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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逝世61周年 | 自由而悲悯：当下我们最缺乏的力量
(2023-02-23 14: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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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岂以讥而不灵，麟岂以伤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世间如果有君子，名字一定叫胡适 。做一时君子易，做一世君子难，而胡适，真就做了一世君子。他就像范仲淹的《灵乌赋》里说的那样，如凤凰，不因受讥讽而改变自己的信念；如麒麟，不因被中伤而改变自己的仁德；如神兵，不因对战而失去锋芒；如美玉，不因时代的烈火而改变自己的颜色。西方人说“不自由，毋宁死”，这是西方自由精神的体现。胡适翻遍古籍，在《灵乌赋》中找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八个字，正是为中国寻找到一个可追溯的“自由传统”，他把这八个字作为自己一生的座右铭。今年2月24日，是胡适先生逝世61周年纪念日，谨以此文纪念胡适先生。▲胡适先生 （1891.12.17—1962.02.24）罗尔纲说胡适：“我还不曾见过如此一个厚德君子之风。”钱锺书说胡适：“统言之，胡适之品格绝高于鲁迅、蔡元培等。”1912年正月，郭沫若屏住呼吸揭开盖头，发现新娘竟长着“一对露天的猩猩鼻孔”，他立马奋身奔出洞房，五天后离家出走。郭沫若说：“隔着口袋买猫，交定要白猫，打开口袋却是黑猫。”1906年，鲁迅被母亲骗回老家完婚。新婚晚上，他独自睡进了书房。鲁迅说：“她不是我的太太，只是母亲送我的一件礼物。”清末民初，喝过洋墨水或富贵显达者，纷纷追求“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之新观念，抛弃包办婚姻与糟糠之妻遂成新潮流。胡适内心也曾抗拒过、疑虑过、矛盾过，但终因“不忍伤几个人的心”而没有推翻婚事。史学家唐德刚说：“这位小脚、眼有翳、爱打麻将的女人，成了传统中国社会最后一位福人。”“能否由尊兄作保他人借贷1000美元，待我学成归国偿还。”胡适说：“这是工资预支款，君归国后，一定要回北京大学工作。”林语堂这才知道：“学校根本没出过这笔资助——那都是胡适个人的钱。”胡适资助的不仅只有林语堂，还有吴晗、罗尔纲、周汝昌、李敖、沈从文、季羡林、千家驹等一众才子。胡适说：“我喜欢游泳，可鼻孔长了小瘤，呼吸不便。”有一年，大学者陈之藩寄支票感谢胡适——他留学美国时受过胡适400美元的资助。胡适回信说：“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400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陈之藩后来说：“我每读这封信时，并不落泪，而是自己想洗个澡。我感觉自己污浊，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样澄明的见解与这样广阔的心胸。”胡适是倡导白话文的旗手，而黄侃是反对白话文的先锋。如果胡适的太太死了，其家人电报必云：你的太太死了！赶快回来啊！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发信，邀我去做行政院做秘书，我拒绝了。同学们如有兴趣，可用文言代我拟一则电文。学生写完后，胡适选了一则字数最少的——“才学疏浅，恐难胜任，恕不从命。”但胡适说：“我的白话文电文就５个字：干不了，谢谢。”胡适倡导白话文，遭遇无数讥讽和谩骂，但胡适回击总是温文尔雅，从不进行人身攻击。羽戈说：“你看他，哪怕与政敌论战，都是和风细雨，平心静气，连一句刻薄话都罕见，更不必说粗口了。”1948年，胡适被迫离开北京时，留在寓所的物品中有500多封信件。往来的对象，几乎涵盖了国共两党主要领袖、军政要人以及社会名流。胡适虽然朋友遍天下，但从来不曾丧失立场——既不加入国民党，也不加入共产党。无论是对待持不同学术态度的“异己”，还是对待持不同政治态度的“友朋”，他始终保持着一种“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不站队、不妄议、不迎合、不谩骂。而对于鲁迅的文章，只要认为是好的，胡适就会大力推荐，比如鲁迅的《随感录》。胡适便在演讲中多次提到：“一夜不能好好地睡，时时想到这段文章。”1936年，鲁迅去世后，作家苏雪林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称鲁迅是“刻毒残酷的刀笔吏，阴险无比”。胡适回信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早年的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当许广平就《鲁迅全集》出版事宜给胡适写信，请他“鼎力设法”介绍商务印书馆时，胡适“慨予俯允”，立马出面推荐，并担任了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为《鲁迅全集》的出版奔波效力。一天早上，胡适喉部有点发炎，胡颂平说：“肯定是昨晚喝的酒不太好。”胡适说：“不要怪人！连医生也不敢随便说的话，怎么好怪人家的酒不好。”何谓存心忠厚？就是“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1936年，丁文江因煤气中毒去世，胡适撰文纪念他时说了一件事：丁文江打牌，把输赢看得太重，当他手握好牌，手心便会出汗，因此常被胡适等朋友取笑。“及今思之，在君自从留学回来，担负一个大家庭的求学经费，有时候每年担负到三千元之多，超过他的收入的一半。他从无怨言，也从不欠债；宁可抛弃他的学术生活去替人办煤矿，他不肯用一个不正当的钱。这正是他严格的科学化的生活规律不可及之处。我们嘲笑他，其实是我们穷书生而有阔少爷的脾气。”作为新文化运动和“自由主义”之旗手，胡适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有时他们骂得太过火了，反损骂者自己的人格，我更替他们不安。如果骂我而使骂者有益，便是我间接于他有恩了，我自然很情愿挨骂。如果有人说，吃胡适一块肉可以延寿一年半年，我也一定情愿自己割下来送给他，并且祝福他。”此前，胡适与鲁迅兄弟谈《西游记》时，说第八十一难应该这样改最合佛教精神：“唐僧取了经回到通天河边，梦见黄风大王等妖魔向他索命。唐僧醒来，叫三个徒弟驾云把经卷送回大唐。自己念动真言，把想吃唐僧肉的冤魂都召请来。他自己动手，把身上的肉割下来布施给他们吃。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都得超生极乐世界，唐僧的肉布施完了，他也成了正果。”耿云志说：“中国最不缺的是极端的力量，最缺的是胡适这种温和而坚定，自由而悲悯的力量。”1929年，胡适从北京到上海的旅途中，意外碰见了老朋友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赫定是瑞典国家学会十八名会员之一。赫定说：“我想提名你做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我可没有那厚脸皮。我是不配称文学家的。”后来，李敖写了《播种者胡适》一文，充分肯定胡适对国家、民族的贡献。“说我在纽约‘以望七之年，亲自买菜做饭煮茶蛋吃’，其实我不会‘买菜做饭’。”“说我‘退回政府送的6万美金宣传费’，其实政府从来没有送我6万美金的事。”“说‘他怀念周作人，不止一次到监狱看他’，我曾帮过他小忙，但不曾到监狱去看过他。”倘若胡适好虚名，完全可以缄口笑纳。但他却毫不含糊，对多处贴金拒不接受。他给别人写的信都要誊抄一份留下来，其日记也明显可以看出是为了日后发表，显然，胡适非常之“好名”。但他之“好名”，有两点非常值得如今熙熙于名者学习。1937年，罗尔纲赶时髦，出版了《太平天国史纲》一书。“你写这部书，专表扬太平天国，而太平天国之乱，让中国几十年不曾恢复元气，你却只字未提，这样盲从做史是不对的。”胡适学术上的伟大，不在于他的著作，而在于他的治学之方法——“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读古人的书，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世间有一种最流行的迷信，叫做‘服从多数的迷信’。人都以为多数人的公论总是不错的。”所以胡适觉得应该“大胆的假设”，不大胆地假设、怀疑，就不会有进步和创新。但大胆假设、怀疑之后，应该“小心的求证”，“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史学家顾颉刚说：“我的研究古史的方法，直接得之于胡先生，而间接得之于辩证法。”所以他从来不站队、不妄议、不盲从，不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1952年，胡适应邀到台湾讲学，他当面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所谓无言论自由是‘尽在不言中’也。”1954年，台湾召开“国民大会”，商议改选“总统”、“副总统”，蒋介石假意推荐胡适做总统候选人。胡适拒不接受：“我有心脏病，连保险公司都不愿保我的寿险，怎能挑起总统这副担子？”胡适答：“如果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1958年，蒋介石邀请胡适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就职典礼上，蒋介石提出明确要求：“应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巨任务”，要配合当局“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蒋介石讲完后，胡适站起来，一开口就说：“总统，你错了。”蒋在当天日记中愤慨记录：“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胡适发表即席演讲，不料讲到一半，突然心脏病猝发，倒地而亡。但蒋介石心里的石头终于放下了，他在日记中写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当年，胡适在赠言北大哲学系毕业生文章里，曾引用禅宗的一位高僧所言：“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之所以说胡适是君子的榜样，正因为他一生都在坚持——知行合一。李敖说：“40年来，能够一以贯之地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且在40年间，没有迷茫，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之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唐僧动手，把身上的肉割下来布施给他们吃。一切冤魂吃了唐僧的肉，都得超生极乐世界，唐僧的肉布施完了，他也成了正果。”胡适，实实在在、的的确确就是这样的一位唐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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