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以前，文言文和白话文的一场争论，几乎走到汉贼不两立的局面。但是不论当时的情形如何惨烈，现在的多数人已经不知道了，历史按照它应该走的方向自己走下去。这场争论，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是新旧思想斗争的问题，而从叙述文法的角度看，白话文运动的胜利，客观上还得益于现代书写和印刷技术的成就以及社会文化教育的普及，否则，它也是不能战胜文言文的。
不要相信，先秦的人们说话就像《尚书》、《论语》或者《春秋》三传里那样，那样说话，恐怕也是不能被听懂的。那个时候人的口头语言，也就是“白话”，一定要比书上表现出来的丰富和生动得多。只是囿于书写条件，生动的白话便无法被记录下来，无论是刻龟甲，刻木头还是写竹简，都不能做到。否则，汗牛充栋就会是一个真实的写照。于是，极大程度上脱离白话的书面语言便不得不发展起来，其要点就是简约。其实我现在使用键盘打字，由于速度，由于嫌麻烦等等原因，我所使用的语言仍不同于我日常的说话，我还是要求一些简约的，尽管键盘打字比起写竹简，已经不知道方便了多少倍。
书面语言，也就是文言，在简陋的书写条件下不得不力求简约。但是，“螺蛳壳里做道场”，要想做好道场，就要在另一些地方下功夫。因此，文言虽然不及白话的生动和丰富，可是其表达的准确性和逻辑性，其修辞艺术，又常常是白话所不能代替的。所以，一方面我们反对书面语言的逆向复古，同时也应该看到，无论以后的书写手段如何进步，书面语言保持其特点，不完全混同于白话，也还是有意义的。
其实，在社会教育普及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公众口头白话向书面语靠拢的情况也十分普遍，旧文言的元素融合进人们日常口语，使口语也变得更加文化。这些文言元素都体现着文言文的简约、精确和修饰特征，譬如成语，便是文言的产物。
说起成语的日常运用，是一件有趣的事。由于教育和阅读情况的变化，如今人们在白话中使用成语的时候，对成语的本意未必就有精准的认识，或者经常就是模糊的。我们来找一个常用而又浅显的成语作讨论。正襟危坐。
正襟是不易产生误会的，但是许多人见到危就想到了危险，将危坐朝着小心翼翼、诚惶诚恐的方向去理解，以此来体会谨慎和敬意。虽然他们也为自己找到了解释，但是这样的解释是建立于误会之上的。危的本意是高耸峻拔，古人云危楼，指的是高峻的楼。危而生险，危险就是派生的意义。所以，危坐原指向上挺拔而坐。怎样才能向上挺拔而坐？危字古时同跪，由此，危坐便是跪坐，双膝着地，屁股蛋子坐在自己的脚掌上。这样就容易直腰挺胸抬头，就是一种庄重肃穆的坐法，体现着庄严和敬重。《管子》道“如见宾客，危坐乡师”，就是这个意思。需要危坐的场合，是不能像佛家那样趺坐（盘坐），不能像庄子那样箕坐，更不能像北方农民那样随地蹲坐的。
如今在中华大地上已经看不见真正的危坐了，危坐或者只能见于岛国日本，倒是又证明了日本文化和华夏的渊源。中国人的危坐究竟持续到什么时候，我也不能肯定，大约是到唐。这和坐具的变化相关。上古以来，人们在各类场合，习惯是坐席的，席地而坐，朝堂之上也不例外。到唐朝房玄龄作《晋书》说，谢安提到魏时韦仲将悬凳书榜，凳子或者已经出现，但是个矮小的东西，未能蹬上要紧的场合。宋代编的《新五代史》说到景延广进贡椅榻，我们知道有了椅子，不必再坐在地上。所以，司马光《礼部尚书张公墓志铭》才有这样的描写：“常垂足危坐”，人可以两脚垂地，挺拔地坐在椅子上了。
人们在倡导白话批判文言的时候，经常忘记白话中历来充满了文言元素，忘记了书面语和口语之间历来是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即便在白话中也有文俚之分。所以，并非口语的就是进步的。而对语言的逆向复古则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因为这样的情况几乎是不能维持的。旧的材料可以在新的使用中获得生命，而由于使用不当使历史中积累起来的财富归于丧失则更加不是应该鼓掌欢呼的。现在有许多精妙的成语也因为会使用的人日益稀少，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只能保留在典籍里了。就像那天我用了“膏火自煎”一词的时候，脑海里还跳出了另一个词：“脐脂自照”。
东汉末年，董卓恶贯满盈，被斩后弃市，就是扔在大街上，供人羞辱泄愤。董卓肥胖，肚脐里流出膏油，就被人插上火芯，点起灯来，于夜间也能照亮董卓的尸体。后人便说一个人作恶多端自取其祸是脐脂自照。若是脱开董卓的典故，后人还作了另一重的引申。譬如有这么一个人，总以为自己十分了得，走到哪里便令满室生辉。可惜既非什么神圣，自然没有光圈罩着，红艳艳的太阳也不肯洒下一些光辉让他反射，好在肚里还有一点肥油，自力更生还能照亮自己膝上项下的那一段，自己看了，还可以沾沾自喜一番。在一个浮躁的人世间，脐脂自照的人并不鲜见，虽然脐脂自照这个成语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
说到最后，鲜红的太阳总要升起来的，它会把温暖和明亮洒向我们大家。我们各自操着自己的语言，只要我们还有听众，我们就可以大声地说下去。世上并没有多少人，是真正顽固不化，冥顽不灵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