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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晓阳 | 杂技与魔术：我的第一份工作

(2026-07-26 15:26:37) 下一个

Original 顾晓阳顾晓阳东拉西扯

无聊也是一种积累

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文联工作，听着挺满意。到人事处一报到，告之是去杂技艺术家协会的《杂技与魔术》编辑部当编辑。这可就太荒唐了！当时浩劫过后，人才青黄不接，我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毕业生，人数有限，抢手得很。人事处长说：“这回咱们文联争取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抢到两个北京的大学生，一个北大的，去民间文艺研究会，一个人大的去杂协。”我绝望地请求道：“那能不能让我去民间文艺研究会啊？”处长笑了。

杂协是文联下面新成立的一个协会，正式编制的人员，当时加上我可能只有四位，还有五六个是借调来的，文联一直拖着不给他们正式调入。因为太小，我们正式编制的几个人的人事和财务关系都在文联机关。办公地点也和文联在一块儿，是沙滩的文化部院子里临时搭建的活动木板房子。旁边是作协，一样的木板房，经常能看见王蒙等人。我在这儿工作了一年。

杂协主持工作的是秘书长，延安鲁艺出身，老干部。我去后，他跟我谈话，让我到研究部工作。我急了，《杂技与魔术》再怎么着也是个杂志，做文字编辑或记者好歹也算专业对口，去研究部做个劳什子？文联人事处明确分配我去编辑部嘛！秘书长和蔼地说：“孩子啊，当年我们从陕北南下的时候，我写了一首诗，我给你读读啊——‘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是革命一片瓦/哪里需要哪安家……’”我听了，直发愣。当时中国尚无知识产权概念。

多年后我听我们班同学说：毕业分配后，有的同学不想去所派单位，就干脆不去报到，自己另找工作，那时各单位都缺年轻大学生，找好了，再与学校（或原分派单位）协调，把档案转出来，去自己满意的地方。居然能这样做？我当时连想都没这样想过！

研究部就两个人，另一个是我的领导。他五十出头，一直在文联系统外的一个单位当会计，因为找了翰老（文联副主席阳翰苼）的关系，借调过来。他非常想正式调入杂协，可文联人事处以种种条件限制，卡着不办。我们俩成天呆着没事儿，他就跟我闲聊天，常把“翰老”挂在嘴边。他父亲是上海的资本家，他说：“解放前，我们家是住花园洋房的，客厅大得很，我经常找朋友来家里开party，跳舞。出门是坐轿车的。”“我那时候啊，上海话叫‘小开’，你懂吧？”他还爱去大光明电影院看好莱坞电影，说到兴奋处，以掌击案，打着拍子唱起《卡萨布兰卡》里的主题歌“时光流逝”，唱的是英文。可是，研究部究竟要做什么研究工作呢？从来没人跟我说过，估计领导们也都不知道。

忽然进来一个中年人，梳着油亮的后背头，穿戴整齐，热情地跟我握手，说：“哎呀欢迎欢迎，杂技界来了大学生，这可是从古到今没有过的事，太好了！”他是煤矿文工团的，也是借调。这是个老北京，很健谈，刘炽这个名字我就是第一次听他说的。刘炽是延安鲁艺的，老干部，煤矿文工团团长，天才的作曲家，脍炙人口的歌曲《我的祖国》《英雄赞歌》《让我们荡起双桨》等都是他的作品。老北京说：“刘炽是真有才，就是太爱参加社会活动了，闲不住，他是延安出来的，认识人多呀……他要是减少点儿交际，沉下来好好作曲，那能写出来多少好歌儿啊！”他是随便聊天，我却把他的话牢牢记在了心里。一个人如果幸运地由老天爷赏给了某种天才（才能），请千万珍惜，要用一生的精力来精心地维护和运用它，否则，就是暴殄天物。

他还讲过一个牛街老玩主的故事，刀割自己的小腿肚子，吓退了前来寻衅的一群小流氓。后来我把它写进了《北京老泡儿》里。

有一天，秘书长急匆匆来到我的办公室，问我：“小顾，你看见我皮夹克了吗？”“没有啊。”“我搭在椅子上，就出去了十分钟，怎么就没了呢？”他显得十分困惑，“那是我在呼和浩特的时候，和玛拉沁夫一块儿买的。咱们这院子里还会有小偷吗？”事实证明这几个大机关或者是到大机关办事的来访者中，还真有小偷，因为秘书长的皮夹克在秘书长的单人办公室里永久地消失了。它肯定不是自己跑的，也不会是魔术师耍的小把戏。

还有一次，秘书长交给我一本外文局出版的旧日文版《人民中国》，那上面有一篇他写的文章，六十年代他率内蒙古艺术团访问新疆的纪事。由于年代久远，他自己的中文原稿丢失了，让我从日文给翻译回来。这可是给领导拍马屁的大好机会呀！我约在人大同一个日语班的东宪、十庆下班后来我家，买了啤酒，在一个大盆里放满冷水，把啤酒冰上，伺候他们俩丫的。翻译工作比较顺利，只有一个词，是个片假名，没有汉字，发音“狗逼”，不知什么意思。我们翻遍几本词典都查不到这个词。那天晚上很热，我们仨都光了大膀子，天不早了，十庆想走。我拽住他说：“孙子，你丫不把狗逼给我翻出来，别想回家！”这个词在文中多次出现，糊弄不过去——“于是，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终于穿过了狗×”“我们又一次穿过大狗×”“美丽的大狗×啊！”……我突然灵光一闪：戈壁！这个日文单词是个外来语的音译，就是“戈壁”的意思。我终于出色地完成了领导交办的任务。领导非常满意，要把他的老战友的女儿介绍给我。

与我同一年分到文联的，还有一个湖南来的大学生小刘，在文联机关的图书馆工作。我经常到图书馆去找小刘聊天。他热爱文学，学写小说，说上学时曾连续写过几天几夜，几乎病倒，就“发烧”到如此程度。1983年春，周扬发表《关于异化与人道主义》的文章，受到胡乔木的批判。周扬病倒了。他是文联主席，之前的腊月底，文联机关搞了个春节聚餐会，加我们好像三桌人（杂协大概只有正式编制人员参加），周扬也来了，满头银发，气色红润，抬手跟我们打招呼，那时他身体很好。才几个月，气病了。机关派湖南人小刘去北京医院陪护，24小时住在那里。小刘回来跟我讲了不少趣事：当时仲勋同志管宣传，去医院探望，走后，周扬对小刘说：“习仲勋这个人真聪明啊！真聪明！”小刘年轻，没听出周习对话中有什么玄机，不知道周扬此话是由何而发。周扬还找钱锺书借书看，他对小刘说：“钱先生学问怎么这么大啊！我光看他在书页上写的批注了，都没看书。”

几十年过去了，前些日子我忽然在一个活动上看见了小刘，他在文联工作了一辈子，没挪过窝。由于人太多，无法多交谈，失之交臂。

那期间，中央召开了什么会议，各单位都要组织学习文件。文联机关是否所有人都脱产集中学习过？我已忘记了，反正我参加了一次为期两天或更多的集中学习。文联在后海边上有一栋二层小楼，我们集中在那里，这一期大概有六七个人，年轻人为主，领头的是一位文联书记处书记，副部长级。他是延安出来的，文革前当过省委宣传部长，戴着厚厚的眼镜，特别有意思。他对学文件基本是漠不关心，每天找个年轻人念一段文件，然后就跟我们大扯闲篇了。他掏出太太的彩色照片给我们看，说是钢琴教师。太太很漂亮，看起来显年轻，引起我们的惊呼。他说结婚晚，是解放后进了城才找到的对象。为什么没在延安找呢？因为“延安女的太少，我的官儿太小，追也追不上。”聊累了，就说“走，买白薯去！”带着我们下了楼，那时后海边上的小路两旁有卖烤白薯和其他做小买卖的，每次都是他请客。吃完烤白薯再上楼接着聊。他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特别和善，总是嘻嘻哈哈地开玩笑，可有时文联的中层干部来找他请示工作，他立刻板起脸，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说话严厉，不给情面。他还跟我们说：我的眼睛不好，看不清楚人，以后你们遇到我，要先跟我打招呼，不然我不知道你是谁，不理你，你该说我官僚主义了。那时对领导一般都不称呼官职，在姓前面加个老字，叫“老×同志”，普遍如此。

这两天的集中学习，是我这辈子唯一觉得开心的一次政治学习。

我提出调离杂协后，已忘了秘书长的反应，反正没卡我。杂协主席夏菊花，是第一个在国际上获得金奖的杂技演员，她一直在武汉工作，是个挂名主席，此时正想调来北京，做驻会主席。她说：“我要是来了，肯定不让你走，我还想让你当我秘书呢。”文化部艺术局的两个阿姨，因为工作关系常接触，她们说：“你想调走怎么不早说啊？到我们艺术局来呀。”那个年代，年轻的大学生是香饽饽，哪儿都想要。

我联系好的单位是电视剧艺术委员会，因为也是文联新成立的机构，我的人事和工资关系仍留在文联机关，每个月回文联财务科取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