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的俯冲
跳入三界内，游戏五行中
正文
刮鱼的时候，刀子滑了一下，割伤了我的左手手腕。
昨天比尔和他的一个同事搭船出海，去钓鱼。早上八点钟，那艘名叫“蓝鲸”的打扮得非常怪异的渔船准时起锚，比尔站在船舷上朝我挥着手。
“Petri Heil。”我对他大喊，风很大，从海上吹过来，不知道他听见没有。
整个夏天，比尔都在寻找钓鱼的地方。来纽约之前，他就在地图上研究纽约的海岸湖河。
“你去博物馆，”他说，观察着我的脸色：“我去钓鱼。”
我不置可否。我不喜欢钓鱼，但是也不喜欢博物馆。这一点其实他知道。
那条鱼非常滑，因为在冰箱里放了一天，还有点硬，我把它放进水池里，打开水龙头，接了半水池冷水，让水淹过鱼身。这样刮鱼的时候鱼鳞不会飞得到处都是。
他们一条鱼都没钓到。整个在纽约的夏天，比尔跑了无数个湖边河边和海边的公园，只有一次，他钓到两条很小的鱼。我坐在一旁，看他不时更换鱼饵，有时候帮他解开绕在一起的鱼线。他的硕大的工具箱。他的工具向来是最新最好的，不管做什么。
十月底那场大雪之后，纽约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好，几乎每天都是这样艳阳高照。但是海边仍然很冷，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从一家咖啡馆的温暖里走出来，拉紧围巾，在码头等比尔的渔船回港。
假设在夏天，我可以拿一本书，半读不读地坐在咖啡馆外的阳光里，就像在瑞典，在挪威，在丹麦，或者在德国的夏天里那些假期。多少年了？开始的时候我还会兴奋地拿着相机东拍西拍，那些在空中旋转的海鸥，那些海岸线和渔船，以及那些或多或少的游人。后来我出门总是忘记带相机，即便带了相机也会忘记拍照。其实每一个海边都差不了多少，甚至每一年的海边也差不多，跟每一段婚姻一样。当然北欧的海边即便夏天经常也要穿一件薄外套。
那条鱼是我们后来在码头的市场上买的。其实我们俩谁也不知道那是一条什么鱼，卖鱼人飞快地说出来的那个英文名字我们也都没有听懂。不过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买下了这条鱼。比尔说这条鱼看上去可以清蒸来吃。他喜欢吃广式清蒸鱼。
鱼太滑了，不然我不会割伤自己的手腕。我试了几次都没能抓住鱼尾巴，只有用大拇指和食指勉强捏住鱼身中部的一个鱼鳍。
再有我不该用那把刀来刮鱼。那是比尔用来杀鱼的匕首，套在一个皮套子里面，通常放在他钓鱼的工具箱里，昨天他拿出来收拾我们在码头市场买的另外两条鳕鱼，就扔在厨房的台子上了。比尔和他的东西的关系向来如此。
那把匕首又长又窄，刀刃闪着玄光，那样的光让我有点头晕，我的脸在刀刃上被模模糊糊地拉长了，我拿起它的时候，觉得比我想象的要重一些。
这个刚刚安顿的新家里厨具还不齐全。我一直用一把半大不小的刀子切菜，但是这把刀用来刮鱼鳞有点太大了，不顺手。另一把我用来削苹果的小刀似乎又太小了。
其实也就是滑了那么一小下。
开始并不是很痛。等我从新抓牢鱼鳍，继续刮了两下鱼鳞之后，才看见水池里的水正在变红。血从我的左手手腕处淌出来，缓缓流到鱼身上，又渗进水里去了。
我扔下那条鱼，把左手伸到眼前：那里有一个伤口，看不清楚有多大。我打开水龙头，把伤口放到流水下冲洗。血一股一股地往外冒着，水池里的水越来越红。
我拔掉水池的塞子。红色的水跟鱼鳞一起涌向出口处。
伤口在水线里逐渐清晰起来：就在左手手腕正中的地方，很长。我用右手掰开伤口，想知道它到底有多深。大量的血立刻涌了出来，冒着泡，流水把那些泡都冲散了。被掰开的伤口就像两张苍白的嘴唇。我在右手上又使了一点劲，让那两张嘴唇张得更开一些，变成了一个非常讶异的表情。这时我才感觉到疼痛。这种感觉就像一大堆蜘蛛网，铺头盖脸地罩住我，一开始并不很清楚起源，然后那些不是很结实的蛛丝被一根根地拨开，露出中心地带，黏胶附着的一点，尖利地撕扯着。
但是这种撕扯真让我安心。我用右手食指拨拉了一下那两片讶异的嘴唇。更加强烈的撕扯闪电一样越过我的脑部神经。
那年我们在中国，比尔用一把尖刀开罐头，差点割掉左手半截大拇指。我陪他去医院看急诊。一只蟑螂爬过手术室的墙角。
我关掉水龙头，用右手捂住左手的伤口，准备去浴室拿一片止血贴。但是血从我右手手指间冒出来，滴到地上。我只好重新把左手放进水池，正当我踮起脚去够早餐桌上的纸巾时，电话响了。
我胡乱拿起一张纸巾捂在伤口上，纸巾立刻被血染透了。我只好把电话按到免提。
“喂，”小丽吱吱嘎嘎地说：“你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说，一边找了一条餐布裹在左手手腕上。
“告诉你我昨天...”小丽说。
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总是说：fine,thank you。好像英文课本里的标准对话回答。对于认识的人我也会加一句：and you？好在我的邻居安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尽管她一直以为今年初的核泄漏事件发生在中国。每次她问完我how are you之后总是飞快地替我回答good good, everything good。其实小丽完全没有必要问我怎么样，起码她知道福岛是在日本。
我喜欢安。我其实很喜欢美国人，他们问你好不好的时候并不真的想知道你到底好不好。
这样就很好。
我对小丽说我要去找一张止血贴，就把电话挂掉了。反正我们至少还要三年才能见面。
止血贴立即被从伤口涌出的血染透。我有点头昏，还有点口渴。左手总是悬在空中，感觉非常累。我又去拿了一张干净的餐布，对折了一下，用嘴咬住一只角，把餐布紧紧绑在左手手腕上。然后我倒了一杯苏打水一口气喝完。
喝了水，血就会被稀释。我想：这样，就算止不住，也可以流得久一点。
我的头更晕了，并且开始恶心。在躺到沙发上去之前，我从厨房柜子里拿出来几张湿纸巾，把地上和桌子上的血迹仔仔细细地擦拭干净。
沙发很软，我坐下去之后又立即站了起来：我看见血正从左手腕的餐布上渗出来。我转身到厨房去拿了一个大碗，把它放到沙发跟前的茶几上。
我躺下来的时候，很小心地把左手放到茶几上的大碗上，伤口朝下，这样就不会弄脏沙发了。我舒了一口气。
大碗旁边摆着我红色的手提电脑，我用一只手把它移过来搬放到大腿上。MSN还开着，“搜索联系人”一栏显示“没有好友处于在线状态”。我看了一眼右下角的时钟：下午五点半。夏令时刚过，中国应该是六点半。德国是晚上十一点半。
我关掉电脑，把它重新放回到茶几上去。这时大碗里已经聚集了一小摊血。一股铁腥味道冉冉升起。
我头晕得厉害，口渴得也很厉害，但是我不想起来喝水，似乎也没有力气起来。我躺在那里，听见我的血透过那块被染红的白色餐布，一滴一滴地滴在碗里。那声音很响，震得我发抖。不过那声音也让我非常安心。我聚精会神地盯着我的手腕，看见手一丝丝的血慢慢渗向餐布中央，聚集在那里，越来越沉重，最后变成一个血滴，重重地落进大碗里去。每一滴血落进碗里，就会让我松一口气。
我想等我好了，就把那一碗血涂在一张画布上，挂在饭厅里。但是如果要做一张大画布的话，也许必须在血里面兑点水，否则一定不会够吧？
我在那么想的时候，电话铃又响过几次。其中有一次是小丽，她对着留言机很深沉很担心地道歉说忘了问我为什么不怎么样了。她很想知道我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我觉得她很滑稽，不禁大笑起来，我笑着笑着就睡着了。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看见比尔跪在我面前，他一只手抓着我受伤的左手，另一只手使劲地摇晃着我，我就是被他摇醒的。他的蓝灰色的眼睛睁得很大，却看不出什么具体的表情。
我试图坐起身来，但是没有成功。于是我尽量朝他点了一下头。
Das war ein Unfall。
我对比尔说。
昨天比尔和他的一个同事搭船出海，去钓鱼。早上八点钟，那艘名叫“蓝鲸”的打扮得非常怪异的渔船准时起锚，比尔站在船舷上朝我挥着手。
“Petri Heil。”我对他大喊，风很大，从海上吹过来，不知道他听见没有。
整个夏天，比尔都在寻找钓鱼的地方。来纽约之前，他就在地图上研究纽约的海岸湖河。
“你去博物馆，”他说，观察着我的脸色：“我去钓鱼。”
我不置可否。我不喜欢钓鱼，但是也不喜欢博物馆。这一点其实他知道。
那条鱼非常滑，因为在冰箱里放了一天，还有点硬，我把它放进水池里，打开水龙头，接了半水池冷水，让水淹过鱼身。这样刮鱼的时候鱼鳞不会飞得到处都是。
他们一条鱼都没钓到。整个在纽约的夏天，比尔跑了无数个湖边河边和海边的公园，只有一次，他钓到两条很小的鱼。我坐在一旁，看他不时更换鱼饵，有时候帮他解开绕在一起的鱼线。他的硕大的工具箱。他的工具向来是最新最好的，不管做什么。
十月底那场大雪之后，纽约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好，几乎每天都是这样艳阳高照。但是海边仍然很冷，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从一家咖啡馆的温暖里走出来，拉紧围巾，在码头等比尔的渔船回港。
假设在夏天，我可以拿一本书，半读不读地坐在咖啡馆外的阳光里，就像在瑞典，在挪威，在丹麦，或者在德国的夏天里那些假期。多少年了？开始的时候我还会兴奋地拿着相机东拍西拍，那些在空中旋转的海鸥，那些海岸线和渔船，以及那些或多或少的游人。后来我出门总是忘记带相机，即便带了相机也会忘记拍照。其实每一个海边都差不了多少，甚至每一年的海边也差不多，跟每一段婚姻一样。当然北欧的海边即便夏天经常也要穿一件薄外套。
那条鱼是我们后来在码头的市场上买的。其实我们俩谁也不知道那是一条什么鱼，卖鱼人飞快地说出来的那个英文名字我们也都没有听懂。不过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买下了这条鱼。比尔说这条鱼看上去可以清蒸来吃。他喜欢吃广式清蒸鱼。
鱼太滑了，不然我不会割伤自己的手腕。我试了几次都没能抓住鱼尾巴，只有用大拇指和食指勉强捏住鱼身中部的一个鱼鳍。
再有我不该用那把刀来刮鱼。那是比尔用来杀鱼的匕首，套在一个皮套子里面，通常放在他钓鱼的工具箱里，昨天他拿出来收拾我们在码头市场买的另外两条鳕鱼，就扔在厨房的台子上了。比尔和他的东西的关系向来如此。
那把匕首又长又窄，刀刃闪着玄光，那样的光让我有点头晕，我的脸在刀刃上被模模糊糊地拉长了，我拿起它的时候，觉得比我想象的要重一些。
这个刚刚安顿的新家里厨具还不齐全。我一直用一把半大不小的刀子切菜，但是这把刀用来刮鱼鳞有点太大了，不顺手。另一把我用来削苹果的小刀似乎又太小了。
其实也就是滑了那么一小下。
开始并不是很痛。等我从新抓牢鱼鳍，继续刮了两下鱼鳞之后，才看见水池里的水正在变红。血从我的左手手腕处淌出来，缓缓流到鱼身上，又渗进水里去了。
我扔下那条鱼，把左手伸到眼前：那里有一个伤口，看不清楚有多大。我打开水龙头，把伤口放到流水下冲洗。血一股一股地往外冒着，水池里的水越来越红。
我拔掉水池的塞子。红色的水跟鱼鳞一起涌向出口处。
伤口在水线里逐渐清晰起来：就在左手手腕正中的地方，很长。我用右手掰开伤口，想知道它到底有多深。大量的血立刻涌了出来，冒着泡，流水把那些泡都冲散了。被掰开的伤口就像两张苍白的嘴唇。我在右手上又使了一点劲，让那两张嘴唇张得更开一些，变成了一个非常讶异的表情。这时我才感觉到疼痛。这种感觉就像一大堆蜘蛛网，铺头盖脸地罩住我，一开始并不很清楚起源，然后那些不是很结实的蛛丝被一根根地拨开，露出中心地带，黏胶附着的一点，尖利地撕扯着。
但是这种撕扯真让我安心。我用右手食指拨拉了一下那两片讶异的嘴唇。更加强烈的撕扯闪电一样越过我的脑部神经。
那年我们在中国，比尔用一把尖刀开罐头，差点割掉左手半截大拇指。我陪他去医院看急诊。一只蟑螂爬过手术室的墙角。
我关掉水龙头，用右手捂住左手的伤口，准备去浴室拿一片止血贴。但是血从我右手手指间冒出来，滴到地上。我只好重新把左手放进水池，正当我踮起脚去够早餐桌上的纸巾时，电话响了。
我胡乱拿起一张纸巾捂在伤口上，纸巾立刻被血染透了。我只好把电话按到免提。
“喂，”小丽吱吱嘎嘎地说：“你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说，一边找了一条餐布裹在左手手腕上。
“告诉你我昨天...”小丽说。
刚来美国的时候我总是说：fine,thank you。好像英文课本里的标准对话回答。对于认识的人我也会加一句：and you？好在我的邻居安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尽管她一直以为今年初的核泄漏事件发生在中国。每次她问完我how are you之后总是飞快地替我回答good good, everything good。其实小丽完全没有必要问我怎么样，起码她知道福岛是在日本。
我喜欢安。我其实很喜欢美国人，他们问你好不好的时候并不真的想知道你到底好不好。
这样就很好。
我对小丽说我要去找一张止血贴，就把电话挂掉了。反正我们至少还要三年才能见面。
止血贴立即被从伤口涌出的血染透。我有点头昏，还有点口渴。左手总是悬在空中，感觉非常累。我又去拿了一张干净的餐布，对折了一下，用嘴咬住一只角，把餐布紧紧绑在左手手腕上。然后我倒了一杯苏打水一口气喝完。
喝了水，血就会被稀释。我想：这样，就算止不住，也可以流得久一点。
我的头更晕了，并且开始恶心。在躺到沙发上去之前，我从厨房柜子里拿出来几张湿纸巾，把地上和桌子上的血迹仔仔细细地擦拭干净。
沙发很软，我坐下去之后又立即站了起来：我看见血正从左手腕的餐布上渗出来。我转身到厨房去拿了一个大碗，把它放到沙发跟前的茶几上。
我躺下来的时候，很小心地把左手放到茶几上的大碗上，伤口朝下，这样就不会弄脏沙发了。我舒了一口气。
大碗旁边摆着我红色的手提电脑，我用一只手把它移过来搬放到大腿上。MSN还开着，“搜索联系人”一栏显示“没有好友处于在线状态”。我看了一眼右下角的时钟：下午五点半。夏令时刚过，中国应该是六点半。德国是晚上十一点半。
我关掉电脑，把它重新放回到茶几上去。这时大碗里已经聚集了一小摊血。一股铁腥味道冉冉升起。
我头晕得厉害，口渴得也很厉害，但是我不想起来喝水，似乎也没有力气起来。我躺在那里，听见我的血透过那块被染红的白色餐布，一滴一滴地滴在碗里。那声音很响，震得我发抖。不过那声音也让我非常安心。我聚精会神地盯着我的手腕，看见手一丝丝的血慢慢渗向餐布中央，聚集在那里，越来越沉重，最后变成一个血滴，重重地落进大碗里去。每一滴血落进碗里，就会让我松一口气。
我想等我好了，就把那一碗血涂在一张画布上，挂在饭厅里。但是如果要做一张大画布的话，也许必须在血里面兑点水，否则一定不会够吧？
我在那么想的时候，电话铃又响过几次。其中有一次是小丽，她对着留言机很深沉很担心地道歉说忘了问我为什么不怎么样了。她很想知道我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我觉得她很滑稽，不禁大笑起来，我笑着笑着就睡着了。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看见比尔跪在我面前，他一只手抓着我受伤的左手，另一只手使劲地摇晃着我，我就是被他摇醒的。他的蓝灰色的眼睛睁得很大，却看不出什么具体的表情。
我试图坐起身来，但是没有成功。于是我尽量朝他点了一下头。
Das war ein Unfall。
我对比尔说。
来转了一圈，没看见啥新的，就在这个旧的上面留点痕迹。
你手指没事吧？
你不会变成平凡的大妈的，不是说大妈不好，是你本来就不属于大妈那个圈子。继续自命不凡吧，本来你就不凡
我什么也没写出来。 生活变得越来越麻木。新加坡的小市民气息，男顺民们， 女良家们，会慢慢把我变成一个平凡的大妈 － 也许本来就是， 自命不凡了这么些年，该回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