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幼年所能记忆的东西，几乎没有温馨可言，反到是充满了灰暗的情景和印象。
到目前，我没有16岁以前的照片留做纪念。不是没有，是没有人替我保存。
不知道别人最早都能记得什么时候的事情，反正我对3岁以后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能想起来。也许是家庭的特殊，也许是有些事情对我的大脑产生了足够地刺激，才让我能记得那么早的事情，回忆起来总是历历在目……
多次提到“特殊”的家庭，常人难以想象到。
到我十几岁的时候，已经能足够理智地分析问题的时候，我依然心存着怀疑，我和我弟弟是否是母亲亲生！因为，母亲在打骂我们的时候，是不择手段和伤害程度地。
当年，每个家庭都很困难，屋里地摆设都很简单。但有样东西是必不可少——鸡毛掸子。可我的家里，却从没有那个东西，即使母亲心血来潮，偶尔买一个，也不会用到两天。她会用她方便地抽打我和弟弟，当然还包括后来出生的两个妹妹，而不是用于真正的用途——掸扫尘埃，掸子很快就会因为打我们兄妹而折断。其它的什么刀子、剪子，劈柴拌子等，都是她地打人工具。我们兄妹以及父亲等人无不是伤痕累累。
母亲还会骂人。她是安徽人，口音至今也没有改变多少。发音很“侉”，很难听，骂人时更难听。虽然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个，但骂人却是三天不会重复一句。骂得那个呵碜（难听），常人无法想象。后来的几十年里，也见到过许多的泼妇，但感觉都是小巫见大巫了，和母亲比都差地太远。不是成见，到目前，听到安徽的口音都是从内心里讨厌。
我生长的那个林业局不太大，只有8万多人口，几乎人人都能认得她。外人管她叫“疯子”。熟悉的人不好意思叫，就叫她“半疯”。亲属不敢提“疯”字，就叫她“英雄的母亲”。红卫兵叫她“钢铁保皇派”。
保皇派的名字可是有来头地。
我5岁那年，正是“文革”初始阶段。在学校的领导和教师该打倒的全被打到后，懦弱的父亲也成为被打倒对象。
清楚地记得有几个男同学，都是16、7岁左右，有的还是邻居，平时经常到我家去，尽管母亲经常地骂他们。突然间就翻了脸，在一个早晨将父亲带走并给戴上用纸糊的“高帽子”游街。那天早晨正好母亲没在家，但很快就回来了。问清楚怎么回事后，也没说什么。她到厨房取了把菜刀，又到商店买了一把，就直接到了派出所，让把她的名字先注消了。弄的派出所同志（那时不叫警察）莫名其妙，以为她又和邻居打架了，已经是习以为常，所以也没当回事。然后，她拎着两把菜刀就到了街里，到了正被游街的父亲前面。一脚一个，将两个押护的红卫兵小将都踹爬下了，将父亲头上的高帽子也踢飞了。然后对着红卫兵们喊：“谁敢动我老爷们一根汗毛，我让他立个旗杆”。她说的话可不是吓唬人的，红卫兵们都认识她，都知道她的疯劲可不是装的。她的菜刀会随时砍向任何敢于挑衅的人。
我们家每年都杀猪，杀的时候，她从不让别人帮忙，甚至是父亲都吓的躲得远远的。她用脚踩着猪，一刀就能杀死。因为院子小，杀的时候都是在当街，所以看的人很多，也都知道她的“狠毒”。那些红卫兵更知道，她连自己的子女和丈夫都敢拿刀砍，还能在乎砍别人。后来，在她60多岁的时候，还真的用刀砍了人，这是后话。当时，那些个“小将”们吓的屁滚尿流的跑了。钢铁保皇派的名字也在红卫兵内部传递，后来有支左的部队人员还专门到我家去，对待母亲的态度非常好。说也怪，平时胡搅蛮缠的母亲给他们讲了很多的道理，听得他们很佩服。从此，父亲再也没有被斗过，连平时经常欺负他的同事也不敢再欺负了。父亲也因此平安的度过了那个特殊时期。要知道，和父亲同年组的四名教师，除父亲外，两个残的，一个上吊死了。
母亲生平有几句“名言”：
1、我的孩子我可以打死，但别人不准碰半个指头。
2、我死了，骨头渣子也能蹦三尺高。
3、我活不了几天了，你们的好日子在后头呢，好吃的我先吃。
4、和尚没儿也没见到倒埋的，我还有侄男（儿）侄女呢（意思是儿子女儿都死了也不怕）。
母亲很懒，懒得出奇。
我清楚的记得，从我6岁起，家里的饭就是我做的了，只要我在家。母亲在打完扑克后来是打完麻将后，都会开开窗户，大喊一声我的名字：“LB做饭了！”，以至于邻居喊我的名字时，都不自觉的，或者是开玩笑的加上一句，“做饭了！”。
早晨的饭一般都是父亲做，到午间和晚间，如果我上学或者其它原因不能做饭，她也会利用手中仅有的钱去饭店买现成的。等以后我家的条件逐渐的改善后，她更是顿顿去饭店要菜，然后顿顿喝酒，而且是喝的60度白酒。
母亲喝白酒每顿半斤以上，不喝酒不吃饭，多数是只喝酒不吃饭。有菜喝，没菜就着辣椒也能喝。她还有个习惯，中午和晚间喝酒在大门外喝。我家就在主干道的路边，门口是个排雨水的小木桥，桥两边是木栏，相当于板凳。她就坐在那上面喝，只要天气允许。所以，我们家中午或者晚间吃什么菜，估计全区的人都能知道。
母亲非常的蛮横，蛮横的无法无天。
她敢骂任何人，敢说任何话。她喜欢打扑克，后来是打麻将。打扑克的年代不赌钱赌烟卷，按棵赌。她赌只能赢，赢了就请牌友吃饭，输了就骂人。后来她就总赢了，开始赢的都是烟。本来父母都不吸烟，结果赢了许多的烟，他（她）们就学会了抽烟。打麻将赢的钱总是不够请人家吃饭的钱，家里人都提醒她，可她不信，依然故我，一直到现在。在我只有四、五岁时，就看不惯母亲歪叼个烟卷走在大街上的丑态，也就波及到对所有抽烟的人都很反感。到后来成人后，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反吸烟人士。
胡搅蛮缠、打邻骂舍、疯疯颠颠……几乎所有的贬义词语用在她身上都不为过。但她却有种本事，那就是讲歪理。能给你论古道今的讲，尽管有时明知道她的是歪理，也能给你讲的头头是道。我们区的派出所历代警员包括所长，都领教过她的没理也能讲出三分理的本事。一般，她要是和邻居或者是父亲发生了“流血事件”到了派出所，所里的人都是能跑的就跑，能躲的就躲。因为拿她实在是没办法，她总能把错误讲成是见义勇为似的壮举。对方也被她讲的无话可说。
其实，母亲也有其善良的方面，但表达方式也总是另类。见到乞丐（那时乞丐很少），特别是安徽的肯定往家里领，将能拿出的吃的都给人家。邻居家有个80岁的老太太，整日的哼哼。她变着法给人家买吃的东西，然后还大吵大嚷的让周围的人都知道。惹的老太太的儿媳妇背地里总骂她，说她破坏人家婆媳的关系。一天她不知道怎么想的，将家中过时的衣物都包起来，并乐颠颠的送到一个残疾人家里，结果那个残疾女人比她更横，连骂带推的给扔了出来，并说她是瞧不起人，笑话人家穷。这件事情对她刺激较大，以后再不敢随便的送人旧衣物了。
对于母亲，我们兄妹曾经怀疑其是精神有问题。后来真的送到北安精神病院治疗了三个月。说是治疗，实际上是医生们包括患者，每天例行的听她海阔天空的讲故事了。据说，她没有被打过一针，给她的药也都被其喂给了其它的病人。后来医院不敢留她治疗了，说是正常人住精神病院要担当责任的，她很正常。
对于母亲的怪异性格和暴戾行为，除了用其出身特殊解释外，再没有解释理由了。
她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不知道怎么又过继给了另外一个地主家庭。两个地主家庭养着她，惯着她，让她为所欲为。她自己说的，平时没有事的时候，她就蹲在道边的树上，见有人来了，就向人家身上浇尿，都是敢怒不敢言。也就是这样，培养了她的非正常人格。什么道德、什么法规、什么规矩等，在她那都是零。
小孩哭了，大人马上提起她的外号，孩子立码不哭。这绝对是真实的。可就是如此，她身边总不乏捧她臭脚的男男女女，这种现象持续到至今，真的感觉不可思议。
我们兄妹从小都在盼望着几件事情：一是她能早点死；二是她能和父亲离婚；三是她能回娘家永不再回。
但一件也没有达到，这就是我们兄妹的宿命，特别是父亲。
在母亲的身上反映着很矛盾的东西，有着许多难以用常理解释的事情。我只是顺便的提及她罢了。因为我说的是我儿时的印象和往事，在此毫无伤害之心或声讨之意。
人都说一个人的成长和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是说能受到环境的影响和熏染。在我的特殊家庭里，也许就应该培养出流氓、无赖等有着非正常人格的子女。但事实却正好相反，我们兄妹都很懂事，都在极力的摆脱着母亲的影响。
从我懂事起，就带领着弟弟后来还有妹妹们，和母亲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抗争。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没有和母亲有过正常人的交流。几岁的时候，就毫无畏惧的迎着她砸向我的任何“武器”，我总在心里想，死了也无所谓，死就死吧。不知道那么小的年龄哪来的勇气，我清楚的知道自己随时会被母亲结束生命，但毫无反悔之意，直到我离开家乡。
特殊的家庭环境，反倒培养了我们兄妹自主、独立的坚强性格。
从我懂事起，我就下定了决心，也让弟弟和妹妹们知道，我们要努力奋斗，要离开这个家，要离开伊春。后来的实际情况真的如了所愿，我们兄妹四人全都离开了家乡，在它乡站住了脚，谋得了生路。然而，虽然路途很远，母亲依然在用各种方式对我们进行打击和”迫害“。
到我的单位里，到妹妹的家里滋事、漫骂、砸东西、上法院诬告我们兄妹等等……她说了一句话：“你们到了月亮上，我也能追去！”，看来，即使离开中国也逃不掉母亲的手掌心了。虽然我们兄妹们对其恨之入骨，但骨子里受的都是传统教育，永远的知道尊长的道理，因此，从没有与其对打、对骂过，同时也是力所能及的保证她的“高消费”。也可能正是如此，才助长了她的怪异性格日益严重。
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人的出生无法选择，能生长在这样的特殊家庭里，是我们兄妹地不幸，可也培养、造就了我们坚强不屈、独立自主的性格。还有就是能不时地反思，并寻找正确地教育方式教育好自己的下一代。这特殊的家庭环境何尝不是上天特殊赐予呢！
到目前，我没有16岁以前的照片留做纪念。不是没有，是没有人替我保存。
不知道别人最早都能记得什么时候的事情，反正我对3岁以后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能想起来。也许是家庭的特殊，也许是有些事情对我的大脑产生了足够地刺激，才让我能记得那么早的事情，回忆起来总是历历在目……
多次提到“特殊”的家庭，常人难以想象到。
到我十几岁的时候，已经能足够理智地分析问题的时候，我依然心存着怀疑，我和我弟弟是否是母亲亲生！因为，母亲在打骂我们的时候，是不择手段和伤害程度地。
当年，每个家庭都很困难，屋里地摆设都很简单。但有样东西是必不可少——鸡毛掸子。可我的家里，却从没有那个东西，即使母亲心血来潮，偶尔买一个，也不会用到两天。她会用她方便地抽打我和弟弟，当然还包括后来出生的两个妹妹，而不是用于真正的用途——掸扫尘埃，掸子很快就会因为打我们兄妹而折断。其它的什么刀子、剪子，劈柴拌子等，都是她地打人工具。我们兄妹以及父亲等人无不是伤痕累累。
母亲还会骂人。她是安徽人，口音至今也没有改变多少。发音很“侉”，很难听，骂人时更难听。虽然没有文化，大字不识一个，但骂人却是三天不会重复一句。骂得那个呵碜（难听），常人无法想象。后来的几十年里，也见到过许多的泼妇，但感觉都是小巫见大巫了，和母亲比都差地太远。不是成见，到目前，听到安徽的口音都是从内心里讨厌。
我生长的那个林业局不太大，只有8万多人口，几乎人人都能认得她。外人管她叫“疯子”。熟悉的人不好意思叫，就叫她“半疯”。亲属不敢提“疯”字，就叫她“英雄的母亲”。红卫兵叫她“钢铁保皇派”。
保皇派的名字可是有来头地。
我5岁那年，正是“文革”初始阶段。在学校的领导和教师该打倒的全被打到后，懦弱的父亲也成为被打倒对象。
清楚地记得有几个男同学，都是16、7岁左右，有的还是邻居，平时经常到我家去，尽管母亲经常地骂他们。突然间就翻了脸，在一个早晨将父亲带走并给戴上用纸糊的“高帽子”游街。那天早晨正好母亲没在家，但很快就回来了。问清楚怎么回事后，也没说什么。她到厨房取了把菜刀，又到商店买了一把，就直接到了派出所，让把她的名字先注消了。弄的派出所同志（那时不叫警察）莫名其妙，以为她又和邻居打架了，已经是习以为常，所以也没当回事。然后，她拎着两把菜刀就到了街里，到了正被游街的父亲前面。一脚一个，将两个押护的红卫兵小将都踹爬下了，将父亲头上的高帽子也踢飞了。然后对着红卫兵们喊：“谁敢动我老爷们一根汗毛，我让他立个旗杆”。她说的话可不是吓唬人的，红卫兵们都认识她，都知道她的疯劲可不是装的。她的菜刀会随时砍向任何敢于挑衅的人。
我们家每年都杀猪，杀的时候，她从不让别人帮忙，甚至是父亲都吓的躲得远远的。她用脚踩着猪，一刀就能杀死。因为院子小，杀的时候都是在当街，所以看的人很多，也都知道她的“狠毒”。那些红卫兵更知道，她连自己的子女和丈夫都敢拿刀砍，还能在乎砍别人。后来，在她60多岁的时候，还真的用刀砍了人，这是后话。当时，那些个“小将”们吓的屁滚尿流的跑了。钢铁保皇派的名字也在红卫兵内部传递，后来有支左的部队人员还专门到我家去，对待母亲的态度非常好。说也怪，平时胡搅蛮缠的母亲给他们讲了很多的道理，听得他们很佩服。从此，父亲再也没有被斗过，连平时经常欺负他的同事也不敢再欺负了。父亲也因此平安的度过了那个特殊时期。要知道，和父亲同年组的四名教师，除父亲外，两个残的，一个上吊死了。
母亲生平有几句“名言”：
1、我的孩子我可以打死，但别人不准碰半个指头。
2、我死了，骨头渣子也能蹦三尺高。
3、我活不了几天了，你们的好日子在后头呢，好吃的我先吃。
4、和尚没儿也没见到倒埋的，我还有侄男（儿）侄女呢（意思是儿子女儿都死了也不怕）。
母亲很懒，懒得出奇。
我清楚的记得，从我6岁起，家里的饭就是我做的了，只要我在家。母亲在打完扑克后来是打完麻将后，都会开开窗户，大喊一声我的名字：“LB做饭了！”，以至于邻居喊我的名字时，都不自觉的，或者是开玩笑的加上一句，“做饭了！”。
早晨的饭一般都是父亲做，到午间和晚间，如果我上学或者其它原因不能做饭，她也会利用手中仅有的钱去饭店买现成的。等以后我家的条件逐渐的改善后，她更是顿顿去饭店要菜，然后顿顿喝酒，而且是喝的60度白酒。
母亲喝白酒每顿半斤以上，不喝酒不吃饭，多数是只喝酒不吃饭。有菜喝，没菜就着辣椒也能喝。她还有个习惯，中午和晚间喝酒在大门外喝。我家就在主干道的路边，门口是个排雨水的小木桥，桥两边是木栏，相当于板凳。她就坐在那上面喝，只要天气允许。所以，我们家中午或者晚间吃什么菜，估计全区的人都能知道。
母亲非常的蛮横，蛮横的无法无天。
她敢骂任何人，敢说任何话。她喜欢打扑克，后来是打麻将。打扑克的年代不赌钱赌烟卷，按棵赌。她赌只能赢，赢了就请牌友吃饭，输了就骂人。后来她就总赢了，开始赢的都是烟。本来父母都不吸烟，结果赢了许多的烟，他（她）们就学会了抽烟。打麻将赢的钱总是不够请人家吃饭的钱，家里人都提醒她，可她不信，依然故我，一直到现在。在我只有四、五岁时，就看不惯母亲歪叼个烟卷走在大街上的丑态，也就波及到对所有抽烟的人都很反感。到后来成人后，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反吸烟人士。
胡搅蛮缠、打邻骂舍、疯疯颠颠……几乎所有的贬义词语用在她身上都不为过。但她却有种本事，那就是讲歪理。能给你论古道今的讲，尽管有时明知道她的是歪理，也能给你讲的头头是道。我们区的派出所历代警员包括所长，都领教过她的没理也能讲出三分理的本事。一般，她要是和邻居或者是父亲发生了“流血事件”到了派出所，所里的人都是能跑的就跑，能躲的就躲。因为拿她实在是没办法，她总能把错误讲成是见义勇为似的壮举。对方也被她讲的无话可说。
其实，母亲也有其善良的方面，但表达方式也总是另类。见到乞丐（那时乞丐很少），特别是安徽的肯定往家里领，将能拿出的吃的都给人家。邻居家有个80岁的老太太，整日的哼哼。她变着法给人家买吃的东西，然后还大吵大嚷的让周围的人都知道。惹的老太太的儿媳妇背地里总骂她，说她破坏人家婆媳的关系。一天她不知道怎么想的，将家中过时的衣物都包起来，并乐颠颠的送到一个残疾人家里，结果那个残疾女人比她更横，连骂带推的给扔了出来，并说她是瞧不起人，笑话人家穷。这件事情对她刺激较大，以后再不敢随便的送人旧衣物了。
对于母亲，我们兄妹曾经怀疑其是精神有问题。后来真的送到北安精神病院治疗了三个月。说是治疗，实际上是医生们包括患者，每天例行的听她海阔天空的讲故事了。据说，她没有被打过一针，给她的药也都被其喂给了其它的病人。后来医院不敢留她治疗了，说是正常人住精神病院要担当责任的，她很正常。
对于母亲的怪异性格和暴戾行为，除了用其出身特殊解释外，再没有解释理由了。
她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不知道怎么又过继给了另外一个地主家庭。两个地主家庭养着她，惯着她，让她为所欲为。她自己说的，平时没有事的时候，她就蹲在道边的树上，见有人来了，就向人家身上浇尿，都是敢怒不敢言。也就是这样，培养了她的非正常人格。什么道德、什么法规、什么规矩等，在她那都是零。
小孩哭了，大人马上提起她的外号，孩子立码不哭。这绝对是真实的。可就是如此，她身边总不乏捧她臭脚的男男女女，这种现象持续到至今，真的感觉不可思议。
我们兄妹从小都在盼望着几件事情：一是她能早点死；二是她能和父亲离婚；三是她能回娘家永不再回。
但一件也没有达到，这就是我们兄妹的宿命，特别是父亲。
在母亲的身上反映着很矛盾的东西，有着许多难以用常理解释的事情。我只是顺便的提及她罢了。因为我说的是我儿时的印象和往事，在此毫无伤害之心或声讨之意。
人都说一个人的成长和其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就是说能受到环境的影响和熏染。在我的特殊家庭里，也许就应该培养出流氓、无赖等有着非正常人格的子女。但事实却正好相反，我们兄妹都很懂事，都在极力的摆脱着母亲的影响。
从我懂事起，就带领着弟弟后来还有妹妹们，和母亲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抗争。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没有和母亲有过正常人的交流。几岁的时候，就毫无畏惧的迎着她砸向我的任何“武器”，我总在心里想，死了也无所谓，死就死吧。不知道那么小的年龄哪来的勇气，我清楚的知道自己随时会被母亲结束生命，但毫无反悔之意，直到我离开家乡。
特殊的家庭环境，反倒培养了我们兄妹自主、独立的坚强性格。
从我懂事起，我就下定了决心，也让弟弟和妹妹们知道，我们要努力奋斗，要离开这个家，要离开伊春。后来的实际情况真的如了所愿，我们兄妹四人全都离开了家乡，在它乡站住了脚，谋得了生路。然而，虽然路途很远，母亲依然在用各种方式对我们进行打击和”迫害“。
到我的单位里，到妹妹的家里滋事、漫骂、砸东西、上法院诬告我们兄妹等等……她说了一句话：“你们到了月亮上，我也能追去！”，看来，即使离开中国也逃不掉母亲的手掌心了。虽然我们兄妹们对其恨之入骨，但骨子里受的都是传统教育，永远的知道尊长的道理，因此，从没有与其对打、对骂过，同时也是力所能及的保证她的“高消费”。也可能正是如此，才助长了她的怪异性格日益严重。
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人的出生无法选择，能生长在这样的特殊家庭里，是我们兄妹地不幸，可也培养、造就了我们坚强不屈、独立自主的性格。还有就是能不时地反思，并寻找正确地教育方式教育好自己的下一代。这特殊的家庭环境何尝不是上天特殊赐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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