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骄雄之三：鸦片贩子和国会议员 (图)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代表的是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 - 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马克思 《鸦片贸易史》 十九世纪初期，英国教会组织非常活跃，他们从宗教和人道主义立场出发，针砭社会恶疾，拥有强大政治影响力。比较突出的是当属新教福音派人物维伯弗斯(William Wilberforce)领导的“圣徒”组织，是英国废奴运动的核心，正是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促成了1834年“废除奴隶制法案”的通过。这个时期，教会组织成为英国的良心，为大英帝国在海外的殖民掠夺行径设置了一个道义底线。 废奴运动胜利以后，数年间英国教会组织失去了奋斗目标。幸好英国的殖民扩张并不缺乏劣迹，1839年从中国传来消息，清朝政府开始雷厉风行地禁烟，一批英国的鸦片商人被拘留，而价值两百五十万英镑的鸦片被销毁。代表商人利益的政治势力立刻要求英国政府出兵，解救人质，逼迫中国政府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地位；而英国圣公会也立刻行动起来，强烈谴责鸦片贸易是邪恶行径，本应予以禁绝，抨击政府用纳税人的钱补偿鸦片商人。1840年1月英国议会两院开会之际，中国的鸦片危机已经成为焦点话题，而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英国外相巴麦尊(Lord Palmerston) 公开表示，政府不会为补偿鸦片商人的损失而花费一分纳税人的钱，但在出兵的议题上含糊其辞。 1840年2月，英国在野的保守党领袖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在下议院提出议案，谴责政府出兵中国解决鸦片危机。此案如果得以通过，则可以有效阻止英国发动鸦片战争。这样在英国议会大厅里展开的一场激烈的政治角力，将决定中国以后一百年的命运。 1. 鸦片贸易 促使英国大规模向中国走私鸦片的原因，是英国对中国巨大的贸易逆差，主要源于英国从中国大量的茶叶进口。1664年，当时的英王查理二世得到了两磅来自中国的茶叶馈赠，从那以后短短五十年，茶成为英国人最喜爱的饮品，每年从中国进口达一千二百万磅，而英国政府对茶叶进口课税100%，使其成为政府的一项主要财政来源之一。因为茶叶关系到英国的国计民生，国会甚至立法规定东印度公司必须经常保持一年供应量的存货。1701年到1759年，英国从中国的进口额两千六百万英镑，而向中国的出口仅仅九百万英镑，贸易逆差惊人。为了扭转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费尽心计，终于找到了鸦片这种毒品。 鸦片俗称大烟，是由罂粟果中的汁液提炼而成的。罂粟原产于土耳其，后来传至阿拉伯、印度，到英国殖民时期，印度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罂粟产地。罂粟是一种美丽的草本植物，其花色彩鲜艳，有猩红、橙红，粉红或白色几种；其果实呈球状，内含白色的汁液。罂粟果汁含有大量的生物碱，吗啡因、可卡因、那可汀等化学物质，提炼而成的鸦片具有提神、止泻、镇痛、辟瘴等作用，中国从唐朝时开始从阿拉伯输入少量的鸦片作为药材。荷兰殖民主义者为了毒害爪哇人民，稳固其殖民统治，从1659年开始将鸦片销往巴塔维亚(今雅加达)，以后一百年里，每年有100吨的鸦片运来爪哇销售，使吸食鸦片的恶习传遍了南洋地区。十八世纪初，大约每年有200箱的鸦片从南洋流入中国，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1729年，雍正皇帝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道禁烟令。 东印度公司从一开始就了解中国对鸦片的禁令。自从垄断印度罂粟生产以后，东印度公司并不想从事鸦片贸易，触犯中国法律，而危及其它合法商品的贸易。1772年，东印度公司总督黑斯廷(Warren Hastings)认为鸦片“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有害的奢侈品，应该禁止销售”，并建议英国政府严控鸦片在国内的消费。但以后东印度公司遭受的财政困境迫使黑斯廷改变了他的鸦片政策。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只接受西班牙的一种银币结算。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以后，西班牙支持北美殖民地，和英国关系破裂，英国因此失去了银币来源，无法支付中国的茶叶货款。於是在黑斯廷谴责鸦片是“有害奢侈品”十年后，东印度公司两艘商船满载3,450箱(每箱为140磅)鸦片驶往中国，开始了英国对中国长达135年的鸦片贸易。从此以后，销往中国的鸦片逐年增加，到1804年使英国取得了对中国贸易的收支平衡。 在1820年以前，东印度公司相当明智地将输往中国的鸦片控制在五千箱以内，并把价格保持在较高水平，这样使鸦片只在小范围内消费，不至於引起政府的关注。1820年以后，这种局面被打破。由於蒸汽机的大量使用，英国纺织工业生产能力大增，开始向印度倾销廉价的纺织品。印度因此出现大量贸易逆差，不得不大幅度增加对中国的鸦片出口。182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为4,244箱，1830年就剧增至18,956箱，1838年更增至4万箱。大英帝国的“东方三角贸易体系”(即英国的纺织品输往印度，印度的鸦片输往中国，中国的茶叶、丝绸输往英国)中，鸦片贸易是最重要的一环。到鸦片战争前期，英国和中国的贸易占整个海外贸易的六分之一，而鸦片占所有中国贸易的三分之二。鸦片战争前的十年间，中国出口额七百万银元，进口额(主要是鸦片)竟高达五千六百万元。 2.怡和洋行 1833年，英国议会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同中国贸易的权力。在这前后，大批商行应运而生，迅速填补了东印度公司留下的空白。这些商行当中最著名的应属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怡和洋行由英国商人查顿(William Jardine)和马地臣(James Matheson)于1832年7月1日组建。以后的数年间，怡和洋行成为规模最大的鸦片走私集团，而查顿被广东商人称为“大班”。 查顿1784年生于苏格兰，18岁从爱丁堡医学院毕业以后，就来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上当医生，这一干就是14年。1807年，查顿离开了东印度公司，先效力于几间小商行，然后成为马格尼亚克商行(Charles Magniac Co.)的合伙人。1828年，查顿遇到了出身苏格兰贵族的马地臣，两人志同道合，后来一起组建了怡和洋行。查顿和马地臣优点互补，配合默契，查顿是出色的战略家和谈判高手，而马地臣是优秀的管理人才，负责洋行的金融财务。怡和洋行除了走私鸦片以外，其它业务还包括将香料和蔗糖从菲律宾进口到中国；将中国的丝绸和茶叶出口到英国；办理货运票据和保险；出租码头和仓库；以及提供进出口信贷等等。 查顿性格专横自负，他的办公室没有为客人准备的椅子，来访者必须站着说话。一次查顿到广州分行视察，发现分行出现人事危机，雇员和管理层势不两立，业务陷入瘫痪。查顿接过这个烂摊子，只用几天功夫就将各方面摆平，使分行恢复运营。在和清朝官员的一次交涉中，愤怒的围观群众扔石头击中查顿的脑袋，查顿不仅毫发无爽，而且面不改色，从此被当地人称为“铁头老鼠”。 查顿对满清政府外强中干的实质有清醒的认识，很早就主张用武力打开中国国门。他说：“中国地大人稠，只要全面通商，我们有多少就可以卖多少。面对这样一个几艘炮舰停在岸边开几炮就可以制服的政权，我们不能允许大英帝国的贸易受制于他们的反复无常之下。一场同中国的战争能够带来硕果累累，我毫不怀疑。” 为此查顿特地派遣马地臣于1834年回到英国，去游说当时的英国外相 - 滑铁卢战役的英雄威灵顿公爵(Duke of Wellington)。威灵顿公爵显然不感兴趣，马地臣后来写道“被这个愚蠢而傲慢的老家伙羞辱。” 大概觉得马地臣缺乏社交才能，查顿于1838年亲自前往英国游说。 1839年，道光皇帝派林则徐到广东禁烟。林则徐雷厉风行，于3月27日扣押广州城里包括马地臣、颠地(Lancelot Dent)等大小鸦片贩子，勒令他们交出囤积的鸦片。驻广州的英国商务总监义律(Charles Elliot)向商人们许诺政府会赔偿他们的损失，才说服这些要钱不要命的走私犯陆续将鸦片交出去。两个多月后，收缴的两万多箱鸦片在虎门被销毁。这些鸦片按照当时的市价约值一千万英镑，但英国政府只愿意按成本价补偿鸦片商人，也就是两百五十万英镑。 3. 道义和功利的较量 查顿在英国得到虎门销烟的消息立刻行动起来，他纠集数百名商界的头面人物联名向英国外相巴麦尊递交一份请愿书，要求出兵解决“中国问题”。查顿还准备了一份文件，包括详细的作战计划、地图、兵力部署和向中国提出的赔偿要求等等，这份文件史称“查顿密件”(Jardine Paper)，是英国后来发动鸦片战争的主要决策依据。 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会议正式作出出兵中国的决议。《泰晤士报》立刻刊出头条：“向中国宣战了！” 英国好战分子将一个热气球升上天空，气球上悬挂大幅标语，号召征服中国，将其变为一块殖民地，成为英国王冠上更大的一颗宝石！《孟买公报》醺醺然地幻想着：“请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中国的皇帝成为领取大英帝国退休金的傀儡，而来自英国的总督管理着中国的事务！” 人们兴致勃勃地谈论，如果印度是英国的金矿，中国会是英国的白金矿！整个英国沉醉于开疆拓土的帝国梦想和对巨大利润的幸福展望之中。 事实上，当时大多数英国人都明白鸦片的危害。每年有大约300箱鸦片从印度流入英国，制成鸦片酊(Laudanum),主要售给底层的劳工和贫民，导致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些重要的英国政坛人物也染上了烟瘾，比如印度的征服者克莱夫(Robert Clive)，就是死于过量吸食鸦片。一个名叫赛华尔(Algernon Thelwall)的圣公会牧师特地撰写了题为“鸦片贸易在中国的罪恶”(Iniquities of the Opium Trade with China)的传单，得到广泛关注，在《伦敦泰晤士报》全篇转载。伦敦“东印度和中国商会”主席拉蓬(George Larpent)向巴麦尊表示，如果中国政府真心要禁绝鸦片贸易，英国应该用别的商品贸易收入来购买中国茶叶。但是拉蓬并没能推荐一种商品来替代鸦片。 英国商人金(Charles King)在广州被扣押期间写信给义律，请求他终止鸦片贸易。这封信也被圣公会制成了传单到处散发。处於风暴中心的商务总监义律内心非常矛盾。他在给巴麦尊的信中，一方面坚决支持出兵中国， “在我看来，面对(中国)这种不公正的暴力行径，最好的回应是不假任何言辞的迅猛一击。” 另一方面，义律也赞同英国教会组织对鸦片贸易的谴责，“没有人比我更憎恨强加于中国海岸的罪恶走私行径，这和海盗行径并无二致。作为政府官员我一直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谴责这种行径，并且因此得罪了我生活多年的社区里的许多私交。” 义律并不知道，对鸦片贸易的强硬态度将葬送他的前程。 1840年3月在英国下议院举行的一次辩论中，年仅三十岁的保守党议员格拉斯通(William Gladstone,1809-1898)对鸦片贸易发出最强烈的声讨。格拉斯通出身利物浦的一个贵族家庭，早年在牛津大学学习古典文学和数学，23岁就当选为保守党议员。格拉斯通对鸦片的厌恶有他个人的原因。格拉斯通的妹妹海伦一次生病使用了鸦片酊止痛，结果不幸上瘾，成为当时英国贵族圈子里的一桩丑闻。格拉斯通为了给海伦戒毒想尽办法，前不久还带她去意大利治病，只不过劳而无功。回到英国后格拉斯通精神崩溃，大病一场，直到议会辩论前才痊愈。 针对保守党领袖皮尔提出的谴责案，下议院举行了一场事关中国前途的辩论。面对反对党的指责，89岁的国防大臣、历史学家麦考雷(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身上裹着一面米字旗，诉诸最低等的爱国主义情绪，提醒大家鸦片贩子们“来自一个从不知失败、屈服和羞辱为何物的伟大国度，” 并声称“我殷切期望这场辩论能够导致辉煌的结果，使大英帝国的威名和财富都得以维护。” 格拉斯通此时站了出来，发表了他一举成名的演说： “他(指麦考雷)是否知道走私进入中国的鸦片都来自英国在印度的港口？而我们的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制止这种非法走私？如果我们能遏制印度罂粟的种植，阻止鸦片从印度港口输出，摧毁伶仃岛上的仓库，斥之为道德沦丧之行径，我们即使不能根除，也可以重创鸦片贸易。” “他们(指中国政府)提前要求你们放弃走私贸易，当你们据不从命时，他们有权利以继续从事邪恶的走私行径之罪名将你们驱逐出境…我认为正义在他们一边，而当这些半开化的异教徒们站在正义的一边，我们这些文明开化的基督徒们却从事着与正义和教义相背离的行径…我不知道世上还有其它非正义的战争更甚于此，每一步的处心积虑都将使这个国家蒙受永久的耻辱。现在，被高贵的爵爷(麦考雷)裹在身上的旗帜，已经变成了一面海盗旗，为臭名昭著的毒品走私保驾护航。” 格拉斯通还指出中国政府禁绝和没收鸦片并不是挑战英国权威、侵犯英国利益，而是行使主权的正当行为。他甚至冒着断送政治前途的风险，替中国政府在广州英国会馆附近的井里下毒的举动辩护，认为这是为了驱逐鸦片贩子的合理做法。格拉斯通明白公众立场已经倾向于出兵，因而没有要求执政党停止战争准备。 巴麦尊的反诘将中国鸦片的泛滥归罪于消费者，而不是销售者。鸦片贸易在中国属於“一方愿买，一方愿卖”，如果英国停止鸦片贸易，其他国家诸如土耳其和美国等等会立刻填补英国离去的空白，供应数以千万计渴望的中国消费者，使英国白白损失每年数百万英镑的税收。言下之意，虽然英国明白鸦片的危害，但其带来的财政收入太重要，英国已经欲罢不能。巴麦尊还将鸦片贸易和整个中国贸易混为一谈，他当堂朗读了查顿请愿书的片段：“除非政府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同中国的贸易将无法在保证生命财产安全、对大英帝国有利可图的条件下进行。” 巴麦尊并没有忽视社会上反对鸦片贸易的呼声，他冠冕堂皇地声称：“英国政府绝不想质疑中国政府禁止鸦片贸易的权利。” 英国皇家海军到中国去，不是为了促进鸦片贸易，而是保护英国侨民，防止人质危机再次发生，维护大英帝国的尊严。如果鸦片贸易因这次军事行动而蓬勃发展，这只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英国财政大臣白令(Francis Baring)质询巴麦尊，出兵中国的军费从何而出？本届政府债台高筑，国库几乎破产，近三年每年的财政赤字高达一百多万英镑。国防大臣麦考雷提出了一个创见：让中国人掏钱。麦考雷认为和中国的战争将速战速决，然后英国可以用武力迫使中国赔款，以支付军费和补偿鸦片商人的损失。 巴麦尊的功利主义显然比格拉斯通的道义原则更有说服力，在随后进行的投票中，反对党的谴责案被下议院以271票对262票否决，这9票之差决定了中国以后一百年的命运。 1840年6月1日，商务总监义律的堂兄、海军上将懿律(Sir George Elliot)率领3艘74门炮的战列舰，5艘巡洋舰，8艘护卫舰以及4艘蒸汽炮艇，护送满载四千名苏格兰和印度士兵的运输船，从新加坡杀气腾腾驶向中国。7月5日，英国舰队开始进攻舟山群岛，两天攻下定海。英国舰队后面紧紧跟着43艘鸦片商船，定海陷落以后成为鸦片贸易的中转站，5个月之内有一万两千箱鸦片在这里转卖中国内地。 英国舰队司令懿律开始还竭力阻止鸦片贩子发战争财，但议会批下的军费很快告罄，懿律只得发售债券筹集军费。他发现鸦片贩子们是债券的唯一买家，也就对他们的勾当不闻不问了。马地臣在日记里写道：“懿律将军在舟山禁止鸦片贸易的举动，表现出他对鸦片贸易的恶意，和商务总监义律同出一辙，这种恶意曾经给我们带来许多麻烦，使我们非常不安。但是显然他们除了借用鸦片销售的货款，没有其它办法筹集军费，我们认为懿律将军将不可避免给鸦片贸易一些活动余地。” 尾随英国军队而来的除了鸦片贩子，还有传教士医生。英国教会组织见无法促使政府禁止鸦片贸易，只得跟在后面尽力做一些亡羊补牢的工作。一个名叫洛克哈特(William Lockhart)的伦敦传教士协会代表在定海开设了一个医疗中心，专门救治鸦片中毒的病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医院由英军士兵站岗守卫。到1840年底，该医院收治病人1,600名。 4. 历史的车轮 1841年6月，自由党政府垮台，皮尔爵士领导的保守党上台执政。虽然保守党在野时强烈谴责鸦片贸易，上台以后却继续自由党政府发动的鸦片战争，充分体现了英国议会民主政治的两面性和虚伪性。1843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中国赔款两千一百万元，割让香港，开放广州、上海、宁波、厦门和福州通商，进口税降至5%。虽然答应了英国绝大多数条件，清政府坚决拒绝鸦片合法化，英国迫于国内舆论压力，没有再坚持，但警告中国政府不得干涉鸦片贸易。英国要求的鸦片合法化直到十五年以后的《天津条约》才得以实现。 中国的鸦片进口从此以后逐年增长，1858年增至七万箱，1880年更增至十万五千箱，达到最高点，吸食鸦片的人口达到四千万。这以后，鸦片进口逐年下降，其原因是从1858年鸦片合法化以后，清朝为了抗衡印度鸦片的进口，缓解贸易逆差，开始鼓励鸦片自给。很多省份把宝贵的耕地全部或大部改种罂粟，导致后来的数次大饥荒。边远地区的罂粟种植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 1906年，清政府再次试图拔除鸦片这个社会毒瘤，而这一次英国政府予以配合，双方相约以十年为期，逐步减少鸦片的种植和贸易。到1917年，英国全面停止了对中国的鸦片进口，此时距离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贩运第一船鸦片已有135年。费正清评论道，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是“现代持续时间最长，组织最有效的国际犯罪。” 查顿众望所归，于1841年当选为英国国会议员。1843年，查顿得暴病身亡，时年58岁。巴麦尊满怀深情地怀念查顿：“没有他的英明指引，我们在中国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 查顿死后，马地臣接替他的议会席位，充当国会议员长达19年。马地臣于1846年被英女王封为爵士，后来还当选为皇家协会(The Royal Society)会员，出任英国国家银行行长。马地臣是当时英国仅次于女王的大地主，他买下苏格兰海边的路易斯岛，花了五十万英镑修建一座城堡。马地臣于1887年去世，享年91岁。 义律因为和琦善订立《穿鼻草约》仅仅索赔六百万元，被英国政府撤换。继任的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主持了《南京条约》的签订，将价码抬高到两千一百万元。义律后来被调到百幕大、特立尼达和圣赫那拉等无足轻重的岛屿担任总督，郁郁不得志；而璞鼎查则得到了印度马德拉斯总督这个肥差，以及每年1,500英镑的退休金，也显示了英国政府的赏罚分明。 格拉斯通后来倒向自由党，成为英国十九世纪著名的政治家，四次出任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1892-1894)。格拉斯通对英国以后几次殖民战争一直持批判态度，他的思想被称为“格拉斯通自由主义理论”(Gladstonian Liberalism)，强调提高人权，缩减政府规模，促进和平以降低军费开支，改革政府机构使人民拥有更多的自由等等。格拉斯通从1849年开始还积极投身于“拯救堕落妇女”的运动，走上街头劝说妓女从良，并给她们提供就业机会。从事这项活动时，格拉斯通多次受到诱惑，他的日记上时常出现鞭子的记号，表示他内心的某些念头应该受到鞭策，但这些鞭子记号无一和鸦片贸易有关。格拉斯通主持的历届政府都没有对猖獗的鸦片贸易有所作为，而中国的鸦片进口在他当政的1880年达到历史最高点。格拉斯通能够因为对妓女动心而受到良心谴责，但却可以坐视鸦片在中国泛滥而心安理得，体现了他道义原则的双重标准。 怡和洋行后来发展成为亚洲最大的商行，被称为“太子行”，一百多年来一直是香港除了政府以外的最大雇主。怡和集团1967年成为上市公司，但查顿家族依然控股。查顿家族是美国小说家克拉维尔(James Clavell)的名著《大班》和《豪门》的原型。 5. 结语 英国国内少数人良心未泯的道义呼声，最终还是淹没在举国上下急功近利的喧嚣之中。面对道义和功利的抉择，英国抛弃了道义，选择了功利，将中国投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使鸦片在中国为害一百多年，千万生灵涂炭，其罪行謦竹难书。归根到底，道义只不过是大英帝国面上的一层厚厚的脂粉，用于美化其丑恶的嘴脸。 从另一个角度看，鸦片战争也证明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殖民主义者掀起的浪潮席卷世界，江河日下的老大帝国终究逃不过他们的魔爪，被打开国门是迟早的事情。虽然道义的力量近一百年来不断壮大，但改变不了这个世界弱肉强食的本质。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一个国家的尊严和利益还是要靠自己的实力维护，绝不能寄希望于侵略者的良心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