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建明：两个女知青

陆建明／文

　　大约是1970年，我那时担任了生产队政治队长（我是1967年毕业的初中生，属于“老三届”），有一天我接到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通知，说我所在的队又分配到一个女知青，已经在公社，马上去接。我便骑车去公社。公社负责知青办的一名干部向我约略介绍了情况：该女知青原分配在另一个公社，因为生产队长窥探她的美貌，特意将她安排在四周无邻居的仓库里居住，以便在对她图谋不轨时无人能来救应。
　　因此现在重新插队。
　　我那时近二十岁，实在是不懂得什么的。我去接她的时候，她露出真诚的微笑。她的身材修长，眼睛很黑，而牙齿很白。我想她笑的时候是很能打动人的。可惜我那时朦胧无知。“我叫若男，周若男。”她不但朝我微笑，并且伸出手和我握手。她的大方让我感到温暖。尽管我对她的身材有看法，根据我的经验，她这种小姐身体是绝对适应不了农村繁重的体力劳动的。我读过《红楼梦》，知道林黛玉的削肩蜂腰。问题是，瘦削的肩，怎么放粗宽的扁担？细细的腰，怎么产生爆发力将一二百斤的担子挑起来？所以审美观实在是因时而论的，当一个人或者说一个男人需要付出繁重体力劳动才能生存时，他找女人做老婆的第一个标准就是强壮。
　　可是周若男不强壮。不但不强壮，而且文弱。挑担的时候，她会用双手托压肩的扁担，这样一来，不但模样可笑，而且容易扭伤腰。出于关心，我警告她不能用这种姿式，并且为她示范。她满脸通红，我细一看，发现她在流泪，不禁大为惊讶，不知何故。她轻声说：晚上到我那里去一下。这一来我不是惊讶而是惊慌了。我也压低声音问：什么事？然而她不答，摇摇晃晃地过去。
　　决没有花前月下的情调，也没有偷偷摸摸的感觉。我要解释一下先前的惊慌。因为我知道她先前的大概情况，又看她这模样这境况，一刹那间，我有点怀疑她拖人下水的动机。吃晚饭时想想，我是立得正不怕影子斜，晚上去就去，不见得会怎么样。她的住处是我安排的，一个人住，但前后左右的大妈大嫂邻居，都相挨得紧紧的。那时候农村贫穷，住房都很简陋，一呼四应，不但来往走动方便，而且求救也方便，所以那时候男人想要犯强奸罪很不容易，偷情通奸的也不多。不像现在农村，家家盖新楼，甚至像别墅一般，乡亲的情谊反而被阻隔了。
　　周若男的住房极简陋，一张单人床，一个长条凳，一张旧方桌，再就是一个木箱了。现在想起来真要黯然神伤，但那时是很正常的。每家生活都很困难，贫下中农困难，地主富农也困难。
　　周若男把我让进屋后问，吃过饭没有？我说吃过了，你呢？她摇摇头说，人累得不行，不想做饭。我说我给你做。她说，“不要，我有饼干，你一起吃点。”她是真请客。我是假客气。一包饼干就这样完了。我说有什么事你说吧，只要我能帮上忙。她说其实没什么事，只是聊聊，我觉得你人很好，可以做个朋友。她又说起她原先插队的事，问我知不知道，我点点头说知道个大概，细节不知道，结果也不知道。想不到这样回答惹她生气了：你想知道什么细节，你希望有什么结果！我吓一跳。想女孩子是难弄，聊得好好的怎么突然生气了？其实周若男即使生气说话也是细声细语的，我说吓一跳只是我当时心里的感觉。见我沉默下来，周若男又微笑着说，我今天挑担的样子你看到了，我实在是挑不动，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我说可以的，和老太太们在一组，做点轻农活。她说那像什么话，会被人看不起。
　　那还能有什么办法呢？我只有沉默。
　　“我的外语很好，现在仍然坚持自学，公社中心小学是不是缺代课的外语老师呢？”我怀疑地朝她望着，心想这女孩子倒很有心机，亏她想出这个主意来。但我又如何知道中心小学是否缺代课老师？想不到她说：学校的支部书记盛老师不是和你很熟吗？我心里又一跳，想这个林妹妹（我那时已将她比作林黛玉了）了解我比我自己还清楚。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老盛因为在我们队蹲过点。但周若男又是从何知道的呢？
　　从她屋子里出来，我实在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城市女孩子，尤其是上海的女孩子，确实与乡村女孩不一样。我和乡村女孩在一起，无拘无束，不要动任何心思。比如有个女孩叫淑珍，还可以的名字，我偏偏在叫她的时候，加一个狗字，叫做“狗淑珍”。狗淑珍是什么意思呢？我也不知道。经我一叫，大家都叫她狗淑珍了。但淑珍并不恼，照旧乐呵呵地和我玩。而周若男就不一样了。刚来时，我叫她若男，她居然不答应，过后对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称呼我呢，你叫我若男，我们算是什么关系？我这才想起称呼城里女孩应该是连姓带名一起叫的，否则就有那个意思。这个毛病我二十多年了仍改不掉，叫女孩仍经常只叫名不称姓，以致我老婆总是以异样的目光审视我。
　　我抽空去中心小学找了老盛，老盛确实是个很好的人。老盛对我说，刚好缺个外语老师，原来的女老师生孩子了，可以找个代课老师。我赶紧将周若男的情况向她介绍，老盛爽快地说，你让她明天来代课吧，月工资三十元。至于以后，以后再说吧。
　　原来如此，原来周若男什么都清楚，原来我只不过是她棋盘上的一颗子。我不禁有点悻悻然。我承认自己智商不高，但输给一个女孩，总有心犹不甘的味道。我那时一般不大佩服他人，唯有与季永桂，也就是本书的责任编辑玩得最好。而周若男，却让我第一次尝到了人性的另一种味道：狡黠。当我将这个消息告诉周若男时，她只是笑一笑，可见早在她预料之中。但她却是对我表示了诚心的感激。她说我知道你会这样做的，你是个好人。我不是怕农田劳动，我实在做不动。说到这里，她的眼里噙着泪，伸手拉我的手，身体依偎过来。我慌得赶紧闪在一边，说不要哭不要哭。我要向读者说明的是我决不是正人君子，看过《红楼梦》的二十岁的男孩子，不会一点不懂人道的。问题是当时我这样的人真的非常正派，另外对周若男这样的女孩事实上是不认同的。我认为，只要同一个女孩拥抱接吻了，那么这终身也就定了。我不愿意同周若男定什么终身，因此把拉手就当成恐惧的事情，现在看来不可思议，当时确实如此。
　　周若男当代课老师了，日复一日，这期间我们当然也见面，却是无多说话。半年过去，学校放暑假，暑假无课可代，周若男仍回到队里劳动。她碰到我说，自留地想种点菜，请我收工后帮她浇水。当时每个知青都分给三厘至半分（约三十来个平方米）的自留地种菜，多要不行，不要也不行。这点忙我当然肯帮。休息时周若男说，队里光靠种田收入太少了（当时一个工约七角钱），你有没有办法？我说办法当然有，一是找点上海的运输装卸活干，马上可以有现钞收入；二是在大队或生产队办加工企业，请上海的厂支持一下，但这需要投点资；三是搞副业，养猪、养兔、养鱼等等。那时候不敢想象暴发，只要将一个工分配时兑现一元二角，那就全队庆祝了。她看着我幽幽地说，看不出你很有点经济头脑。她告诉我，她有个亲戚在桃浦车站当负责人，可以找他帮忙。另外她的同学、邻队李村的张素颖的父亲，是上海一家大厂的武装部长，大队若办加工厂，可以找她帮忙。
　　惊心动魄的故事也就发生了。在张素颖父亲的帮助下，大队办起了抛光厂，就是把一些金属部件在砂轮上磨光磨亮。这种活很脏很累，现在的女孩子不会愿意干的。但那时候抢都抢不到手。张素颖是个很漂亮很开的女孩，我其实是很倾心于她的。只要见到她那灿如桃花的模样，不由人不动心。但我们不在一个队，平时见面少，所以只能单相思。但周若男和她却很好，经常来玩玩，令人惊奇的是张素颖居然不愿到抛光厂工作（这是她的名份），却仍愿意留在李村种田。
　　1974年，我被贫下中农推荐到复旦大学新闻系上大学，心里自然很高兴。周若男闻讯后，赶来祝贺我，但我却感觉到她的黯然神色。倒是张素颖，笑嘻嘻地跟我开玩笑，说我今后不要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我也开玩笑说，有你这样的人监督，就不会变质了。她说，“我高攀不上，大记者以后会目中无人的。”
　　就这样离开了农村，离开了劳作过七年之久的农村大地。一学期过去，趁放假，我又回去了，我总觉得心里有放不下的心事。为周若男，抑或张素颖？我不知道。我来到周若男屋里，她神色严峻地说，出事了，张素颖出事了！
　　我紧张的说不出话，以为张素颖死了。
　　张素颖没有死，但发生在她身上的故事远比死亡更悲哀。
　　原来张素颖早就名花有主。和她相爱的就是李村的队长李宝。李宝也是我的朋友，一直相处得很好。李宝原来已经有个女朋友，是距离较远的一个农村姑娘，两人已多次同居，并三次打胎，但并未办结婚手续。李宝这家伙其实比我土，但他对女人的鉴赏力和手段却远比我强。当张素颖插队到他的生产队后，他那个女朋友立刻被他抛到九霄云外。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仍然不明白，李宝是如何与张素颖勾搭成功的。李宝是个结巴，严重程度使你与他谈话时为他痛苦得不能忍受。结巴在同伴之中是抬不起头的。或许张素颖是个特别的姑娘，喜欢特别的感觉。总而言之，张素颖不但和李宝好，并且半公开地一起上床睡觉。
　　本来这件事像其他无数秘密事件一样，会被时间泯灭掉。李宝是队长，人缘也不错，李村又很偏僻，天机照例是不会泄漏的。可叹的是李宝这小子太过猖狂了。他在与张素颖相好的同时，又决定与原先的女朋友一刀两断，那个女孩死不答应，跑来住在李宝家里。而李宝呢，半夜里忍耐不住，两个人又滚在一起。那个女孩的肚子第四次隆起了。那个女孩的哥哥被激怒了，一状告到大队党支部，党支部毕竟因为李宝是队长，是培养的青年对象，不理睬。于是那哥哥又告到公社武装部。武装部本也可以不管这种事，但那时武装部几名干部正闲来无事，又不认识李宝，于是商量后，将李宝叫到武装部，准备批评教育一顿完事。昏头昏脑的李宝一到武装部，看到一屋子的枪枝武器真的害怕了。惊慌之下，也不辨东西，把他和张素颖的事情讲了出来。凭心而论，李宝并非愿意坦白交待这件事，但他想来想去实在想不起还做过其他什么坏事。他怎么也想不到，所谓坏事其实是指他与女朋友的事，他认为这种事是天经地义，绝对算不上坏事。而张素颖却是城市知青，与城市女知青发生性关系，弄不好会被戴上破坏上山下乡的帽子。这样一想，他就慌了。几名公社武装部干部本来是例行公事，取笑一场了事，想不到节外生枝，多出一件事来了。毕竟乡亲诚实、朴素，不愿太为难人，只叫李宝回去写份检讨给大队党支部。当即放回。李宝呢，结结巴巴写了份检讨交给大队领导。大队党支部关照大队团支部，对李宝开一次批帮会。
　　这样，李宝和张素颖的事一下子在全大队传开了。那时候娱乐节目少，年轻人喜欢凑热闹。团支部碰到这件事，正好当作一次团活动，又生动又热闹，因此作了详细准备，除李宝检讨外，又安排几名团员作批评帮助发言，张素颖怎么办？团支部决定，张素颖是团员，因此必须参加会，考虑到她既是知青，又对大队有贡献，所以不作检讨。
　　悲剧就这样开始了。本来李宝作检讨完后，会场一时寂静，张素颖也只是低着头。正当团支部书记宣布批帮开始时，会场中一个浑小子突然发问一句：李宝，你和张素颖搞过几次？大家开始笑起来。李宝一时未有思想准备，几几几次忘忘忘记了。到底几次？七七七次。到底几次？十十十四次。再想想看。四四四四十七次。这一下全场大笑。一笑就把严肃的气氛笑掉了。怎么搞的？这一问，把李宝这个王八蛋问得来劲了，他询求团支书：这个是不是也要详细检查交代？团支书不置可否。这时候，李宝的结巴病奇迹般地好了，他居然像说书般地将一次次的作爱过程生动而详尽地叙述出来，直听得一帮浑小子们张大了嘴，女孩子们个个满脸通红，而张素颖，已哭泣着要退场。
　　李宝唾沫四溅地讲完艳史，一名中年人冲进会场，狠狠给了李宝一个耳光，拉起张素颖就走。全场一下子惊呆了。
　　有认识的禁不住大声说：是张素颖的父亲！原来张素颖因为较长时间未回上海家里，这天他父亲即从上海市区赶来郊区农村看望女儿。毕竟是大厂干部，来时还开了吉普车。先到李村，社员告诉他张素颖在大队部开会。再赶到大队，正好完整地听完李宝的精彩演说。
　　知识分子常常会被张艺谋电影中农民们表现出的粗犷风格而惊讶。事实上张艺谋所表现的粗犷，是一种刻意的表演，就算表演下流，也是一种做作的下流。李宝的下作，是语言的极其生动的描摹和极其准确的形容，让你听过后一辈子不忘记。这对张素颖的父亲来说，是一种无地自容的耻辱。我相信张素颖平时是听惯李宝这种生动而准确的下流话的，或许正因此才被李宝所诱惑。但在大庭广众之下若无其事甚至津津有味地叙述这样的丑事，张素颖除了逃跑实在别无他途。
　　说完事情的经过，周若男静静地望着我，目光中充满悲哀。我苦笑着说，不必看我，我不是李宝。并且这件事，不会这样就完。果然没有多久，张素颖父亲就向法院上告，检察院即以强奸女知青罪名对李宝起诉。我相信全大队的社员都能体谅张素颖父亲当时的心情。作为一个男人，李宝的可耻不在于他与张素颖发生了性关系。他津津有味的“故事”遭到了全大队社员的唾弃和鄙视。但是，不管怎样说，李宝事实上并没有强奸张素颖，全中国全世界都找不到被连续强奸四十七次而不报案的案例。可惜当时还未成立律师事务所，还没有律师为之辩护。李宝的父亲母亲都是没有文化的农民，除了整日愁闷没有任何法子。
　　李宝终于被法院以强奸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张素颖也从此一直待在上海家里，再也没有到队里来过。据说李宝在审讯的时候乃至判决以后，问他有什么陈述，李宝只有一句话：我认罪我认认认罪。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李宝早已从监狱出来，再也没有荣耀。张素颖后来听说进了一家街道工厂，周若男后来也回上海进了工厂，现在怎样，全无消息。

　　本文选自《东方十日谈：老三届人的故事》，金水华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