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故事（下）

春天的故事（下）

三，
我也意识到今年自己特别伤感。

冬天的时候，我们这个城市流行抑郁症。我的朋友安妮就是在这个季节去世的。

安妮出车祸之前，我们曾经通过几封邮件。安妮在邮件里说：她感到很疲劳，很想找一个地方逃避一下。于是我劝她去休假，也许一个人去一趟中国，重访一下那个她渡过几年青春好时光的城市。安妮是个德国人，她曾经在中国学习汉语。

但是安妮说不行，她说对于她来说，唯一的逃避就是爱情。因为只有在爱情里她才能够彻底放开，无所顾忌，因此得到完全的自由。对于这种自由的感觉的向往，几乎要使她发狂。

我回信提醒她不要忘了她的丈夫和孩子。我说爱情不过是一场幻像，一种自欺欺人的感觉，何况偷情这种事情，弄不好很容易鸡飞蛋打。我劝她找一件具体的事情来做，比如像我一样，上网写写小说，跟男马甲们打情骂俏，这样起码可以保证自己全身而退。

安妮在她的回信里对我进行了无情的嘲笑。她说像我这样才是自欺欺人。她说我其实是一个懦弱的人，所以需要依靠写小说来把自己打扮得很有勇气。安妮又说：这十几年来她不想见我，因为我跟她的丈夫一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务实主义者，我们对待事情的那种务实的态度，常常会让她感到受伤。虽然这十几年来她一直努力想要变得务实一点，但是现在她终于放弃了。因为她突然意识到自由的感觉是那么美好，哪怕为之献身也在所不惜。

我在读她这封信的时候，心里很有点受伤的感觉。我认识安妮已经将近二十年了，但是我们两个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间没有见过一面。我一直以为我们能够维持一种书面上的友谊，是源于我们本质的相似，这一点，她心里应该是很清楚的。没想到原来在她眼里，我竟然是这样一副模样。

我虽然被安妮的态度激怒了，但是仍然故作冷静地回信说：她之所以感到疲惫，是因为她跟我一样，属于半半人的行列，我们永远生活在现实和幻想之间的地带，我们必须在现实社会里找到一件精神的依附体，作为活下去的理由。这个依附体，在我，是上网写小说；在她，是爱情。所以我们两个说到底仍然是一路人，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不同。

安妮很久以后才给我写了回信，那是她给我的最后一封邮件，内容很短。她说：我们其实是不同的。因为我对于任何事情都能找到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这一点本身已经说明我是一个务实者。而她已经不再相信任何解释了，她只相信自己的感觉。

直到安妮死后，我才意识到她是对的，对于群众来说，我是个不务实的疯子，但是对于安妮来说，我却只是群众的一员而已。我和安妮的区别，是假疯子和真疯子之间的区别。

我们这个城市冬天阴冷漫长，据说这种气候正是培养抑郁症的温床。每年冬天，我们这里的自杀率都会呈直线增长。我们当地报纸的讣告版在冬天里数量狂升，占去整个报纸版面的一半，这里面有一大半的人死于抑郁症自杀。所以对于抑郁症，群众谈虎色变，避之唯恐不及。在我们这里就是这样的：假设群众认为你是一个疯子，这只能让他们对你的任何失态都付之一笑，不拿你当真。但是一旦群众知道你得了抑郁症，他们就会对你避而远之，让你在情绪崩溃之前孤独而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疯子跟流浪汉一样，属于大街上的某种点缀，而抑郁症是一种精神传染病，具有类似禽流感的超强杀伤力。

今年冬天，我意识到自己比往常更加伤感，安妮的死，进一步加深了我的这种伤感。安妮死后，我经常在半夜里醒来，再也无法入睡。这时候我就穿上睡袍，跑到晒台上去抽一支烟。我抽烟的时候心里一片空白。

我怀疑自己染上了抑郁症。

四，
“喂，”我在电话里问我师兄：“你还记得你跟我说的话吗？”

“我说过那么多句话，”我师兄睡眼惺忪地回答：“咋个可能句句都记得。”

“你说的，情人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就象不同的抽屉，各有各的功用，是不是这样？”

“嗯。”

“你说的，男人女人成了情人之后，关系更容易长久，是不是这样？”

“嗯？。。。”

“等一下等一下，你咋个回事？”我师兄醒过来了，连同他那种好为人师的本性：“你这种人就是，放松点嘛，那么紧张做啥子。”

我几乎可以看见他在电话那头打着哈欠，一边伸手到毛衣底下去挠痒。

我想我师兄是变了，一年以前，他对于这种话题还是相当敏感的。

果然他又说：“你们这些住在国外的人，实在是太保守了。”

我没有回答。 如果一年之间，站在电线杆下面的人就真的从女人变成了男人的话，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是落伍了。

其实这些问题都是我想跟安妮讨论的，自从收到她的最后一封信之后，我就有跟她讲讲吴成的愿望，就像当年我们在广州，她跟我讲那个泰国小帅哥。她说她想去泰国北部的森林里，和他一起住在简陋的竹楼，养下一大堆混血男女。可惜现在不行了，所以我只能去问我师兄，因为他虽然不是疯子，至少还是个艺术家。

但是我师兄的回答也无法使我满足。

五，
“李幕白和俞秀莲的那种感情，”这一次听我说话的人是吴成：“旁人看上去很美，其实他们自己真的很苦。但是假设他们不那么苦了，又会很俗。”

“换了你，”我问他：“你会选择哪一种呢？”

他仍然是那样气定神闲地笑着：“我从来不做选择，”吴成说：“我总是把这个权力让给别人。”他意味深长地望着我。


六，
整个春天，我心神不宁，无所事事。

我说过，直到安妮死后，我才知道她跟我确实并不相同。其实我们一直都是不同的，当年她从泰国回来，染上了难以启齿的疾病，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吊了一个多星期的抗生素。她说她知道我是对的，但是她不能不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个结论让我颓丧不已，在我的颓丧和无所事事之中，我悄悄地策划着死亡。

但是死亡并不象我预期的那么轻而易举。有一次我在厨房里拿着一把尖利的菜刀对着自己的手腕比划，我的丈夫突然出现在我身后。他定定地看着我和我手里的尖刀，满眼难以描述的神色，这时候我才想起来：原来他也会变得哀伤，他的哀伤让他看上去显得十分苍老。但是他的哀伤只是在我的心里打了一个漩，就轻飘飘地游走了。

我放下刀，绕过他，去地下室收拾晾干的衣服。

那天晚上，我正要上床就寝，黑暗里我丈夫突然说：“你去看看医生，好不好？”

我没有回答，只是立刻披上睡衣，走到晒台上去，点燃了一根烟。

假设安妮如果不出车祸，她会作出什么样惊人的举动来呢？

我知道其实我的所有猜测都毫无用处，因为安妮已经死了，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就象我永远无法象安妮一样，这一点也是无法改变的。

我在深夜里掐灭烟头。

七，

那是一间高深宽阔的卧室，巨大的眠床上堆满了丝绒枕头。吴成就在我的对面，伸手可及。

当我站在吴成身边，其实已经感觉不到多少冲动，但是既然我已经做出决定，爱情和欲望其实都已经不再重要了。

当我把手伸向他的衬衣纽扣的时候，他温柔地制止了我。他拿起我那只手来放到唇边，轻轻地亲吻，直到我所有的欲望都汹涌而出。

这时候吴成对我说：“对不起，”他说。他的声音弥漫过我残存的意识，象一片幽深的海洋。

“我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