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Jada Yuan 译 | 华新民
来源 | 《华盛顿邮报》2021年12月13日
01
有人把绳子一拉，黄色的帘布飘落下来，露出我祖母的的雕像，有三层楼那么高。那是2012年5月，出自一位雕塑家之手的吴健雄耸立在上海北面不远的一座市镇（江苏太仓）。她是名满天下的核物理学先驱，1936年从中国前往美国留学，而且，从很多方面看，从此一去不回头。她推翻了曾被认为是自然基本法则的定律，在曼哈顿养育了我的父亲，在我小的时候教我怎么用筷子。在实际生活中，她的身材可能刚好5英尺高，而且随着衰老而愈变矮小。如今的雕像还原了她年轻时的模样，坐落在一个底座上，披着那种学术长袍，我只是在她十六次获得荣誉科学博士学位的照片中才见到过，其中一次是普林斯顿大学，首次将这样的学位授予一位女性。当时我过了片刻才意识到这尊雕像就是她。铜像那么大，那么绿——与自由女神雕像一样的薄荷绿色调。我和父母事前飞到了上海，一百年前的1912年，我的祖母在此出生，然后向北驱车一小时到达位于长江入东海处的渔村浏河，这是她从小长大的地方。我们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在迷糊中出席了当地政府为她组织的百年生辰庆典。我没料到会有警察的摩托车队开道，有着她名字的横幅跨越过大街上方。还有每天夜晚与共产党官员一起的喧闹的宴会，以及宴会上如流水一般的茅台酒——一种清澈的发酵高粱酒，味道像甜松节油。在这种场合，像我的表叔吴肃这种善于交际的人，会走遍每张餐桌给大家敬酒。然后你必须像他一样走遍所有餐桌，接连不断地干杯，每隔一杯偷偷往里注水，使你不至于醉倒在半道上。每次访问中国总是同一连串眼花缭乱的、我从来都不知道有过的亲戚见面，还有那种嘈杂而熟悉的语言，美国出生的父亲和我听了一辈子也没能听懂多少。我们只是任人摆布。雕像揭幕的那天早晨，我们的亲戚带领着我的父亲袁纬承（Vincent Yuan，吴健雄唯一的孩子）、我的母亲露西·里昂（Lucy Lyon）和我（唯一的孙辈）来到一片折叠椅的海洋前面，每个椅子上都覆盖着红色和黄色的织物。仪式中有很多不加翻译的中文演讲，讲话中某个地方我听到了我父亲的名字，然后是我的名字。我表叔赶紧示意我们站起来挥手，然后响起了一片掌声。我的母亲是种族上而非宗教上的犹太人，金发碧眼，当她被介绍而站起身来时，数千人齐声发出一阵惊叹。到中国去纪念我的祖母，我们以前也经历过：在她读大学本科的南京，有一个纪念馆。她的另一尊青铜雕像矗立在上海。这次百年诞辰之行，我们参加了吴健雄陈列馆的开幕式，其中展示了她的学术论文，以及她在白色实验室工作服内穿的开衩旗袍。在她的家乡，我们参观了她父亲创办的学校教室，她父亲办学主要目的是让自己的女儿能够接受教育。那里孩子们唱了关于吴健雄的歌曲。中国的英雄崇拜令人印象深刻，而当你的祖母是崇拜对象时，那简直是一种超现实的体验。在纽约，她来回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和附近的租金稳定的教员公寓之间，一点儿也不引人注目，一起住在那里的祖父是一个粒子物理学家，还有我父亲，他后来也成为一名核物理学家。这种圣人一般的崇拜，很容易使人失去对真实人格的了解。我还保留着对自己祖母的记忆，不过不完整。使她成名的研究工作改变了科学家对宇宙的认识。这激励了无数女孩和妇女，她们直到今天还同我有联系。然而，回到我记忆中的图景是我的童年：穿着她给我的印有圆点的派对礼服绕着她跳舞，或者和她一起冲下楼去看克莱蒙特大街的圣诞颂歌表演。今天我快到了她做出伟大发现的年龄。我有生之年中有一半是和她祖孙相知的岁月。像许多来自移民家庭——或者来自科学家的家庭，经历过战争和破坏的家庭——的孩子一样，直到祖母逝去从而没有机会再问她的时候后，我才意识到我对她的一生知道得那么浅薄。把记忆拼合起来。我们的家庭故事在官方说法和传记中被重复了许多次，不清楚哪个版本是真的。过去是一个结束了的篇章。第一代人努力与旧的生活方式、语言、食物拉开距离。像我这样的二代孙辈，却回过头来，渴望更多地了解当初这一切开始时的情况。我的祖母在中国像摇滚明星。后来，在2021年初，美国邮政局为纪念她而发行了一枚永久性邮票，于是她在美国也成了摇滚明星一类的人物。（你还可以购买一件印有她和其他“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中的）女性” 的T恤衫。最近，她和她的邮票成为电视里智力竞赛节目“Jeopardy！” 中 “著名亚裔美国人” 的一条线索。标价800美元。）我祖母的邮票使得出现在邮票上的亚裔美国女性总数上升为二，与推广木须肉的厨师廖家艾（Joyce Chen）并立。邮票中祖母的肖像看起来就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女人：聪明，眼光深邃，梳着精致的高发髻——这本身就是一项物理学成就。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狡诘，总是让我想知道她在想什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无非是在对我们亲近的人的生命进行理论上的诠述；一旦他们逝去，我们就会处理她们留下的资料和笔记。我不是核物理学专家，但这是我的理解：我祖母在1956年进行的一项实验证明了一个理论，它打碎了我们对物理世界的认识。她接受了她那个领域内无人愿意面对的挑战，她证明了“宇称不守恒”，也就是说自然规律并不是完全对称的。一个自然现象及其镜像并不总是相同的。宇宙有时会区分左右。巴纳德学院的天体物理学家简纳·列文（Janna Levin）告诉我，为什么大爆炸后物质多于反物质——为什么宇宙中存在物质而不是一无所有？为什么没有湮灭到无影无踪？归根结底，为什么宇宙会像我们如今认识的这样存在？我祖母发现的这种不对称性可能从根本上回答了这些问题。祖母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的感觉来源于许多文字资料，其中一些与同行评审的科学论文一样可靠。有一本由江才健最初用中文写的传记，还有每逢表彰科学界女性时冒出来的无数文章。还有一本2019年出版的儿童读物《物理学女王》作了最简洁的叙述，后来发现这本书对我进一步了解祖母竟然特别的有用。关于她的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回答是这个：祖母本应该获得诺贝尔奖。我甚至在懂得她的工作（不是说我有能力真正理解它）之前就开始听到这种说法了。她在全世界被称为“中国居里夫人”和“物理学第一夫人”。她在执教了几十年的哥伦比亚大学，总是要求学生在工作上尽善尽美并且长时间呆在实验室里，这时心生不满的学生就会称呼她为“吴夫人”——或者“龙女士”。她更喜欢别人叫她吴教授或吴博士。我叫她祖母，虽说一个受中国文化浸淫较多的孩子会叫她奶奶。她虽然未获得过诺贝尔奖，但她的名字却经常同那些得到过该奖的物理学巨人相提并论，比如居里、爱因斯坦、费米和费曼。吴健雄11岁时，她父母办的学校已经教不了她什么，于是她就离家求学。她很幸运——她在家里是排在两个兄弟中间的女孩，父母政治上进步，是真正的革命者，倡导妇女权利和女童接受教育的权利。吴建雄（左五）身着黑衣，与家人合影。她的父亲吴忠义在她的左边，她的母亲范福华在照片的最左边
吴建雄和她的叔叔吴周志，后者后来支付了她去美国的旅费她要跋涉五十英里崎岖不平的乡间小路到苏州的一所门槛很高的免费女子师范学校去上学。然而，她在晚上偷偷学习从同学那里借来的物理和数学书。为什么是物理？她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但是当时正是1920年代，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推动下，欧洲和美国涌现出一系列令人兴奋的发现。想要参与其中是很可以理解的，好比年轻的帕蒂·史密斯在1960年代后期想要到（纽约）东村去一样。1936年，她24岁时登上远洋轮。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横跨太平洋的旅程前往美国。他的旅费是叔叔支付的。她必须出国，当时的中国没有地方可以攻读原子物理学的博士学位。日本侵略中国的威胁正迫在眉睫，当时那些离开祖国的人都知道他们在逃避什么。她去国后一年的第一场战斗，就发生在她家乡以南27英里的上海。然后是南京大屠杀，日本人强奸或屠杀了数十万平民（人数有争议），这是她不久前完成大学本科学业的城市，她也曾在这里带头到中国领袖蒋介石的官邸抗议，要求他采取更多制止战争的措施。她当时没有预见到，这场战乱后来扩散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没有预见到她的兄弟和叔叔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折磨致死。她以为几年以后就可以回国的。她在轮船上挥别父母的时候，也是她见到他们的最后一面。邮票发行时，一位记者联系到我父亲，问他关于他母亲的事。父亲把他的回答抄送了一份给我，这是他对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直言不讳的一次。她长时间在实验室工作，深夜才回家。她一方面照顾我，一方面也要从事她的工作。她检查我是否完成了家庭作业，但没有管得很细。说起乐趣的事，我们没有太多共同点，工作就是她的生活和乐趣。她宁愿在旅行时，而不是在日常生活中跟我在一起。 父亲从阅读人们关于母亲的文字中了解到自己童年的一些事情：她实验室的学生给我们买了两张马戏团票，这样可以让她离开实验室两小时。但她走了不到半小时就回来了，笑着说她不必去看马戏了，因为保姆已经同意带我去。
作者：李静
我来自一个物理学家的家庭，在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长大，这是一座秘密兴建的小镇。我周围的许多成年人都有安全许可证，我们这些孩子也学会了不要打听他们的工作。他们过着神秘的职业生涯，对我来说是禁区。
我的科学和数学课都学得不错，但我更喜欢讲故事。所以我成为了一名记者，写了很多知名人物的特写，喜欢盘问他们的生活。不知何故，我从来没有试图揭去我自己家庭名誉的外衣。
即使现在也很难，因为如果我挖掘得过于用力，我不得不面对下面的想法：吴健雄在取得众多成就的过程中，没有平衡地兼顾她的工作和家庭生活，她的这些选择影响所及，已经波及到我的父亲，接着又以我在多年治疗后才开始理解的方式波及到我。这篇文章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写成，在此期间，我动了一次子宫手术，并且冷冻了我的卵子——生怕43岁单身的我断了她家族的血脉。我祖母走下了那艘远洋轮时，原来打算到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但是在访问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后改变了主意，决定在那里注册就读。因为她吃惊地得知密歇根大学的学生会是不允许女性从前门进入的。而且带领她参观伯克利的向导是另一个中国的物理学研究生袁家骝，人们通常称他为卢克（Luke）。卢克就是我的祖父，但这里还有另一个对于物理学家来说不那么浪漫——或者也许更浪漫的爱情故事：伯克利恰好拥有世界上第一台回旋加速器，这是一个仓库大小的设备，可以将带电粒子沿着螺旋的路径加速并将它们射向更小的粒子。我的祖母一看到它，就知道自己必须留在这里。她本来是打算回国的，但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切断了所有希望。我相信，漂泊再加上绝望，使她全身心投入到实验室工作中去，通常会一直待到凌晨4点。她每次参加考试的时候都担心如果考不及格，自己会无家可归。每次考试通过——总是能通过——她就会去中餐馆庆祝一番。她在伯克利开始了她毕生的工作——研究β衰变。这是放射性衰变的三种主要方式（α、β、γ）之一, 是一种弱相互作用的现象,是使得太阳发光的基本动力。她周围的世界正在崩溃，她则专注于不稳定的原子，当原子崩裂时，会自发地放射出小碎片而重新变得稳定，在此过程中释放出能量并变成其他元素。在她艰难的上升过程中，一个不变的话题是：无论走进哪个房间，她都是罕见的、通常是唯一的女人，而且还是个中国女人。1941年《奥克兰论坛报》在一篇关于她的核裂变研究的文章中称她为“身材娇小的中国姑娘”，看上去像是个演员、艺术家或者追求西方文化的富家小姐。”当年那些关于她的文字，几乎都以带点色情的东方主义笔调称赞她多么美貌，仿佛对她竟然也是罗伯特·奥本海默（J.Robert Oppenheimer）所称的β衰变研究 “权威” 表示惊讶。我父亲和我不得不根据一些文字记录来还原她生命中的这一段经历，尤其是1993年出版的莎朗·麦格瑞（Sharon Bertsch McGrayne）所著的《诺贝尔科学奖女性》一书，书的作者在我的祖母和她的许多同时代人离世之前采访过他们。伯克利没有给予我的祖母永久职位。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麦格瑞认为这是性别歧视加上战争期间反亚裔情绪高涨造成的，在西海岸尤其如此。1882年的排华法案因为1924年更严格的移民法案而得到加强。不久后建立了日本人的拘禁营。当年，在全国排名前20的研究型大学中，没有任何一个女性的物理学教授。（即便是现在，根据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报告，获得物理学学位的女性少于任何其他科学领域。）吴健雄与袁家骝（英文名Luke Yuan）1942年5月30日婚礼留影于加州帕萨迪纳密立肯夫妇家中。右二、右一分别为格丽塔·密立肯、罗伯特·密立肯我的祖父在伯克利也无法获得薪水合适的职位，他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了一个不错的职位，后来又在新泽西州获得了一个为美国国防部研制雷达的工作。他们结婚后搬到了东部，祖母一度跟着祖父的职业生涯而迁徙。她曾在史密斯学院短暂任教，在那里她喜欢上了指导年轻女性的工作，但她的教学职责使她没有时间进行研究。一年后的1943年，她签约成为普林斯顿大学首批女性物理学研究员之一。一年后，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秘密战时研究项目将她吸引过去。哥伦比亚大学战争研究部门的两名物理学家花了一天时间考问她，但始终不透露她将从事什么工作。考问后他们让她猜。她回答：“抱歉，如果你们不想让我知道你们在做些什么，本应把黑板上写东西的擦干净”。请想象一下核物理发展过程中这样一个时刻：一系列重大的发现以疯狂的速度出现，科学家们硬挤进已经没有座位只有站位的演讲厅，或者爬上柱子以便看清楚黑板上的方程式。而我的祖母就处在这样的场合中心。直到1950年代，宇宙的对称性，包括左右对称性即宇称守恒，仍被认为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宇称说的是宇宙不偏袒左或右，物理定律对于任何事物及其镜像同样适用。已经证明这对于行星和棒球等宏观物体都是对的。但在原子核的层次，并不完全是这样。科学家们使用高能加速器将粒子轰击成一堆更小的粒子，结果有点不对头。要么是实验有毛病，要么是三十年来的物理学有毛病。1956年春天，我祖母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同事李政道告诉她，他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杨振宁正在写一篇引起争议的论文。论文论证了宇称在弱相互作用中可能不守恒，弱相互作用是宇宙的四种基本力之一。（重力是另一个基本力；他们的理论就像是说重力只是有时起作用一样令人无法接受。）我的祖母当时44岁，已经以严格和一丝不苟的实验家著称。在实验室里证明李、杨这样的理论家的观点是否真实，正是她擅长。她不认为物理学是争第一的疯狂冲刺，她珍视精确性和无可挑剔的正确性。要不是科学界认为李和杨的理论太不可置信，本来会有一群实验家们竞相证明他们的理论。杨振宁后来说我的祖母是唯一的理解到验证他们理论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的人。她建议以同位素钴60——一种强的β衰变放射源为中轴进行试验，并将其降至接近绝对零度的温度，消除各种干扰以便更容易测量衰变时发射的电子的路径和方向。哥伦比亚没有合适的设备，所以她与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标准局的低温团队合作，该团队由英裔美国人欧内斯特·安布勒（Ernest Ambler）领导。整个1956 年秋天，她往返于纽约和他们的实验室之间，同时仍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由丈夫和一个保姆照顾他们9岁的儿子。在追忆往事时，我祖母以前的学生往往会想起她的严谨——长时间待在实验室里，睡在地板上过夜。有一天晚上，一个学生小声提醒她该回家给儿子准备晚饭了，他多次打电话到实验室，告诉妈妈饿了。她回答说：“哦，他找得到开罐器的，”然后继续工作。我爸爸一年级时就开始上寄宿学校。根据麦格瑞的说法，吴博士列出了成为科学界成功女性的先决条件是：一个“好丈夫”，短途通勤以及良好的托儿服务。我看到了祖父全心全意奉献于她。他本人也是一位有成就的物理学家，他在家做饭，开车送她到任何地方（祖母从没学过开车），常常把她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她的实验的初步结果令人震惊。最突出而且可测量到的是，从原子核的南极放射出的电子比北极多。她把自旋倒转过来，得到了同样的不对称结果。圣诞节前夜，她登上了回纽约的火车，把好消息带给了李政道和杨振宁：她的工作——后来被人称为“吴实验”——看来证明了宇称在β衰变中不守恒。吴健雄在哥伦比亚大学实验室机械设备旁留影。她于1月2日回到华盛顿验证她的结果两天后，李政道与一群哥伦比亚的科学家分享了这个消息，尽管我的祖母曾要求他不要这样做，暂时不要。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她这项发现的功劳归谁的问题。由利昂·莱德曼（LeonLederman）领导的另一组哥伦比亚科学家正在做另一个实验，莱德曼意识到自己的试验稍加修改也可以测试宇称的不守恒。他们在四天之内确认了我祖母的结果。消息传播开来。我的祖母感受到了赶在莱德曼之前发表论文的强大压力，同时反复检查她的结果。在物理学中，谁首先提交和发表研究结果，荣誉就归谁。莱德曼在李政道的要求下暂缓提交论文；如果他们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这样的善意不太可能发生。直到1月9日，我祖母的团队才从抽屉里拿出一瓶稀有的1949年波尔多拉菲酒庄出品的红酒，为推翻宇称守恒而举杯庆祝。两篇论文都发表在1957年1月15日的《物理评论》上。莱德曼的论文承认他是在听说我祖母的结果后才开始实验的。哥伦比亚为此举行了新闻发布会。新闻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据一条通讯形容，在那年1月份纽约举行的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上，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大型演讲厅“被庞大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人们想尽一切办法进去占据一席之地，就差没有人挂到枝形吊灯上。”这是一场胜利，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损害已经不可挽回。那年下半年，诺贝尔奖委员会拒绝把奖金授予任何实验方面的人士；李政道和杨振宁因理论工作而获奖，成为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籍物理学家。看来这里存在着性别歧视，虽然不是那么明白公开。120年来，只有四位女性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吴健雄的工作成果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备受赞誉：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她荣誉科学博士学位（那里的校长称她“世界上最顶尖的女物理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给了她终身教授职位；还有美国国家科学奖章；美国物理学会主席职位;以及以色列声望卓著的沃尔夫奖。诺贝尔奖审议过程中有些什么样的讨论，这些记录要等到李政道和杨振宁（分别为94岁和99岁）去世以后才会公开。但可以看到一些不利于她得奖的因素：两篇竞争的论文（一周后还有来自芝加哥的第三篇）；有些人坚持国家统计局的科学家们也应该分享功劳；诺贝尔奖每年每个学科的获奖人数有限制。我不知道祖母对此有什么想法，或者她是否想过，因为它涉及到那种从来没有跟我们谈起过的感情。我在脸书上写了一篇关于吴健雄邮票的帖子，我的朋友们把它分享给了他们各自的圈子。有一位我不认识的人回答说他不会买她的邮票，因为她从事过曼哈顿计划中的一项关键工作——研发铀浓缩方法增加核弹的燃料供应。科学家们对于广岛和长崎的破坏难辞其咎；他们也没有制止他们的政府。我的祖母跟她的朋友奥本海默一样，有着纠结的遗憾。1965年访问台湾期间，她忠告中国国民党领袖蒋介石永远不要走制造核武器这条路。在多方面讲，核弹也是把我的家人带到新墨西哥州的原因。我部分童年是在山区小镇洛斯·阿拉莫斯度过的，这座小镇的主体是国家实验室综合体，是作为曼哈顿计划的一部分建造起来的，它部分位于偏远山谷，从那里步行到庞塞的加油站购买Jolly Ranchers糖果要花上一整天时间。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祖母曾到过一次这片沙漠地来看我们。那里海拔高对她的血压不利。也没有地方可以吃到好的中国菜。她不喜欢那里。我父亲大学里学的是物理，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也是一个1960年代留长发的反文化主义者，我祖母认为他学习不够努力。当他爱上我妈妈时，祖母并没有太欣喜，妈妈当时留着长长的金发，是一个毫无中国味的嬉皮士，她后来成了一位玻璃艺术家。我自己的叛逆性格选择十分有限，不当科学家是我能做的最具颠覆性的事情。我一直想知道为什么我父亲要学物理——为什么要追随如此大人物的脚印？是由于压力吗？还是想通过从事母亲最钟情的工作加强他同母亲的纽带？他最近告诉我，他从没有想过这些。他喜欢作一名科学侦探，在一个有正确答案的领域里工作，而且好的实验可以证明答案的正确性。一年两次，通常在放假期间，父母带着我到纽约去看我的祖父母。在他们的公寓里，在玉雕和立轴画卷之间，有一面墙挂满了我的祖父母和各种各样的陌生人合影的相框。我直到十几岁才开始问照片中的人都是谁，他们中有：和我的祖母同时获得埃利斯岛荣誉奖章的穆罕默德·阿里。以及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以及她在1970年代中国重新对西方开放后会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物理学界的世界很小，我的祖母一直与其中的伟人为伍。当初邀请她留在伯克利的欧内斯特·劳伦斯（Ernest Lawrence）因发明回旋加速器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她的论文导师、来自意大利的埃米利奥·塞格雷（Emilio Segrè）后来也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也是在墨索里尼掌权后背井离乡来到美国。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实用核反应堆（曼哈顿计划的关键设备）的恩里科·费米（EnricoFermi）因为反应堆老是莫名其妙停机而感到困惑，塞格雷让他“去问吴小姐”。她证实了他的怀疑：核裂变的副产品氙135污染了反应堆。我祖母叫奥本海默为“奥皮（Oppie）”，奥本海默称她为“Jiejie”，这是一个亲热的称呼，中文意思是“姐姐”。我父亲无法证实下面这个故事，但我经常听到它：当他1947年出生在普林斯顿时，我祖母的一位朋友，也是逃离战乱恐怖的科学家曾到医院来探望过她。他的名字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2012 年 5 月，中国江苏省，袁纬承（Vincent Yuan、Lucy Lyon和Jada Yuan) 与亲属一起参加了吴建雄雕像的揭幕仪式2012年纪念祖母诞辰的中国之行期间，在纪念活动中和车上，一位亲戚问：我们今晚去看一场戏好吗？我想，有一个晚上与亲密的家人一起避开人们的注意力也不错。可是当我们到达剧院时，我看到了节目的标题：《吴健雄》，当然不可能是别的。记得在纽约的时候祖母带我去看过中国戏剧，服装多、化妆重、布景少的那种，有人拉二胡，还有一条巨大的眼睛鼓出的龙在黑暗中游动。不过，《吴健雄》是一部精心制作的现代话剧。帷幕升处，讲的是中国一个村庄里一个有着改变世界的远大抱负的小女孩的故事。话剧展示了很多真实的方面：她对父亲的挚爱，她难得地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同时它也有（更多）的超现实情节。当她到达美国时，金门大桥、帝国大厦和拉什莫尔山总统群像的纸板剪影同时出现在布景里，歌手们穿着轮滑鞋绕着舞台翩翩起舞，看到这里我差点笑出声来。我祖母没有回到中国的事实似乎是一个特别的症结所在：这部话剧用几次独唱曲来表现她留学美国是为了用科学拯救中国。一个扮演我父亲的小男孩几次出现在场景中，包括有一次他跑进房间，手里挥舞着护照，并顽皮地问道：谁还会想离开美国？扮演我祖母的女演员狠狠地扇了他一巴掌，他摔倒在地上哭了。1957年1月15日，吴健雄与她的同事们，包括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右），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他们的开创性发现在那四年之后，我们收到了来自邮政局的一封标记为“机密”的电子邮件。询问我们是否同意吴健雄成为“杰出美国人”邮票系列中的一张？当时只是“推荐”阶段。他们需要查看遗嘱文件。公民邮票咨询委员会每年会获得了大约三万条邮票主题的提名。我们至今不知道是谁提交了她的名字以及她是如何被选中的。
作为她遗嘱的执行人，我父亲得到过很多这一类的要求。他都懒得作出回应。我祖母的粉丝和崇拜者常常最后求助于我，询问我是否可以催促父亲给他们回信。他已经74岁，仍在从事保密的核物理研究项目，他不大使用个人电脑，主要是用来查看我的行踪，以及纽约尼克篮球队或克利夫兰布朗橄榄球队的赛事。不过对于邮政局的要求，我唯一的一次看到他马上回复了。
我们当然知道不要把这件事当作已经敲定了，但是两年后，画像的初稿寄给了我们——一幅由香港出生的布鲁克林艺术家麦锦鸿（Kam Mak）创作的蛋彩画。此后又过了几年，美国邮政局传来消息：邮票将于2021年2月11日国际科学界妇女纪念日发行。它将是普通邮件用的永久性邮票。除非您是集邮者，否则邮票不过是邮票——但是如果祖母在邮票上就不一样了。这张邮票将我与我祖母失散多年的堂亲表亲以及从前的学生联系了起来。热爱科学的小女孩们寄来了她们的新英雄吴健雄的画像。纽约的一位朋友将吴博士的邮票贴在100张号召“停止仇恨亚裔”运动的明信片上，她鼓励人们寄送给他们的国会代表。我告诉她，她每张明信片多付了12美分。她说让我祖母的头像出现在上面更为重要。作者Jada Yuan（中）与父亲Vincent、祖母吴健雄、母亲Lucy、祖父袁家骝（左起）1992年在克莱蒙特大道祖父母寓所外合影祖母在纽约的公寓，我喜欢把它看成是学会了以中国人为傲的地方。这里有着华丽的茶具、煮白菜的味道，以及中文谈话，这个另类的世界，总会使我觉得祖父母就在当着我的面谈论我。那些年去纽约时都排满了访问各种亲戚，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在我的祖父母帮助下移民到纽约的。经常在铺着白色桌布、优雅的餐厅里举行宴会，门口有木头浮雕的龙迎接我们。我的祖母知道最好的餐馆都藏在哪里，它们好像总是位于高速公路的立交桥下面。孩子们在餐厅里四处奔走，接受装满簇新钞票的红包，设法逃开让我们吃海参的叔叔伯伯。我的祖母像女王一样主持这些活动——这是吴女士的高光时刻。她写的英文写作优雅而流利，但我小的时候，经常会因为听不懂她在电话中的口音感到沮丧，只好把话筒交还给父母。我记得在我9岁的时候，她兴奋地告诉我她会带我去看……什么，奶奶？这是一个p开头的字。直到我们在布朗克斯动物园里挤过人群，我才意识到她说的是从北京借来作短期展出的大熊猫勇勇和玲玲。我们当面交谈或者通过她从世界各地给我写来的信和明信片交流就好得多。发行纪念邮票，贴在她最喜欢的交流方式上，看来是一种颂扬她的恰当方式。我无法知道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妨碍了我们之间的相互深入了解。不过，这使得我们之间的交流被简化为最纯粹的感情：我知道她爱我。在我的朋友群中，我是唯一一个成绩报告单曾被交给一位近乎诺贝尔奖得主过目的人。我在六岁时得过一次坏成绩，后来再也没有过。我的父母让她随时了解我的学业以及我在小提琴方面的进步，有一段长时间我热衷于练习小提琴，那是因为她带我去了一个青少年交响音乐会，由马友友的姐姐马友乘指挥。她是祖母的朋友。不知道我这里讲的故事是否给了人们一个严厉的中国祖母的刻板印象。实际上，她无非是想让我看到生命的无限可能；看到突破周围的障碍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在美国的女性和中国人很少受到重视和尊重的时代，她努力让自己受到重视和尊重。早在1965年，她就在演讲中提倡科学界包容更多的女性。在麻省理工学院那年召开的关于科学和工程领域中的妇女的研讨会上，她抨击那种把科学视为男性领域的“牢不可破的传统”，并大声提出质问：原子或DNA分子难道也像我们的社会这样“对男性或女性有偏袒”？她问道：“在我们现在这个富足而成熟的社会，在白天提供优良的专业托儿服务，使得妈妈们可以摆脱单调的家务，在他们喜好的领域工作，这种要求难道太过分吗？”她说，科学家们固然需要家庭生活。“可是，在理想情况下，这种对于伴侣和父母作奉献的人类高贵愿望也必须由男性平等分享。”我记得我们之间曾有过一次冲突，当时我还是个青春期的孩子，我自豪地给她看了我刚打了耳洞的耳朵。她很生气。我怎么能在自己的身体上打洞呢？后来我了解到，她父亲一直坚决反对女孩子缠足，在她出生的那一年缠足被禁止，但在很多地方这种做法仍长久地持续存在。她侥幸地逃过了这样的厄运。这是我们之间的代际距离之一——我这种美国人的凡事不在乎和她那种中国人的坚韧不拔。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我的祖父母终于可以回中国了，他们回去了很多次，但是从未带他们唯一的孙女——他们回去见亲戚，了解文化。中国曾是他们的家，但我觉得，对于我的祖母来说，这也是一个略带失落感的地方，就如同每当我经过哥伦比亚附近她居住过街道时，所产生的失落感。我对祖母的最后记忆是她坐在套着褪色的黄灯芯绒的扶手椅里，她和我的祖父喜欢一起坐在那一对椅子里。我握着她的手，那是在她1996年第一次中风后不久。她喜欢看着窗外的巴纳德学院校园，赞叹透过体育馆的大窗户所看到的打篮球的女青年。她是在1997年2月的一个寒冷的星期天去世的，那正是我在耶鲁大学上大一的第二学期第一个月。我祖父正在为她准备午餐的时候，她倒在了黄色扶手椅中。我的室友告诉我：“你得给你妈妈打电话，她给你打了二十次电话。”一个我并不熟识的同学在我之前从《纽约时报》读到了祖母的讣告，他告诉我他非常悲伤。几十年过去了。我的祖父在她去世六年后也去世了，他是在去中国旅行时被送进医院的。发行纪念邮票是一件好事——给了我机会回顾我祖母的一生，和父母谈谈他们的记忆。但我有时感到很难保持一种假象，仿佛我们对于纪念她有着无穷的热情。我不需要从历史书中去了解她。我只想再次握住她的手，让她告诉我那是什么样感受：横渡大洋、无法估量牺牲、战争、吴实验的争分夺秒、作出科学发现时的独特的快乐。我想到了那晚的话剧，为了讲述她的人生故事，为了不多的几次也许再也见不到的演出，人们付出了多少努力和心血。扮演我祖母的歌手在会见我们时都哭了。他们讲述的部分是吴健雄的故事，部分不是她的故事——它是从中国声称拥有她的角度来讲述的。这是永恒不变的现象。在一个不对称的宇宙中，一个现实中的人同他延伸到空间和时间中的形象是不同的，人民、机构和国家都想声称拥有她，正如我现在仍然想拥有她一样。我接受这样的说法：她究竟是谁？其很大一部分是完全不可知的，她存在于每一个人的脑海中。op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