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派普尔肖像
图2. 派普尔在东线作战
英国著名军事史学家里戴尔-哈特称赞派普尔是“二战中德军最杰出的指挥官之一，他在战斗中体现出了最高级别的军事效能和奋不顾身的勇猛作风。” 派普尔的过人之处，在於他将战略头脑和战术意识完美结合在一起，胆大包天，心细如发，对战局的把握准确无误，擅长用闪电般的进攻将疏于防备的敌人置于死地。派普尔和其他许多著名的德军指挥官一样，也非常善於赢得部下的信赖，挖掘他们的潜能，将他们的战斗力发挥到极致。在东线和西线的五年血战中，派普尔作战英勇，身先士卒，多次负伤。德军的最高荣誉骑士级铁十字勋章是用来表彰那些屡次在战斗中表现勇敢的将士，派普尔荣获加佩橡树叶和双剑徽的骑士铁十字勋章，整个二战中只有159人获此殊荣，其中包括24名党卫军官兵。
派普尔和迈耶一样，都是在党卫军王牌部队希特勒卫队师里成长起来的指挥官。在德国刻板的军事传统熏陶之下，以派普尔和迈耶为代表的一批党卫军指挥官却以灵活多变的战术指挥著称于世。派普尔和迈耶的另外一个相似之处，是两人都有屠杀战俘的劣迹，战后都被盟军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如果说迈耶因加拿大占领军司令沃克斯的良心发现而奇迹般地免于一死，派普尔最后得以重见天日，就要感谢他的美国律师埃弗里特坚持不懈的努力。
1. 魔鬼的副官
派普尔(Joachim Peiper)1915年出生于柏林郊区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战老兵，在德属非洲和土耳其服过役。派普尔早年进入柏林歌德中学(Berlin Goethe Oberrealschule)就读，这是一所相当有名的学校，强项是教授数学、现代语言和自然科学，派普尔没有上过大学，却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1933年1月，希特勒的纳粹党在德国大选中获胜，德国开始迅速走向军国主义道路。大概由於父亲的熏陶，加上对希特勒的崇拜，派普尔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并于同年10月加入党卫队，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成年以后的派普尔虽然只有1.73米高，体型清瘦，但举止优雅，谈吐得体，很有人缘。1934年，19岁的派普尔加入党卫队骑兵分队，并于同年赴位於布劳恩施维格(Braunschweig)的党卫队军校受训。毕业以后，品学兼优的派普尔被分配到希特勒卫队团，军衔中尉，在这里继续表现出色。1938年，派普尔作为党卫军的青年才俊，被推荐给希姆莱，担任他的副官，很快赢得他的欣赏，不久就提升为首席副官。派普尔在这里不但接触到了大批纳粹党高层人物，还结识了一位温柔可爱的女秘书，她一年后成为派普尔的妻子。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波兰投降以后，纳粹德国初露狰狞面孔，大批波兰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惨重灭绝，数百万波兰人被赶出家园，为日尔曼人让出“生存空间”。希姆莱是这一系列暴行的总设计师，而作为首席副官的派普尔也参与其中。战后派普尔承认他曾经主持对动物使用毒气的试验，但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派普尔在这些暴行中起了关键和主导的作用。
1940年，西线战事爆发。希姆莱大概想让派普尔积累一些战功，放他回到老部队，担任希特勒卫队第11连连长。在敦刻尔克附近的瓦腾堡(Wattenberg)，派普尔初露锋芒，率领部队渡过运河攻克了英军据守的一个要塞。由於作战勇敢，派普尔被授予二级和一级铁十字勋章，不过当时不少人认为派普尔名不符实，给他授勋完全是看在希姆莱的面子上。法国战役结束以后，派普尔回到希姆莱身边，继续出任副官一直到苏德战争爆发。
1941年8月，苏军在各个主要战场溃不成军，北路德军已经兵临列宁格勒城下，中路德军已经攻克斯摩棱斯克，距离莫斯科仅300公里之遥。德军统帅部上上下下都认为大局已定，苏联投降只是时间问题。为了能够再赢得几枚勋章，派普尔主动请缨，回到希特勒卫队第11连再次担任连长。此时希特勒卫队隶属第3装甲军，向高加索狂飙突进，到11月21日已经打到罗斯托夫。次年7月，希特勒卫队撤到法国重组换装，成为装甲掷弹兵师，派普尔出任第3装甲掷弹兵营营长。1943年1月，为了遏制苏军的冬季攻势，德军发动哈尔科夫反击战，希特勒卫队师被火速调回东线，加入豪瑟将军率领的党卫军装甲军，该军还包括党卫军帝国师和骷髅师。在接下来的血战中，派普尔表现优异，荣获骑士铁十字勋章。
2. 从仪仗队到王牌师
希特勒卫队成立于1933年，最初只是纳粹党的仪仗队。国防军将领对希特勒卫队一直存有偏见，认为他们是“柏油马路部队”，言下之意就是嘲讽希特勒卫队官兵只会走正步而不会打仗。苏德战争爆发以后，希特勒卫队旅迅速在东线打出了威风。1941年12月，第3装甲军军长麦肯森将军(General von Mackensen)特意写信给希姆莱，赞扬希特勒卫队旅的表现：“我可以向您保证，希特勒卫队在国防军中不但受到将领的青睐，也受到普通官兵的好评。所有的国防军部队无论在进攻时还是防守时都希望和希特勒卫队搭档。这支部队纪律严明，积极进取，充满激情，无论多么危急的局面都无法撼动他们的冷静。这支部队的凝聚力是无与伦比的. . . 真是一支精英部队。” 此时距离希特勒卫队成立尚不足十年。
是什么原因使希特勒卫队在短短十年间获得如此强劲的战力？作为元首卫队的荣誉感是不容忽视的精神力量。部队官兵对军事素养的高标准严要求，常年坚持不懈的高强度训练是战斗力的基础。希特勒卫队身经百战，自从1940年5月离开德国进军西线，在以后的五年当中只有10个月的时间离开前线休整。丰富的战斗经验是强劲战斗力的源泉。
除此以外，以希特勒卫队为代表的党卫军精英部队还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1944年在法国作战的一位美军军官对这种气质有过一个准确的描述：“这些人作战的态度我平生前所未见，好像他们从心底喜欢打仗，从中获得无穷乐趣。显然他们宁可战死沙场，也不愿意老死在床上。” 一位希特勒卫队的上尉在日记中证实了这个看法：“俄国战场那些残酷的防守战役 - 而不是初期的长驱直入 - 让我领略了战争的美丽，永远铭刻在心。我的很多战友非常惨烈地牺牲了，但对那些活下来的人来说，这种用极端的危险和苦难换来的经历依然非常值得。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达到了一种境界，我们不再挂念自己或国家，生命的目的纯粹是等待下一次战斗，下一次同敌人的你死我活。这是一种非常伟大的存在感，在战斗中身体里的每一根神经都如此充满活力，真是一种非常刺激的人生体验。”
派普尔身上浓缩了这种战斗气质。派普尔的装甲掷弹兵营神出鬼没，擅长对苏军发动夜袭，不久就获得了“喷枪营”(Blowtorch Battalion)的称号，因为派普尔的装甲车队经常在夜里枪炮齐发冲入苏军阵地，杀个几进几出。但这种英雄主义行为已经于事无补。进入1943年，纳粹德国在各条战线上都接连遭受惨败。在东线战场，苏军已经不再象两年前那样一遇到德军包抄就溃不成军，而是立刻集结强大的装甲部队发动反包围。个别德军精英部队虽然屡次突破击溃苏军，在局部取得胜利，但苏军总是能够找到德军战线的弱点，以优势兵力和强大攻势迫使德军战线整体后退，达到战役目的。
战争进行到这个阶段，德军已经是左支右绌，忙於招架了。战争的残酷和失败的挫折感也在磨砺着党卫军官兵的神经，这些部队除了保持一贯的坚韧和狂热以外，变得越来越嗜血成性，冷酷无情，频频滥杀俘虏和平民以泄愤。在东线习惯了你死我活的希特勒卫队师官兵调到西线作战故伎重演，劣迹斑斑，成为臭名昭著的魔鬼之师。
3. 雪地奇兵
派普尔的第3装甲掷弹兵营下属3个掷弹兵连，每连有16辆SdKfz 251装甲车，车上装备两挺MG34机枪；另有一个炮连，包括1个排的捷克造PzKpfw 38(t) 轻型坦克4辆，75毫米和37毫米自行火炮各一个排(数量不详)，以及乘坐装甲车拖拽3门反坦克炮的先锋排。全营官兵约800人。
哈尔科夫反击战中派普尔最出色的战例，当属救援国防军第320步兵师的行动。1943年2月初，苏军四个集团军在哈尔科夫南部突破德军防线，渡过顿尼茨河，向西南方向突进。德军320师本来在萨瓦季沃(Ssavativo)附近据守，此时落在苏军的后面，处境危险。德军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命令该师向德军防线且战且退，同时命令希特勒卫队师派遣得力部队杀入苏军控制区予以接应。这个艰难的救援任务交给了派普尔的第3装甲掷弹兵营。派普尔部队必须渡过乌迪河(Udy River)，然后横穿苏军第3坦克集团军的攻击路线，到达顿尼茨河西岸的斯米耶夫(Smiyev)，320师需要从目前的位置前进15公里，到斯米耶夫同派普尔部队会合。
为了执行这次救援任务，德军以派普尔营为核心组成了一个战斗集团(Kampfgruppe)。战斗集团是德军在二战中的创新，这是为了完成特别任务而临时组建的战斗团体，通常会包含不同隶属、不同军种的部队。一旦任务完成，战斗集团通常会解散，而各个部队回归各自的编制。战斗集团的组建非常灵活多变，完全取决于战斗任务的需要。二战中德军大量使用这种随机应变的战术组织，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派普尔战斗集团由他的第3装甲掷弹兵营为核心，另外还有百余辆的空卡车和几支医疗队，这是因为320师有1,500名伤员需要运输救治。派普尔营的防区在乌迪河北岸，河上有一座木桥，桥对面的科拉斯尼亚村已经落入苏军手中。派普尔先让部队在夜幕的掩护下前进到木桥近旁，清晨4点半发动突然进攻，以装甲车为先导的车队枪炮齐发冲过木桥，迅速穿村而过。村里的苏军促不及防，稍作抵抗以后撤离，派普尔的车队只损失了六辆卡车，司机全部获救。派普尔留下一支小部队据守木桥，然后向南猛打猛冲，一路上遭遇几支行进中的苏军部队。由於苏军突入德军防线40公里，这一带已经成为苏军的后方，派普尔遇到的苏军多是后勤部队，并没有坦克保护。这些苏军根本没有料到会在这里遭遇德军，在派普尔装甲车队的冲击下四散奔逃。早上6点，派普尔就抵达斯米耶夫，但320师连个影子也没有见到。
派普尔提心吊胆等了一天，直到傍晚320师的先头部队才出现在顿尼茨河东岸。320师官兵显得筋疲力尽，士气低落，千余名重伤员堆放在匆忙制成的马拉爬犁上，放不下的伤员就在腰上捆条绳子拖在爬犁后面。派普尔带来的医疗队连夜为伤员提供紧急救治，而派普尔的装甲车在四周布防。第二天清晨，320师启程撤退，卡车满载伤兵，后面跟着尚能行走的士兵，而派普尔的装甲车队在320师两侧和后方护卫。这个庞大的队伍缓慢行进，派普尔来时只花了一个半小时的路程，回去整整走了6个小时。值得庆幸的是，由於派普尔战斗集团动作太快，苏军有些不知所措，德军回程并没有遇到阻击。但是当320师到达乌迪河畔的科拉斯尼亚村时，发现村子已经被苏军一个雪橇营攻占，而乌迪河上的木桥也被炸毁。显然这是苏军的阻击部队，而更多的苏军正在向这里汇集。
320师此时已经基本丧失了战斗能力，全指望派普尔的部队了。派普尔立刻率领一队装甲车冲进村子里，同苏军逐屋逐户地激战，最后将这支苏军部队歼灭。乌迪河对岸，希特勒卫队师的工兵部队迅速架起一座浮桥，但只能经得起满载的卡车通过。到下午4点，320师全部官兵都已经撤到乌迪河北岸。这时派普尔面临一个抉择，要么掉头杀回去，然后折向西前从乌迪河上游德军控制的另一座桥通过；要么放弃所有装甲车，步行撤回德军防线。派普尔率部杀了回去，一路上击溃数支苏军阻击部队，于当天午夜安全撤过乌迪河。由於在此次行动中的杰出表现，派普尔被授予骑士铁十字勋章。希姆莱特地发来电报表示祝贺。
4. 百炼成钢
希特勒卫队师在哈尔科夫作战中损失惨重，阵亡军官167人，士兵4,373人。1943年春天，希特勒卫队师被调往法国休整，换装成为装甲师。这期间希特勒卫队师被抽调一批骨干去组建党卫军第12装甲师“希特勒青年团”，随后补充了2,500名空军官兵。这些人非常不情愿离开空军，来到希特勒卫队师以后牢骚满腹。但他们很快就融化在这个大熔炉里，成为希特勒卫队师的有机组成部分。
1943年7月，希特勒卫队装甲师回到东线，参加库尔斯克战役。战役中希特勒卫队师丧失了三分之一的坦克，伤亡官兵2,753人。不久盟军在意大利登陆，希特勒卫队师被紧急调往意大利，先担任收缴意大利部队武器的任务，然后在意大利北部进行防守作战。在这里派普尔又犯下了战争罪行。某天驻扎波弗斯(Boves)的意大利部队扣押了两名德军士兵，派普尔遣去救援的部队报告说遭到意大利部队的袭击。派普尔立刻率领全营杀到波弗斯，用150毫米自行榴弹炮轰击城区，迫使意大利部队投降。战斗中共有34名意大利平民丧生。
1943年冬天，希特勒卫队师又回到乌克兰前线作战。11月21日，派普尔得到晋升，出任党卫军第一装甲团团长。这是希特勒卫队师的主力部队，下属的160辆坦克是该师的全部家底。当时希特勒卫队师里战功、资历和派普尔比肩的人有好几位，派普尔能够脱颖而出，和希姆莱的关系肯定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派普尔不负众望，再立奇功。12月底，面对苏军第16集团军的进攻，派普尔战斗集团再次出动，从佩卡奇纳村(Pekartschina)突破，深入苏军战线30公里，一路上专门攻击苏军指挥机关，一共打散了4个苏军师部，击毙苏军2,500人。由於派普尔战斗集团在后方造成的干扰和破坏，苏军第16集团军的进攻被迫停止。为此派普尔的骑士铁十字勋章加佩橡树叶，他同时还获得了“近战奖章”(Close Combat Badge)，这是用来表彰参加近距离战斗30次以上的德军官兵。
1944年2月，为了营救围困在科尔松的六万德军，希特勒卫队师和国防军第1、16、17装甲师一起同两个方面军的苏军发生激战，以沉重代价突破苏军围困，成功营救了大约3万4千德军。此后希特勒卫队师且战且退，到3月14日退入罗马尼亚时，全师仅剩下41名军官和1,188名士兵。不久希特勒卫队师残部就撤到比利时休整重建。
在比利时希特勒卫队师接收大批新兵和最新型的装备，很快恢复元气。此时希特勒卫队装甲师隶属迪特里希指挥的党卫军第一装甲军，作为战略预备队驻扎比利时。1944年7月初，希特勒卫队师奉命向诺曼底的盟军发动反击。7月7日，希特勒卫队师从美军第7、8军的结合部突破，派普尔率领一队虎式坦克长驱直入，一直突进到离海滩11公里的地方。在这里派普尔的坦克部队遭遇美军第3装甲师，於是展开一场坦克大战。美军的制式装备“谢尔曼”坦克被士兵戏称作“郎森打火机”(The Ronson Lighter)，意指其50毫米厚的装甲防护力太差，一打就着。在硬碰硬的正面较量中谢尔曼坦克根本不是虎式坦克的对手。
但是派普尔坦克部队的威胁并不是来自对方的坦克，而是来自空中。数百架美军“闪电”式和“野马”式攻击机蜂拥而至，以擦着树梢的高度向德军装甲部队狂轰滥炸。美军攻击机以127毫米火箭弹打击德军坦克，以12.7毫米机枪扫射运兵车，战果累累。在战斗中派普尔的坦克被击中，他负伤被撤下火线，送回德国疗养。8月初诺曼底战役结束，十几万德军被歼灭。希特勒卫队师以伤亡5千人的代价侥幸逃出了盟军的包围圈，撤到德国莱茵地区休整。
5. 阿登反击战
为了扭转西线战局的颓势，希特勒亲自策划了代号为“莱茵哨兵”的阿登反击战。为此希特勒集结了9个装甲师和20个步兵师的兵力，包括1,460辆坦克和坦克歼击车，2,600门火炮，并有1,600架飞机支援。此次反击战计划在阿登山区的美军部队中间打开突破口，突破之后装甲部队高速挺进，渡过谬斯河(Meuse River)，与荷兰德军一道攻取比利时港口安特卫普，截断盟军的后勤补给，迫使整个盟军战线崩溃。
据说迪特里希得知这个作战计划以后勃然大怒，强烈要求面见希特勒。他认为希特勒计划在三天之内强渡谬斯河、攻克安特卫普是异想天开，将要葬送他辛苦重建的部队。迪特里希爱兵如子，每次战役之前都要嘱咐他的将官：“把我的孩子们都带回来！” 他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希特勒卫队1939年建团时的3千官兵，到此时只有30个人幸存下来。希特勒对迪特里希拒不接见，坚定不移地执行他的计划。
希特勒卫队师再次担当重任，成为德军右翼突击箭头。这个箭头其实就是派普尔战斗集团。此时派普尔的部队里又补充了许多新兵，他们虽然缺乏战斗经验，但斗志旺盛。派普尔战后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发现诺曼底战役以后我的部队里主要由年轻、狂热的士兵组成。他们中间许多人在空袭中失去了亲人，在科恩他们亲眼看到空袭过后数千残缺不全的尸体遍布大街小巷。他们对敌人的仇恨如此强烈，很多时候我都无法控制得住。”
派普尔的党卫军第一装甲团此时达到满员编制，一共3,500官兵。本来该团的编制包括一个营的马克四型坦克76辆，和一个营的豹式坦克76辆，但由於此时坦克短缺，只能配备一个坦克营，包括马克四型和豹式坦克各36辆。这其实就是希特勒卫队师所有的坦克。马克四型坦克是德军二战使用最多的型号，重25吨，正面装甲厚80毫米，装备一门75毫米48倍身管的加农炮。豹式坦克大概是德国二战中制造的最优秀的坦克，重45吨，正面具有坡度的装甲厚100毫米，装备75毫米70倍身管的加农炮。为了加强派普尔战斗集团的突击能力，党卫军第一装甲军直属第501重型坦克营配属给了派普尔。该营拥有45辆最新式的“虎王”坦克，重69吨，正面装甲厚180毫米，装备一门威力巨大的88毫米71倍身管加农炮。不过虎王坦克非常笨重，油耗惊人，机械性能也不稳定，在后来的战斗中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加强给派普尔战斗集团的部队还包括党卫军第二装甲掷弹兵团3营大约800人，装备有一批装甲运兵车。炮火方面派普尔战斗集团配属了一个连的150毫米自行火炮6门，和一个营的105毫米拖拽式火炮18门。防空方面，派普尔的团属防空连装备有四联20毫米机关炮的“旋风”战车3辆，37毫米高炮8门，此外又配属了空军第84高炮营，拥有37毫米和20毫米高炮18门。这样派普尔战斗集团的总兵力，包括官兵约5千人，坦克117辆，装甲车149辆，6门150毫米火炮，18门105毫米火炮，以及38门高炮。这的确是一支非常强大的突击力量。
希特勒卫队师组建的另外一支战斗集团值得一提。党卫军150装甲旅大约有3,000人，由斯科泽尼上校(Otto Skorzeny)率领。该部队身穿美军军装，开着缴获的美军坦克和吉普车，任务是渗透到盟军战线后方战略交通要道和桥梁，以及袭击盟军指挥机关，制造混乱。阿登战役中该部队有27名官兵被俘，由於他们身穿美军军装，全部被当作间谍就地枪决。
在希特勒卫队师的对面，是美军第99步兵师，扼守25公里宽的防线。在其左面是美军106步兵师，据守20公里宽的防线。在这两个师中间有一个10公里宽的缺口，由美军第14骑兵团把守，其中一个营约450名官兵驻防的一个小村庄罗谢姆(Losheim)，正是派普尔的突破点。在附近的美军部队还有第3装甲师和第30步兵师，后者号称“罗斯福党卫军”，战斗力相当强劲；第82空降师在西南面的法、比边境休整，随时可以参战。美军部队因为战损过高而士气低落，和德军的众志成城形成鲜明对比。以30步兵师为例，在过去11个月里有4个步兵营里更换了三任指挥官，另有一个营换了四任。这期间的战斗减员加起来相当于该师满员编制的两倍。阿登战役前夕天气恶劣，气温降到零下，雨雪交加，每天大雾弥漫，能见度经常不超过20米。美军士兵往往离开各自的散兵坑躲进民房里取暖。美军两个步兵师分散兵力据守漫长的战线，缺乏防御纵深，被德军突破一点即面临全线崩溃。战役伊始德军占据不少有利条件，加上进攻的突然性，并非没有一点胜算。美军唯一强过德军的地方就是武器装备。德军象希特勒卫队装甲师这样的王牌部队也只有72辆坦克，而美军第3装甲师拥有263辆坦克，连第30步兵师也有71辆谢尔曼坦克和36辆M10歼击坦克。
派普尔也有自己的烦恼。他的突击目标谬斯河在150公里以外，但他的部队携带的汽油在阿登森林的泥泞道路上最多只够推进100公里的。德军情报官员给派普尔提供了一份美军油库的详细分布图，派普尔就只能指望劫夺美军的汽油完成突击任务。另一个问题是派普尔战斗集团并没有配属舟桥部队，但德军情报官员安慰派普尔，说党卫军150装甲旅会先期占据所有重要的桥梁。这纯粹是纸上谈兵，开战以后斯科泽尼的部队绝大多数未能按期出动，最后只得编入常规部队作战，而缺乏架桥能力最终使派普尔战斗集团功亏一篑。
6. 最后的疯狂
阿登战役是二战中德军发动的最后一次闪电战，而最初的两天里派普尔战斗集团的突击势如破竹，也充分体现了闪电战的风格。1944年12月6日清晨，德军1千余门大炮猛烈轰击盟军阵地，炮火持续了两个小时。跟随炮火延伸而发动进攻的是德军步兵，他们的任务是为装甲突击集团打开缺口，扫清障碍，排除地雷，随后装甲突击部队从缺口长驱直入，一路上避免和敌人纠缠，而以最快的速度向纵深突进。同时德国空军向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盟军飞机场发动突袭，将数百架盟军飞机摧毁在停机坪上。此次袭击得不偿失，盟军的损失可以迅速得到补充，而德国空军在行动中损失的300架飞机和200名飞行员，却是难以弥补的。
派普尔战斗集团的目标是谬斯河畔的修依城(Huy)，突击距离150公里。12月6日，派普尔接到出击命令，但他的进攻线路上，德军第12国民掷弹兵师(12th Volksgrenadier Division)的马拉大炮在泥泞里寸步难行，阻塞了道路。派普尔心急如焚，命令部队以豹式坦克开路强行通过，把挡道的马车推到路边。到达突破口以后，派普尔又遇到一个雷区，显然负责打开缺口的德军第9伞兵团并没有清除所有的地雷。派普尔不得不命令部队冲过去，这样在遭遇敌军之前派普尔战斗集团就损失了3辆坦克和两辆装甲车。在兰泽拉斯村(Lanzerath)，派普尔遇到第9伞兵团的霍夫曼团长，后者声称在前面的森林里有大批美军，他在等待增援。派普尔亲自询问伞兵团的侦察部队，发现没有一人亲眼见到美军部队。派普尔勃然大怒，命令霍夫曼的伞兵团立刻攻击前进。结果不出派普尔所料，美军早就撤离这一地区，派普尔战斗集团在这里白白耽搁了半天时间。
派普尔战斗集团一直前进了15公里，才遇到抵抗。洪斯费尔德(Honsfeld)小镇是美军394步兵师的休整基地，在这里驻守着第801歼击坦克营和第32骑兵连，另外还有394步兵师的125名士兵在此休整。17日清晨4点30分，派普尔战斗集团向洪斯费尔德发动进攻。此时美军前线各部队在德军突然打击下纷纷后撤，局面混乱不堪。17日凌晨一支美军部队匆匆撤向洪斯费尔德，在黑暗中和派普尔战斗集团擦身而过。派普尔立刻改强攻为偷袭，派遣一支坦克部队紧跟在美军车队的后面。一路上美军哨卡毫无察觉，德军坦克就这样顺利地进入洪斯费尔德，美军惊觉时德军已经控制了镇内各战略要地。经过短暂的战斗，派普尔以损失两辆豹式坦克的代价攻克小镇，俘虏300余人，缴获M10歼击坦克15辆。
洪斯费尔德北面5公里的布林根(Büllingen)是美军的一个油库。虽然布林根位於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的攻击线路上，派普尔焉能放过这块送到嘴边的肥肉。早上8点，派普尔的一个装甲营冲入布林根，击毁机场上的12架美军侦察机，俘虏守军200余人，自己仅损失一辆四型坦克。派普尔的攻击非常突然，美军第2步兵师总务连100余人被俘时正在排队领早餐。派普尔战斗集团缴获了5万加仑汽油，士气高涨。这天天气放晴，美军飞机立刻发动攻击。驻荷兰的美国空军第366大队出动39架P-47闪电式攻击机飞临布林根地区。第一攻击波击毁了派普尔的一辆虎王坦克，而派普尔的防空火力也击落了一架美军飞机。第二攻击波包括16架闪电式，但这些飞机未能造成任何破坏，因为一队德国空军的M109战斗机飞来迎战，空战中双方都有损失。
派普尔在布林根审问俘虏，得知西南方向的里诺维尔(Ligneuville)小镇是美军第49防空旅的总部，旅长廷伯莱克(Timberlake)准将就住在镇内的“磨坊”旅馆。派普尔在东线俘虏过无数将级军官，但还从来没有抓获一个美国将军，这个准将显得很有吸引力。於是派普尔改变行军路线，上午11点到达伯涅兹(Baugnez)以后没有继续向西，而是折向南方直取里诺维尔。为了保证行军的速度，派普尔兵分两路，另一路从北面的马尔梅迪(Malmédy)附近通过。精明强干的派普尔这时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虽然他的部队轻取里诺维尔，却未能抓住廷伯莱克，白白耽误了6个小时，还损失了一辆豹式坦克。更糟糕的是，派普尔分出去的那支部队在马尔梅迪附近俘虏美军第285炮兵观察营B连官兵113人，结果德军将这些俘虏赶到一个开阔地以机枪扫射，84人当场毙命，25人受伤存活下来，只有4个人趁乱逃脱。马尔梅迪大屠杀载入史册，成为德国党卫军的战争罪行范例。罗斯福总统得知此事以后说：“现在每个美国士兵都和犹太人一样痛恨德国人了。”
派普尔此时并不知道屠杀战俘的事情，他正率领部队急忙赶向交通要地斯塔夫勒(Stavlot)。派普尔的攻击线路两次穿过安布里夫河(Ambléve River)，夺取位於斯塔夫勒和三桥镇(Trois Ponts)的两座桥就显得事关成败了。事实上美军部队17日才分别进驻斯塔夫勒和三桥镇，如果派普尔17日上午径直向西进攻，而不是绕道去抓美国将军的话，将能够轻易夺取这两座桥。18日清晨6点，派普尔战斗集团向斯塔夫勒发动进攻。由於派普尔来得太快，斯塔夫勒守军两个连并没有做炸桥的准备，结果让德军坦克轻松过桥。这两个连英勇抵抗，依靠4辆M10歼击坦克和3门57毫米反坦克炮阻击德军长达4个小时，给7公里以外的三桥镇美军赢得了时间。
三桥镇位於安布里夫河和萨尔姆河(Salm River)交汇处，因此地的三座桥得名。上午11点30分，派普尔的坦克部队就冲到三桥镇外面，德军的豹式坦克沿东西向的N23公路而来，N23公路和南北向的N33公路有一个丁字路口，安布里夫河桥就在路口南侧。驻守三桥镇的美军第51和第291工兵营此时正忙於给安布里夫河桥装炸药，为了迟滞德军的坦克，四名勇敢的美军士兵将一门57毫米反坦克炮推到北侧桥头。为首的德军坦克上了N33公路左转，立刻看见这门炮。豹式坦克赶忙停车，近在咫尺匆匆开火，首发没有命中。几乎是坦克开炮的同时，美军的反坦克炮向豹式坦克车底打出一发穿甲弹，炮弹在石板路面上反弹，钻进装甲薄弱的坦克底盘里去了，豹式坦克立刻浓烟滚滚。第二辆德军坦克冲了上来，和这门反坦克炮相距30米进行对射。结果一发炮弹击中反坦克炮，四名炮手被炸得粉身碎骨。在德军坦克受阻的十几分钟里，美军工兵终於安装完了炸药。11点45分，安布里夫河桥在派普尔的眼前轰然坍塌。派普尔勉强控制住沮丧的心情，率部队沿N33公路北上，寻找其它桥梁渡河。
四名美军反坦克炮手英勇阻击德军坦克，是二战中美军士兵少见的英雄主义行为，对阿登战役的结果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就在此时，美军第82空降师正在三桥镇以西20公里的维伯蒙(Werbomont)集结，这些部队匆匆自法国赶来，冒雨乘车13个小时，刚刚进驻维伯蒙，所有的重装备都落在后面。如果派普尔战斗集团在三桥镇顺利过河直捣维伯蒙，筋疲力尽、没有重炮和坦克的82空降师绝对抵挡不住。维伯蒙以西一马平川，将不会有任何值得一提的盟军部队可以阻止派普尔战斗集团完成战役目标。四位英勇的美军士兵用自己的生命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贡献，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麦考伦(Lillard McCollum)，霍伦贝克(Donald Hollenbeck)，布坎南(Dallas Buchanan)，和希金斯(James Higgins)。
7. 溃败
12月18日下午1点30分，派普尔战斗集团进占三桥镇以北6公里的格莱兹(La Gleize)，没有遭遇抵抗。接着派普尔亲率一队坦克和一个营的装甲车向西南方向12公里以外的“新磨坊”桥(Neufmoulin Bridge)进发。路上美军侦察机发现派普尔车队，招来数十架美军闪电式和皇家空军的台风式攻击机，轮番攻击了两个多小时。派普尔车队以防空火力还击，且战且行，最后以损失3辆坦克和4辆装甲车的代价到达新磨坊桥，发现美军已经将桥炸毁。派普尔只得返回格莱兹。
12月18日是非常关键的一天，美军增援部队在这一天纷纷到达阿登战区，派普尔战斗集团遇到的抵抗越来越强，而他的力量由於连日战损却越来越弱。19日清晨，派普尔战斗集团沿N33公路向西前进，进攻格莱兹以西5公里的斯图蒙(Stoumont)。派普尔此战使用的部队只有3个连的掷弹兵，和9辆坦克。斯图蒙守军是美军第30步兵师119步兵团3营，配备10辆谢尔曼坦克和8辆M10歼击坦克，此外还有两门90毫米反坦克炮。他们早就接到预警，已经做好部署严阵以待。此时天降大雾，能见度只有50米。派普尔的掷弹兵们在浓雾的掩护下悄然渗透到美军坦克掩体周围，绝大多数坦克未发一炮就被俘获。接着派普尔率领9辆坦克冲进镇里，美军的90毫米炮干掉一辆豹式坦克，但其他德军坦克立刻向两侧迂回，并击毁了提供掩护的几辆M10歼击坦克，两门90毫米炮的炮手不得不弃炮逃生。战斗结束以后，美军第119步兵团3营被俘近300人，这是派普尔战斗集团取得的最后一次胜利，派普尔突进100公里以后终於到了强弩之末。
就在派普尔战斗集团攻克斯图蒙时，美军趁德军兵力空虚，攻下了斯塔夫勒，德军立刻发动反击，激战中美军将安布里夫河上的桥炸毁，这样就断了派普尔的后路。与此同时，美军82空降师会同第30步兵师开始从四面包围上来，将派普尔战斗集团围困在斯图蒙 - 格莱兹一线。20日，美军转守为攻，沿N33公路向东进攻斯图蒙，派普尔战斗集团面对优势敌人苦苦抵挡，饮马谬斯河的梦想已经彻底成为泡影。
以后的几天里，派普尔战斗集团和美军胶着于斯图蒙附近。美军的155毫米大炮不停地轰击派普尔据守的村庄，空袭也更加频繁了。派普尔麾下年轻的党卫军士兵越来越焦躁不安，动辄屠杀无辜平民发泄胸中的郁闷(战后据比利时政府的调查，派普尔的部队在安布里夫河谷作战的一个星期里，屠杀的平民超过200人)。数百美军战俘因此朝不保昔。被俘的美军119步兵团3营营长麦考恩少校(Hal McCown)同派普尔有过几次相当友好的谈话。虽然麦考恩对派普尔有先入为主的成见，谈话中他很快被派普尔的机智和幽默征服，心生由衷的敬意。眼前这位年仅28岁的德军团长显然比他见过的所有美军团长更年轻，更出色，经历过更多的枪林弹雨。最令人惊讶的是派普尔到这时仍然保持旺盛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麦考恩在谈话中装做漫不经心地问起德军在东线怎么对待俘虏的。派普尔笑道：“我真应该带你到东线去看一看，你就会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违反战争规则。俄国人根本不知日内瓦公约为何物，有朝一日你们美国人也会亲身领教俄国人的野蛮行径，那时你就明白我们的做法已经非常文明了。” 麦考恩请派普尔保证，将依照日内瓦公约对待他的战俘，派普尔很庄重地回答：“我可以向你保证。” 战后美军军事法庭对派普尔的审判中，麦考恩作为辩方证人出庭，竭力替派普尔申辩。
派普尔坚持到23日，就明白大势已去。他向希特勒卫队师师长蒙克(Mohnke)请求撤退，蒙克开始坚决不许，后来虽然答应，但要求派普尔必须把伤员和坦克都带回来。此时派普尔部队里的伤兵超过500人，只有大约800人仍具有战斗能力。派普尔的坦克燃油将尽，只能勉强挪动一个位置，根本无法长途跋涉。派普尔跟麦考恩商量说，他打算撤走时将所有德军伤员和美军俘虏一起留下，希望麦考恩可以保证等德军伤员伤愈就将他们释放。麦考恩坦言无法做此承诺，但可以签字证明和派普尔有过这样的商议。派普尔也就欣然应允。
24日凌晨3点，派普尔和800名幸存的官兵悄然离开格莱兹村，一位军医和几名护士自愿留下来陪伴500多名伤员。所有的坦克上面都安装了定时炸弹，在他们离开以后2小时引爆。经过一天一夜的徒步跋涉，派普尔将这800人安然无恙地带回德国。整整9天没合眼的派普尔回到德军防线以后立刻精神崩溃，在病床上昏睡了几天。虽然派普尔战斗集团未能完成任务，师长蒙克依然申请给派普尔的骑士铁十字勋章加佩双剑徽，这个申请于1945年2月4日得到批准。
派普尔在医院里休养了一个多月，1945年2月14日才回到部队。此时希特勒卫队师调往东线，在匈牙利阻击苏军的进攻。阿登战役中希特勒卫队师再次遭受重创，伤亡官兵一万余人，但很快得到补充，这时又达到1万9千人的兵力。师长蒙克调任柏林卫戍司令，库姆从南斯拉夫赶来继任师长，而派普尔出任副师长，指挥师属坦克集团，包括四型坦克21辆，豹式坦克25辆，和虎王坦克19辆。在接下来的德军“春醒”攻势里，希特勒卫队师再次担当主力，攻击十倍于己的苏军。经过一个多星期激烈的战斗，到2月25日，希特勒卫队师又丧失了一半以上的兵力，而派普尔的坦克集团只剩下27辆坦克。
3月初，苏军从斯洛伐克攻入奥地利，仍然在匈牙利巴拉顿湖地区作战的党卫军第6装甲军有被苏军包抄的危险。司令官迪特里希为了保全部队，擅自下令撤退。希特勒得知怒不可遏，发电给迪特里希称：“元首认为部队并没有按照要求作战，因此命令希特勒卫队师、帝国师、骷髅师、霍亨施陶芬师官兵撕去他们的党卫军袖章。” 迪特里希内心受到极大伤害，非常为他的将士抱不平，因此拒绝将这个命令传达下去。但不久希特勒的来电就在部队里传开了。不过大多数官兵都对此无动于衷，因为他们早就对狂人希特勒失去了信心，现在已经不是在为元首而战，而是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希特勒卫队师最后的战场是在维也纳近郊，在这里他们和维京师一起顽强阻击苏军进攻。5月8日，德国投降。希特勒卫队师残部3千余人化整为零逃向美军控制区，派普尔也是其中之一。他昼伏夜出企图逃回巴伐利亚的家中，但功亏一篑，在距离家乡30公里的地方被美军巡逻队抓住。
8. 罪与罚
1946年4月，美军在达豪集中营设立军事法庭，就马尔梅迪大屠杀对包括派普尔在内的74名希特勒卫队官兵进行审判。为了体现公平和公正的原则，军事法庭为74名被告找了一位辩护律师，刚到美军欧洲战区总部任法律顾问的埃弗里特上校(Willis Mead Everett Jr.)此时并不知道，他以后10年的生活将和派普尔息息相关。
埃弗里特1900年出生于美国南方亚特兰大一个虔诚的基督教长老会家庭，从军以前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律师。1946年4月，埃弗里特调到法兰克福的美军欧洲战区总部，在法律事务署任职。不久埃弗里特就接到通知，要求他出任派普尔等人的辩护律师，6个星期以后准备出庭。埃弗里特起初非常不情愿，首先因为他不熟悉刑事法律，而6个星期里为74个人准备辩护材料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内心深处埃弗里特对他的当事人也缺乏好感，他写信给妻子称这些人是“最坏的谋杀犯. . . 绞刑对他们来说实在太便宜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埃弗里特对74名被告的印象逐渐改变。以派普尔为代表的前希特勒卫队师官兵在同埃弗里特的面谈中表现出极其优秀的军人作风，这和他心目中的刽子手形像大相径庭。埃弗里特认为纳粹德国的暴行应该由最高领导层负责，普通百姓 - 无论是否穿过军装 - 都应免除责任。埃弗里特对被告的同情并非无缘无故，战后德国满目疮痍，人民饥寒交迫，让埃弗里特联想起美国内战之后南方各州遭受的苦难，怜惜之情油然而生。美国占领区军政当局腐败无能，官兵军纪败坏，投机倒把、酗酒淫乱随处可见，让埃弗里特这个虔诚的长老会教徒非常厌恶。相比起来，这些身陷牢笼的党卫军官兵才更加符合他心目中的军人形像。
在众多被告中，埃弗里特尤其欣赏派普尔。在他的眼里，派普尔是一名勇敢无畏、才华横溢的传奇指挥官，是他这个文职军官最为仰慕的一类人物。只不过派普尔站在失败的一方，按照成王败寇的规则被当作了替罪羊。因为派普尔能说流利的英语，和埃弗里特的交流就多一些。交谈中派普尔丝毫不掩饰他对那个罪恶政权的崇拜，他回忆道：“战争年代真是一段令人自豪，充满英雄主义情怀的时光，我的脚下就是德意志，而我的坦克炮所及之处就是我的王国。我的追求一直是那个‘帝国梦想’ ！” 虽然埃弗里特对派普尔所谓的帝国梦想一知半解，但这个名词显然拨动了他的心弦，勾起了他对那个早已逝去的南方政权的怀念。
盟军调查人员和控方律师的所作所为也让埃弗里特感到惊骇和愤怒。许多被告被严刑逼供，并受到诱骗、威胁、和恐吓。利用这种埃弗里特称为“纳粹手段”的办法，控方掌握了一大批当事人的供认书，其中就有派普尔承认下令杀俘的签字文件。埃弗里特认为盟军调查人员中有不少犹太人，他们怀有对党卫军的刻骨仇恨，把罪行调查当作报仇雪恨的良机。就是凭借这些证据，盟军军事法庭最后判决包括派普尔在内的43名党卫军官兵死刑。
埃弗里特被法庭判决激怒了，他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丑闻，完全背离了美国一贯提倡的公正原则，因为战争中美军杀的德军俘虏一点也不少。埃弗里特也感到非常自责，认为他并不十分熟悉刑事案件，在处理一些细节方面举措失当，没有履行好应尽的义务。埃弗里特胸中燃起熊熊怒火，决心抗争到底。埃弗里特先向盟军占领区最高长官克雷将军(Lucius Clay)上诉，要求重审。克雷也认为盟军调查人员使用了“非正当手段”，下令释放了13名犯人，并将另外许多人的死刑改为终身监禁，但仍然维持了12个死刑判决，其中就包括派普尔。埃弗里特没有善罢甘休，于1948年同时向美国最高法院和海牙国际法庭提起上诉，但徒劳无功。美国最高法院的九名大法官投票决定是否受理上诉，结果杰克逊法官弃权，其他八人四票同意，四票反对。海牙国际法庭声称只接收主权国家提交的案件，没有受理埃弗里特的上诉。
1947年，埃弗里特退役，回到家乡亚特兰大。他依然竭尽全力为派普尔等人奔走呼号，以至于荒废了自己的法律事业。此时所有司法途径都已经堵死，埃弗里特於是转而诉诸政治手段。他利用自己在当地的声望和关系争取议员的关注和同情，并在各大媒体上抨击审判缺乏公正。这期间埃弗里特和派普尔一直保持书信联系，鼓励他不要放弃希望。鉴于当时美国的反苏情绪，埃弗里特甚至建议派普尔撰写在俄国同苏军装甲部队作战的经验，以向美国当局表明他活着会更有价值。在埃弗里特的不懈努力之下，美国参议院于1949年召开听证会调查此案，主持人便是大名鼎鼎的参议员麦卡锡。虽然听证会最后并没有做出任何结论，但埃弗里特在会上得以展示了审判的许多不公正之处。终於在1951年，美国占领军当局将剩下的死刑判决都改为终身监禁。1956年，坐了10年牢的派普尔终於重获自由。
埃弗里特为派普尔最终获释付出巨大代价，他后来估算为此案花费了4万美元 - 这在五十年代是一笔巨额开销。虽然西德政府提供了5千美元赞助，但只是杯水车薪而已。因为埃弗里特替臭名昭著的德国党卫军辩护，他的子女在学校里饱受歧视和侮辱。1949年3月间埃弗里特突发心脏病，原因就是操劳过度，以后埃弗里特的身体每况愈下。1960年2月埃弗里特给派普尔写的最后一封信里表示将在4月间到德国来看望他，但此行有可能推迟，因为埃弗里特患有淋巴肿瘤，正在接受治疗。4月4日，埃弗里特病逝。
派普尔出狱以后，凭借流利的英语找了一份工作，在一家保时捷汽车行当销售员，很快就提升为销售经理。但派普尔一直无法摆脱他的过去。在大众汽车公司工作时，公司里的一批意大利员工发起抵制派普尔的运动，结果大众汽车公司不得不将他解雇。1970年，走投无路的派普尔举家迁往法国东部的特拉维斯乡村避居，但没过几年就有人发现了他的行踪。1976年，法国共产党的当地支部开始不断骚扰派普尔。派普尔感到情势不妙，连忙把家人送回德国，自己外出时总带一支手枪。这年7月14日夜里，派普尔的寓所遭到燃烧瓶的袭击，天亮以后人们发现派普尔窒息而死。这件谋杀案后来不了了之，没有人因为此案受到法国政府的起诉。埃弗里特死前一定欣慰地认为派普尔终於可以过太平日子了，看来这种想法还是太天真。
虽然看起来派普尔不应该为马尔梅迪大屠杀负责，但他的历史污点很多，非常容易遭人憎恨。派普尔任希姆莱副官时参与了希姆莱的种族灭绝计划，他曾经对一个同事说：“如果我们输掉这场战争，这些事情会给我们带来大麻烦。” 显然派普尔并没有丧失最基本的人道主义观念，但他深受纳粹思想的毒害，良知几乎泯灭殆尽。归根到底，派普尔只是希特勒这个旷世恶魔的工具，因此越优秀，造成的祸害也就越大。纽伦堡法庭对德国党卫军定性，指出“党卫军从性质上讲是一个犯罪组织，但单个成员并不一定就是罪犯。” 这是一个非常宽宏大量的判定。曾经身着党卫军制服助纣为虐的人们虽然因此被免于追究责任，开始新的生活，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放松对过去的追悔和反省。派普尔战后的一些言论表明他并没有很好地反省过去，最后死于非命也许真是罪有应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