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名：徐悲鸿与田汉的知己情谊

铁肩 

铁肩担道义，人生一知己

徐悲鸿与田汉的知己情谊

 

刘名

徐悲鸿纪念馆研究员

 

徐悲鸿与田汉一生的至交情谊与情感上的共鸣，不仅是老友与老友的关爱，更是一对血性男儿的心灵撞击。

1926年2月18日，田汉在上海组织“梅花会”，以绘画艺术为趣事，邀请了文坛元老蔡元培和画坛新秀徐悲鸿等150余人，会上展览了徐悲鸿刚从欧洲留学带回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引起与会者的浓厚兴趣和高度赞赏。康有为题词称赞：“精深华妙，隐秀雄奇；独步中国，无以为偶。”

田汉本人也喜欢绘画，留日时他就想当画家，也常到风景优美之处涂涂画画，对于徐悲鸿绘画艺术的敬仰之情初次相识就油然而生！田汉有幸结识了徐悲鸿，这位天才画家后来成为田汉南国社的重要成员，对“南国运动”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支持。

 

 

 

 

 

田汉头像  1949年 炭笔  纵34.5cm 横25cm  藏徐悲鸿纪念馆

1927年4月，徐悲鸿从欧洲留学归来，在上海艺术大学作美术演讲，约他前往的人，正是时任艺大文科主任的田汉。

田汉对徐悲鸿渴望对中国艺术进行革新的理想十分认同，他自己也主张艺术要以形式完美为手段，用以达到表达思想的先进为目的。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外族入侵、当权者不抵抗、媚取强敌、帝国主义为巩固和扩大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多次制造血腥惨案，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如此飘摇动荡外患内忧的时局和生存环境，反蒋呼声高涨，多年来立志做一个“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的田汉，以戏曲创作的激情，做着政治的怒吼。

徐悲鸿对欧阳予倩所编新剧《潘金莲》大为称赞，认为此剧是“翻数百年之陈案，揭美人之隐衷，入情入理，壮快淋漓；不愧杰作”，而田汉本人也认为此剧是“新国剧运动的第一声”，在对“潘金莲”的理解上，田汉与徐悲鸿、欧阳予倩共识颇多，于是他们相约奋斗到底，做在野的艺术运动，决定组建南国艺术学院，作为他们为艺术革新共同奋斗的基地。

徐悲鸿在“南国画室”绘《田横五百士》时的照片

“三人在霞飞坊悲鸿宅经数次谈话，商定南国电影剧社改组的章程，定名南国社，徐悲鸿并为拟定法名为Cerele Artistique du Midi, 并成立一个研究机构，叫南国艺术学院，隶属于南国社，并初步议定，学院暂设文学、绘画、戏剧三科，由他们三人分任各科主任，以后视条件再增设音乐、电影之部”南国艺术学院的创立宣言为“培植能与时代共痛痒而又有定见实学的艺术运动人才以为新时代之先驱。”

1928年3月，南国艺术学院成立，田汉致辞：“……本学院是无产青年所建设的研究艺术机关，师友应团结一气，把学校看成自己的东西……本学院之产生，除诸同学之努力外，首当感谢徐悲鸿先生的援助。”徐悲鸿讲话：“……我奉送诸位同学一个字：诚。著诚去伪，这是艺术真髓所在。不管为人，还是从艺，一定要忠实、诚恳。吹嘘骗人、欺世盗名的，不是真正搞艺术的，是虚伪……”，这就是“南国精神”，无论在文学上，还是戏剧上和美术上，正如田汉所说：“我们在求美、求善之前，先得求真……”

南国艺术学院，这所私立的学院，由于没有经费来源，校舍简陋不堪，全院没有职工，院长科主任全是兼职，具体事务都由学生担任，所以学生的活力、效率和锐意进取精神，都十分感人。

1928年徐悲鸿与田汉、欧阳予倩等人在上海他办“南国艺术学院”，徐悲鸿任该院的美术系主任

徐悲鸿被那些“无产青年”敏而好学的精神所感动，也被田汉憨直的湖南人的“霸蛮”精神所鼓舞，此时的他已接聘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之职，为了支持田汉的“私学”，便向中大提出，每月一半时间在中大任职，一半时间在南国艺术学院任教，不辞劳苦地奔波在宁沪之间。

在南国，徐悲鸿是义务兼课，不取分文，连上课的车费都自掏腰包，除了授课外，他就置身在南国那间简陋但却是田汉精心为他改建的画室，着手创作了第一幅大型人物主题油画《田横五百士》。而画中田横，徐悲鸿是以田汉的形象为蓝本，其中的好多模特都是南国艺术学院的学生，如徐风、吴作人等。《田汉传》中也有如此记录：“他（徐悲鸿）看看田汉，觉得这位“南国”的头头恰似他正在他创作的巨画《田横五百士》中的众士之首：再看看台下那一张张勇敢、热情的脸，觉得他们有如画中那群忠诚的壮士。”

徐悲鸿书法《孟子》 1937年  纵39cm 横128cm

“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徐悲鸿一生写过无数次的人生格言，他要在画布之上，画出慷慨赴死的坦荡气质，把一个民族的无畏之气推向极致。在中国历史上，“田横五百士”成为忠义、节烈的象征，借用这一典故或用以呼唤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英勇精神，或用以歌颂誓死不作亡国奴的民族气节，或用以抒发家国不再的悲怆。司马迁曾感慨道：“田横之高洁，宾客慕义而从横死，岂非至贤，余因而列焉。无不善画者，莫能图，何哉！”曾称“江南贫侠”的徐悲鸿，在两千年后用充满想象力的彩笔，回应了太史公“无不善画者，莫能图”的诘问，这难道不是美术史上的不朽业绩吗？立大德，创大奇，为人类申诉，徐悲鸿与田汉把艺术着眼点落到了中国“人”与“人生”上，落到了国家的命运上，这也正是他们共同追求的“南国精神”的主旨与精髓。

 《田横五百士》1928——1930年，油彩布本 纵197cm 横349cm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田汉用《礼记·礼运》上的这句话来表现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1931年，田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活动中，也成为一名革命主将，他冒着生命危险，从事着他视之为生命的戏剧艺术事业。“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田汉创作了许多抗日宣传的剧本，如话剧《梅雨》、《乱钟》、《暴风雨中的七个女性》、《回春之曲》等，电影《三个摩登女性》、《青年进行曲》、《风云儿女》等等，其中电影《风云儿女》在当时影响很大，其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很快在全国流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徐悲鸿听了这首歌之后，被田汉诗句中高度概括的民族精神深深感动。在1949年6月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在商讨国歌方案时，徐悲鸿十分赞同用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当时有代表提出，认为歌词中写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似乎不太妥当。后来有代表说，这个没什么不合适的，法国的《马赛曲》表现的就是历史。周副主席认为，我们要居安思危，还是用原词比较好。最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都同意用这首歌。1949年9月21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的决议。

30年代初田汉创作的《械斗》、《黎明之前》、《洪水》在南京公演。其中《械斗》表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隐喻强敌当前，国共理应停止互斗，共雪中华民族的公仇。可该剧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打压，演出的卖座率很低，难于继续上演，因此大家的情绪消沉。徐悲鸿公开发表了一篇鼓励赞美田汉的文章，其中写道：“垂死之病夫偏有强烈之呼吸，消沉之民族里乃有田汉之呼声，其音猛烈雄壮，闻其节调，当知此人之必不死，此民族之必不亡。”

和田汉一样，徐悲鸿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亲日政策强烈不满，他不但拒绝给蒋介石画像，而且对蒋介石标榜的“新生活运动”侈谈礼义廉耻无比气愤，他还在《新民晚报》上发表文章《为蒋介石的礼义廉耻诠注》，文章道：“何谓蒋先生的礼义廉耻？礼才，来而无往，非礼也，日本既来中国，双手奉送东三省，此之谓礼也。义，不抗日，捐廉（上海方言钱与廉同音）买飞机，平西南。阿拉（我）不抗日，你抗日，你就是无耻……”。字里行间流露着徐悲鸿与田汉这对人生知己息息相通的家国情怀与人生抱负。

对于民族的痛苦与危难，徐悲鸿从来不是无动于衷，他用自己的方式呼唤民族的新生，徐悲鸿说，所有的画都要有精神所寄。他的爱国情怀在其艺术创作中表达得最充分，最鲜明。留法归来后，徐悲鸿以极大的热情、体力和精力，创作了许多反映“民生向往”、寄托“家国情怀”的古典题材人物画，如《田横五百士》、《傒我后》、《伯乐相马》、《九方皋》等等。油画《傒我后》取材于《书经》，描写的是夏桀暴虐无道，民不聊生，商汤带兵去讨伐，受苦受难的百姓渴望得到解救，企盼明君的到来。于是便说“傒我后，后来其苏”，意思是“等待我们贤明的圣君，他到来了我们就得救了。”

《傒我后》1930——1933年，油彩布本，纵230cm 横318cm

1930年，已是左翼作家联盟成员的田汉，曾在《南国月刊》发表文章《我们的自己批判》，将一支如椽大笔对了挚友徐悲鸿，说徐悲鸿显然跟不上“为无产青年牺牲的步伐”，“似乎本没有一种新兴阶级的艺术而奋斗的心思”，说他“是一个固执的古典主义者，他虽然处在现代，而他的思想不幸是‘古之人’，说徐悲鸿的油画《傒我后》是寄希望于真命天子。” 对于田汉不留情面的指责，徐悲鸿并没有在意“田老大”把他作为评论对象，既没有反驳，也没有流露出丝毫不快。情同手足的他，对崇诚、唯善、求美且坚信“一诚可以救万恶”的田汉是了如指掌的，他一直认为田汉是坦荡的，即使“骂人”，也“骂”的光明磊落。

1935年2月19日，因叛徒告密，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文委被破坏，田汉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羁押在南京。在白色恐怖之下，徐悲鸿挺身而出，两肋插刀，以身家性命担保，为营救田汉多方奔走。最后他求请宗白华一起为田汉担保，田汉才得以保释出狱，并把田汉及其家人安置在自己家中居住。

1938年国共合作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组织一批有名望的文化名人参加抗战宣传。田汉应周恩来之邀，到郭沫若执掌的三厅第六处担任处长，主管艺术宣传工作。于是田汉邀请此时身在重庆的徐悲鸿出任第六处美术科科长，负责绘画、木刻，主管战时救亡美术宣传活动。接到邀请的徐悲鸿，也把武汉视作他报效国家的一个出发地，从重庆壮志筹酬地来到三厅报到，不曾想在三厅却找错了门，在政治部主任陈诚的办公室门口坐了好几个小时的冷板凳，或许是因为徐悲鸿曾在广西支持桂系将领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发起的抗日救亡“反蒋”的“六一运动”，让蒋派嫡系的陈诚心存成见，很难释怀，所以对于徐悲鸿的到来不理不睬，这让乘兴而来的徐悲鸿大为恼火，徐悲鸿本就无意混迹官场，他只是想让他的艺术为抗战服务，实现他“尽其所能，贡献国家，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的情怀，此番冷遇，让他对国民党官场的官僚作风深恶痛绝，所以不顾郭沫若的劝说和挽留，决然拂袖而去。关于此事，郭沫若在《洪波曲》中如此说道：“我揣想，悲鸿是可能受到了侮辱，革命衙门的气事实上比封建衙门的还要难受。请也不容易请来的人，请来了，却又被一股怪气冲跑了。”

然而愤然离去的徐悲鸿，投身抗战的激情并未消退，也从未脱离抗战救亡的洪流，他以自己的方式，本着一颗爱国之心，创作了不少表现抗战内容的艺术作品，身在重庆的他对于田汉主持的三厅六处艺术处，给予各种力所能及的帮助和谋划，同时还推荐吴作人、陈晓南等画家去找田汉，组成战地写生团，奔赴台儿庄前线战地作画。

1942年“皖南事变”爆发，国立中央大学的进步师生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妄图消灭新四军制造千古奇冤的罪恶行为进行口诛笔伐，徐悲鸿怀着愤怒的心情，在磬溪中国美术学院画了一幅《怒猫图》。画中一只小老虎似的雄猫立于巨石上，竖立两耳，怒睁一双像电灯泡那样闪闪发光的圆眼睛，猫须挺直如利锥，微张巨口，面向纸外作捕捉鼠类状，图上只写了寓意深刻的“壬午大寒”四个小字，盖上悲鸿名章。不久田汉来访，悲鸿将此画给他看，田汉赞不绝口，当即吟诗一首，题在画幅的上角：“已是随身破布袍，那堪唧唧啃连宵，共嗟鼠辈骄横甚，难怪悲鸿写怒猫。”

1946年5月6日，田汉邀请徐悲鸿一起，前往在重庆江苏同乡会参观军委政治部剧宣四队美术资料联展，徐悲鸿高度赞扬了剧宣的成就，并撰文《民族艺术新型之剧宣四队》发表在重庆《大公晚报》上。文中说四队本身“是一首伟大而壮烈的史诗”，队员们“克服一切艰难困苦之环境，历时既久，便个个如锻炼成之纯钢，光芒四射。”赞扬演剧队的音乐“音调刚毅，歌词锋利，直刺听众心弦，达到艺术的美满境地”。认为演剧队的绘画“题材新颖，作法深刻，为抗战中之珍贵收获。认为话剧演出最为精彩，手法巧妙，情绪紧张”。赞扬歌剧队的歌者与演员演技之事，“非一般国内外学校应付几年所能学得到”，认为演员有高贵的理想，“今后将为团结统一的民主而努力。”

徐悲鸿对田汉评价很高：“田汉毕竟是条好汉，他喊出的声音，的确是民众的声音，尽管率直简单，可是一凭直觉，真实肯定，不假思索的自由意志……田先生之长处，乃在其动中肯綮。他所启示，乃民族问题，不仅是国家问题……”。

1948年解放前夕，北平艺专作为官办最高学府，被南京政府教育部一再催促，尽快南迁。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派遣，田汉从解放区秘密进入北平，在徐悲鸿学生，同样也是共产党员的冯法祀陪同下，秘密来到徐悲鸿家里，两个离别多年的南国社老友，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田汉对徐悲鸿说：“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让我转达你，希望你不要离开北平，而且请你尽量动员一切文化人，不要离开北平，我们就要来了！”。听到田汉说“我们就要来了”这句话，徐悲鸿激动不已。

二十多年来，早已参加中共地下党的田汉，与没有政治背景的徐悲鸿，两人亲如手足，一个在戏剧战线上，一个在美术领域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复兴，都尽了自己创造的天职，如今他们要一起迈过历史的门槛，进入一个新时代。

 《在世界和平大会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中国画，1949年，纵352cm 横71cm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应邀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委会的郭沫若、田汉、徐悲鸿、李济深、洪深等老友们齐聚北京，也常到徐悲鸿家中做客，大家谈艺论画评时政，振奋且生气勃勃。“百载沉疴终自起，首之瞻处即光明”、“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徐悲鸿借马抒怀他内心的喜悦，田汉则激动地说：“……愿意把国家人民的责任摆在自己的肩上，老年人变成年轻人，年轻人充成老成人，每人都负责，每人都有用，这真是开国的气象。”并用诗句“善亦懒为何况恶，死犹不惧岂辞生。生死善恶都看破，同为斯民致太平。”表达对整个民族的向往。

1949年春，“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巴黎隆重召开，徐悲鸿与田汉、郭沫若、洪深等44位著名人士，作为新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和平大会。临行前，徐悲鸿让廖静文买了两份毛巾、香皂和手帕，其中一份是给田汉的。在漫长的旅途中，徐悲鸿在代表团转道莫斯科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参会的国际列车上给代表团成员画速写素描，然后把画像送给被画者留作纪念。绘画是有生命的，徐悲鸿给田汉的速写至今都在见证者他们的知己情谊。画中的田汉头戴鸭舌帽，鼻梁上架着一副圆框眼镜，侧目前方，神情刚毅坚定。

会中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各国代表为中国人的伟大胜利欢呼，整个会场一片欢腾，徐悲鸿激动不已，当场掏出速写本，把这个鼓舞人心的场面定格在纸上。回国后，徐悲鸿立即走笔挥墨，创作了一幅立轴彩墨画《在世界和平大会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田汉等许多真实人物的神态都记录其间，展现了中国人对民族和平的渴望与扬眉吐气。

 《在世界和平大会听到南京解放的消息》局部

1953年，徐悲鸿去世后，田汉失声恸哭，他的哀伤更多是个人色彩。

1968年，田汉冤死在“文革”时的监狱里，此时徐悲鸿已辞世15年。1979年2月，文化部复查委员会审查结论：“田汉同志1935年在南京经徐悲鸿、宗白华、张道藩保释出狱后，在南京组织中国舞台协会演出《洪水》、《黎明之前》、《械斗》、《回春之曲》等进步话剧。……田汉同志这段历史是清楚的，撤销1957年5月21日中央专案组所做的错误结论，建议中国文联举行追悼会进行平反昭雪。”

如今，在长城脚下的名人园里，徐悲鸿与田汉的塑像近在咫尺，这两位奋斗一生、相知一生的艺坛老友，仍指点江山、谈天说地，成为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