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信仰
什么是信仰？让我们照抄一位专家的定义，“信仰是主体超越现实、超越自我、追求最高价值的自我意识，是对具有最高价值的对象高度信服、景仰、向往、追求并以之统摄自己的精神生活，作为自己精神寄托的思想倾向，是主体对终极价值的追求。”你懂吗？我也不懂，这段话看上去是汉语、听上去却不像是中国话。
简单说来，信仰就是无条件的相信。它的实体就是宗教——西方式的单神教。欧洲中世纪时期，当有人请教基督教最伟大的神学家奥古斯丁给他们解释神学、然后他们可以来相信时，奥古斯丁的回答是“你先相信，我再来解释。”信仰不是理性，信仰是盲从。还记得对共产主义的盲从吗？如今共产主义被认为已经过时，我们又不可能营造一个全新的信仰，因为宗教信仰的形成、发展、成熟需要百年甚至千年，拣选、盲从现在所有宗教信仰中如日中天的基督主义可谓实在、自然。但是，如果你坚信基督教信仰是真理，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世界上有更多或一样多的人信伊斯兰？真理只有一个，如果有的话；那谁信的是真理？到底有没有真理？网上见过这样一个幽默，美国大名鼎鼎的牧师Billy Graham早期到一个小镇去布道。想去邮局寄封信，他问一个小孩去邮局的路，孩子告诉了他。Graham博士谢过他，然后对他说“如果你今晚去教堂，会听到我告诉大家去天堂的路”。“我想我不会去的，”那孩子回道，“你都不知道去邮局的路。”
我们绝不否认基督教（及其他宗教）可以教人为善的事实，美国人也许对你彬彬有礼，但基督教的副作用有目共睹，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所作所为就是再好不过的证据。有时的确令人费解，为什么有些民主人士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却还要中国成为像美国一样的政府？基督教是西方文化，西方人丢了宗教（及其教条）就文明扫地、成为“野蛮人”，美国学者经常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句名言“如果没有上帝，人就可以为所欲为”。神学家也经常引用此话来强调宗教的高尚、必要，即宗教是文明的象征。大部分信徒称美国为畏神（God-fearing）之国，可以想象他们不会热爱那些蔑神（Godless）之国如中国尽管中国的基督徒可能多于党员，“爱你的敌人”只有耶稣一人在圣经里有时能做到（有时用刀剑）。中国文化则不同，中国文化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西式宗教（作为主流），中华文明靠的是易经凶吉的辨证、道家处世的智慧、儒家做人的教诲。你真的相信现代中国人已经进化（还是退化？）到了非要西式宗教才能生长道德的地步？
6.中国人要不要信仰
如上所述，美国两党的思想斗争来自哪里？对圣经截然不同的解读，再加上“争取信仰自由”般的热爱和执着、“真理、上帝永远在我一边”般的自慰和自信。熟悉西方宗教史的人知道，基督教的历史是一个不断造反、分裂、斗争的历史，事实上，新教（Prostestantism）的意思是造反主义——马丁路德对当时正统天主教教廷腐败的抗议、造反，新教的直译是造反教、或基督教造反派。从清教徒登陆新大陆到至今，新教历史一直是一个分裂、造反的历史，如今的新教宗派之多可以上千计，美其名曰“争取宗教自由”，说不好听一点就是“我的信仰永远是真理，你的永远是邪教、异端”。偏见、执着、排外、不包容是信仰之本性。如今的美国又加上了知识界如火如荼的新无神论运动，“你说有上帝，我偏说没有”。其实他们信的是一个新的上帝——科学。无神论者在美国受政治歧视是事实，而且与财源充足、实力雄厚的宗教集团、组织相比，根本没有什么“政治肌肉”。不过他们大打口水仗，已经给了大部分选民一个“反福音”传播者的印象，宗教媒体甚至称几位无神论主义的领袖如Richard Dawkins, Daniel Dennett, Sam Harris, and Christopher Hitchens为基要主义分子——无神论基要主义分子。有神、无神论之间的对立关系还是没有跳出西方文化的本性：斗。在西方文明的字典里没有“谦、让”两字。当然此地不是指日常生活中的礼仪，令人回味的是，现代中国人反而在此文化领域任重而道远。
了解了信仰的本质和它的阴暗面，我们要斗（争），还是要和（谐）？给共产党一点credit——他们在回归中华文化正宗方面走了一步好棋。其实共产党已经否定了引进的、过时了的斗争哲学，痛定思痛，这是共产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之美德。彻底抛弃西方思想（科学除外，科学不是思想、科学也不算是文化），我们才能顺利延续中华的5000年文明。
很多人会说我们干了30年资本主义，它是西方思想，那又如何解释？改革开放看上去是在搞西方资本主义，也可以看成是对同样来自西方的共产主义的历史性纠正。经济学的有些方面并不是那么深奥，上级、下级，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当权者、老百姓，领导、群众，管理者、被管理者的关系都是强者和弱者的关系，发展经济就是搞好管制和去管制（给自由、宽松）这个平衡，强者给弱者最大限度的、有限制的自由。挖空心思、发财致富是人的本能，哪用得了什么思想教育和指导？这个平衡的理念老祖宗早就给了我们，叫做中庸之道。儒家的中庸之道源自何处？老子的道德经，无为而无所不为。老子的思想在经济学的应用不但得到了学者的认可，连里根总统都引用过“治大国若烹小鲜”作为他的治国哲学。里根是美国新时代自由市场经济的倡导者。
不得不提一下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中国学者对此捧若经典，经常引用，而对西方学者对此理论的很多批评却视而不见。统计学有个定律叫做“联系不表明因果关系（Correlation does not imply causation）”。新教和资本主义也许有联系（发生在同一地区、民族的西欧），但不一定是因果关系。资本主义的同义词是“贪婪”，贪婪是基督教七重罪里的一大罪，哪来什么新教滋生资本主义这个因果关系？资本主义无疑起源于西方的工业革命和商业贸易，而工业革命是西方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的直接产物。众所周知，启蒙运动提倡理性思维、解放思想，它标志了18世纪的欧洲冲破中世纪宗教、王权的黑暗统治。启蒙运动不但导致了资本主义，还孕育了社会主义这个理念。用思想文化作为一个标尺，如果资本主义属于激进的左端，宗教（新教主义）无疑属于保守的右端，两者风马牛不相及。
由此可见，信仰要不得。“不是什么都不信，也不是什么都全信”才是正统、理性、完美的中国哲学。当然古人忌用“完美”，因为完美的既济卦后就是未济。古人从来不信（怀疑）世上有十全十美之物，为什么变异的现代人反而去相信万能、全善、无所不知的上帝？应该指出，传统中国人并不是西方文化定义的（死心塌地的）无神论者，身在北美的的传统华人，如遇到个人信仰问题，不妨借用老祖宗的智慧。当学生问孔子关于阴间、亊鬼的时候，孔子的回答是“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亊人焉能亊鬼”。换句话说，孔子对“鬼、神、上帝”是持怀疑态度的，哲学上或称之为不可知论。事实上，任何凡人、科学都不可能证明上帝的不存在，就像不可能证明上帝的存在一样，因为上帝存在于另一个（宇宙）时空（奥古斯丁的神学定义），如果他（她、它？）真的存在的话。中国人没有必要加入这个永无答案的西方哲学争吵。英语里有一个来自希腊语的谦卑、漂亮的词agnostic，属于美国相当一部分人口的信仰范畴——介于信徒和无神论者之间——谁也不得罪，这也完全应该属于绝大部分传统中国人的信仰范畴。其实，很多神学家认为，西方的无神论者也是信徒——坚信没有神，这也是为什么共产主义也是宗教的西方论据之一。
7.无党制宪政
探讨了半天的美国政治、基督教、信仰、道德、中国文化，跟中国宪政有何干系？来做一个尝试，如果你同意中国人不必有信仰、不必有意识形态、不必有宗教或政治教育（照样有道德），那么无党制宪政很可能就是你的选择。设想一下彻底抛弃共产主义这个假面具，消化党，消除一切党的行政组织机构，就可以成为摆脱西方意识形态纠缠、外交和地域战略上围攻的第一步。当权政府的合法性一直是受西方意识形态攻击的要点。为什么不用老祖宗的“天命”这个理念？60几年前推翻一个压迫人民、腐败无能的统治者当属天经地义，更不用说领导人民赶走了帝国主义。相比之下，西方民主崇尚非暴力革命如他们引以为荣的英国的光荣革命（不是法国大革命，因此为什么法国在意识形态常常与英美走不到一块），这与耶稣关于“凯撒的事归凯撒，上帝的事归上帝”之教条相符。美国人是如何为他们的暴力革命——独立战争找“借口”呢？史学家往往把它追溯到独立战争前夕自由派牧师George Whitefield反对宗教专制、争取信仰自由的神学，由此为他们的暴力革命找到了道义上的理由，而不是简单地在物质利益上抵制英王的苛捐杂税。当然，美国近代的武力输出民主、或者在他国疆土保卫美国（或曰保卫权利自由，to defend liberty）则基于他们后来研发的基督教神学论，正义战争（Just War）。直到至今，我们还没见任何理论家可以解决它与耶稣“爱你的死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个教条的自相矛盾。
第二步，选举不必照抄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法。美国大选、中选劳民伤财，其本质还是“两个烂苹果里选一个烂得少的，而无权从另一筐橙子里选”。国家主席由人民代表大会定期选举或推举，由最高人民法院监督选举或推举。人民代表大会则按人口从各地方、各行业、各阶层中公平合理地定期普选产生。一个国家就是一个上下团结一致的超级大公司，CEO即主席、董事会即人民代表大会。这在全球化经济竞争中有着独到的优势。相比之下，在典型的西式民主国家、地区，在野党、反对党往往设计阻挠，至少不会全力以赴地配合、帮助执政党施政。如今美国共和党的极端言论、所作所为就是再好不过的证据。民主党媒体干脆给共和党起了个绰号“伟大的妨碍者之党”（Grand obstructionist party），正好配上共和党的俗名“老大党”（Grand old party）的缩写GOP。如果你关心不了美国的政治细节，台湾这几年的政治闹剧完全可以给你一个同样清晰、生龙活虎的西式民主景象。权欲、分裂、斗争是西式民主之本质。
地方政府可以参照类似中央政府的模式组建。其实，共和国理论上已具备了这些实现宪政的硬件，即三权分立，我们还具备了实现无意识形态、无政党宪政体制的软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认为早已名存实亡；易经、道家、儒家、佛家的哲学理念根深蒂固，缺的就是加强草根教育和普及；炎黄子孙论、祖先崇拜主义、爱国主义精神从未丢弃；没有真正有实力的反对党，更不用像蒋经国先生一样去培养一个反对党。
第三步，解决资源、社会分配的不均（公），特别是对农民的不公。解决农民问题，中国基督教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农村市场。受苦受难的农民自建教堂、信仰基督无非就是生存互助、盼望救世主，就这么简单。在被罗马帝国列为国教之前，基督教本来就是劳苦大众、弱势群体的宗教。农民富了多信佛教。另外，实现宪政、实现民主，知识分子群体中的“文化基督徒”现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当然中国社会的癌症是官僚腐败。不是治不了，学一学香港的廉政公署。香港政府并不是西式民主。腐败的主要原因是（领导阶层的）特权。中国最好不要走“普世的”人权之路，不妨参见这样一个如下以基督教神学为主导的西方政治意识形态等式：“普世 = 放之四海而皆准 = 真理 = 上帝”。维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合法权益是一方面，但过分强调个人权利、自由，从而淡化义务、职责的教育，会走进强、弱阶层或群体的竞争甚至阶级斗争。必须依法、立法限制官员的特权，执政透明、确保监督、媒体自由加问责。遵循传统哲学的基本原则，我们理应承认“人人生而不等”、“强弱相生相长”这个人间、自然界事实。限制强者、保护弱者才是良策、才符合老子的“人法天道”之理念。当然这些具体需要专家研究、指导，笔者的短篇致力于给大家提供一个选择，并对无党制宪政这个方向及其理论依据的可行性提出质疑。
最后一点，无党制不能强迫施行，因为宪法允许结团、结社、结党。但如果宪法规定严格分开政治与意识形态、宗教价值观（即善恶观）的纠葛，竞选就成了对一些经济、外交、教育、福利等非政治、非意识形态价值观议题的有益无害之辩论，就成了像世俗化北欧国家的竞选那样平淡无味。这样的政体实际上就是无党制。如果严格、有效地监督、限制了官员的特权（和利益），权欲就像日本首相那样随便辞掉。致富的捷径应该是做生意而不是做官。实现了宪政，还用愁什么言论管制？泱泱大国还会被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搞得全体便秘？
8.结语
我们赞同不少智者的见解，即中国文化决定了政改只能从上到下，就像实施经济改革一样——这一点西方学者怎么也想不通、永远也想不通。华夏民族、炎黄子孙之美德，佛家之清心寡欲、儒家之礼仪孝顺、道家之无为超俗、易经之凶吉（祸福）观和辩证大法（绝对不是黑格尔发明的辩证法或矛盾论）基本上免除了中国人草根革命（要民主）的可能性，除非当权者危及百姓生存。当然，热血愣脑的愤青、嘴上没毛的学生是个例外。
政改、政改，只要不说“被殖民300年”这种没有志气的胡话，做一些哲学和理性的分析，问题就不难解决。不过，要当权者分权、放权不是件容易的事——中国人志在成就以往几十个朝代、几千年以来从未成就过的历史壮举。为实现中国式民主，中国人（尤其是精英、领导阶层）要捡回传统美德即道家的谦卑或曰儒家的“恕”，道家的强者谦让弱者（“柔弱胜刚强”）或曰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中华文明的生存秘诀和独一无二的价值观。还要学一点美国人“改变世界”的信念、自信、和执着。只要一点，不要太多，因为适量、中庸、恰到好处才符合中国特色，其核心就是世世代代遗传于每个中国人潜意识中的那个文化基因（meme，沿用英国现代伟大的遗传学家理查德道金斯所创之定义），易经的辨证思维。（谢谢光临，欢迎指正；2010年10月）
小时候时我对中国文化不感兴趣, 以为中国书在认识上幼稚，在气息上又老迈. 可是如今，我的头脑像只水瓮，装满了或可称为“中国意识”的东西. 这种意识就是对自然有一种特别的偏好，不仅欣逢其美，还相信它蕴涵真理，从中觅得安身立命的准则. 典型的中国精神便是圆融于自然万物. 如今这时代, 我想这种类型的中国人已经少见，我却未可预料地成了这么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