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里，六、七十年代，大家也过年，也办年货，也办得高高兴兴的，虽然东西不太多。一家人家买块肉，买条鱼，再买个鸡啊鸭啊猪头啊什么的，便就觉得丰盛。如果家里养了鸡，就连买鸡的钱也都省下。任它是红卫兵是造反派，都挡不住大家过年的兴致。咋的？还不让我们过年了？那时候家里没有冰箱，东西买回来收拾好，住楼上的人家就挂在窗子外头，等着年三十好做成年夜饭，一个猪头笑眯眯地能挂半个月。东西挂出去了，就会引起什么人的注意，白天看好了，到了夜里就扛根竹竿来够。
进了八十年代，就不一样了。一是供应改善了，一是收入也渐渐增加了，再就是连红卫兵造反派也都没有了，那就不是挡不住我们过年，而是我们抠心挖肚地动脑筋过年了。于是乎，年货的种类越来越多，数量也越来越大，除了当地的产品，天南地北的东西都有了。人们为办年货花的力气花的时间更多了，竟成了一个社会文化的现象。这个现象里头一个很显眼的小现象就是，快要过年了，单位里头分东西。这个可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不仅是机关事业单位，还有国营集体企业，都不肯落下，越搞越热闹越高越红火，搞到不过年不过节三天两头地想分点什么。这样就不仅搞出了单位的向心力荣誉感自信心，还搞出了贪污和腐败，不知道集体办年货的先驱们原先有没有想到。
机关里分年货，是个大家关心的事。有提要求的，有出主意的，还有出力气的。我没有什么要求，也没有什么主意，我就出力气，不出也不行。那时候机关里年轻人少，搬个箱子抬个筐的，总不能让老同志们动手我们在一边看着。整个腊月里，过几天就来一回，这次是分桔子分苹果，下一次就分鸡蛋，再下一次分鱼分猪腿，还有分肥皂洗洁精擦屁股纸的。带鱼乌贼鱼之类都是冻成一块一块的，要现砸开过秤分堆，都需要人手。所以到了要分东西的那一天，行政处就发下通知，希望大家不要走得太早，年轻人到院子里的某个角落里等着卸车。这个角落后来变得很著名，因为各个单位都不约而同地选这个角落，今天组织部明天体改委后天办公厅，把个角落弄得很脏。当然偶尔我们也不去那个角落。有时候分的东西比较不一样，怕别的单位看见不好，行政处就传下口令，叫下班后去外头的某处秘密接头，让人觉得那些年货是他们从哪里偷来的。
分年货的时候动动手不算很辛苦，辛苦的是还要跑腿给老同志送到家里去。车到得晚了，老同志们尤其是带“长”的都不肯等，先回家里去暖和。离退休了的也不肯来，机关工会就动员年轻同志给各家往家里送。不送不行啊，虽然没有黄鼠狼，野猫总有的，不能放在露天里过夜。有些人送着送着和领导就送出感情来。
说起来，跟着行政处的人出去办年货，倒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机关里过日子，天天一个样。出去办年货就算是一次旅游了。我曾经轮到一次，三几个人一起跟着行政处的陈晓玲去宁波拉鲳鱼。陈晓玲长得很漂亮，又很活络，而且没有读过大学，就没有架子，好开玩笑不生气，大家一路高高兴兴，搬几箱冰冻鱼算个啥。到了地方，只见什么公司的老总已经在那里，箱子也都准备好了。先招待我们一顿海鲜，然后再装车往回赶，一路欢声笑语的。陈晓玲因为能打交道能搞到东西而且搞来的东西比别单位的好，领导就发现原来她长得漂亮还能干，就提拔了当行政处副处长。陈副处长分东西越分月来劲，忽然就不见了。有人说，陈晓玲拿了回扣了。果不其然，免职通知就发下来，是秘书处的四通打字机打的。以后再去拉年货，就没有了陈晓玲。
我的老伴儿那时候还不是我的伴儿，自己住在招待所的单身宿舍里，下了班就吃食堂，吃完食堂就回去纳闷。自己不开伙也没有冰箱，所以分东西的时候就很超然，留下句话说，东西给谁谁谁，就不见了。那谁谁谁是我的搭档，一个半老头。整天在办公室里叫穷，说两个孩子太能吃，全家人整天吃不饱。一条猪腿炖白菜一顿就干完了。当时我觉得也挺好，对她是个麻烦对他是个接济，各得其所。结果九零年整党，这个谁谁谁突然蹦起来揭发我支持动乱，今天机关党委明天组织部的到处告状，还说现在我的老伴儿那时我的同事知情不举立场不坚定，逼得她到乡下去改造了两个月。现在有时候想起来，我就对老伴儿说，就你能养个白眼狼。她也没话说。
如今的机关已经不分年货了。如今改成给储值卡，给了谁给了多少别人都看不见。热热闹闹分年货的情形，维持了不过十几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