以官僚政治权力对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单向输出为手段的。中国改革模式一方面无限制的放开政治权力对经济和社会的输出，企图用政府的有形之手推动快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却绝对封闭社会对政治体系的输入。按照邓小平自己的说就是“不争论”，即用“压制”的手段消灭在改革问题上的观念竞争，以确保其经济增长目标不受到损害。邓提出这一观点的主要背景是为了“防左”，这从邓小平的个人历史经验来看显然具有充分的合理性。然而，在屏蔽了“左”的损害的同时，中国改革也失去了所有的修正可能。于是，中国人便只好无条件的被动接受官僚政治体系以神圣经济增长名义所进行的任何改革。而经常的情况则是，那些以改革或者经济增长名义所进行的政治性输出往往私下携带着官僚体系对本集团利益的强烈冲动。而这种冲动表现在下层政权中，经常就是野蛮的掠夺。这样，中国的改革中便呈现出一种十分紧张的状态：不受监督和约束的政治权力体系不断加大对社会的输出，并引发各种严重问题；同时，封闭的政治体系的开始承受着越来越大的输入压力，这个压力在进入 90 年代之后逐渐聚集起来。期望用快速经济增长来舒解这种压力是一种非常可疑的办法，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经济增长可以自动消灭这些社会问题。相反，不少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甚至表明：社会问题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后果。掩盖在平均增长数字之下的，往往是不易察觉的相对剥夺感。而正是这种相对剥夺感而不是别的什么，构成了转型社会最大的稳定隐患。中国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并不是他们天生喜欢寡，而是他们害怕相对剥夺。对于一个特别善于压抑自己情绪的中国社会而言，最可怕的可能是那些被剥夺者的忍气吞声，一付逆来顺受的样子。因为这等于告诉执政者，他们准备秋后算总帐。这种沉默的另外一个危险含义是：他们可能采取非制度性的手段来剥夺剥夺者。整个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一部有着固定情节的血腥剧目。相形之下，那种看上去声势浩大，但显然具有娱乐性质的现代游行，实际上并不值得担心。在 90 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相对剥夺感已经上升到相当敏感的程度。 1995 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年收入在 1200 元之下的中国城市贫困人口已经达到 1200 万之众。任何一个在中国城市生活过的人都知道， 1200 元的年收入意味着什么。显然，贫困或者绝对贫困这类字眼在这种残酷事实面前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1994 年江苏某报的一篇报道说，某地区由于缺粮，老鼠纷纷窜上车道自杀。寓言从来就不以真实作为基础，这则报道应该也不会例外。但这篇报道中所潜藏着的“缺粮——自杀”的典型寓言结构，则让我们深刻触摸到了中国社会对未来的严重不安情绪，而这种不安正在激发部分民众对生活的黑暗想象。
很清楚，迟至 90 年代中期，中国已经有相当部分的社会群体已被抛离中国疾驰的改革列车，他们对改革产生了普遍不适应症状——改革综合症。这种在后改革时期逐渐蔓延的改革综合症严重削弱了中国改革的社会基础，并开始直接威胁中国改革的另外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稳定。不过，对稳定的威胁并不仅仅来自于已经初具规模的贫困人口，而来自于我们根本无力舒缓这些贫困阶级的痛苦，来自于我们根本无力阻止这个阶级的大规模复制。深入中国社会的内部，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后备军庞大得惊人。大量奄奄一息的国有企业所可能带来的失业工人，浪潮一般涌向城市的失业农民，都将在未来某个时候对中国社会稳定构成决定性挑战。对此，有人寄望于中国毫无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看一看各级政府的财政赤字以及各级官僚争先恐后加入的世纪末奢侈竞赛，我们就知道，无论是在能力上还是在道德上，我们都没有做好起码的准备。（当时的一则报道清楚的显露了地方政府在对待贫困问题上的儿戏心态，在号称中国最富庶地区的广州，市政府为了救济 3 万贫困人口拿出了 60 万元救济款。显然，这仅仅只具有做秀的意义，因为平均每人 20 元的救济款大概只相当于来回的交通费用。）
或许，最能震撼后改革时期社会稳定局面的，莫过于来自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利益集团但同样紧迫的利益诉求。他们一齐汇聚于中国的政治体系之门，构成对封闭政治体系的空前压力。经过 20 年改革分化，不同利益群体已经日益成熟，他们虽然得失不一、诉求相异，但有一点却非常一致，那就是，他们都认为本集团的利益具有第一优先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完全封闭了政治参与的权力体系仅仅代表着传统官僚集团的利益。这多少说明，中国的执政体系仍然沉溺于革命时代的“全民党”幻觉之中。他们似乎无法理解这种新的政治形态，企图用领袖们个人的全局视野以及卓越能力，来调和、折中、平衡这些利益冲突。显然，这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办法。制度的效力可能要比领袖的奇禀异赋可靠也可求得多。 1992 年“十四大”之后，中国共产党曾经提出一个 20 字方针，即“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在这个面面俱到的方针中，明显凝聚了中共领袖们的某种均衡发展的远虑。但同样明显的是，他们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将这种调和诉诸于一种制度。他们仍然准备借助于领导人的个人能力来度过难关。但事实却是，从 1992 年到 1995 年，这 20 字方针强调的重心已经经历了一个完整的轮回。从强调发展到强调改革再到强调稳定。这不啻于说明，现有的政治体系已经很难应付远为复杂的利益冲突。一个分化了的并将继续分化的社会，一个大量的冲突资源都已经逸出了传统政治系统的社会，是不能用传统政治刹车的方式来加以调控的。在邓小平的理解中，党内的稳定就意味着社会的稳定，但在社会阶层日渐分化的后改革时期，他的这种传统理解遇到了巨大的难题。因为尖锐的社会冲突必然以某种方式扩散到决策体系内部，并在其中导致裂痕。如果不能迅速改造传统的政治体系，以容纳更多阶层的利益表达，改革赖以生存的“稳定”，必将成为一条河床不断抬高的悬河。河床垒得越高，其崩溃的摧毁力也就越大。这大概不需要更多的论证。 90 年代中期的社会失序事实上已经以中国这一代执政者并不熟悉的方式预告：“共产党内部不出乱子”并不足以保证天下太平。因为政治系统稳定与社会系统稳定的传统同步性已经成为过时的皇历。（以上部分为 1996 年年初所写）
遗憾的是，深嵌于中国改革逻辑中的体制惯性并没有因为巨人的离去而改变甚至稍微放慢脚步。 1997 年 2 月 19 日，中国人目送邓的西去，心情复杂。相信，即便那些反对邓的人也会承认，他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洞开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个世界让我们目眩神迷，几乎来不及思考。听到邓辞世消息的第二天，一位年轻人急急告别他刚刚出生的女儿，行色匆匆的从南京飞往深圳。此刻，他神情忧虑，担心着这个突如其来的利空给股票市场带来的冲击。这位年轻人正是作者本人。他心理非常清楚邓的离去对中国可能意味着什么。不过，仅仅经过刹那间的惊恐和短暂的犹疑，中国的改革列车即加大油门、重新向前。一个极具象征性的事件出现了：在仅仅一天的恐慌性下跌之后，中国股市便止跌回升，旋即在 2 个多月之后，创造中国股市当时的历史新高。这种走势让所有的人都无比惊讶。然而，这与其说暗示了一个民族已经长大，不再需要伟人的扶持，倒不如说暗示了一种机制已然型构完毕，要加速度地按自己的意愿开花结果。很明显，带有先天缺陷的中国改革正在成为一种定型的制度被巩固并确立下来。几乎与邓逝世同时发生在中国股市中的一个著名事件，清楚的揭示了邓的继承者们的无能为力。 1996 年年底，当中国股市疯狂上涨的时候，朱鎔基——这位在邓之后最让人着迷的政治领袖，以他的铁腕将中国股市连续敲出好几个跌停板。但在半年之后的次年 5 月，中国证券市场就用更加狂热的姿态嘲讽了他。这种结局不仅使邓的逝世显得特别像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也使朱鎔基的铁腕变成了徒唤奈何的笑柄。这个故事隐喻的是，在 1990 年中期的时候，以权力为核心，以资本为面目的中国权力经济已经发育得相当强大。其典型表现就是各种具有金融控股性质的大型财阀的出现。这种类金融控股公司贯通地方和中央，具有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双重面目，正在成为一种“自觉”的力量。这种力量对自己的利益有清醒的意识，四处搜寻着掠夺的猎物，所谓“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1999 年发生在中国股市中的“ 5.19 ”行情，就是这种力量主动“创造条件”大干快上的经典之作。显然，改革本身已经变成一种迅猛向前的畸形体制，邓的继承者必须与它赛跑。这种以个人意志力量为底线的赛跑，结果其实早已注定，而比赛的范围如此广泛，领导人疲于奔命的状态就可以想见了。缰绳已经不在他们手中。
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1997 年之后，中国改革在前 20 年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逐渐系统化、结构化的呈现出来。城市化进程缓慢如初，农民仍然以天文数字被禁锢在土地上；城市失业浪潮势不可挡；腐败以溃烂的形式四处蔓延，如此等等，无不说明一直潜伏在中国改革中的病灶正在进入全面发作状态。于是，中国领导人变成了四处灭火的消防队员，对“改革”的改革只好无限期搁置。这一时期，由于单纯的经济增长已经很难掩盖恶化的社会问题，经济增长带来的共赢假象开始幻灭，改革的合法性基础就不再能单单依赖于经济增长，而且要依赖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一个荒诞的经济逻辑在经济史中出现了：不保持 7 ％以上的增长速度，社会就不能稳定。这并非中国宏观经济管理者在自我吓唬，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酷的事实。在后改革时代的中国领导人那里，这句话的意思是，不保持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失业问题，金融问题等一系列曾经被速度掩盖的问题就将大白于天下。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一位中国经济领导人在为自己的政策辩护的时候曾经感叹到，如果不是及时采取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中国经济早就崩溃了。这种评价是符合真实情况的。但问题在于，一个经济体没有 7 ％以上的增长速度就要出大故障，这个经济体不是脆弱到以至于荒谬吗？这种脆弱显然不能用中国严苛的资源约束来解释，而只能从中国改革以及由改革所衍生出来的经济增长模式中去寻找。有趣的是，由于经济的自发增长机制远远没有形成（中国民间投资从 1998 年以来一直不能启动就是明证），对于后改革时期的中国领导人来说，要维持经济增长的速度，就必须从财政、金融等多方面加大政府吸取民间资源的力度。而在现有体制下，这种竭泽而渔方式所造成的大部分负担必然落在弱势阶级身上（ 1998 年之后，中国农村、失业等诸问题的显性化，都与此相关）。换言之，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本身就已经成为制造社会问题的原因所在。这实际上是中国改革模式走向最后衰竭的明确信号。
公允地说，在既定的体制舞台上，中国的经济管理者可能已经做到最好了。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他们无力改变这个舞台本身。他们只能在这个体制中，尽可能的利用这个体制所赋予他们的全部资源，来保持中国经济增长不至于突然减速和停摆。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危使更使这种压力大大增加。我们看到， 1997 年之后，中国最具英雄色彩的经济管理者朱鎔基先生的全部精力都花费在了这种努力之中。清楚的是，对于中国的未来而言，这种努力只具有相当有限的战术意义。或许，我们不能渴求于这些领导人，连邓小平本人都望而生畏的工程，我们又怎么能期望那些权威资源远为不济的后来者呢？ 1980 年代初，邓小平在复出之初，曾经一度将政治体制改革放到过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在改革顺序上也具有相当的优先性。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最著名的受害人之一（对此他一定刻骨铭心），他有强烈的理由这样做。或许是经济增长在他心理的分量太重，也或许是他想将这个任务留给更为睿智的下一代领导人，邓在这个巨大的挑战面前犹豫了，并最后退却了。无论是从个人的经验及智慧，还是从个人权威所造就的政治位势，邓小平都是毛之后有可能改造中国政治体制的最佳甚至是唯一人选。如果邓都不能有效约束和说服官僚体系以同意他的全面改造，那又有谁能够这样做呢？但邓可能很难想到，历史的机会并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加可能，机会之所以是机会，正是因为它千载难逢。而历史一旦按照另一种路径展开，其惯性就会大的惊人。从这个意义上说，邓的继任者实际上已经成为这种惯性的囚徒。他们可以做的仅仅是在这个既定的轨道（邓与官僚体制博弈之后所选定的最终改革路径）上延续改革，直到将这个体制提供给他们的所有可能资源全部消耗完毕为止。毕竟，英雄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然而，一个显见的困窘是，后改革时代所消耗的时间越长，资源越多，那么，新一代领导人可用于启动新革命的本钱就越少，腾挪的余地就会越狭窄。，
总的来说，从 1992 年“中共十四大”到 2002 年“中共十六大”这十年中，中国建立了一些与现代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宏观管理框架，比如财政、金融体系。按照一种更加通俗的范式，这就是说，中国在这十年中建立了一个具有现代化色彩的上层结构。比之 1980 年代，中国的上层管理结构具有了更加浓厚的专业化色彩。也正是凭借这些在 90 年代中期建立的资源配置工具，通过对资源大规模行政调配和诱导，中国领导人在 90 年代末期和本世纪初期竭力支持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勉强维持了改革的合法性基础。由于中国金融业尤其是银行业的国有垄断性质，中国宏观管理当局吸取资源的能力极其惊人，而这种能力因为民间财富尤其是居民储蓄的高速积累而被加倍放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创造某种增长和表面繁荣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奇迹。换言之，这种增长仍然是某种行政主导增长的变异，而不是消费者主导的自主增长。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要对这个增长奇迹保持非常高的警惕性。中国计划经济时代以及诸多发展中国家的高速增长的历史经验都为这种怀疑提供了有力证据。潜藏于这种增长中的浪费、腐败和低效率将在未来让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中国国有银行系统目前的可悲处境，强烈的暗示了我们未来可能遭遇的经济动荡。
中国上层结构现代化的过程在 90 年代中期之后基本上停顿了，这倒不是说，这个进程已经取得了全面的成功，恰恰相反，这是因为这个进程遇到了巨大的障碍。在党政分离、社会保障体系、国有资产管理，司法体系等诸多方面，中国上层结构的现代化进程还远未竟其全功。在这里，中国上层结构的改革显然遇到了传统政治体制的坚硬内壳。这种迟滞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 90 年代后期，高速经济增长越来越成为中国领导人的压迫性约束，他们已经无暇顾及。与上层结构的有限进展相比，中国下层结构的发育则付之阙如。我们所说的下层结构，是指那种具有自由意志的、能够充分发挥其主动性的，并且具有现代市场经济道德的经济主体。这虽然牵涉到长期和复杂的文化转型（毫无疑问，这也是社会转型最核心和最重要的意义所在），但明显的是，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非常微不足道。相反，这种文化转型受到了来自官方的压抑。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培育具有充分权利和相称责任意识的公民（企业、组织），几乎从来就没有出现在中国领导人的改革视野中（ 马克思说， “ 这个人是国王，只是因为有别人当做他的臣属。） 。相反，这经常被视为对政治垄断的一种威胁。但不幸的是，这种公民和组织恰恰是现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微观基础。一个没有健康、强大的微观主体的经济体系，其前途肯定是黯淡的。当宏观手段不堪利用的时候，这一致命缺陷就会充分暴露它的破坏性。与下层机构的发展相平行，中国横向中介组织和结构的发育也相当滞后。这使中国的现代化体系中又短缺了一根关键的链条，作为沟通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协调社会行动的现代化中介组织的建设，是公民社会得以成立的基本前提。没有这一环扣，现代市场经济是很难正常运转的。而这种组织也恰恰是历代中国领袖不熟悉因而也最为恐惧的。虽然在这十年中，中国各种中介组织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但其基本特色仍然是凭借权力寻租，其功能也不过是增加了一道寻租层次。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在中国，一个律师如果没有与法院的“良好关系”，其打赢官司的希望就非常渺茫。只有在相当罕见的场合，中国的律师业才具有专业和正义的色彩。当向法官行贿成为律师们的主要工作时，人们很难相信他们是在从事某种神圣的职业。更多的可能是，人们会想起中国历代以来就名声恶劣的讼棍。律师如此，会计师、官办行业协会等其他组织也不遑多让。太多的丑闻不仅败坏了这些中介组织的名声，也使社会公众对这些机构的信心降低到了最低点。这个情况并不出人意料，因为这些组织大体都具有与官方联系紧密的“权力”色彩，但这个趋势如果持续下去，中国社会中介组织的现代化之路就很可能被完全阻断。从这个角度看，许多观察家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市民社会”的判断是相当轻率的，完全不足以成为我们观察中国的真实凭据。与这些观察者的判断可能正好相反，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我们并没有得到了市民社会，仅仅得到了数量庞大的原子化个体（ 100 年之前，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是一盘散沙），仅仅得到了四处泛滥的向野蛮返祖的利益冲动，而由此构成的利益博弈带着浓厚的前资本主义色彩，它倾向于零和的掠夺，而不是多赢的竞合。这种微观基础组成的经济体，其自我维持和自我生存能力微乎其微。历史从来就没有证明过，一群仅仅具备贪婪欲望的原始人聚在一起，就可以自动的创造出神奇的现代资本主义。这种神话只存在于某些固执的原教旨主义分子的臆想之中，从来就没有存在于我们的经验世界中。
如果我们将中国改革比作一场游戏的话，那么经过 20 多年漫长的改革，我们已经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被淘汰出局，改革正在沦为少数人的分赃活动。他们是丛林之中的获胜者，他们因而必须垄断战利品的全部分配。然而， 21 世纪的中国不可能完全退回到丛林社会，文明社会的底线不可能轻易沦丧，一旦触及这个底线，社会的剧痛就必然激起报复性的反弹。虽然在 1992 年之后的中国，出现了许多我们这一代人从未亲身经历过的新事物，有待于我们去洞察和辨识，但有一点却是现在就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以官僚集团利益最大化的改革逻辑却一直在主导潮流并贯穿始终。换言之， 官僚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始终是中国改革（不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这一点不仅决定了中国改革的路径，也决定了中国改革的分配及其后果。如果官僚利益的最大化偏好不是中性的，那么政府的中性就是不可能的，不太容易察觉的是，官僚利益集团的最大化往往被包裹在政府利益最大化的中性形象之中。 这其实就是整个后改革时代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在这个逻辑的支配之下，政府行为的两个趋势就变得至为明显。一方面是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职能（官僚体系经常成为经济增长的经纪，这在政府招商引资的积极表现上体现得非常突出）被不断强化，另外一方面则是，政府提供公共品职能被不断弱化。这种趋势在以后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指出这一点，我们是想表明，直到今天为止，中国改革（如果它的目标是指向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话），并不像其奇迹般的 GDP 所显示的那样，已然走上了一条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轨道。其现有的成果，也完全有丧失的可能。现代化之路远不是一条启动了就必然一路向前的历史路径，它完全可能被突然中断或被锁入歧路。对于中国改革来说，后面一种危险相当之大。
中共十六大之后，后改革时期的中国领导人正在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很明显，他们也像邓小平那样，将最为艰难的改革留给了继承者们。然而，新一代领袖们真的就有了更好的历史际遇吗？他们真的就能够为自己开辟新的舞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