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谁支付信用？
除了政治领导人因为GDP压力而强烈主张市场化之外，1990年代末期中国的市场化也从“市场”内部获得了强大的动力。1990年代中后期，与官僚利益集团一体两面的中国权贵资本已经相当成熟。这不仅是指他们的资本实力、人才储备，也同样是指他们对市场洞察和操纵能力。在经过20年的蛰伏和磨练之后，现在，终于轮到他们（通过与权力的里应外合）以资本的名义在市场中大显身手了。在1990年代中后期，要素市场、媒体、公用事业、教育、医疗等领域仍处于行政权力的高度垄断之下，而这些领域所能够带来的财富积累速度远非一般商品生产领域所能够比拟。权力垄断造就的操纵条件，巨大利益带来的内部激励，共同激发了中国1990年代末期急速的“市场化”进程。就这个在广泛领域内展开的“市场化”的强制性而言，我们与其将它称之为市场化，倒不如将它称之为一场服务于特定目标的“政治运动”更为准确。在这里，市场化本身也变成了政治。这种“市场化”的政治特征在一个荒唐的例子中可见一斑。2003年12月，中国江苏省的经贸委的一位负责人曾经豪迈地宣布：“江苏省将重点发展民企，力争在3～5年之内，打造2000个销售额超过亿元1亿元，200个超过10亿元，20个超过100亿元的民企。”政府打造民企，在经济上当然是荒谬的，但在政治上却是正确的。也正是这种“政治正确”，为中国90年代末期大规模的市场化进程提供了动力。在中国，政治正确不仅意味着合法，也同样意味着政府为某种特定的市场主体提供了信用，或者隐含担保。所以，当江苏省那位可笑的经贸委主任代表政府宣布要打造民营企业的时候，政府实际上就是在为民企提供隐含担保。有了政府的信用或者担保，民营企业还愁不能在短期内“蓬勃发展”吗？而借用政府信用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究竟还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实在是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
信用，虽然隐藏在交易活动的背后，但却是交易活动和市场扩展不可或缺的条件。换句话说，作为一种对交易后果的一种保证，任何事实上的交易都必须有潜在的信用提供者。现代市场活动之所以能够超越地域，跨越民族国家的疆界，其实质乃是信用的扩展。没有信用，现代大规模的、复杂的市场活动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公司而言，信用实际上是被当作一种巨大的资本来使用的。在正常的情况下，这种资本应该通过市场活动逐渐积累、内生而成。但中国短暂的市场发展历史却决定了，无论是市场本身，还是公司都不具备这种信用资本。如此，要想市场化在短期内迅速扩展，就必须从市场外部注入信用。在对政府有高度依赖和信任文化的中国，政府信用可能是最值钱的资本。所以，只要政府愿意提供这种资本，市场规模都可以在短期内得到迅速扩展。在1990年代中后期，各级政府对于GDP，各种权贵资本对于利润，都有着极其迫切的要求，于是，你情我愿，两相默契，一场对政府信用乱砍滥伐的“市场化运动”终于不可遏制的夺路而出。政府向特定利益集团大规模的，无偿输送昂贵的信用资本，是1990年代末期中国市场化一个不为人知的主要特色，也是这个时期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在各个领域得以迅速扩展的一个重要的隐含条件。这一点，在中国新兴的证券市场中表现得相当典型。
中国证券市场在1990年代末期的大规模扩张，是行政当局以市场化的名义发动的。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推动这种规模（也仅仅是规模）扩张的主力就是具有权力垄断性质的各种官营证券公司、官营基金公司、官营大中型企业以及以民营面目出现的权贵资本。而这些腐败丛生、资产质量极端恶劣的官营公司之所以能够迅猛扩张，无一不是因为政府主动或者被动为它们注入了市场信用。正是政府对这些金融机构提供的廉价的隐含担保及信用注入，构成了中国证券市场巨大泡沫的基础。当然，有些人更愿意将这种泡沫当作中国证券市场超常规发展的证据。但事实却是，在泡沫破灭之后的中国证券市场上，政府当初廉价注入的信用，现在已经成为政府巨大而又真实的财务负担。仅仅南方证券一家，就让政府背上120亿元的真实债务。而正是这家公司，在当初的“牛市”中神速扩张、出尽风头。熟悉中国证券市场的人都知道，南方证券并不是特例，而是所有中国金融机构的标准模式。从2004年中国证券公司成批量倒闭的令人惊讶的事实中，我们大致可以换算出当初政府在证券市场中的信用输送，现在究竟变成多少真实的债务负担。不用说，这又是一个天文数字。应该清楚的指出，这些真实的钱并没有真正蒸发掉，而是已经变成了官僚利益集团在“市场化运动中”的巨大利润。在这个意义上，将中国证券市场的市场化比作一场“蓄意”的洗钱运动倒是颇为合适。
政府为特定利益集团廉价提供政府信用的市场化模式，我们可以在90年代末期中国诸多领域的市场化过程中看到。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教育、医疗、媒体以及其他的公共服务部门，政府不仅鼓励他们凭借垄断地位进行市场化操作，而且鼓励他们直接套取金融信用（在中国，这本质上是一种国家信用），进行不真实的规模扩张。经验和数据都表明，在中国2002年开始的最新一次经济扩张中，中国高校、医院等公共服务部门，一边以自己的公共服务特性大肆廉价圈地成为新一轮土地投机中的主角，一边又以自己的垄断经营地位大量套取银行贷款而一跃成为信贷扩张中的生力军。在中国江苏省，一个地级市竟然也建立了一座规模庞大的大学城，而在这个大学城中，一家只有300教职员工刚刚转为本科的学校贷款竟然达3亿之巨。有强烈的迹象显示，为了市场化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官僚利益集团甚至不惜将国家信用廉价提供给普通消费者。这一点在与官僚垄断利益非常密集的房地产、汽车市场上表现得相当明显。由于房地产以及汽车等行业具有拉动经济增长的显著作用，地方政府纷纷将其纳为支柱产业，所谓支柱产业不过是“准政府产业”的一种委婉叫法。既为支柱，政府为其提供信用或者隐含担保就是一桩非常自然的事情。事实上，被政府鼓励因而也经常变得毫无约束的消费信贷，对这两个市场的超常规繁荣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数据显示，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中，中国个人房地产信贷消费增长了几十倍，到2004年年末，这个数据已经急速攀升到2万亿人民币。这种毫无约束的信贷消费，虽然面临极大的财务风险，但却非常符合政府营造繁荣表象的需要。
消费贷款虽然是一种普遍使用的金融技术，但在中国的银行业几乎完全垄断的情况下，它实际上等同于一种政府信用。在政府普遍鼓励房地产和汽车市场发展的情况下，信贷消费事实上在相当程度上变成国家信用的廉价注入。这种情况已经在汽车的消费贷款中看的非常清楚。有数据表明，在2004年前九个月中，汽车贷款所导致的不良贷款已经占到商业银行所有新增不良贷款中的80％。虽然在住房贷款中，还没有出现类似情况，但如果房地产市场价格剧烈波动（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情况），住房消费贷款所导致的损失肯定会远远超过汽车行业。
非常明显，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行业、要素市场、以及汽车、房地产等大宗消费品的市场化过程中，存在着普遍的由政府廉价提供信用的情况。而这些领域正是在1990年代末期以来市场化最为快速，并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领域。由此我们可以判断：由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廉价输入信用，是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市场化的一个普遍模式，也是这个时期中国市场化进程得以快速发展的一个隐性条件。这些信用，有些间接地表现为政府声誉，有些则是直接的财政担保、银行贷款、廉价的土地出让。由于这些领域充斥着官僚垄断企业，这种信用输送的流向实际上就直接指向了官僚利益集团。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模式更加精确的含义应该是：官僚利益集团在市场化过程中对信用的操纵。操纵了信用，当然也就操纵了利益的流向。外部观察家一直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存在严重的金融控制，但其实更加准确的说法是金融操纵。这不仅是中国强制性经济增长的宏观保证，也是财富再分配的宏观保证。
虽然我们无法就此对这种操纵的后果加以预测，但有一点现在就已经非常清楚：这些在市场化中成长起来的官营企业，将被官僚利益集团洗得干干净净，唯一剩下的东西，将是国有银行的巨额坏帐。这一点，我们已经在过去曾经风光无限而现在却奄奄一息的国有外贸公司、国有物质公司那里看的非常清楚。（讽刺的是，这经常被当局称作改革的代价或者历史遗留问题）。政府信用并不是抽象的，而是由全体纳税人创造的财富为基础的。由此我们知道，在市场化过程中向特定主体输送信用，其实就是向特定利益集团输送财富。财富再分配就是这样通过市场的名义发生的。
到这里，我们可以对中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化补充一个更加准确也更加完备的定义。所谓政府（官僚）主导型市场化，就是官僚利益集团以国家的名义操纵了一系列交易条件，并在这个过程中向特定利益集团提供了信用的市场化。这个定义对19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国市场化过程尤其适用。这种市场化虽然具有交易、以及货币，价格等等市场表征，但它在本质上仍然是服从和服务于官僚利益集团的权力理性的。发展什么样的市场，怎么发展市场，发展市场的先后秩序都牢牢操纵在官僚利益集团手上，简言之，这种市场是一种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合意的市场。无需否认，这种官僚主导型的市场化带来了繁荣，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这种繁荣仅仅是一小部分人的繁荣。然而，正是因为这种繁荣的“经验”，大大强化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奇迹的正面印象。与此同时，它也导致了我们一种深刻的知识困惑：这种中国历史上似曾相识的，但却从未见诸理论描述的市场模式，究竟会将中国经济带向何方？
二、新经济：官僚所有制
在中国迄今为止的26年改革中，强劲和持续的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改革最显著的外部特征，不过，在这个不变的标准形象背后，中国经济的内部结构却在向一个相反的方向发生变迁。
从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的一个突出标志就是体制外的崛起。这是指当时处于体制下层和边缘的人群迫于生存压力，进行自发的市场化过程。农民万元户、乡镇企业、以及城市中的个体户，这些带有强烈身份色彩的称呼，是这一时期中国市场化主体的形象说明。由于这批人于传统官僚体系几乎没有任何瓜葛，这一市场化过程主要在传统官僚体系管辖的空白地带和外部出现。无论从其主体成分，还是按其从事的行业性质，这一阶段的市场化都是都具有典型的“体制外”特征。所谓体制外，其实就是处于传统官僚体系的管辖和保护之外。这一时期，体制外的市场化发展很少威胁“体制内”——传统官僚体系以及其它负有保护责任的国有企业的利益，而更多的是享受到了这一市场化的红利，传统官僚体制因此对这一过程采取了默许、观望和被动适应的姿态。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体系出现了相当明确的体制外和体制内的二分：即体制外的市场扩展，和体制内的自我维持。事实上，一直被沿用至今的所谓“体制外”和“体制内”的分析范式，也只是在这一时期才是最为适用的。
1992年之后，政治风向的变化和体制外的示范，使中国官僚体系摆脱了以前的观望犹豫，开始凭借各自控制的体制内行政资源主动投入市场化体系。1990年代初期的官僚下海、部门下海、地方政府下海直至军队下海的壮观景象，是中国官僚体系态度转变的一个明确信号和有力象征。自此之后直到1990年代末期，是中国官僚体系熟悉、参与并全面融入市场化进程的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也是权力与资本结盟，并逐步形成“权力＋资本”的官僚利益集团的一个时期。这种围绕各级政府权力和部门权力而形成的数量众多，分布广泛的官僚利益集团实际上构成了中国经济活动的主体。有必要指出的是，这种利益集团不是为一桩买卖而临时结合起来的乌合之众，而是通过长期的人际磨合，利益共享而形成的相当稳定的利益共同体。1990年代中后期之后的所谓腐败案件大多具有窝案性质的事实，大致可以为这种利益共同体的集团性做出旁证。从1992年开始在中国市场化过程中逐渐形成和成熟起来的官僚利益集团，到1990年代末期已经变得相当强大。一种武装到了牙齿的力量终究是要展开它的猎杀计划的，于是在1990年代末期，中国的官僚利益集团终于露出了他们的吞噬本性，开始按着他们的意愿主动控制和操纵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这实际上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某种定型状态。事实上，中国1990年代末期的诸多领域带有明显强制色彩的市场化，就是中国官僚利益集团第一次以主角身份尝试进行全局性操纵的结果。这并不是在指控存在这样一个具体的阴谋集团，他们周密策划了一次巨大的洗劫活动。而是在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经济内部存在着一股极其默契的合力，推动着我们朝一个可疑的方向急进。也正是感受到了这种具有裹挟性的操纵力，我们判断，中国的经济性质在经过26年的改革之后，已经发生某种具有终局意义的嬗变。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中国历史，可能是中国起自1970年代末期最新一次改革的收官阶段。到这里，中国经济由改革而二分的“体制外”和“体制内”概念，显然已经不再适用。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已经浑然一体的，足以自我循环的体制，我们正在重新进入一个一元的体制。显然，它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要的现代市场经济。就官僚利益集团在这种经济活动中的主导性而言，或许它更恰当的名称应该是官僚经济。
如何判断一种经济的性质，是一个让人困扰的问题。不过，还是有人提出了一种比较直观而颇有洞察力的视角：谁在组织社会中的经济活动？更精确一点，这个问题就变成：谁在主导社会的经济活动？以这个视角来透视中国经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26年的经济变迁之后，中国从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变成了市场和计划的混合，由中央部门的统一命令变成了各级政府及部门的分散命令的混合，但不管这种经济表现出了如何晦涩的形态，我们仍然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各级、各部门（包括各种企业）官僚仍然是参与、组织中国经济活动的主角。这一点，我们可以在中国各级官僚在经济活动极其活跃的作用中一览无余。就此而论，中国的各级政府是世界大国中最为商业化的政府。需要厘清的是，由于对官僚监督的严重缺乏，政府的干预经济的公权力实际上变成壳各级官僚个人的在经济活动中的私权力，所以，与其说是各级政府在组织经济活动，倒不如说是各级官僚个人在组织和主导经济活动。在相当程度上，中国今日之经济，是围绕着各级官僚以及各种官僚利益集团的个人利益而被组织起来的。而他们组织经济活动的基本手段，就是被私有化过的政治权力。在这里，官僚利益集团不仅劫持了改革，也劫持了国家。与此相对，所谓现代市场经济是平等公民以及公民组织按照自己的利益来组织经济活动的，而他们组织组织这种活动的基本手段则是平等的公民权利。以公民的权利还是以官僚的政治权力来组织经济活动，是中国经济区别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本质分野。以我们上面谈到的“经济组织者”标准，大概没有比“官僚经济”更适合中国经济的定义了。许多分析家们迷惑于中国民营经济的崛起和市场领域的形成，因而对中国经济发生误判，但实际上，民营经济在经济活动中绝大多数时候不过是被组织者，而市场也不过是官僚利益集团实现集团利益的一种形式。
区别于教科书上的混合经济，中国的官僚经济是一种新型的混合经济，它不是那种政府与市场的混合，而是官僚个人与市场的混合。在这种经济中，官僚不是以监管者的姿态出现，而更多的是以参与者、操纵者、寻租者的角色出现。如果说，在以前的计划经济中，各级官僚还是整个命令链条中的被动执行者，那么在今天中国的官僚经济中，掌握了极大自由裁量权的各级官僚以及围绕它们而形成的利益集团则是主动行动者。
中国在1990年代末期之后出现这种新的官僚经济形态并不值得奇怪。从理论上讲，中国的市场是一个嵌入的市场，换言之，中国的市场是一个被嵌入在全能政治国家中的市场。中国的全能政治结构是先于市场结构并作为其最“硬”的约束条件而存在的。在这种条件下引入和扩展出来的市场经济结构，就必然具有强烈的政治特性。正如我们已经清楚看到的，在中国的改革时期，这种“政治特性”的具体内容就是不受监督的官僚的空前活跃。于是，官僚经济的出现就成为中国改革一个非常符合逻辑的发展。
看上去，中国官僚经济似乎是介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一种形态，但应该明确的是，官僚经济绝非是一种由计划到市场的过渡形态。官僚经济并不是那种假以时日就一定可以过渡到市场经济的那种经济形态。这不仅是因为它在微观上具有强大的自我复制能力，更是因为它可以在宏观上对自己加以复制。敏锐的观察家已经发现，官僚利益集团近年来对中国宏观政策工具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加。这种影响在金融、证券、房地产等领域表现得相当有力。这实际上是官僚经济为自己进行宏观复制的一种迹象。而作为中国26年改革中的一种“时尚”，官僚经济甚至可以为自己克隆出一套稳定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基础。这就是说，它可能是一种具有自我维持和自我加强能力的稳定结构，一个完全却缺乏自我革新能力的结构。没有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剧烈的政治振荡，就很难改变原有路径。在一个更加久远的历史视野中，官僚经济很像是那个几千年从未动摇过的古老政治结构与一个具有现代消费色彩的市场，在1990年代中国改革试验中又一次暧昧的姻缘。生活在当代中国的人，无法将当下的中国经济与一个古老的幽灵联系起来，但非常不幸，在现代技术和消费繁荣的外衣里面，这个古老的幽灵可能真的复活了。记住中国经济的这一官僚性质非常重要，因为它是理解中国当今一系列经济问题的一个逻辑起点。
市场所以有效率，是因为它能够按照价格信号将资源自动配置给最优者。这里的所谓最优者，是那些在分工中有比较优势者。他们可能是最节俭者，可能是最勤劳者、也可能是最有能力者。这就是市场“竞优”的本质所在。但官僚经济既然将市场的基础由“权利”偷换成“权力”，将市场的中心由公民和组织的权利偷换成官僚垄断的权力，那么，这样的市场的实际上就变成了“竞权”的市场。这就是说，这种市场是按权力的大小，按离各种权力中心的远近来甄别“最优者”的。如此，在中国的市场中，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竞争格局：离权力越近者竞争力越强，反之则竞争力越弱。因为权力中心即信用中心、即资本中心，即信息中心。权力像一个黑洞，将各种资源吸附在自己身边。显然，这是对市场配置本意的一种反动，市场信号的失灵更是不在话下。1992年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受到普遍的忽视。那就是，在大量国有企业倒闭的同时，另外一些国有企业却在不断壮大。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同一种所有制的企业为什么会具有不同的竞争力？可以提供的一种解释是：这是由于官方“抓大放小”（即扶持大型和具有控制力的国企，）以及“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政策的结果。所谓“大”，所谓“非竞争性领域”，不过是政治权力体系中具有不同权重的另外一种说法。这样看来，一些国企的消亡和另外一些国企的壮大，就只能是政治权力在重新划定保护范围过程中，不同国企在这个新圈子中竞争有利位置的结果，而不是国有企业之间市场竞争的结果。
自1978年改革开始，中国出现了计划与市场的两分，出现了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两分，相应的，也就出现了民营和国营的两分。对所有制的这种两分，实际上一直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范式。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实力对比不仅被当作衡量中国经济改革取得进展的一个指标，也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似乎除了私有和国有这两个位于光谱两端的所有制理想型，就没有位于中间的所有制形式。这种“错置具体性的谬误”在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那里，显得尤其突出。然而，真实的情况却是，由于官僚集团对资源（尤其是要素资源）的长期垄断，中国传统的国有企业和新生的民营企业都出现了显著变化，他们都从光谱的两端向官僚靠拢，其结果就是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所有制形式——官僚所有制。
中国最早的民营企业其实就是传统的农民和城市中的个体户。他们在1990年代之前能够成长起来，所凭借的完全是勤奋以及大量传统体制不屑于作为的市场空白。很清楚，这种几乎完全建立在人力资本（甚至是纯粹的劳动力）之上的发展和积累不可能走得太远。要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借助要素资源的规模化使用。26年以来，中国经济格局已经天下大变，但有一点却始终未变，这就是官僚集团对要素的垄断性使用。在这种隐形市场结构的约束条件下，中国的民营企业要想克复要素瓶颈，更上层楼，与官僚集团的结成某种稳定的利益共同体就势在必然。否则，他们大概就永远只能是个体户或者勤奋耕种但收入微薄的农民。在一个权力垄断了关键经济资源，而权力又不受监督的社会中，权力就会是一个黑洞，足以将任何东西纳入其中。于是在1992年之后，中国的民营企业开始纷纷向权力靠拢，并努力在各种权力的势力范围之内，寻找自己的最佳位置。由独立而赎买，由赎买而结盟，画出了中国民营企业向官僚集团逐渐靠拢的基本轨迹。在1990年代中后期，在产品领域的市场空白基本被填补完毕，中国的市场化逐渐走向高级化阶段的时候，中国民营企业与官僚集团的结盟开始加速，其形式也更加多样。这种投靠和结盟的结果，就是中国民营企业的性质的蜕变和官僚所有制的出现。这种所有制的一个基本特性就是，由官僚和企业法律上的所有人在一定时期内以一种不公开的形式共同拥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在这种所有制中，官僚或以贱价出售的土地、或以廉价银行资金，或以其官场上的影响力或者“关系”在企业中享有收益权。换句话说，权力是作为一种可以被反复使用的关键要素而分享企业收益的。一位美国作家注意到了这种情况，他说，“绝大多数的中国企业把注意力集中在培养与上级官员的特殊关系上，拒绝建立横向联系，放弃了为长远利益进行的技术发展和投资。”，可以对这种情况做出经验性证明的一种现象是，中国企业在任何一个新市场进行投资的时候，首先拜访的总是当地政府和部门领导，而不是市场。不过，这位美国作者恐怕很难理解中国企业在发展中的独特困境。这种困境在中国互联网的三大门户网站的成长历史中表现得相当戏剧化。在一个具有如此高成长前景的互联网行业中，中国的三大门户网站竟然全部是利用境外资本市场成长起来的。这个具有极大讽刺意义的事例，其实体现了中国企业在利用中国要素资源上的一种普遍的无助。理解了这种无助，我们就不难理解下面这则匪夷所思的新闻了。这则新闻披露：“从事软件业的内地民企金蝶国际(8133)表示，已和内地建设部合作，成立一家从事内地城市建设及建筑业应用软件业务的合资公司，……新公司总投资额一千万元（人民币．下同），由金蝶方面全数支付，中建互联则提供有关技术、客户网络等”。一家纯正的民企和一个纯正的政府部门合组商业机构虽然的确匪夷所思，但却将其中“权私共有”的官僚所有制本质刻画得入木三分。金蝶案例以白纸黑字的坦率的契约形式曝露了中国“官私共有”的所有制秘密，因而显得有些极端，但我们并不能据此以为这种所有制在中国不具备普遍性。事实上，在仰融案、杨斌案、周正毅案以及在近年来几乎是批量生产的民企丑闻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奇特所有制形式在中国的普遍性和弥散性。完全可以判断，在那些已经“做大”以及准备“做大”的绝大部分民营企业中，官僚利益集团的收益权已经以一种“结构化”（体制化、长期化、固定化）的方式融入其中。这种结构性的收益与一次性的赎买显然有天渊之别。
在中国新生的民营企业向官僚所有制靠拢的同时，中国传统的国有企业也以同样甚至更快的速度向官僚所有制演变。中国传统国有企业本来就是传统官僚体制的一部分，所谓的国企厂长和经理，不过是行政官员的另外一种称谓。但随着市场导向的日益重要，企业自主权也日益扩大。不过，就像我们观察到的那样，这种企业自主权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自由裁量权，变成了企业官僚不受监督的腐败权，国有企业遂在实质上沦为企业官僚所有。以国企领导人为核心形成的官僚内部人利益集团，变成了国有企业事实上的所有者。国企领导从传统的执行官僚变成现在国企主要的实际所有者，是传统国企与今日国企的最大区别。而这种区别，证实了国企不折不扣的官僚所有制本质。与中国民企“官私共有”的所有制相比，今天中国的所谓国有企业则是更纯粹的官僚所有制企业。以产权特征而论，所谓官企，就是那些产权属于以官僚为核心成员所组成的特殊利益集团所有的企业。毛泽东曾经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早期判断，中国已经出现了官僚资产阶级。在那个市场几乎被完全消灭的时代，毛泽东的判断显然仅仅只是一个假想敌。而这个假想敌，在市场不断扩展的当代中国却以一种隐晦的形式真的出现了。
在2004年秋天
官僚所有制，不仅是新兴民企和传统国企的转轨路径，更是那些在转型过程中尤其是在新兴行业中大规模繁殖出来的新国企的直接体制目标。这一新型的所有制，遍及金融、证券、风险投资、基础设施、文化产业、通信、IT几乎所有新兴行业。我们无法计算这些新国企在中国经济中的庞大规模，但他们共同的所有制特征却无一不指向官僚所有制。不管官僚所有制以什么企业形式出现，其共同点就是：官僚利益集团及其合谋者拥有剩余索取权。在这里，国企和民企的传统思维范式显然已经过时。而导致这种范式失效的原因，则是因为，权力作为一种蛰伏已久的文化基因，正在中国进入剧烈而普遍的发作时期。
需要顺便提及的是，与许多人所期望的相反，官僚体系开始在“寻钱”之后并没有丝毫放弃权力的意思。他们是要将权力和经济利益更加紧密的绑在一起。以便在更大规模上，以更稳定的形式寻求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这样，金钱对政治权力的赎买实际上是失败了。相反，它鼓励政治权利在更大范围内寻求金钱和权力。这其实就是中国今天的现实。因为这两者在中国几乎是可以互换的通货。人们曾经以为金钱对权力的赎买是一次性的，现在看来，这种看法相当幼稚。由于这些利益实际上都是不合法的，所以权和钱只能更紧密的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共同体。）
在城市改革中诞生的“官僚所有制”，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在农村改革中产生的具有同样过渡特征的乡镇企业。如果说，乡镇企业是底层政治官僚与农民结合而成，因而具有更多的草根性和市场导向，那么，官僚所有制企业则是更高位阶的政治权力与精英结合而成，因而也就具有极强的权贵性质和掠夺性质。这种掠夺性质在中国官僚所有制企业的经营模式中已经以“洗钱”的隐喻被深刻的彰显出来。
观点：市场社会的形成，中国缺乏社会，所以社会对政府和市场本身修正、抵制、补充作用非常之弱。形成普遍的社会抑制问题。这个严重影响了产业结构的健康。
三、老鼠仓
如果说中国传统的国有企业的企业目标指向国家工业化和社会充分就业，而新兴民企指向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话，那么在特殊转轨环境中诞生的官僚所有制企业则有一种非常特殊的企业目标：洗钱。这里的所谓洗钱，就是利用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最大限度的财富据为己有。说得更明确一点，转轨时期的所谓洗钱，就是指将公共财富以市场或者交易的名义在最短的时间内转为个人所有。
与乡镇企业类似，在城市改革大量勃兴的官僚所有制企业的产权事实上处于某种悬置状态。对这一点，官僚企业的控制者们都心知肚明。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可以预期的时间内攫取最大的个人利益就成为一种最理性的计算，而企业本身的长期发展等其他价值就随之变成一件很荒谬的事情。换句话说，官僚企业的实际控制者唯一重要的考虑就是如何将这种有期限的控制权最大程度地贴现。在这里，企业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贴现和洗钱工具。
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有一种老鼠仓的说法，非常恰切的描述了中国转轨期间官僚企业的洗钱模式。简单说，老鼠仓就是用他人的（主要是公共资金）资金高价买进自己低价购入的股票，以达到短期内迅速积累财富的目的。这其中有两个要点，一是开老鼠仓的人（及其合谋者）必须掌握了公共资金（这些资金可能是财政资金、国有投资、银行贷款，也可能是通过其他渠道从公众那里募集而来，），第二个要点则是这个过程必须通过市场或者交易的名义来进行。否则，那就跟传统的贪污无异。显见，权力是老鼠仓模式得以成立的条件，因为它掌握了公共财富；而市场则是实现老鼠仓的手段，因为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将财富名正言顺转为己有。二者缺一不可。一种谬种流传的说法认为，中国官僚体系内部仍然存在一种强大的抗拒市场化的力量。但老鼠仓模型告诉我们，中国官僚企业不仅不排斥市场，而是需要市场、喜欢市场。只有通过市场，他们才能安全的转移财富。否则，他们就只能从事很容易露馅的贪污。用企业控制权将公共资产暴露在所谓的市场高风险之下，同样通过控制权将这种高风险的收益化为己有。这是老鼠仓的核心。
老鼠仓模式，虽然是从股票市场发明而来，但其操作过程却经典的再现了转轨时期官僚企业洗钱模式的要诀所在。以这个模型为参照，我们就会发现，中国转轨时期所有的洗钱行为，几乎都是这个模型的扩展和变型。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范例莫过于中国券商。
作为新型的官僚企业，中国券商一边以其垄断性连接着权力，一边又以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市场。这种特殊地位为官僚利益集团利用券商洗钱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他们利用各种公共资金投入证券市场，然后利用证券市场的“风险”，将这些资金变成官僚利益集团内部人的个人财富，或者行小集团的个人财富。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无法解释一个朝阳行业在经过了10几年的积累之后，为什么非但没有发展起来，反而陷入整体性的破产危机？我们更无法解释，一个陷入整体性破产危机的行业，为什么内部人能够积累起如此巨大的个人财富？号称中国最大券商之一的南方证券，从1992年代成立到2004年被接管，除了在其内部和外部制造了一大批富翁，包装了一系列的伪劣上市公司之外，唯一留下的就是将近100亿的黑洞。当然，南方证券在十余年存续期中所转移的财富远不止100亿之巨。局外人并不知道的是，南方证券作为个案的情况与券商作为一个行业的情况惊人的相似，而这个行业中的许多企业已经被中央银行及地方财政反复救援过多次。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穷庙富和尚”。对此，转轨时期的中国券商作出了最富时代意味的“改革式”诠释。毫无疑问，券商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老鼠仓，因为其转移财富的功能远比它作为券商本应该具有的功能要显著得多。
在中国改革20多年的历史中，老鼠仓在不同行业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反复出现。从国有物质部门、国有外贸部门到国有银行、国有券商、其历史结局无一不是创造了一批富翁之后，再留下一笔巨额坏帐。如今，这种老鼠仓模式又开始在电信、公用事业、教育、医疗等领域蔓延。一篇报道曾经披露，中国某省高速公路一个普通收费员的月工资可以达到8000元。这篇报道激起了广泛的惊讶。但如果将中国的高速公路公司看成一个供行业分利集团洗钱的老鼠仓，我们就丝毫也不会对这种畸形的财富分配表示不解。中国高速公路投资基本上都是利用财政拨款、银行贷款、或者是通过资本市场募集而来，属于典型的公共资产。将（通过政府权力或信誉并以公共福利名义）公共资金利用“市场”名义尽快的化为小集团的个人财富，正是这类官僚企业的本来目标。滑稽的是，这家高速公路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竟然将这种赤裸裸的洗钱行为称之为“企业的自主行为”。这种“企业自主的洗钱行为”在中国垄断企业中动辄数十万的年薪中表现得格外充分。很容易分辨，这种所谓的“企业自主行为”其实是企业完全失去了财务约束的表现。可以判断的是，这种毫无财务约束的“企业”行为带来的后果，将是公司被不断淘空、继而是公共资金对它们一次次的慷慨挹注。对这种淘空之后的挹注，在中国有一个同样市场化的叫法：资产重组。这种所谓“市场化”的资产重组，已经是中国国有上市公司隔三岔五就要上演的标准的洗钱剧目。
当然，现实中的洗钱行为并不都像上面这些典型案例来的这么直接，而是会呈现更加复杂的形式。为了安全起见，官僚利益集团的洗钱行为更多的是透过设立数量繁多的影子公司，通过民企和国企合资、资产重组、相互担保、上下游的销售代理，子虚乌有的专利或者技术买卖等一系列的“市场行为”来实现的。总而言之，公司越多、关系越复杂、相互联系的链条越长，接驳公共资源的通道也就越多，洗钱行为就越安全。
早在1990年代初期的公司热中，中国各类官办公司就开始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但在那个时候，这类以三产之类名目衍生出来的官办公司对市场的认识还相当模糊，他们更多的是为小集团提高福利待遇的一种辅助手段。但随着民营企业的合法化和对市场的熟悉程度的提高，官僚利益集团开始越来越主动，越来越目标明确地设立各种影子公司，以嫁接公共资源的方式洗钱。1990年代中后期，这种为小集团或者官僚个人而设立的影子几乎已到无孔不入的地步。有论者言及，“介于政府和个人之间的团体性投资是十多年来中国社会资产形成的基本特点。”大致可以判断，这些所谓团体性投资，实际上就是官僚利益集团为自己所设立的老鼠仓公司的投资，是那种随时可以转移为私人财富的公共投资。由此可知，洗钱，已经不是那种让人拍案惊奇的个案故事，而是作为一种稳定的“职业”、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而具有宏观统计上的意义。洗钱作为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非常有助于解释中国高投资、低效率的经济悖论。以转移财富为目的的洗钱企业需要不断投资，但却完全不需要效率。其设立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膨胀总量，然后把水搞混。2004年年末，中国著名的奶业上市公司伊利股份十余名高管突然被抓。对此，一位知情人士评论说：“伊利的很多高管都在外面有自己的公司，郑俊怀的女儿郑海燕在杭州有一家商贸公司，不断有伊利公司的钱流入。”而另外一位因为伊利公司前独立董事（这位前独董正是因为不满伊利公司内部财务混乱而辞职的）从专业人士的角度分析说，很多迹象表明，是郑俊怀（伊利公司董事长）挪用了上市公司的钱，然后给金信信托，用来收购上市公司股权，郑俊怀才是金信信托背后的人。”就伊利这一具体案例来说，我们无法评论伊利公司高管人员这种自我盗窃的行为是否具有道义上的合理性，我们要指出的是，这种老鼠仓模式的普遍性以及其低效率本质。
中国改革20多年以来，中国人依靠汗水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对这种汗水构成嘲讽的是，通过国有银行、公共财政、资本市场的聚敛功能，这些财富却为官僚利益集团的洗钱行为提供了稳定的增量来源，为洗钱这种职业在中国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这其中隐藏的洗钱流程是：先“化私为公”、然后再“化公为官”，进而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化官为私”。显然，能够保障这种洗钱流水线日夜运转的，只能是一种政治制度。
在流行的范式中，国有资产一直被看作存量，因而也就有了甚嚣尘上的所谓国有资产流失的说法，但事实上，国有资产根本就不是什么存量，而是一个不断被制造出来用于瓜分的流量。只有这样看，我们才能够解释国有企业一边大量破产，而国有资产一边又在同时不断膨胀的现象。那些不断（通过银行贷款、财政拨款）被制造出来的名义上的新国有资产（这些流量总是故意被至于某种模糊的产权状态），不过是等待进一步被“加工”为个人财产的半成品。换言之，通过政治手段掠夺市场财富而形成的所谓的国有资产，只是一个完整的“洗钱”生产线上允许我们看到的那一部分。懂得这个道理，我们就会懂得：只要市场还在创造财富，以国有资产名义出现的流量就不会停止膨胀。因为这是官僚利益集团“洗钱流水线”上一个必经的流程，是在中国社会构造一个完整食物链的必须。很清楚，在转轨时期不断增加的国有资产和官僚企业，实际上是中国官僚利益集团为洗钱之需而蓄意制造出来的。有论者以数据证明，改革之后，中国国有经济在总量上出现了膨胀，不过，在背后支持这种膨胀的则是中国官僚权力的膨胀。
洗钱经济的广泛存在，也非常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样一个中国现象：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重复投资，为什么这些重复投资没有出现市场规律要求的兼并和重组（比如中国的券商）？个中原因其实十分简单，因为用于洗钱的企业不是真正的企业，一旦失去了企业控制权，洗钱便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业。洗钱企业是不会服从市场规律的。而“重复投资”在中国的真正含义，其实是“反复洗钱”的意思。
四、官僚抽水机
总体来看，在经过20多年的孵化、培育之后，中国的政治结构按其意志如愿复制出了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官僚经济。那么这种经济具有什么样的结构特点呢？
从纵向上看，中国官僚经济有三个吸取和配置要素资源的管道，形似三根动力巨大的水泵。它们分别是金融、财政、土地。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地看到，这三根水泵是直接深入中国社会的最基层的。直到乡镇，中国官僚机器都设有相应的管理机构，比如信用社、土地所、财政所。也就是说，这个社会生产的所有财富（包括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土地升值），都在这三根官僚机器水泵的控制和管理之下，可谓一网打尽。而三根水泵的吸取能力之所以强大，则是因为它是官僚机器，是靠国家政权以强力加以保障的。所以，只要国家官僚机器愿意（这种意愿在公开场合经常表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治需要和政绩需要，在私下则主要是官僚利益集团的财富和升迁欲望），官僚机器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因时、因地的开动、调解水泵，用于对要素的抽取和配置。
与改革前相比，现在这种纵向结构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有一点应该注意的是，与改革前相比，这三根水泵所置于的社会环境已经迥然不同。改革之后，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进程创造了源源不断的财富，社会的财富存量已经与改革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就意味着，这三根官僚水泵有了相当稳定的财富来源。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另外一条隐性的官僚抽取管道也逐渐成型。这就是那些直属中央或地方政府，利用特许垄断权力而形成的巨型官僚公司。这些公司集中集中在那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基础性行业中，比如石化、电信、电力、交通、烟草等等。这个抽取管道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凭借在行业中的垄断地位盘剥消费者而从市场中直接抽取财富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第四管道。这些公司不是属于中央国资委，就是属于地方国资委的，不仅在财政上举足轻重，对国民经济也极具控制力量。2003年中国企业500强企业（大多为巨型官僚垄断性企业）的营业收入为69000亿人民币，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68％，其影响力和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199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型官僚企业对市场的抽取迹象非常明显。中国国家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先生曾经提到一组数据：1998年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达到529亿元，而2003年底这个数字达到3784亿元，而在这中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七家上市公司实现利润占到全部中央企业利润的78%[1]。这个数据加上其他诸如电力、烟草、交通等行业巨型公司，足可以说明大型官僚企业的市场地位之强、对整体经济的影响程度之深。邵主任罗列这组数据显然是要说明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显著改善的。但在我们看来，这些既缺乏规管，又缺乏竞争、公司治理状况极差的大型官僚公司在利润上的超常表现，主要应该被解释为1998年之后这些超级公司市场抽取的加深以及得到的金融补贴的增多。一位参加工作不久的税务稽查人员，在经历了一次税务稽查之后非常吃惊地说：“以前只听说电力行业收入高，但一家电力集团财务公司普通员工每月光个人所得税就扣3000元，对应的月收入至少有2万元，要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这个鲜活的例子足可以说明中国垄断企业对消费者抽取之重。
大型官僚企业不仅向消费者抽取，也同样可以向民营企业抽取。数据表明，民企虽然占中国经济总量的50％。就业的60％，但它们大多居于位于竞争激烈的下游终端消费品产业，没有任何定价能力，而大型官僚企业却居于产业上游或基础性产业位置。这种结构，实际上就使得大型官企抽取民营企业易于反掌。对此，一位国资委官员非常在分析国有企业盈利大幅增长时坦白地总结道：“这个4500亿（央企2004年利润）是怎么来的？大概其中40%的利润靠涨价”
以上四根主要的纵向管道，足以使中国官僚体系对社会资源进行全面的控制，并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抽取和配置。这四根纵向管道的最上端是中央政府，在这之下，依次分布着各级地方政府。以这四根管道为骨架，构成一个以中央政府为顶端的伞状结构。从最基层一直到中央政府，形似在管道上的一个个节点。接驳在这些节点上的，则是围绕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垄断性行业而形成的官僚利益集团。各级政府从这四根管道上抽取资源，然后再横向配置给围绕他们形成的各种官僚利益集团和行业分利集团。很容易看得出，离各个节点越近，处于的节点位置越高，就越容易在资源配置及财富分配上占据有利的位置。这种伞状结构，既是中国官僚经济主要的资源配置渠道，也是这个经济体系主要的财富分配渠道。
我们先来看纵向的金融管道。改革之后，中国金融业在总量高速膨胀的同时，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但官僚体系对金融业的控制却丝毫没有放松。在银行业，除了占有居民存款绝对比例的四大银行之外（四大银行的市场占有率在80％以上），股份制商业银行、地方商业银行、信用社也无不在各级官僚系统的控制之中。2004年5月份，为了配合最高行政当局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国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被勒令停止发放贷款，这种商业奇闻充分说明，中国的银行仍然是一种行政工具。在银行之外，证券市场、保险业、基金业也都处在官僚体系的严密掌控之中。这种官僚金融结构，无缝隙的覆盖中国社会，具备超乎寻常的抽取能力。这使得官僚体系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抽取和配置短期资金和长期资本。无论从金融控制总量，还是从金融控制手段来看，官僚体系的金融抽取和配置资金的能力，都比改革前显著增强。中国新生证券市场的例子颇能说明这一点。证券市场一直是民众参与程度最高的一个金融分支，但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证券市场从1990年代初期的草根性市场逐步演变成国营企业的融资场所，进而在1990年代后期最终演变成大型官僚垄断企业的融资场所。1990年代后期，随着一大批官僚垄断企业如石化、电力、电信、银行类公司的上市，中国资本市场逐渐沦为大型官僚企业的圈钱和抽取场所。从这些巨型公司在中国上市公司中的所占有的股本权重以及对市场的影响程度看，这个趋势已经相当明显。这些巨型官僚企业一边通过市场垄断地位直接盘剥消费者，一边利用金融手段间接抽取金融资源，这就难怪它们的业绩会在1990年代末期之后“突飞猛进”了。而“突飞猛进”的利润和“突飞猛进”的现金流，又为这些巨型企业进一步套取各种金融资源提供了财务上的优势。在1990年代末期，中国企业一片衰败，但中国大型官僚企业却独自实现了财务上的良性循环。这不能不说是中国1990年代末期之后的一个经济奇观。而创造这个奇观的是政治背景，就是行政当局在国有企业改革中一直延续着的所谓“抓大放小”政策。这种政策的另外一个更加直白的表述是，甩掉包袱（所谓“放小”），扶持并紧紧抓住对国民经济有控制力的企业（所谓“抓大”）。现在，这种延续了多年的政策已经结出了硕果，但非常清楚，这种“硕果”是中国官僚系统对国民经济强行逆配置的结果。而这种逆配置之所以能够实现，则是因为官僚系统完全垄断了资源配置的管道。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一旦垄断了金融，官僚体系几乎就可以在任何时候“配置”出任何他们想要的经济奇迹。只不过，这种配置与市场经济毫无相似之处。这其实是说明，不管中国的金融业在改革20多年之后具有了什么样的新景观，但它本质上仍然是一个围绕官僚集团意愿而不是市场“意愿”来配置的官僚工具。
金融如此，传统的财政管道亦复如此。1998年之后，中国为了应付亚洲金融危机，开始实施所谓积极财政政策，通过财政管道加大抽取力度，其结果是中国税收收入以反常的高速度年年大幅递增。而作为其代价，中国社会尤其是下层社会所感受到的痛苦指数也以反常速度递增。但这些经由财政管道抽取的财富，却被以减免税、财政补贴的方式馈赠给了外商、大型官僚企业，变成它们的利润，以及官僚利益集团反常增长的福利。这种奇特的财政政策的唯一理由，就是拉动内需，支持宏观经济增长。容易看到，这种财政转移的确支持了宏观经济增长，然而，公共财政不是首先用来满足公共福利需要，不是去首先解决具有人道敏感性的贫困问题，去解决日益紧迫的社会保障问题、公共教育问题、医疗问题，而是去支持官僚系统政绩及合法性所要求的经济增长，去支持官僚利益集团不断膨胀的财富需求，则十足地证明了公共财政已经变成官僚财政，变成了官僚利益集团予取予求的私器。
随着工商业的扩展，土地作为一种稀缺资源的地位与日俱增。而在这一点上，中国官僚系统也有天然的起点优势。中国的土地资源名义上是国有，实际上完全掌握在官僚系统手中。官僚系统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以任何方式将土地要素注入市场活动，唯一的标准就是要符合中国官僚体系在转轨时期的利益最大化。这就是为什么在土地资源极其稀缺的情况下，中国官僚体系一方面可以用零价格将大量土地赠送给外商以及亲朋好友，而另一方面却以奇高的价格卖给国内房地产消费者的原因。同一种要素，一手慷慨馈赠，另一手大肆掠夺，贫富悬殊岂有不拉大的道理？荒谬的是，这确实就是中国官僚系统配置土地要素的方式。其中机巧在于：这种完全等同于财富转移的土地配置方式，可以在两方面都同时增加GDP。显然，这是最符合中国官僚体系的胃口的配置方式。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中国2002年之后新一轮的经济增长，与官僚系统这种强行配置土地的方式密切相关。由此我们也不难洞悉，2002年以来的最新一轮经济高涨为什么会激起迄今为止最激烈的不满和抗议。因为在本质上，这种经济增长是“夺”出来的和“送”出来的。
作为这个伞状结构的顶端，中央政府无疑具有最强大的抽取能力。1990年代中期之后，通过对金融权的回收，财政分税制、基础产业（如石化、电信）的纵向重组、以及2004年开始的土地权回收，中央政府摆脱了1990年代前期的被动局面，重新夺回了资源配置权力。在这种新的资源配置架构下，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四根纵向抽取管道从容地抽取资源，然后横向地配置给各种官僚利益集团和行业分利集团，或者以“点贷”、“点投”的方式来推进其政策目标（比如，通过财政三次给四大银行输入巨款，以央行再贷款的形式不断为破产的证券公司、信托公司买单、在证券市场为大型垄断企业开辟新的圈钱场所等等）。比之于1990年代中前期，中央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控制权已经更加稳固也更加有力。事实上，2004年最新一次的宏观调控之所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收效，就完全仰赖于中央政府在这种新的资源配置架构中的绝对主导地位。
作为这种伞状结构的第二层，省、市一级的地方政府曾经在1992年之后向中央政府的资源配置垄断权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个时候的地方政府很像是自下而上的民间利益的代表。从历史上看，中国许多民营企业就是在这场混乱的争夺战中趁势发展起来的。不过，这场短暂的混乱很快就以朱鎔基的毫无争议的胜利而告终。分税制和国有银行控制权向中央的纵向回收，是这一场以宏观调控名义进行的争夺战的两项主要历史遗产。地方政府既然无心也无力挑战这一新的利益分配格局，也就只能在这种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激励扩张自己的既得利益。这导致两个非常重要的后果，一是地方政府扩大税源，在总量上膨胀GDP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在这个意义上，1990年代中期的改革直接激发了地方官员的惟GDP导向），另外一个则是加大了向下抽取的力度。资料显示，在中央不断上收财力的同时，地方政府也如法炮制，纷纷将有利可图的税种收归己有。1993年到2002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是从22%提高到54.9%，而与此同时，省级政府的这一比例也从1994年的16.8％增加到29％左右。层层抽取的结果，自然是县、乡级政府的日益严重的财政窘迫。这大致可以解释在1992之后一直持续着的这样一种现象：省市以上官僚机构的财力不断膨胀，而县乡一级则经常发不出工资。当然，县乡级政府不可能是这种层层抽取的最终的承受者，毫无疑问，这种抽取压力最终将被转嫁给分布在广大乡村和城市的各种纳税人。而这种近乎压榨的“财政集中”到了资源匮乏的乡村和中西部自然就变成了野蛮的剥夺。
除了法定的财政管道之外，省、市一级政府也在金融的模糊地带开辟新的聚敛手段。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地方商业银行、保险等等都是地方政府极力渗透的领域。而在现有的架构下，争取外国直接投资（FDI）则更是各级地方政府趋之若骛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程度奇高但很不赚钱的外向型经济，实际上是被这种金融和财政格局逼出来的。不过，在新世纪之后，随着土地升值以及对土地价值的重新发现，地方政府又一次打破了中央政府的配置垄断，因为他们发现，土地可以用来套取银行贷款，拥有了土地的配置权，就相当于间接的获得了银行的配置权。这其实就是中国最新一次经济过热的来历。地方政府利用土地争夺金融配置权力的冲动，几乎又一次酿成了中央与地方的剧烈冲突。
地方政府通过与中央政府一样的纵向抽取管道，然后再以城市化的名义将这些资源横向配置给各种官僚公司、地方性利益集团。最近几年，中国地方政府所属的各类基础产业公司、地产公司迅速膨胀，就与这种抽取和配置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资料显示，在中国近几年房地产最为火爆的上海，大地产商有半数是政府公司。而被中国银监会最新列为“新五大风险行业”的正是电力、交通、公共事业、学校、医院这些官僚抽取行业和公司。这些官僚公司所以被列为风险行业，是因为他们要么以政府廉价转移地土地，要么以特许权作为抵押，在最近几年套取了大量的银行贷款。
作为这种伞状结构最低一层的节点，县乡级的政府虽然也是按照同样的手段加以抽取和配置，但显然，它们可以使用的手段和可以抽取的资源都要贫乏得多。上面的抽取越是加重，县乡级面临的压力和由此引发的官民冲突也就越是剧烈。
在这种伞状结构中，每一个节点就是一个政治中心，而每一个政治中心，就是一个资源的配置中心，中国的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高度重合现象的原因即隐藏于此。当高一级的政治中心抽取得越厉害，表现得越繁荣，乡村及边缘地带就会同步表现得越衰败。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边缘地带及乡村加速衰败，与政治中心加速聚敛资源和财力的过程相当匹配。
从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这种伞状的抽取和配置结构逐渐成型并得到了巩固。然而，这种以各级政府为中心的抽取和配置结构，与现代市场经济的扁平型配置结构有着相当明显的差异。在扁平型结构中，资源是按照价格信号横向流动的，但在这种伞状结构中，资源却是按照各级政府在一定时期内“政治意愿”信号以及与官僚系统的亲疏远近来配置的。伞状结构虽然保证了官僚系统对经济的控制，保证了短期政策目标的达成，但却很难保证资源的配置效率，也同样达不到资源配置的公平。不过，这一结构更加深层的危机在于，它可能代表了一种自我加强的，无法退出的财富分配结构。事实上，透过伞状的配置结构，一条清晰的财富分配线已经跃然纸上。围绕省、市政府以上节点所形成的利益群体，是这个社会的上层，而这之下，则是这个社会的中下层。上层之间是一种带有熟人性质的精英互惠经济，而下层则是一种主要建立在自由劳动力（或人力资源）基础上并以此为特点的相当野蛮的市场经济。这样，一种整体性的寻租结构实际上就出现了。上层的精英互惠经济通过金融、财政等手段对中下层的市场社会进行抽取，然后维持其低效率的自我循环。这种二元性的寻租结构的本质，其实是一种通过政治强制而进行的剥削。而其之所以得以维系，就在于官僚体系对要素资源（包括特许权）和政治权力实施了不容挑战的垄断。
我曾经做过一个相当不完整的统计，从2004年4月到2004年9月，光在家中被抄出现金超过1000万元的官员腐败案件就有三起。他们分别是，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勇案，原深圳市民政局局长黄亦辉案，河北省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厅副厅长兼河北省机电产品进出口办公室主任李友灿案。许多人一直对人们中国货币发行超速增长的原因不得其解。但上面的案例似乎告诉我们，由于贪污所导致的大量现金退出流通领域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说句笑话，这可能是最典型的由于政治原因所导致的流动性陷阱。所以，经济学家可能应该将贪官家中藏有多少现金来作为预测中国货币趋势的一个重要参数。笑话归笑话，但这些事实却很好地凸现了中国官僚体系与市场经济的亲和程度。
有中国经济学家曾经通过“定量”（在许多人那里，定量意味着科学）分析测算出，中国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了40％。我们不知道这位聪明的经济学家是如何测算出这个很有点唬人但其实非常荒谬的数据的，但我们已经看到，中国的要素资源完全处于官僚体系的垄断之中。在土地市场中，土地供给是计划的，但需求却是竞争的；在金融市场上，供给是计划的，需求却是市场的。这其中哪里还有没有半点市场化的气味？如果一定要说这具有的某种市场化的成分的话，那么，这种半吊子的受操纵的市场化，只能说是“坏”的市场化。通过这种要素市场配置出来的要素，不仅价格高昂，而且可得性极低。（尤其是对于国内公民）。在中国的要素资源中，最具有市场化色彩的，就是毫无稀缺性可言的劳动力。也正是因为这种奇特的要素配置结构，那些无法融入中国官僚利益集团分得一杯羹（要素）的民营企业和其他非官僚企业（这实际上是中国绝大多数企业的处境），唯一的能够从市场配置到的要素就是廉价的劳动力。于是，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就只能是廉价劳动力。为了维持这种比较优势，这些企业就只能以近乎残忍的方式想方设法压低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否则，这些企业就无法生存下去。中国南方沿海的民工十年不涨工资的事实，就非常形象的揭示了这种恶性循环。而这背后的原因，则是中国官僚集团通过要素垄断对中国市场社会的隐蔽但极其深重的盘剥。一份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工商联、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组织联合发布的调查报告披露，在中国私营企业中，由各种税外交费、政府摊派以及公关、招待费用所构成的所谓企业“三项支出”相当惊人。其中一份对1257位被访业主的调查显示： 2003年他们企业出资人分红总计36655.3万元，用于公关、招待的支出总计16240.3万元，后者相当于前者的44.3%。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同一份调查却显示，这些私营企业的雇工工资却呈现不涨反跌的趋势。
如果在20多年之前，中国劳动力的廉价还是某种出于自然的禀赋，那么20多年之后，这个比较优势就一点也不自然了，它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过程的结果，是一种“政治比较优势”。一方面是官僚集团将金融、土地资源用于洗钱，实施低效率的恶性配置，另一方面则是整个经济都将人力资源当作某种类似于自然资源的东西，进行相当不人道的过度开发；一方面是制造负价值的官僚利益集团以奢靡的方式支配着绝大部分财富，另一方面则是创造了社会绝大多数财富的人们无法分享财富和资源，这不仅是一种效率最低的要素组合模式，也是一种不加掩饰的剥削结构。透过这种结构的棱镜，中国内需低迷、完全仰赖附加值极低但规模极大的出口模式的谜底，已经昭然若揭。也正是这种剥削结构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必然是粗放的。在中国官僚系统廉价甚至无偿控制了一切资源和要素的情况下，他们必然要选择要素及资源投入型的粗放式经济增长，而不是其他。对于对他们（以及他们的理性）来说，这显然是一种成本最低的经济增长方式。
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怀疑，中国都市近几年中突然出现的汽车及房地产消费繁荣，是不是也建立在财富突击转移的基础上。这些财富是中国人经过20多年胼手胝足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它可能表现为银行存款、也可能表现为土地的升值，然而，为了官僚利益集团制造政绩、瓜分财富的一时之需，它们很可能已经被一夜之间转移给了少数人。果如此，在这一轮经济过热之后，随之而来的将是银行坏帐的激增和房地产的急剧贬值。当然，还有更加萎靡的内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