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骄雄之四：传奇人物戈登 (图)

十九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不但造就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晚清“中兴名臣” ，还造就了几位来自西洋的名人，戈登就是其中的一个。 戈登不见得是一个正面人物，但绝对是个传奇人物。戈登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他的毁誉参半非常与众不同。在中国官方正史里，戈登是帝国主义的刽子手，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屠夫，中学历史课本这样叙述戈登的结局：“恶贯满盈的戈登在喀土穆被苏丹起义军打死。” 如果倒退一百年，在晚清的历史里戈登是平定长毛之乱的大功臣，授提督衔，赐黄马褂、孔雀花翎，戈登死后清庭专门派人去吊。在英国的历史里，戈登是“英雄中的英雄”(语出英国首相格拉斯通)，维多利亚时代的楷模，戈登死后维多利亚女王亲自到他家中慰问。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对戈登爱憎分明，无论褒贬都是一边倒，也算叹为观止。 本文的目的不是为戈登盖棺定论，而是通过记述戈登这个传奇人物一生的重要活动和事件，勾画出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像。至於如何看待这样一个人物，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1. 平凡的早年 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生于1833年1月28日，父亲是英国皇家炮兵部队的一位中将。戈登幼年就读陶顿公学，15岁进入皇家军事学校，成为一名士官生。军校里老生常常欺侮新生，一次晚餐后，一个高年级士官站在楼梯口挡住新生去路，不让他们通过，戈登径直上前，低头猛撞此人腹部，这个士官一路滚下楼梯，摔出门外，为此戈登几乎被开除。戈登早年表现出的这种宁折不弯的强梁个性，伴随了他的一生。 1852年戈登军校毕业，进入皇家工兵部队，军衔少尉，派到威尔士潘布卢克(Pembroke)修建海港设施。20岁的戈登正处於建立人生观的阶段，在一个名叫德鲁(Drew)的好友影响下，戈登成为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神学著作，在和他姐姐的通信里表现出强烈的宿命论观点：“上帝掌握世事发展的方向，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就好像马背上的骑士决定马的前进方向，无论马乐意还是不乐意。一个人想要快乐，就得象一匹俯首贴耳的马一样，对任何事情都要做好准备。一切事情的结果都有上帝安排。” 1854年，戈登自告奋勇加入英国远征军到克里米亚参战，先参与修筑冬季营地，然后到前线去测绘俄军的战壕。做这项工作需要经常从己方战壕探身眺望，然后描绘下来看到的俄军战壕走向，许多工兵因此被俄军狙击手射杀。戈登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按步就班地完成测绘工作，最后却毫发无爽。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以后，戈登被派去测量土耳其和俄国的边界线，1859年返回英国。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戈登跟随英军后续部队，于当年9月到达天津。由於来得晚，戈登错过了大沽、张家湾和八里桥等重要战役，只赶上了火烧圆明园。戈登在日记里记述英法联军官兵“洗劫之后纵火，以最野蛮的方式毁坏这些最宝贵的财产…每一个人都发疯一般地抢劫。” 战争结束以后，戈登随英法联军在北京驻扎了一年多，然后移驻上海。这时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兵势正盛，对上海形成包围之势，於是一个建功立业的机遇出现在30岁的戈登面前。 2. 常胜军 李秀成后来在狱中写“回忆录”，这样反省江南战事的逆转：“苏、杭之误事，洋兵作怪，领李抚台之银，攻我城池。洋兵见银，打仗亡命。” 1860年3月，李秀成率军从皖南进入浙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杭州，引清军江南大营分兵来救，然后退回皖南，会合陈玉成回师天京，大破江南大营。5月，李秀成领兵东征，连克常州、无锡和苏州，兵锋直指上海。当时清朝上海守军薄弱，上海官绅惊恐万状，谋求自救。他们先乞求上海的英法联军“派兵助剿” ，由於英、法两国正和清政府交战，拒绝援手。两江总督何桂清即令江宁布政使薛焕和上海道台吴煦筹饷募勇，保卫上海。 吴煦靠捐纳起家，先任嘉定知县，后署理松江知府，曾联络英、美、法等国，镇压小刀会起义，赢得西方人的信任。现在大难临头，吴煦首先想到的便是洋人。他找到在一艘商船上任大副的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从上海租界的酒吧里招募了数百西洋盲流，组建了一支“洋枪队”。 华尔曾经效力于法国外籍军团，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有一定的军事素养。当时各国武器贩子云集上海，出售的武器良莠不齐，华尔慧眼识珠，购买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洋枪队，比如美制夏普后膛步枪(Sharpe Breech-loading Rifle) 、德制德莱塞撞针步枪(Dreyse Needle Gun)和美制寇尔特左轮手枪(The Navy Colt Revolver)等等。8月，洋枪队协同清军首战青浦，西洋盲流一触即溃，太平军胜利克服松江，进抵徐家汇，离上海县城仅9公里之遥。这时英法联军为了自己的利益武装干涉，出动海军陆战队和军舰夹击太平军，迫使其退回松江。 青浦战败以后，华尔痛定思痛，遣散了西洋盲流，以一批菲律宾雇佣军为骨干，招募了大约三千中国人，组成三个团，着西式军服，以西法操练。此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结束，英、法等国开始改变以前的“中立”政策，帮助清政府剿灭太平军。华尔洋枪队得到大批新式榴弹炮和臼炮，战力大增。1862年2月，华尔洋枪队在松江附近两败太平军，被清政府命名为“常胜军”，华尔官封四品，后来又娶了吴煦的女儿为妻，并加入中国籍。4月，李鸿章率领淮军乘英国商船抵达上海，立刻被任命为江苏巡抚。以后常胜军和淮军并肩作战，接连攻占了南翔、嘉定、青浦、南桥、柘林、奉贤等地。青浦被清军攻克以后，李秀成领精兵一万从苏州赶来，连续击败常胜军和淮军，收复青浦，但没有继续前进，而在上海城外30英里和淮军、常胜军对峙。 1862年9月，华尔在宁波附近阵亡，美国人白奇文(Henry Burgevine)继任常胜军统领。白奇文显然并不称职，洋枪队官兵军纪败坏，李鸿章大伤脑筋，请求英军司令斯塔夫利(C. W. D. Staveley)为常胜军任命一位统领，斯塔夫利挑中的人就是刚刚升任少校的戈登。这个任命有裙带之嫌，因为斯塔夫利是戈登的嫂兄，而且两人曾经在克里米亚共事过。由於这个任命必须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戈登一直等到次年3月才走马上任。 戈登上任以后，很快用他的人格魅力和领导艺术征服了常胜军。戈登治军公正严明，他严肃军纪，建立刻板的操练制度，禁止士兵掳掠，而代之以优厚的军饷和奖金。戈登虽然严厉，但通情达理，以身作则，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决不强求士兵去做。为了鼓舞士气，行军时戈登走在队伍的前面，除了一支手杖并不携带任何武器。部队行军时常遭到伏击，戈登每次都安然无恙，很快被部下敬为神灵。 此时李秀成在苏南一线分散兵力，固守星罗棋布的据点，消极防御。太平军的要塞堡垒对付寻常的绿营乡勇绰绰有余，在常胜军和淮军新式火炮面前则不堪一击。1863年5月，常胜军进攻太仓，戈登先以榴弹炮进行四个小时的狂轰滥炸，将太平军的防御工事彻底摧毁，然后再命令冲锋，常胜军、淮军士兵和残余的太平军激烈肉搏，经过苦战才攻克太仓。此战太平军阵亡两千人，是常胜军的十倍。 接下来攻昆山，戈登和淮军将领程学启考察地形，发现昆山被水道包围，唯一退往苏州的道路建在河边。戈登於是率军乘炮艇迂回西南，断敌退路。昆山太平军溃逃，常胜军的铁甲炮艇沿河追击，在十几码的距离上以密集的霰弹猛烈轰击，太平军伤亡惨重。苏州太平军守将谭绍光率兵来援，和淮军、常胜军发生激战，被击退。昆山之役太平军阵亡三千，而常胜军也伤亡五百人。 戈登在1864年春天给他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想，如果我能活下来，圣诞节之前应该能回家。我承受的损失惊人，100名军官伤亡48人，3,500名士兵伤亡1,000人。不要说我脾气倔强，但我真是不在乎提升或荣誉。我知道当我离开中国时，我会和来时一样穷。但是我想，通过我的努力，数十万人的生命能够得救，我就心满意足了。”挽救生命云云，大概指尽早结束战乱，使老百姓不至於长期流离失所。戈登以后的所作所为，证明他这封信并不是在唱高调。 3. 苏州杀降 李鸿章初见戈登，眼前一亮，心中顿生英雄相惜之情。此前李鸿章接触的西方人，大多是盲流和武器贩子，和他们相比戈登真是鹤立鸡群。(作者按：下面引用的李鸿章对戈登的评价，译自英文史料，李鸿章原话暂时没有找到，留待以后弥补。) 李鸿章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对戈登的第一印象：“这个英国人戈登的到来，真是天赐。他的言谈举止比我所见过的西洋人强过百倍，那些人大多傲慢自大，令人生厌。” 几个月以后，李鸿章陪同戈登的常胜军进行一次军事行动，他对戈登更为欣赏：“看这个英国人战斗，真是疲惫的眼看见美景，沉重的心喜获甘露…如果有什么能和曾国藩的学识一样让我敬佩，那就是这个英国军官的指挥才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李鸿章对戈登的看法逐渐改变。7月，李鸿章在日记中写道：“不管戈登将军心中有多少狂想，他必须管住他那张嘴。” 这句话事出有因。由於戈登禁止常胜军攻陷城池后大肆掳掠，他必须保证充足的军费来源。李鸿章供应淮军已经捉襟见肘，於是时常拖欠常胜军的军饷，大概是想迫使常胜军通过劫掠自给自足。不想戈登坚持原则，绝不松懈军纪。由於欠饷，常胜军几次哗变，都被戈登以铁腕手段镇压下去。戈登数次向李鸿章索要军饷未果，火冒三丈，公开指责李鸿章和淮军将领营私舞弊，截流常胜军的军费。9月，李鸿章对戈登的评价开始变得客观许多：“(戈登)有不少缺点，他心高气傲，脾气暴躁，没完没了地要钱…虽然我对他颇有微辞，但他的确是一个有高尚情操的人，我依然很欣赏他…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只不过较难相处。” 本来李鸿章和戈登可以相安无事直到战争结束，但“苏州杀降”事件使两人的关系到了决裂的边缘。1863年10月，常胜军和淮军开始围攻苏州。常胜军火炮犀利，苏州外围石垒、长城相继被破，太平军守将郜云官等人失去抵抗意志，通过淮军营官郑国魁联系，和程学启、戈登在洋澄湖密会。郜云官同程学启定下降约，戈登居间做保，因为双方都认为戈登最讲信用。11月29日，苏州守军投降。四天以后，郜云官等降将被杀，这就是“苏州杀降”事件，事情始末在谭伯牛的《战天京》一书中有详细记载，这里就不赘述。 根据李鸿章的记录，杀降当天上午戈登被调往昆山，因而并不在场。事实上，戈登自己的备忘录记载，他杀降时仍在苏州，只是被入城的淮军以保护他的安全为由软禁了一个小时，而降将们就在这段时间被砍了头。戈登在得知杀降以后，留了一封短信给李鸿章，然后才乘汽轮回到昆山。李鸿章的不实之辞，大概还是想为戈登开脱责任。 种种迹象表明，杀降早有预谋，戈登显然是被利用了。洁身自好的戈登怒不可遏，率领常胜军返回昆山，拒不参战。据说盛怒的戈登拎着手枪到处寻找李鸿章，要和他决斗以挽回自己的名誉。李鸿章以四两拨千斤的手法，一方面向朝廷表功，戈登赫然位列程学启之后，接着重赏常胜军白银六万两，其中一万两奖给戈登；另一方面向上海的英、法、美等国使团去函，解释苏州杀降的前因后果，强调杀降纯粹是中方的决定，和戈登无关。不久朝廷的赏赐下来，戈登被封提督，赐穿黄马褂，带孔雀花翎。清政府还仿照西方式样给戈登制作了一枚巨大的纯金奖章。 戈登到昆山以后，向英国公使提交辞呈，但被再三挽留。戈登拒绝接受李鸿章的一万两白银的赏金，还打算拒绝朝庭的一系列封赏，“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 。但在公使的规劝下，戈登最后还是接受了清政府的嘉奖。戈登回到英国以后，将纯金奖章熔掉捐给了慈善机构，只保留了黄马褂。这件黄马褂至今依然存放于英国的戈登纪念馆。 1864年3月，戈登终於抛弃前嫌，面见李鸿章商议战事，两人都避而不谈“苏州杀降”一事。接下来常胜军又攻陷数座江南城池。5月，常州城破，太平天国在苏南最后的军事重镇陷落。常州克服以后，太平天国的灭亡指日可待，於是常胜军在昆山解散，戈登随即返回英国。 戈登和程学启并肩作战，结下莫逆之交，两人以兄弟相称。“苏州杀降”事件以后，戈登憎恶程学启背信弃义，手捧郜云官的首级痛哭，发誓与程绝交。不久程学启去世，戈登又悲不自胜，将两面“程”字战旗带回英国，留作永久的纪念。戈登临走时向中国同僚赠言：“中国人民耐劳易使，果能教练，当可转弱为强。”又说：“中国海军利於守，船炮之制，大不如小。” 这些预言后来都一一实现。 1879年8月，中国驻俄公使崇厚未经清政府批准，同俄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消息传来，朝野大哗。翰林院中以张之洞为首的清流上书朝廷，力主撕毁条约，内惩崇厚，外拒俄夷；诸疆臣中左宗棠主张“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倾向主战派；而李鸿章认为“崇厚所定俄约行之却有后患，若不允行后患更亟”，力主通过外交斡旋争取修订条约。主战派意见在朝廷成为主流，一时间中、俄之间战云密布。 李鸿章通过总税务司赫德请戈登来中国，想利用他的声望说服各主战大臣，争取和平解决中俄争端。1880年7月，戈登在阔别中国16年以后，再次来华。此时戈登虽然已经47岁，但依然心直口快。在和主战派大臣们会面时，戈登说了一席话，让旁边的译员惊恐不安，拒绝翻译。戈登於是拿出一本字典，翻到某一页，将他想说的词指给大家看 - 戈登指出的赫然是“愚蠢”二字。慈禧经过庭议，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将崇厚治罪，派驻英公使曾纪泽赴俄修约。曾纪泽经过艰苦的谈判，同俄国签订《中俄改订条约》，终於使伊犁等地和平回归中国版图。 4. 初治苏丹 1864年，戈登载誉归来，立刻成为英国炙手可热的人物。英国政府提升戈登为中校，女王册封他为“名誉勋爵”(Companion of Honour)，媒体称他为“中国人戈登” ，他被邀请参加各种各样的集会和座谈。如果戈登有心功名利禄的话，他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人望飞黄腾达。但是戈登天性不喜欢宴会和应酬，在时髦的女性面前往往会局促不安。戈登的内心深处，对尘世的污染其实充满了恐惧感。戈登回到英国以后深居简出，拒绝抛头露面，於是很快淡出了众人的视野。1865年10月，赋闲了一年的戈登被派到泰晤士河口的格雷夫森(Gravesend)，主持修建沿泰晤士河的国防工程。戈登在这里一干就是六年。 据戈登的备忘录记载，在格雷夫森这六年是戈登一生最快乐的时光。由於泰晤士河的国防工程无关紧要，戈登没有追求进度的压力，他每天工作到下午两点，然后就去做社工，援助当地的贫困居民。戈登出资创建了“格雷夫森乞丐协会”(Gravesend Mendicant Society)，专门帮助那些流落街头的儿童；他还给一些无依无靠的老年人支付养老金。据估计戈登将他三千英镑年薪的90%用于各种慈善事业。 很多戈登的好友后来指出，戈登对权力、财富等世间最基本的诱惑根本无动于衷，他生命的动力是雄心和抱负。戈登渴望荣誉和影响力，追求伟大而绚烂的，能够改变千万人命运的一种存在方式。 1871年，戈登被提升为上校，出任“多瑙河委员会”委员，负责解决多瑙河口的领土纠纷。1872年，戈登在君士坦丁堡结识了埃及总理努巴尔(Nubar Pasha)，让后者印象深刻。次年，戈登接到了埃及总督赫迪夫(Khedive Ismail)的信函，邀请他出任苏丹赤道省(Equitoria)的总督。在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以后，戈登于1874年初走马上任。 埃及此时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附庸，土耳其苏丹任命了亚美尼亚人赫迪夫为埃及总督。1820年，埃及在英国的支持下向南扩张，吞并了苏丹北部地区。从那以后，英国逐步扩大其对埃及的影响力，到十九世纪中后期埃及总督已经基本成为英国的傀儡。1869年，赫迪夫任用英国人贝克(Sir Samuel Baker)率领一支埃及军队远征苏丹南部，于1870年占领尼罗河上游的重镇喀土穆(Khartum)，进而吞并苏丹全境。埃及占领苏丹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奴隶贸易的泛滥。大批奴隶贩子云集苏丹南部，和当地部落首领相勾结，将奴隶贩卖到开罗和君士坦丁堡。埃及总督赫迪夫受到英国政府极大压力，急需一位能人遏制猖狂的奴隶贸易，而戈登正是上佳人选。 戈登满怀热情踏上苏丹之旅。他在备忘录中写道：“中非的荒漠和沼泽将被开发，接受文明的福音；猖獗的奴隶贸易将被扑灭；当地野蛮的居民将习惯自由、公正和繁荣。”戈登到达苏丹以后，发现苏丹政府一贫如洗，於是主动将自己一万英镑的年薪降到两千英镑，立刻赢得当地人民的景仰。戈登先出任苏丹赤道省总督，两年以后出任整个苏丹的总督。他在苏丹的六年间，骑着骆驼行程八千五百英里，足迹遍及苏丹全境。在打击奴隶贸易之外，戈登还致力于改革苏丹的政府机构，修筑道路和桥梁，以及建立象牙的政府专卖，以开财源。 戈登的热情很快被严酷的现实浇灭。苏丹的奴隶贸易已经深植当地社会经济的脉络之中，由埃及、土耳其等地巨大的市场需求驱动，戈登个人的努力显然是杯水车薪。六年间戈登率领几百人的队伍四处奔波，对奴隶贩子围追堵劫，解救数以万计的奴隶。但戈登很快发现被解救的奴隶根本无力谋生，赤贫的苏丹政府更是无力供养，於是他们很快又出现在各地的奴隶市场上。戈登抓获了一批奴隶贩子，把他们送到开罗，请埃及总督赫迪夫严加处置。没想到这些奴隶贩子不但立刻获得自由，还成为总督的座上宾。这也难怪，奴隶贩子们的进贡是埃及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赫迪夫怎能不善待自己的财神呢。 经过几年徒劳无功的努力，戈登对苏丹的状况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当你能把浸透到纸里的墨迹弄出来的时候，你才能停止这块土地上的奴隶贸易。”戈登明知不可为依然勉力为之，他在备忘录里写道：“我明白自己力量有限，因而乞求上帝；我将不问成败，一切交由上帝安排。” 戈登在苏丹期间，一个名叫佐拜尔(Zobeir)的当地部落首领通过奴隶贸易聚集财富，组建了一支数万人的军队，有意挑战埃及政府的权威。佐拜尔本人被引诱到开罗软禁起来，而他的儿子苏莱曼(Suleiman)公开起事，围攻埃及军队在苏丹南部的据点。戈登不战而屈人之兵，只带了一个翻译骑着骆驼穿过85英里的沙漠，突然出现在苏莱曼面前，戈登的出现导致叛军阵营的分裂，一些部落首领当场投诚。戈登命令苏莱曼两天之内放下武器，解散部队，而苏莱曼完全被戈登的凛然正气所镇摄，俯首贴耳一一照办。1878年，戈登前往开罗解决埃及政府的财政危机，苏莱曼又起兵造反，很快兵败被杀。 1880年，戈登递交辞呈，怅然离开了辛苦经营了六年的苏丹。在他的继任拉乌夫(Raouf Pasha)治下，苏丹的奴隶贸易恢复了过去的规模，而戈登改革政府的成果全部废弃。埃及政府为了创收，变本加厉地搜刮苏丹人民。苏丹上下群情激愤，整个国家已经成为一个火药桶。在尼罗河小岛上静修的一个苦行僧一直在默默关注着形势的发展，他这时看到时机成熟，於是率领信徒揭竿而起。 5. 临危受命 1880年爆发的苏丹马赫迪运动，在很多方面都酷似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运动领袖马赫迪和洪秀全一样，以宗教改革者的身份领导人民起义，最后建立王权统治。 马赫迪原名阿赫麦德(Mahommed Ahmed)，1844年生于苏丹一个木匠家庭，16岁成为伊斯兰教的苦行僧(Dervish)。阿赫麦德成年以后在苏丹各地漫游传教，渐渐得到苏丹底层贫民的拥戴。1881年，阿赫麦德公开称自己是马赫迪(Mahdi, 真主的使者)，抨击埃及政府派来的土耳其官员不读古兰经、饮酒、压迫其他穆斯林等等罪行，号召苏丹人发动圣战，驱逐土耳其人，取得民族独立。 马赫迪属於瓦哈比教派(Wahhabism)，这个教派由十八世纪阿拉伯人瓦哈比(Muhammad ibn-Abd-al-Wahab)首创。瓦哈比教派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一个重要派别，主张古兰经是所有教义的唯一来源，摈弃骄傲、嫉妒、忽视日常祈祷等罪过，而追求谦逊、温顺、坚忍、节欲、朝圣等美德。需要指出的是瓦哈比教派是当今沙特阿拉伯的国教，也是本拉登所信仰的伊斯兰教义，近两年很多学者把本拉登和马赫迪相提并论。和本拉登一样，马赫迪的理想是伊斯兰教统一世界，他公开宣称，苏丹解放以后，他将征服埃及，然后是麦加和耶路撒冷，最后是全世界。被征服的异教徒要么归依真主，要么引颈就戮。马赫迪运动和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非常相似，依照古兰经制定严刑峻法，比如盗窃者剁去手足，禁止饮酒、鼓掌、恶语、跳舞、淫乱、阅读禁书、穿着鲜艳等等。 马赫迪运动吸引了大批苏丹贫民，以及一些企图投机的地方豪强和奴隶贩子，这些人在马赫迪的默许下继续他们的奴隶贸易。很多苏丹部落首领仍然持观望态度，期望英国政府有所行动。马赫迪信徒们身穿粗制棉布做成的白袍，以长矛、弯刀为武器，组成一支充满宗教狂热的军队。埃及政府在以后的两年间派遣了三支西式装备的远征军前来征讨，都被消灭。每一次胜利都使马赫迪的队伍壮大一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这个身材高大，肩膀宽阔的苦行僧就是安拉派来的救世主。 正当苏丹马赫迪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埃及也爆发了反抗土耳其统治的暴动。一个名叫阿拉比(Ahmed Arabi)的埃及军官发动兵变，企图驱逐土耳其苏丹任命的埃及政府，建立埃及民族政权。腐败的埃及政府不堪一击，关键时刻英国派遣沃斯利将军(Lord Wolseley，也就是当年参与火烧圆明园的沃斯利中校)率军于1882年9月进入开罗，镇压了阿拉比暴动，扶持埃及政府复辟。苏伊士运河和红海航线对大英帝国战略意义重大，英国决不能容忍埃及被一个桀骜不驯的民族政权控制。不过海外驻军开销巨大，英国政府并不打算在埃及久留，一旦埃及傀儡们能够控制局面以后就离开。但苏伊士运河的战略地位让英国欲罢不能，英军在埃及一驻就是74年，直到1956年才全部撤出。 埃及政府刚刚渡过危机，就着手解决苏丹问题。他们任命英国人希克斯(William Hicks) 为远征军司令，由他率领一万刚刚兵变过的埃及部队，前去镇压马赫迪运动。结果希克斯远征军在苏丹科尔多凡地区(Kordofan)遭到四万马赫迪军队的伏击，全军覆灭。消息传来，英国政府开始正视苏丹马赫迪运动。首相格拉斯通领导的自由党内阁介入埃及事务已经相当勉强，而苏丹对英国并没有任何战略价值。英国内阁经过讨论，决定要求埃及放弃苏丹。然而这个决议实行起来难度相当大，因为在苏丹有数万埃及军政官员和他们的家属，散布在沿尼罗河的据点内，而马赫迪军队兵势正盛，已经控制了苏丹大部分地区。 英国媒体对苏丹问题异常关注，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的报纸煽风点火，大肆丑化马赫迪运动，要求政府出兵消灭这个邪恶而危险的组织。拥护执政党的报纸则担心撤退计划因为缺乏领导而流产，导致人道主义灾难。无论哪一派的媒体，都认为苏丹急需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物，而苏丹前任总督戈登是当仁不让的最佳人选。 戈登自从三年多以前离开苏丹以后，在世界各地奔波，1880年夏天的中国之行以后，戈登前往南非，负责处理棘手的土著事务。戈登无论在哪里，都不改其直言无讳的风格，他曾公开批评英国的爱尔兰政策，支持爱尔兰的自治运动，并因此得罪了英国政府。1882年戈登晋升少将。离开南非以后，戈登有一年多的时间处於赋闲状态，他於是前往巴勒斯坦，沉浸于圣经的历史研究，写了两千多页手稿。1883年底，戈登接到比利时国王的公函，请他出任刚果总督。戈登接受了邀请，返回英国为非洲之行做准备。 戈登于1884年1月回到英国，意外地发现自己又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各大媒体异口同声地为起用戈登造势。没几天，戈登的老朋友沃斯利就代表国防部和他会晤，请求他再次出任苏丹总督。这是英国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丧失判断力的一个典型例子。戈登是一个斗士，一个冒险家，一个理想主义者，以桀骜不驯、宁折不弯著称，而英国政府交给他的任务却是屈辱的撤离。没有人比戈登更不适合这项工作了。 这个意外的任命使戈登胸中熄灭已久的热情之火又开始熊熊燃烧。近几年的怀才不遇，使戈登相当郁闷。现在他的价值终於得到了应得的认可，而苏丹将是他建立丰功伟绩的地方。面见外交部长格兰维尔(Lord Granville)几个小时以后，戈登就在副手斯图亚特上校(Colonel Stewart)的陪同下，来到伦敦车站，格兰维尔已经为他们买好了前往南安普顿港的车票。戈登上车以后，沃斯利匆匆赶来，从车窗塞给他一个皮包，里面是几个朋友凑的两百英镑路费。火车在汽笛声中渐渐驶离站台，戈登从车窗向送行的亲朋好友挥手道别，就此一去不复返。 6. 拯救戈登 戈登临行前非常明白自己的任务 - 组织埃及公职人员撤离苏丹。到达开罗以后，戈登会见了软禁于此的苏丹豪强佐拜尔，两人进行了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虽然这个苏丹最大的奴隶贩子曾经是戈登的死敌，而且和戈登有杀子之仇(佐拜尔之子苏莱曼兵败以后被戈登的副手处决)，但通过这次谈话，他开始坚信佐拜尔代表着苏丹的未来。此时戈登心中充满了对苏丹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将自己的任务抛到九霄云外。 戈登乘船沿尼罗河而上前往喀土穆期间，发的电报象雪片一样飞到英国驻埃及公使巴林爵士(Sir Evelyn Baring)的桌上。在这些电报中，戈登向巴林坦白自己解决苏丹危机的打算：佐拜尔将作为副总督到喀土穆来协助他，以佐拜尔在苏丹的号召力分化瓦解马赫迪阵营。由於苏丹政府和佐拜尔都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戈登认为英国应该派遣军队“粉碎”马赫迪运动。未来的苏丹应该由苏丹人佐拜尔领导，而英国在幕后指挥，如同阿富汗一样。正在此时，马赫迪军队攻占了苏丹红海岸边的苏阿金港(Suakin)，威胁到英国的红海航线。驻埃英军立刻派出格兰姆将军(Sir Gerald Graham)率部反攻苏阿金港，并两次击败马赫迪军队。戈登认为这支部队应该立刻乘胜前进，一举剿灭马赫迪运动。 英国政府非常干脆地拒绝了戈登的建议。佐拜尔是苏丹最大的奴隶贩子，出於道义原则英国政府不可能支持这样一个人物。格兰姆将军的部队在收复苏阿金港以后，立刻撤回埃及。不久英国放弃苏丹的计划公布于众，持观望态度的苏丹各部落首领对英国彻底绝望，全部投靠马赫迪。戈登于1884年2月18日抵达喀土穆，仅仅一个月以后，马赫迪军队就完成对喀土穆的包围。戈登只在合围之前将城中的妇孺抢运到埃及。巴林3月24日发电给外交部长格兰维尔，认为撤离苏丹的计划已经流产，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戈登和他的助手安全撤出喀土穆城。 戈登被困喀土穆的消息很快传到英国，立刻引起公众极大的关注。4月，通往喀土穆的电报线被切断，戈登和外界的联系中断。最先为戈登的安危担忧的是维多利亚女王，她于3月25日打电报给国防大臣哈廷顿爵士(Lord Hartington)：“这真是骇人，戈登将军面临危险，你一定要解救他…你肩负了一个艰巨的任务。” 维多利亚女王的电报代表了当时的公众情绪，英国各大报纸充斥着讨论戈登安危的社论和读者来信，戈登的朋友们设立了一个援助基金，认捐者踊跃。5月初，公众的担忧达到顶点，社会各界召开集会，呼吁政府采取行动。两个月前，英国政府很快屈从于舆论压力，起用戈登总督苏丹，但现在内阁却出奇的固执。政府一反常态地顶住了舆论的压力，拒不发兵。显然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左右苏丹政策，使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既定方针，完全不顾民意。这股力量来自英国首相格拉斯通。 75岁的格拉斯通正处於一生事业的顶峰。格拉斯通曾经是保守党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后来逐渐蜕变，成为自由党的顶梁柱。此时的格拉斯通寂寞无敌，他的政坛对手如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都已经死去，他享受全体国民的景仰，被英国媒体敬畏地称作“伟大的老人”。如果抛开格拉斯通的城府和机心，我们会发现他具有和戈登一样单纯的信念和百折不挠的精神。1879年大选时，自由党领袖格拉斯通的竞选主张之一就是不走帝国主义道路。执政以后，格拉斯通在许多场合表示“埃及应该由埃及人治理”，反对英国接管埃及事务。起初格拉斯通非常勉强地同意起用戈登。戈登一到苏丹，英国的苏丹政策就开始偏移，逐渐向征服苏丹和吞并埃及的方向滑行。格拉斯通痛下决心，一定要悬崖勒马。在英国公众的眼里，出兵苏丹的结果不外乎使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得救，但格拉斯通却看到了“旷日持久的战乱，成千上万的牺牲，军事占领的残暴，和对一个民族的奴役。” 1884年5月，反对党在议会提案敦促政府发兵救援戈登。他们认为，戈登的命运和大英帝国的名声紧密相联。格拉斯通这样反诘：“出兵苏丹，是对一个争取自由的民族的征服战争…他们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是正义的。”格拉斯通表示，如果戈登的确处境危险，则政府责无旁贷应该出兵救援。但事实上喀土穆虽然陆路断绝，水道依然畅通，戈登随时可以乘汽船撤出喀土穆。戈登陷于险地完全是自觉自愿的。 戈登发给巴林的最后几封电报证实了格拉斯通的判断。戈登告诉巴林，既然英国政府拒绝出兵苏丹或派佐拜尔来协助他，他认为自己可以根据形势自作主张。“你们最终会被迫前来消灭马赫迪，” 戈登认为如果政府一意孤行，将会蒙受“洗雪不掉的耻辱”。戈登的电报被各大报纸刊登，而格拉斯通是在一个乡间俱乐部看报纸时读到这些话的。在场的人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格拉斯通拿起报纸，眼光立刻停留在戈登的电报上。读着读着，他的脸开始变得僵硬和苍白，他的眼里开始喷射出怒火，好像要将报纸点着 - 他这种神情只有在议会辩论中勃然大怒时我才见过 - 仿佛戈登的言语灼伤了他的灵魂，激起怒火万丈。他面色惨白、一言不发，在那里呆坐了几分钟，然后起身离去，那天再也没有露面。” 事情已经很清楚了，戈登试图将武装干涉苏丹的政策强加于英国政府。戈登认为只要能够在喀土穆坚持足够长的时间，他就可以迫使英国政府出兵消灭马赫迪。洞悉戈登心理的格拉斯通象一头被激怒的雄狮。戈登以自己的生命要挟政府，不仅是在蔑视他的治国理念，更是在挑战他的个人权威。格拉斯通横下一条心，不理会媒体的指责和声讨，坚决拒绝出兵。喀土穆被包围以后，整整四个月英国政府对戈登的困境无动于衷。事到如今只有一个人能够打破这个僵局，那就是国防大臣哈廷顿爵士。 哈廷顿是自由党内的二号人物，他代表的贵族势力，是自由党的政治基石。哈廷顿为人朴实诚恳，公正无私，是英国上流社会的典范。自从维多利亚女王嘱咐他尽力挽救戈登以后，哈廷顿一直在内阁强烈主张出兵。但哈廷顿是一个毫无心机的人，不但理解力迟钝，而且行动缓慢。他被格拉斯通的闪烁其辞所迷惑，一直没有领会其真正意图。6月初的时候，哈廷顿还打电报给外交大臣格兰维尔，询问政府打算何时出兵。格拉斯通的想法昭然若揭以后，哈廷顿又等待了近两个月，才迈出关键的一步。7月30日，哈廷顿告诉格拉斯通，如果政府不立刻出兵，他将辞职。格拉斯通明白哈廷顿的份量，他的辞职就意味着政府的垮台。8月5日，格拉斯通终於同意出兵苏丹，议会很快批下30万英镑的军费。26日，沃斯利被任命为苏丹远征军统帅。9月9日，沃斯利到达埃及，开始准备向苏丹进军。 7. 死得其所 戈登于1884年2月18日抵达喀土穆，惊惶失措的喀土穆居民夹道欢迎，象迎接救世主一样将戈登迎进城里。戈登到喀土穆以后并没有动手组织撤退，而是暂停徵税，减免债务，废除酷刑，甚至宣布奴隶贸易合法化。这些挽回人心的做法表现了戈登在苏丹坚持下去的决心。 戈登随即考察了喀土穆的防务。将妇孺疏散以后，喀土穆此时仍有四万人口，和八千埃及守军。城中存粮充裕，可以坚持半年。最让戈登喜出望外的是八支小汽船，改装成炮艇以后，可以用来控制尼罗河航道。5月初，苏丹北部重镇柏柏尔(Berber)陷落，喀土穆成为名符其实的孤岛。戈登咬紧牙关，固守待援，他全身心投入修建城防工事，埋置地雷，铺设铁丝网。工兵出身的戈登比照英国陆军的教科书一丝不苟地规划监督城防工程。由於苏丹政府近乎破产，戈登以自己的名义印制钞票，给官兵按时发饷，向他们保证英国政府将如数兑现。戈登还制定一套嘉奖制度，定期举行授勋仪式，以鼓舞士气。在戈登的努力下，喀土穆城防大大加强，马赫迪的将军们不得不放弃攻城，制定了长期围困的计划。 但是一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英国援军始终不见踪影。戈登在他的总督府房顶上架设了一副望远镜，每天都花几个小时的时间眺望北方，而北方的地平线始终笼罩在一层迷雾之中。一天，戈登收到了马赫迪的一封亲笔信和一个包裹，内装一套苦行僧的白袍。马赫迪劝说戈登归依伊斯兰教，穿上白袍出城投奔真主。戈登当着众人的面将白袍扔在地上用力践踏，然后一言不发，独自爬上房顶，机械地将望远镜转向北方，继续眺望。 进入9月，尼罗河开始泛滥，水位上升，戈登的汽船因而可以渡过浅滩，一直开到埃及境内。戈登打算利用这个机会，向英国政府和公众进一步解释他的立场。戈登将几大箱文件，包括他和副手斯图亚特的围城日记，以及一封呼吁信，装上汽船“阿巴斯”号。临行前，英、法公使和助手斯图亚特都表示想随船离开，戈登爽快地答应了。“阿巴斯”号离开喀土穆以后，不幸在途中触礁沉没，船上乘员逃到岸上，被当地部落首领全部杀死，向马赫迪请赏。 戈登拒绝乘船撤离，再一次证实了格拉斯通的判断。戈登一直都有机会离开喀土穆，但他选择了留下和喀土穆共存亡。英国驻埃及公使巴林在备忘录中表明，此时戈登的职责就是设法撤离喀土穆。如果执意留下，则意味着英国政府将不得不出兵救援，势必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如果离开，喀土穆四万居民只不过沦为马赫迪的囚犯。但是柏柏尔城陷落以后惨遭野蛮屠城，喀土穆城破之后只怕也逃不了相同的下场，戈登作为苏丹总督，对喀土穆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以戈登的强梁性格，临阵脱逃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英、法公使和助手斯图亚特离去以后，戈登更加孤独，每天花很多时间写他的围城日记。这些有幸保留下来的手稿，记录了三百多天绝望的等待中戈登的心理历程。戈登在日记里重申他的原则：“我庄严宣告，在喀土穆每一个愿意撤离的居民安全撤离以前，在一个有效的政府建立以前，我不会离开苏丹；因此我不会遵从任何让我撤离的命令，我愿意冒一切风险，留下来和此城共存亡。” 这是赤裸裸的抗命不遵，但戈登天生不是一个顺从的人，他在日记中自嘲地说：“我绝不会雇佣象我这样的人，我是不可救药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戈登起初的信念也逐渐产生动摇。他估计城中四万居民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愿意投靠马赫迪。“埃及官员无能，士兵怯懦，”戈登沮丧地发现，“为他们牺牲真不值得。” 他的尊敬都留给了对手，“马赫迪的信徒都是坚定的战士，能够忍受饥渴，舍生忘死，真是坚如磐石。” 在他心目中，马赫迪士兵才是他喜欢带的兵。戈登虽然认定马赫迪欺世盗名，但在他的日记里字里行间随处可见对马赫迪的尊敬。一天有谣言传来，马赫迪在城外出现，要求面见戈登，戈登居然一脸的兴奋之色。 9月底，城中存粮将尽之时，一些奸商非法囤积的粮食意外地被发现，使喀土穆守军又坚持了几个月。12月14日，戈登的最后一艘汽船装着他的日记离开喀土穆。戈登写给他姐姐的最后一封信中言道：“我知道女王的政府会因为我强迫他们出兵而怒气冲天…由於援军的延误，这应该是你看到的最后一封信了。不过上帝主宰一切，他的意志将会得以实现。由於条件的限制，恐怕我在此的作为会显得不那么辉煌…我非常快乐，感谢上帝，我已经尽力履行了我的责任。” 沃斯利在埃及精心准备苏丹远征，他知道马赫迪有雄师十万，士气高昂，轻敌冒进只能是自取灭亡。到10月底，沃斯利才凑齐一万精锐部队组成远征军。此时尼罗河正值低潮，水路无法进入苏丹，如果走陆路，又没有足够的骆驼。直到11月底，远征军的先头部队才正式出发。进入苏丹以后，英军不断受到马赫迪部队的骚扰和阻击，行动非常缓慢。1885年1月20日，英军到达尼罗河畔的米提玛(Metemma)，发现戈登派来迎接他们的四艘汽船已经在此等候了四个月。23日，英军先头部队乘汽船向马赫迪进发，于28日到达喀土穆城外，发现喀土穆已经沦陷，於是只得退了回去。 马赫迪大军于1月26日对喀土穆发动总攻。在饥馑中苦熬了一个多月的守军只抵抗了几个小时，喀土穆终於陷落。城中四万军民几乎被屠杀殆尽。根据英国官方历史记载，马赫迪士兵冲进总督府以后，发现戈登身着将军制服，手持指挥刀，站在楼梯上等着他们。戈登和总督府院内黑压压的马赫迪士兵对峙了几分钟，一时间鸦雀无声。这时一个名叫沙辛(Taha Shahin)的马赫迪将领大喝一声：“遭天谴的家伙，你的末日到了！” 话音未落便投掷出手中的长矛，透入戈登的胸膛。戈登一脸的轻蔑，身体只是晃动了一下。接着又有两支长矛刺中戈登，戈登这才倒地，马赫迪士兵於是一涌而上，刀斧齐下。戈登死后，他的头被马赫迪士兵割下来高挂在树上示众，那一双无神的眼睛依然瞪视着北方。 戈登的死掀起轩然大波，他效力过的国家纷纷发电表示震惊和哀悼。65岁的维多利亚女王痛心疾首地写信给戈登的姐姐：“我不知该怎样表达我此刻的心情。您敬爱的、高贵的、英勇的胞弟，为他的国家和君主尽忠报效，不惜牺牲自己，到底未能得救。我竭尽全力促使派遣他的那些人做出救援的承诺，终究未能得到履行，我的悲痛真是无以言表！您弟弟壮烈而悲惨的命运，是英国名誉上永久的污点！” 首相格拉斯通立刻成为千夫所指的罪魁祸首，几家报纸直接称他为“戈登谋杀犯”。几个月后，声名狼藉的格拉斯通被迫辞职。 马赫迪没有福气享受他的胜利果实，于同年6月得暴病身亡。阿布杜拉(Abdullahi)接任哈里发，成为“马赫迪亚国”的统治者。马赫迪亚政权延续了13年，期间内战频繁，奴隶贸易猖獗，苏丹人民选择的政权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幸福的生活。 8. 结语 真可谓性格决定命运，戈登从政治理念上看应该是个自由主义者，这从他支持爱尔兰自治的言论可以证明。但是戈登的理想主义，基於宗教热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宁折不弯的性格，使他选择了和苏丹共存亡。戈登丧生喀土穆，实际上是为英国的帝国主义道路殉难，这大概有违他的初衷。 戈登和格拉斯通的政治角力，最后以戈登用生命的代价取得了胜利。但是平心而论，戈登和格拉斯通的争执，戈登完全是错误的一方。格拉斯通拒绝干涉苏丹，正是为英国的根本利益考虑。可惜正如戈登所预言，他的死使英国蒙受了前所未有的耻辱，这是鼎盛时期的大英帝国所不能忍受的。戈登生前未能迫使英国干涉苏丹，死后却成功地使英国背上苏丹这个包袱。1898年，经过13年的准备，埃及英军司令基奇纳(Horatio Kitchener)领军入侵苏丹，消灭了马赫迪亚政权，从此苏丹成为埃及的一个省份，英国沉重的财政负担，一直到1956年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