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论跟中国关系密切的西方学人，20世纪著名的思想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肯定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位。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罗素应邀来华讲学，回国前作告别演讲“中国到自由之路”，回国后出版了一本著名的《中国问题》。罗素也可以说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他于1872年5月18日出生于英国威尔士蒙茅斯郡一个贵族家庭。1970年2月2日，98岁高龄的他在威尔士家中告别了这个世界。1890年，罗素考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后曾两度在该校任教。1908年，罗素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50年，罗素获诺贝尔文学奖，并被授予英国嘉德勋章。人性隐含着罪恶，世界常发生灾难，但罗素仍然相信，人生是值得过的。罗素的意义正在于此，他时刻提醒人们反思、正视自己当下的生活，矢志不渝地去寻找真正的自己，做真正的人。而罗素更大的意义还在于，他不仅在哲学方面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其深刻的思想对人类历史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当涅瓦河畔的炮声响起，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一下子就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种目光掺杂着好奇和钦佩。就像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一样，高尚的苏维埃理想，在那个时代拥有无穷的魅力。一时之间，国际上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几乎全都步调一致，对苏维埃俄国给予了热情的颂赞。然而非常令人尴尬，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在之后很长一段岁月里的表现，却仿佛被恶意做空的股票，跌破了所有人的心理价位。这真是应了那句话：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鲁迅死得早，至死不改初衷；胡适活得长，有幸看到了乌托邦的另一面。这又应了一句话：活久见。而提起活久见，不得不提的一个人，就是这位伯特兰·罗素。这位公知领袖、才子班头，20世纪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也是活得最久的知识分子。罗素活了98岁，并且曾经亲自游历苏俄。因此，他在不同时期对苏联的看法，于我们似乎更有参考价值。十月革命爆发之初，罗素的态度与多数人并无二致——既兴奋，又期待。他动用自己的私人关系，向英国驻彼得格勒的大使打听苏俄近况，却因为隔得太远不得要领。1920年，罗素顾不得那么多了，亲自去了一趟莫斯科，实地观察苏俄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与列宁等人长谈。亲身体验过苏维埃俄国之后，罗素如冰水浇头，热情骤灭。在那里，有一种“斗争哲学”，与罗素的理念格格不入。在罗素看来，新生俄国的主政者们的理论存在着两大谬误：一个是人性上的，一个是理论上的。人性上的谬误，是幻想通过宣扬仇恨，以斗争的形式促成美好结果，以天下大乱带来天下大治——却不去想，那些养成仇恨习惯的人，一旦取得胜利，就会马不停蹄寻找新的仇恨目标。理论上的谬误，则在于他们坚信，经济力量是唯一起支配作用的权力形式，如果国家成为唯一的资本家，就能马上消除剥削和压迫。但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只是造出了更加可怖的权威——所有人将生杀予夺的大权，全都交托于政府官员。
从苏俄回去后，罗素写了一本小书，名为“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这种不与时俱进的态度，惹恼了很多人。罗素成为了舆论的靶子，左右两派都给他起了埋汰的外号。但那些风言风语丝毫没有撼动罗素，他那“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实在令人钦佩。离开苏俄后，罗素如前面所说，挥一挥衣袖，又来到了中国。
罗素夫妇在中国，与蒋百里（前左一），及瞿菊农、赵元任、王庚、孙伏园（后排左起）斯时斯世，如罗素这般看透苏俄真相的中国知识分子少之又少，胡适没看透，鲁迅没看透，其他很多人就更不用说了（倒是徐志摩是个另类）。胡适这样的盗火先驱，也在不遗余力地为苏维埃鼓与呼。他认为苏联人是理想主义的政治家，正在做一个空前伟大的政治实验。鲁迅先生一反他那为人熟知的文风，写了好几篇热情洋溢的激赏文章大赞苏俄。而偌大一个新文学的中国文坛，似乎只有24岁的徐志摩跟罗素英雄所见略同。事实上，著名的诗人帅哥徐志摩是罗素的粉丝，罗素《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甫一出版，小徐就找来如饥似渴地读了；读完后，还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俄国人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与那天堂中间隔着一座血海，人类得渡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罗素对苏俄的态度，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知识分子对罗素的态度。罗素到中国后，力挺苏俄的鲁迅率先发难，跟他打了场不大不小的笔战。罗素游玩西湖，看见轿夫十分辛苦，却有说有笑，不知忧愁为何物。罗素受到震撼，遂撰文称赞轿夫乐天知命，懂得享受幸福。
获悉罗素上述论调后，鲁迅颇为不满，也写了一篇随笔，讽刺罗素道：“如果轿夫能对坐轿的人不含笑，中国也早不是现在的中国了”。罗素和鲁迅对“无产者”有着迥异的看法，这源自他们对苏俄的不同态度。如今，那套鼓动仇恨的理论，所带来的灾难，已成历史事实。中外两位思想界名人的这段文章公案，孰是孰非已无需赘言。随着的阅历不断增长，罗素对苏俄模式的看法也越来越深刻。比如下面这段：古今中外的人们总在幻想“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毕其功于一役的社会革命”，这样的想法很不错，但只能是痴人说梦。因为事实恰恰证明，给人类带来了最多、最大灾难的，正是那些“高尚”的野蛮和狂热的信仰。晚年的罗素致力于和平事业，他认为“人类时刻面临着灭顶之灾”。促使罗素作出这个可怕预言的，是无时不在的核威胁与核讹诈。罗素满怀忧虑地指出：如果世界大战再次爆发，没有人会遵守禁核约定，投入战争的每一方，都会大量制造氢弹和原子弹；而一场动用原子弹和氢弹的战争，绝不可能有任何赢家，地球人类要么选择活在一起，要么选择共同死去。个人的寿命再长，在历史长河中，也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哲人的思想，却能超越时代而永驻。罗素于1970年过世，但他对苏俄权力属性的判断、对核战争的忧虑等等，丝毫没有过时。活在熙熙攘攘的人世间，每天的头条新闻，不时闪出核扩散的消息，蘑菇云的幽灵笼罩在地球之上。天堂长什么样，谁都没见过；但地狱长什么样，我们却大抵可以作出判断，那就是绝对权力加上核弹。个人固执造就家庭悲剧，集体狂热却会将国家引入深渊。先知如孤独而微弱的灯塔，照亮通往智慧殿堂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