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的故事 (上)
(2008-11-03 07:4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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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故事
春天眼看又到了。跟往年一样,花园里的野李子树刚刚开始打出花蕾,我就蠢蠢欲动,坐立不安,忍不住要找个人来谈谈爱情。
我跳进车子,一踩油门,就开到我师兄的画室门口了。
我师兄神色严肃地站在一幅巨大的画布跟前,身上穿着一件七彩斑斓的工作服,看见我进来,只是稍微抬了一下眉毛,就又把眼球转移到那幅大画布上面去了。这一点说明我师兄是个真正的艺术家,因为唯有真正的艺术家和疯子才能够对于一切违反常规的事情不感到意外。
我受到这样的待遇,倒也并不觉得委屈。我自顾自地脱掉外套,挂好提包,又跑去厨房给自己倒了一杯茶。这种宾至如归的情形,好像我每天都到我师兄的画室报道一样,其实我上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还是一年以前,在中文学校的春节联欢会上。这一点说明群众对我的评价是正确的,他们说我是个疯子,因为我不可能是艺术家。
我站在我师兄身后,百无聊赖,只好拿眼睛去看墙上挂着的画。那张画有三米多高,大概还未真正完成,上面横七竖八的堆满光秃秃的山头,四处飘飞的垃圾,凌乱的建筑工地,画面色调灰暗,光线怪异之极。
“你觉得怎么样?”我师兄突然掉过头来问我。
“这是些啥啊?”我毫不客气地反问他。
“环境嘛,中国的环境!”我师兄万分不屑地看着我: “我的下一个主题就是中国的环境,室内环境和室外环境。”
我努力集中精神,定睛在那幅巨型水彩上头搜索了两分钟,仍然没有看出个所以然来。自从我师兄跑到国内某个美术学院去做客座教授之后,他就开始画一些某名奇妙的东西。比如说去年春节他送给我一本画册,内容是他在国内展出的新画。我看见里面有几张坐在马桶上或者蹲在马桶旁边的半裸女人,当时就非常诚实地问他: “这样的画买来挂在哪里呢?挂在厕所里吗?可是谁家厕所有这么大一面墙呢?”
从那以后,我师兄就再也没有主动请过我去他的画室喝茶了。
想到上一次的遭遇,我暗暗告诫自己要小心一点,毕竟我是有求于他。
这时候我师兄拉了一下垂在墙角的一根绳子,从画室上方缓缓降落下另一张裱在木板上的大水彩来。
“这是我的另一个主题。”他得意洋洋地说,脸上露出一点不怀好意的坏笑来。
那幅画倒是一目了然,画的是一间大房子里,坐着躺着横七竖八一大堆裸体女人。
“中国目前是两种资源浪费,”我师兄看见我满脸茫然的蠢象,痛心疾首地提醒我:“一种是环境资源,另一种是女人资源。”
我心里顿时“咕咚”了一下。
“女人资源浪费?”我说,故意装得很天真的样子:“嗯,这个题目很深刻啊,说来听听。”我知道艺术家都比较好为人师,我师兄当然也不例外。
果然他的心情有所好转,他甚至给我找了一把椅子,让我坐下,又往我的杯子里续了水,然后自己端着一杯茶,坐到一个装水彩的铁皮桶上去,开始给我讲一个电线杆的故事。
一个大学男生没有女朋友,有一天带着五百块钱到电线杆下找人打炮,不到十分钟,一辆大奔驰在他身边停下来,车窗摇下来,露出一张女人的俏脸,问他:多少钱?答说五百。女人又问:四百行不行。男生说当然行,心里奇怪,不知道自己什么地方让做鸡的良心发现,硬要贱卖自己。
我师兄讲到这里的时候,故意停下来,满脸的故弄玄虚,想卖一个关子。但是我突然间觉得索然无味,我站起身,告诉他我要回家了。
这回我师兄有点吃惊了,他竟然送我到大门口。
“哦,”他终于想起来了:“你突然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想了一下。
“什么事都没有,”我说。
我真的已经想不起为什么来找他了。
二,
“你听说过电线杆的故事吗?”我问吴成。
我和吴成面对面地坐在一家咖啡馆里。
这一年来,我和吴成总是在坐咖啡馆,各种各样的咖啡馆,天气不好的时候在室内,天气好的时候在室外。当然这样说起来,很容易让人误解我和吴成约会频繁,其实吴成一年里面有一半以上的时间在中国,我们见面的机会并不多。
但是这一点,群众根本不关心。他们听说我和吴成仍然在坐咖啡馆,不禁义愤填膺。群众愤怒的原因有两条:第一,为什么一年过去了,我们两个仍然贼心不死,不顾廉耻,勾勾搭搭?第二,既然我们不顾廉耻,勾勾搭搭,为什么迄今为止,除了在咖啡馆干坐之外,一直没有任何实际行动?
这两条原因相辅相成,群众自己也不清楚哪一条更加重要。对于群众的愤怒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实际上,我早已经意识到,这样干坐下去终究不是长久之计。我和吴成之间的那一点点微妙的情绪,正在被一杯又一杯压缩浓咖啡越冲越淡。当然更重要的是,猪年一过,我们又老了一年。今年第一次见到吴成的时候,我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他神态疲惫。
“在国内太潇洒了吧?”我当时酸溜溜地问他。
这个问题我当然不是第一次问他,吴成照例暧昧地笑着,伸手拿过我放在桌子上的纸烟袋,非常熟练地卷好一支烟,递给我,又拿打火机帮我点燃。
“我一直在担心,”他避重就轻地说:“怕忘记怎么给你卷烟了。”
由此可以看出,吴成一如既往地是个情场老手。对待他这样的人,我向来都是束手无策,只有听之任之。这也是为什么我虽然不喜欢喝咖啡,却仍然要跟他去坐咖啡馆的原因。
“你听说过电线杆的故事吗?”我问吴成。
就在我提出这个问题的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了有什么地方不对。
以前我们坐咖啡馆的时候,总是吴成给我讲故事。这些故事大部分是关于他和他的数不清的艳遇跟女人。男人跟不是自己太太的女人讲他和别的女人的故事,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一种炫耀,另一个是一种暗示,表示一种可能性。而女人愿意听男人讲这样的故事,也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表明一种接受的态度,另一个是某种心理上的满足——打败假想敌的满足,因为不管故事里的女人多么了不起,这个男人最终还是坐在自己身边。
但是这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吴成已经很久没有给我讲过故事。实际上,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经常处于相对无言的状态,好像一对结婚多年的老夫妻。
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一个冷战。
作为一个情场老手,吴成一下子就捕捉到我情绪上的变化。“你怎么了?”他半个身子俯过桌面,轻声问我。
“我们两个完蛋了,”我万分沮丧地说:“你都不给我讲故事了。”
吴成笑起来。“你不是迷李安吗?”他气定神闲地说,把他的右手缓缓盖到我的左手上来:“你看我们象不象李幕白和俞秀莲?”
假设换了平常,我一定会哈哈大笑,笑到岔过气去,然后吴成就会说:“我喜欢你大笑的样子。”但是这一次我没有笑,像群众一样,我也是个喜新厌旧的人,对于一个反复上演的场景,终究会感到乏味。所以我只是叹了一口气,什么都没说。
吴成毕竟是吴成,看见我这样,他立刻收起脸上开玩笑的表情,定睛望着我。
“今年你好像特别伤感,有什么不开心的地方吗?” 他问我,一幅万分关切的样子
他的右手覆盖着我的左手,故意加了力,我不由得低下头去,泫然欲泣。后来电视里播放“卧虎藏龙”德文版,我仔细再看了一遍,发现这个场景果然跟电影里非常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