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张晓明译本）中指出：“信仰，是指没有经过论证就接受的信念。它的存在既有必然性也有合理性。如果一个社会缺少一种共同的信仰，它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也不会欣欣向荣，甚至根本就无法存在。”当今的中国社会正是处于这位大师所警告的信仰危机。笔者在上文（看了西方看东方）提出了中国的宗教——国学应该是治理当代中国社会的良方，也是抵制基督教扩张的唯一思想武器和领导第三世界的普世价值观。有人问，“国学？国学了两千多年，为什么现在有奇效？”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问题：它基于这样一个“共识”，即儒教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的思想根源；既然是落后的思想，儒教怎么能指导现代中国人走向更先进的未来？国学真的是中国落后的根源吗？
好像笔者问了自己一个难题。首先说明，本人与研究国学的隔了好几座山，除了党史外没学过多少历史，高中学的文言文也忘得差不多了，但我们这些生于60年代，懵懵懂懂活过文革后期、批林批孔时代的人对儒家的（封建）思想多少有些耳濡目染，记得“克己复礼”就是当时被批的最体无完肤的一个。40年过去，意识形态世界翻了个个，儒教（及三教一体）成了我们的国学，我想孔老二应该含笑九泉，原谅我们这些不肖子孙们砸了他的庙。在诸多的孔子学说中，克己复礼是的一个重要概念。
》克己复礼
出自《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弟子颜回请教如何才能达到仁的境界，孔子回答说：努力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如果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达到理想的境界了，这是要靠自己去努力的。颜回又问：那么具体应当如何去做呢？孔子答道：不符合礼的事，就不要去看、不要去听、不要去说、不要去做。颜回听后向老师说：我虽然不够聪明，还是决心按照先生的话去做。由此看来，克己复礼是达到仁的境界的途径。
历代学者都认为，克己复礼是孔门传授的切要之言，是一种切实、重要的修养方法。然而对于克己复礼的含义学者却有不同的阐释，这里的“克”，在古汉语中有“克制”的意思，也有“战胜”的意思。宋代伟大的理学家朱熹认为，“克己”的真正含义就是战胜自我的私欲，这里的“礼”不仅仅是具体的礼节，而是泛指天理（朱熹的理学在西方学术界被誉为Neoconfucianism），“复礼”就是遵循天理，朱熹把“克己复礼”的内涵大大扩展了。朱熹还指出，“仁”就是人内心完美的道德境界，其实也无非天理，所以能战胜自己的私欲而复归于天理，自然就达到了仁的境界。朱熹以及其他理学家的阐释，使克己复礼上升为一个普世的哲理。 这些天理，不正是克制当今中国社会道德滑坡，如毒奶粉等商业和造假丑闻、还有未引起足够重视的性解放、和日益增长的离婚率等的良药吗？
从《论语》中的记载来看，孔子说的“克己复礼”更侧重于一种具体的学习和修养方法。这里说的“礼”，泛指当时社会生活中实行的各种礼仪规范，学习礼仪，正是孔子教学的重要内容。具体说来，礼在古代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人与人交往的准则；礼是国家、社会、家庭等一切行为的标准和要求，以各种礼仪去达到彼此尊重及合情合理的管治；作为伦理道德规范，礼包含了考、慈、恭、顺、敬、和、仁、义等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在《论语》里强调的，不只是指应当按礼仪规范去待人接物，也是指不符合礼的事就不要去做。也就是说，学习礼，不仅仅是要依礼而行，更重要的，是要随时警惕自己不要去做失礼的事，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做到这四勿，就必须克己，也就是要随时注意约束自己，克服种种不良习性和私心，这其实也正是今天我们常说的战胜自我。我们都说像毒奶粉之类的商业丑闻是缺乏诚信表现，笔者认为愚昧、私心和贪婪应该才是真正的根源，因为这些为事人可以对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做到诚实和信任（诚信）。
当然，孔子强调随时注意不失礼，并不是希望弟子都变得过分循规蹈矩、谨小慎微。孔子认为：礼的本质是仁爱。如果人们都能够依礼行事、非礼不行，那么他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之间提升自己的人格而成为一个仁者。也就是说，克己复礼是为仁。这其实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真正体会和领悟，因此颜回对老师说：我虽然不大聪明，但会依照先生说的去做。不知当代中国社会有多少人在这样做，或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克己复礼的含义？
由此可见，儒教是定义和制约道德言行、教人做君子的宗教哲学，跟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制度算得上风马牛不相及。儒教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国落后的思想根源。必须指出，很多封建思想观念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应该与正统的儒家思想彻底分开。
如果我们不谈清朝后期到新中国的成立前这段充满战乱和磨难的中国近代历史——儒教被打倒的近代史，从49年统一、建国以来到改革开放前夕——儒教继续被打倒的现代史来看，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公有制才是导致中国社会落后的思想根源，想必这应该是实实在在、合情合理的共识。是邓小平“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合理的不公正”（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哲学思想，（从本质上——不一定在表面上）终结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的思想统治。我们每一个活着的和今后出生的中国人，都应该永远感谢邓小平。
》以德治国
最近读到一篇好文章题为《为什么需要道德》，文中社科院房宁教授讲了这样一个历史故事。中国历史自汉以来是儒家传世，儒家所倡导的以德治国是历史上政治理念的正宗，但实际上，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在历史上曾先得机。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思想“百家争鸣”，在先秦，儒、法两家在众多的社会思潮流派中崭露头角，形成儒法争锋的势态。从秦孝公采纳商鞅意见实行变法后，秦国彻底批判并否定了儒家的“德治”思想，把“法治”作为治国的惟一指导原则。经一百多年的努力，秦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秦的崛起和统一中国，是法家治国理念占据中国政治实践的高峰期。之后，秦王朝的奠基人嬴政自称始皇帝，希望由始而至万世。然而，祈求万世的秦朝仅仅统治了15年。
自秦朝灭亡、汉代建立后长达一百多年的历史段，政治家、思想家们进行了多次总结秦亡教训、探讨治国方略的讨论。其中，以西汉初年陆贾、贾谊的思想与论述最为突出。陆贾二人总结了先秦失败的原因和教训，阐述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意义，使儒家借助汉朝统治者的政治力量，登上中国思想的统治宝座，使以德治国理念成为两千年中国王朝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统治思想。
陆贾遂就《新语》12篇，贾谊著有《新书》56篇。其中，贾谊的《治安策》在陆贾的现象认识基础上，对秦朝在短期内由盛转衰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研究，探寻国家兴衰的规律，总结出了主要教训，并提出了相应对策。房教授认为贾谊当时提出的秦亡三训，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无启迪。历史上对于治国方略中的法治与德治的权重取舍，孔子、孟子、荀子等都做过论述，孟子论述过法治与德治的互补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还强调：“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贾谊正是以孟子这种观点来分析强大一时的秦王朝迅速由盛转衰的历史原因。
房教授指出，“如今以法治国并不是维护社会稳定运行的全部机制。徒法不能以自行，法不责众，一个社会法律制定以及法律实行的基础是，广大社会成员在道德伦理上的认同——法律是可以强制执行的道德，道德是不能强制的法律。”不过现在令人奇怪的是，好像我们不是对自己的历史、古训视而不见，就是不相信祖先的经验和智慧。有时真的怀疑达尔文的进化论了：人类除了繁衍、生存和财富（还有知识？）的积累，人的智商好像是退化了不成？
》欧洲式的民主法制
话说回来，现在不会有多少人相信儒教能治国，因为儒教一直被误读和误用为封建皇帝统治人民百姓的工具，所以儒教被认为是落后的，应该被淘汰的。西方式的或者是中国式的（如果我们能琢磨出来的话）民主法制才是先进的。有位英国学者Mark Leonard写了本书叫《为什么欧洲领导21世纪》（Why Europe will run the 21st century）。Leonard是欧盟对外关系委员会总监，前欧洲改革中心外事部主任，他认为当今美国是靠军力来保持它唯一的超级大国地位，按自己的形象建立一个世界秩序。欧洲则代表了一个系统，该系统通过政治和经济的独立性得以保障，运用法律而不是（美国式的）独裁权力来解决国际矛盾。Leonard的思想代表了一批西方学者的观点，也代表了一批中国（正在研究欧洲民主模式）的学者。
欧洲真的能成为21世纪的世界盟主吗？让我们用另外一本书《色的翻译》（Lust in translation）来做一比较分析，作者Pamela Druckerman原是华尔街日报记者，她走访了24个国家，研究各国男女如何偷腥（美其名曰婚外恋）。当然此地引用的内容与该主题无关，书中有一段作者采访前英国首相John Major的婚外恋情人，前英国卫生部部长Edwina Currie，Currie对作者说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在我们（英国人）看来，美国人就像天真的青少年（teenagers）：充满热情和精力，热血沸腾，但实际上不清楚该怎么办。欧洲更成熟，老练而不动声色。这就是为什么当Major站起来说‘让我们回归基本，崇尚家庭价值’时，全国人民就说‘好啊，我们同意，不过先让我们查一查你上星期天下午都干了些什么（与情人幽会）？’”
这就重新回到了我们在上文中讨论的主题：领导世界的不可能只是法（律），法只是一个体制，（在硬实力如经济、军力的基础上）软实力、普世的价值观，即先进的宗教思想才是成为世界领袖的前提。欧洲虽然有悠久的基督教文化传统，但欧洲社会的日益世俗化是不争的事实，在很多国际问题上欧洲日趋“看破红尘”或只能跟在美国屁股后面，就像一个阅历资深的教授在运动时只能跟在学识浅薄的青年学生后面一样。美国为什么是这个世界的精神领袖？就是因为美国有头脑充血、组织严密、政教（实质）一体，至死不渝地追求社会公正的宗教狂热者（理想主义者）。有了自由平等民主这个普世的价值观，美国还将是21世纪的领袖。
有意思的是，Leonard的新作《中国怎么想》是笔者所知迄今为止第一位西方学者想真诚地了解中国成千上万（社会科学方面）的学者精英们在想什么——其他西方学者大多认为中国学者们都被“洗了脑”（故观点无价值——当然这是西方学者的无知罢了）。他点出了一个中国国内的学术趋势：在讨论如何帮助中国和平崛起的同时，研究如何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的衰落。我想我们的精英们对美国这个社会可能还了解不够。撇开意识形态不谈，就拿经济方面这次的金融海啸来说，还是没想通它对美国有多大损害：破产的本来就是付不起美国梦的美国穷人，多造的楼房建在美国，金融公司丢的大部分是外国人的钱，美国政府现在低价收购（救市）是再好不过的投资，之前趁火打劫暴富的是美国的银行家（注意：他们一半的收入都被美国政府收税了）。此外，伊拉克战争成本高达每秒5千美元，那也花的是中国的外汇，据说战后美国所得的石油利益是伊战成本的13倍。
》美国的黑人教会
美国的黑人教会与中国的社会发展有何关系？有的。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全盘接受基督教（按照有些学者所建议），中国社会将是什么样的一个社会？通过以下美国黑人和美国华人基督教教会的比较，相信我们会“看到”一个清晰合理的图像。此外，了解美国黑人教会也是认识美国宗教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记得几个月前，媒体挖出了奥巴马个人所属教堂的牧师Jeremiah Wright（被成为奥巴马的精神导师）传道时的录像，暗示Wright是个彻头彻尾的反美份子。他“愤怒”的讲道有这样的话“No, no, no, not God bless America! God damn America — that's in the Bible — for killing innocent people.”Wright说的对还是不对不是我们讨论的主题。奥巴马深思熟虑了好几天才发表了一篇感人肺腑的关于美国种族问题的演讲，在谴责Wright言论偏激的同时，奥巴马说他不可能背弃（disown）Wright（黑人），就像他不可能背弃他的外婆（白人）。顺便说一句，奥巴马的母亲是白人故他有一半的白人血统，但所有美国人都把他当作不折不扣的黑人。（白人认为他不是纯白，黑人把他当纯黑而引以为荣。）难怪左派神学家Jim Wallis把种族歧视定义为美国的“原罪”。有一种说法，只要你带有哪怕1/8的黑人血统，那你就被“染了”（tinted）。
其实，熟悉解放黑人神学（Black liberation theology, BLT）的人对Wright的“骂道”并不会感到奇怪。BLT起源于1966年，当时51位黑人牧师在纽约时报买了一整版广告，呼吁采用激进（aggressive）的方式根除种族歧视，这可以说是黑人渴望、争取平等权益运动的一个大手笔，与此同时BLT从圣经中找到了灵感——黑人基督教神学的一个突破。芝加哥大学神学院教授Dwight Hopkins说，“BLT把耶稣描绘成brown-skinned的革命者（美国黑人也称自己是brown-skin）。耶稣说，他的使命是根除贫困，给被压迫者带来自由和解放。大多数（白人）基督教牧师往往忽略圣经中的那一章（新约Luke福音第4章）”。Hopkins认为Wright用的“damn”只是文字游戏，直接出自圣经，有特殊的希伯莱原意，它意味着上帝对一个刚愎自用的国家的神圣谴责，因为这个国家背弃了基督教的教条和真理：公正、和平、和谐（reconciliation）。
笔者从NPR《Fresh air》找到了年初对BLT奠基人神学家James Cone的采访，可以帮我们对BLT有更好的理解。Cone写过好几部关于基督教神学的著作，现任曼哈顿神学院的高职教授。他认为BLT的理论基于“上帝的存在表现于他介入了人间对正义（公正）的斗争中，上帝与受折磨的人民（community，穷人、弱者群体包括黑人）休戚相关，上帝成了人民（community）的一部分”。Cone的神学灵感来自马丁路德金的“爱你的敌人”和另一位已故黑人领袖Malcolm X的“爱我们自己”的思想，Cone认为在这个白人至上的权威社会，黑人被定义为负面和邪恶，被“教育”成恨他们自己而互相残杀。他的神学理论的使命就是教育黑人在成为基督徒的同时，还认识到自己又是不自卑（unapologetically）的黑人。敬请领略宗教的威力，试想金博士不是基督徒，或者当时他不用基督精神来和平示威种族迫害和种族歧视，他会成功吗？他能得到包括总统Linden Johnson在内的白人的同情和支持吗？为什么黑人要上教堂？因为在教堂，他们不再是别人的佣人、不再是别人的清洁工，在教堂他们可以是教会的祭司，他们可以是牧师，他们都是上帝的选民，在教堂他们找到了做人的尊严。“Be somebody in church while the society treats you as nobody.”
金博士60年代的民权运动不仅给黑人（和少数民族）带来了应得的权益（从这个角度讲，作为少数民族的华人应该敬他为神）。也真正地使美国成为这个世界追求社会公正的精神领袖。（当然如Wright所示，美国政府已经背弃了基督教的思想原旨。）“种族歧视是美国的原罪”，美国要达到（宪法意义上）名副其实的种族平等，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如今有的美国黑人还是把自己看成是当年在埃及被奴役的希伯莱人，指望有一个像摩西这样的救星。让我们来看奥巴马是否能胜任和不负这个众望。
》美国的华人教会
让我们来比较一下美国的华人基督教教会——同样是认识美国宗教信仰的一个重要分支。笔者去过几次教堂，还参加过几次家庭祈祷。总的给我的感觉（请批评指正）是，华人教会的工作主要处于“启蒙”阶段和做社区慈善。记得有一次请的一位很有口才的牧师，讲的是为什么大科学家牛顿后来去研究神学了。家庭祈祷一般是谈自己如何从不信到信的传奇经历，和有关“不唱圣歌就觉得每天上班都没劲”之类的切身灵性感受。上星期从纽约基督徒短期宣传训练中心出版的《真理报》，读到一篇李牧师的文章《不作灵性的瞎子》，李牧师用自己转化的经历来阐述关于上帝的真理，他用了这样一个巧妙的比喻：让不信上帝的人相信，就像跟一个瞎子解释月亮的存在。不知李牧师这种“谦卑”的传教法转化了几个不信者？
笔者绝对没有对华人基督徒有任何批评之意，看到最近有几篇关于鼓励华人参政的文章（明显受到08大选奥巴马参选的鼓舞——值得鼓励），我们似乎可以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从上述对美国黑人教会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华人参政和想要在美国政坛“有所起色”，成为一股政治力量，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在美参政，必须信教而且必须信基督教。笔者查了一下历史上和现在在美参政的华裔（参议院议员邝友良Hiram Fong，众议院议员吴振伟David Wu，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Gary Locke，和劳工部长赵小兰Elaine Chao等），无一例外，他们均为基督徒。第二，参政者必须得到华人教会的支持，同时华人教会必须有参政的意识和行动，而且教会必须有自己的宣传媒体（像《真理报》这样的中文报纸是远远不够的）等。显然，华人教会需要做的工作太多。说句不好听的话，如果说黑人教会是在搞研究和发表，那么华人教会在神学方面还处于幼儿园或学前班。
第三，华人教会必须得培养自己的神学家，这一点可能是华人最难做到的。不是说华人没有或不可能有自己的神学家，而是我们不可能产生（像黑人一样）自己的基督教理论。没有自己的神学理论，就不可能明确自己种族的身份或族性（identity），（美国能成为世界的精神领袖就是借助于新教神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华人要追求什么样的社会公正？无论是从白人或黑人的基督教文化角度来看，华人最多只能当他们的“配角”。（请指正）华人给人的感觉是，其在美国的成功就是成为主流社会的一员，换句时髦的话就是blend in，而从来就没想过stand out。
上述文化比较与中国的儒教和以德治国有何相干？有的。我们可以相信这样一个结论或共识：基督教不是我们祖传的，即使全盘接受它的健康思想，也不可能振兴中华民族，更谈不上弘扬伟大高尚的东方文化，充其量我们只能跟在美国后面，当它的追随者。
》儒教同样适用于统治者
我们以克己复礼为例讨论了儒教的伟大，也谈到了以德治国——曾经——是中国历史的光荣。以德治国，崇尚儒教，不可不朝拜一下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梁漱溟先生。梁先生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美称，也是一个精通东西方文化、博采众长的大师，他把孔子、孟子、王阳明的儒家思想，佛教哲学和西方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梁先生把人生看成一个不断满足意欲的过程，提出以意欲为根本，又赋予中国传统哲学中“生生”概念以本体论和近代生物进化论的意义，认为“宇宙实成于生活之上，托乎生活而存者也”。科学地把东西文化划分为西洋、印度和中国三类，称“中国文化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国其根本精神”，有别于向前看的西方和向后看的印度文化；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体验人生的真味。梁先生反对阶级斗争的理论，认为应该通过恢复“法制礼俗”来巩固社会秩序。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多高龄的他仍著文和演讲，继续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思想，不愧为现代新儒教的奠基人物。
纵观历史， 儒教成就于定义和规范中国社会个人道德和行为哲学，也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价值观。与此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儒教也同样适用于制约统治阶级（层）——他们也是人嘛。周恩来就是我们家喻户晓的典型的儒教信徒。为什么近代中国就出了一个周恩来？因为儒教在清朝后期就招到唾弃，因为在上世纪初我们被来自西方的共产主义理论所迷惑而打倒了孔家店，因为在文革时我们响应毛主席阶级斗争的号召破四旧、砸了孔庙，因为我们盲从荒唐的毛泽东式的公正，因为30年前改革开放后我们被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即现代基督思想所诱惑和毒害。温家宝总理最近说过：“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是背离的，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
中国怎么办？崇尚儒教，从娃娃抓起，多培养出几个梁漱溟和周恩来。中国多出几个君子和圣人，还愁民主法制不到位？还愁绞尽脑汁、搞不拎清什么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民主？做君子、抑私欲、制权欲。如今有多少个中国母亲知道如何教她的孩子“做一个好孩子”？有多少个中国母亲不在教“做一个精明的孩子”，而在教“做一个诚实、不怕吃亏的‘傻’孩子”？别说感化一个贪官太难，改造我们（被耽误了的）自己也已经是mission impossible，但我们完全可以教育好、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
凤凰卫视邱震海先生在《开卷八分钟》介绍一个世纪前由一位著名的西方传教士所作的《中国人的德性》时说，“读这本书，准备三天三夜睡不着觉”。书中结语，亚瑟史密斯指出，中国人最缺乏的不是智慧（应该说是太多的精明或小聪明），而是勇气（最适合于当今民主改革的执行者们）和正直的纯正品性（仁）。这个评价，虽然历经百年，如今依然准确无误地诊断出当代中国人道德综合症的病根；这个评价，我们老祖宗的在天之灵也不会不同意。
》结语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要过上快乐的生活，就得学会节制自己的感情；要想拥有持久的幸福，就得放弃许多片刻即逝的享乐；要想更好地保护自己，就要学会永远克制自我。”这正是年轻西方文明和古老东方宗教的同工异曲之处。克己复礼，合情合理，全民崇尚儒教、普及国学是振兴中华的最佳国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