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银乡住了两年之后,公社调妈妈去田村小学。田村比银乡要小一些,既靠近公路,离公社也很近。
调动妈妈的理由是:有一个新毕业的单身的青年女教师菊,她不愿去田村,要求分配到银乡,和另一个单身的青年女教师在一起做伴。为了照顾她们,只好把妈妈挪个地方。
妈妈对这次调动的抵触情绪大极了,跑了好几次公社,上交了几份报告,公社书记最后说:“到底是组织听你的,还是你听组织的?”
银乡和田村,条件差不多。妈妈生气,主要是因为调动的原因太说不过去了。为了照顾两个年轻女教师做伴,让一个拖家带口的教师从一个村子搬到另一个村子,太不尊重人了。搬家辛苦不说,我当时九岁多,马上要读五年级,而田村没有五年级。搬家就意味着我要独自走半小时,从田村到银乡来上学。哥哥已经上公社中学了,他大几岁,妈妈到是不怎么担心他。
当时爸爸已经在泥市工作,下放干部已经开始逐渐回城。妈妈一心想回省城,知道我们应该不会在乡下呆太久了,更是不愿折腾。可最后还是胳膊扭不过大腿,只能服从组织调动。
那是我印象中妈妈和领导最厉害的一次冲突,也是我们最悲壮的一次搬家。记得妈妈几天都不怎么吃饭,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奶奶说:“你妈给气疯了。”
爸爸的“豆腐腰”又一次受伤,他是拄着拐杖从银乡走到田村去的。哥哥已经是个小劳力,但最辛苦的肯定还是妈妈。
我们的新家安在田村唯一的楼房里,是大队部。条件倒是不错,但没有厨房。出了楼房,上一个小小的坡,有一间和村里人的房子连在一起的房间,作为我家的厨房。下雨路滑的时候,奶奶上上下下很不方便。不过从未听奶奶抱怨过。
因为住房和厨房分开,导致我不小心,干了一件大坏事。
那年的春节,我们家和邻村的几家下放干部,轮流请客吃饭。在我们家吃中饭的那天,我和几个孩子先吃完,然后我问奶奶要了楼上房子的钥匙,上楼去玩了。我和朋友们玩的高兴,钥匙的事情早忘到了九霄云外。
接下来的晚饭是邻村的另一家吃。奶奶因为小脚走路不方便,没和我们一起去作客。当晚我和我哥没回家睡觉,爸爸妈妈回去了。第二天爸爸一来,见到我就责备道:“你怎么搞的,拿了奶奶的钥匙,没还给她,结果奶奶锁了厨房的门,又进不了楼上的房间,弄得晚饭也没吃,直到我们晚上回家才进屋。”
玩疯了心的我,吓得够呛。爸爸虽然没骂我,但他那痛心的样子,实在让我难过死了。大过年的,冰冷的天气,把奶奶关在门外七八个小时,我可真该打。
后来回家见到奶奶,她对这事提都没提。现在想来,奶奶和爸爸对我的宽容,可能更加加深了我的后悔和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