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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那段往事,我会想,倘若先知道后来的发展,并不像预期准备的那样无望,我会更充分地体验经历,不让烦愁遮蔽眼睛,然而隔岸观火就失去真情实感,启蒙也变得虚假。
读《知青回眸引龙河》(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里这些文章,不由想起我的知青生活,也是在同样的时间里,惶遽中辍学业,少小离家,从城市去到乡野,但经验大相径庭。文章中有一篇名为“神奇的‘西伯利亚’”,多篇以“三百垧”为记叙,“北大荒”“黑土地”字样随处可见,多么辽阔啊!在这样广袤的土地上,胸襟自然扩大了。而我插队落户的安徽淮北,田少人多,淮河年年泛滥,不停地修改着地貌,治淮的堤坝和土圩切割地表,阻断地平线,视野相当局促。站在堤上,极目望远,这里那里,一丛丛矮树,就是村庄,显出人烟的稠密。倘若到了湖里——我们那里将耕地叫作“湖”,呈见向河洼取地的农耕史,到了湖里,倘若忽略沟渠以及沟渠边的榆树不计,也许还算得上开阔,可是,很快就接上邻乡甚至邻县的地边。两地的割草的孩子,互相嘲骂口音,入侵领土,争地的械斗时有发生。村里的青壮把着铁器呼啦啦奔向湖里,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就知道土地的宝贵。
有限的耕地一茬不歇地连轴转,统购统销的政策以主粮为重,副作物的比例极低,于是,无暇调节土壤,地力越来越弱,产出十分瘠薄。麦子稀疏,产量之低说出来只怕你不信。黄豆生长的季节,雨水总是及时赶到,淹成汪洋,这时候,湖里倒是一片浩淼,水平线划开天际。可这是顶忧郁的日子,愁云惨雾笼罩农人的心。一旦水退,裸露几处高地,赶紧补种一季荞麦。几十年后的现在,方才知道,荞麦是一种热能很低的粮食,这就能解释它短促而且迁就的成长期。播下种子,发出苗来,转眼花开,至今还记得荞麦花星星点点的白,仿佛带着怜意,到底驱散了些忧愁。一冬一春,以红芋面果腹,村落里壅塞着薯类发酵发霉的甜酸味,荞麦的来临,令人振奋。它散发粮食的正气,过深的颜色流露出低微的身份,也正因为此,它比高贵的麦面质地结实,更给人饱足。我想,它其实没有完全被文明驯化,性子还野得很,人拿它有点没办法。做饭的女人都挺怵它的,和面的瓦盆摔在地上碎成几瓣,手却抽不出面团。就有刁钻的婆婆,让进门第一天的新媳妇和一盆荞麦面,是考试,也是下马威。
所以,我特别被本书对伙食的描写激动,征集的文章又以写食堂劳动的居多,真是大开大合,轰轰烈烈,痛快的饱食,痛快的贪馋,如此朴素的满足惟是在丰饶中才可获得天地。单是树种,就有多少!蘑菇遍地,草甸子开满花朵,几可称作豪华。我们那里的植被却是单调而且稀薄,记忆中,多见的只有两种,一是槐树,一是榆树,这两种又都和生计有关。槐树的花是用来吃的,奢侈些的是炒鸡蛋,俭朴的使用是和面与煮稀饭,多少增添些量吧,更莫说那一股清香,苦涩中的回甘,乡里人寡淡的舌头比什么都灵。榆树长在沟边,女人和孩子捋下榆钱,多少才压得满一袋子,托路子宽的男人去城里药房换钱,两分还是五分,买盐,买火柴,和面的碱,小孩子的写字本。有一年,村里的小姊妹不知从哪里得到知识,兴起来养蚕。买来蚕纸,贴身捂在棉袄里,黑籽蠕动起来,变成幼虫,下到床上,这床可不是蚕床,就是人睡的床,说实在,脱胎到我们村的蚕也可怜,事事都是将就。眼看幼虫长大,一张床漫到两张,两张到三张,就在挤不出闲置的床了,我的床也被看中,硬是被挤到她们的被窝里,腾出来给蚕睡。如今真想不出那时候的匮乏,什么都缺。这还不是最缺,最缺又最关乎成败的是桑叶。姊妹们忍饥忍惯的,想象不到蚕的食量,原本乐观地以为,庄上湖里几株桑树尽够那些虫类嚼吃,大不了到村外头觅几株。村里的桑树很快摘采一尽,四邻里的也采尽了,她们寻采桑叶的路途越来越远。收工后出发,天黑到底,才看见疲惫的身影渐渐走来,收获越来越少,终至两手空空。贫寒中挣扎活下来的蚕竟也吐出丝,结成茧,还是要托路子宽的男人进城去兑现,余下的蚕蛹则作了父兄的下酒菜。
畜类在我们那里也是寒苦的,我特别羡慕文章中写到的马匹。倘若家畜也有阶级,马大约可算最上层,贵族,由于争战而获取光荣名誉。牛和驴是自由民,凭劳动挣饭食立足、骡则是奴隶,连性和生殖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我们村没有马,也没有骡,只有牛和驴,这家畜的中层,劳动社会。它们下得苦力,也决不会受亏待。青黄不接的季节里,人吃政府返销的杂面豆饼,它们可是纯豆料,掺上当年的新麦穰——我百思不得其解今天农村为什么要焚烧麦穰,顺便污染了空气,在那时,麦穰可是金贵极了,知青政策规定提供粮草,秫秸豆棵还好,烧到麦穰简直是烧农人的皮肉,心尖子都疼,那可是牛的饭食。但当听说有往牛鼻子里灌水以增添体重,就知道农人对牛已珍惜不再,农业社会的伦理在塌陷,不知将被什么样的新文明取而代之。话说回我们村的牛,曾经有一任生产队长,因宰杀一头丧失劳动力的老病的牛受到除职处分。赶牛的把式都会唱,乡人称喊“号子”。那“号子”忽高亢,忽低回,忽悠长,忽顿挫。我们村有一个大哥,因我和他本家妹妹好,就跟着叫他大哥。大哥原先在乡剧团唱过泗州戏,声音好极了,我最爱看他平场地。日头底下,一头牛牵一盘滚,大哥领着牛转啊转,号子在午后的寂静中荡漾,多少谓叹和感慨,唱到牛心里去,也唱到人心里去,是要掉眼泪的。
北大荒引龙河的马大约是为先祖的罪愆受罚的后裔,它们贬入劳作的阶层,但到底出身有别,血统高贵,就还保持骑士风范。文章中多有写到马的,那奔腾之势令人向往,尤其写到受惊的马匹,仿佛瞬息之间唤醒骄傲的记忆,企图挣脱羁绊,超越俗世,天马行空。也是要掉眼泪的,但却是激昂悲壮的眼泪。
不仅是地域的差别,还有历史。北国边陲之地,马背民族逐水草而生,马前是丰盈草长,马后留下荒原。时间流转,荒原再生肥地,却不是当年的人和当年的马。在黄淮流域,却是多少年多少代的驻守,离乡背井的人,走到哪里都要回望。岁月积累的生存原则,维系着道德伦理的范约,难免是保守的,同时又是保障。我们那里的人,即便目不识丁,也深谙儒家大义。比如,从不语怪力乱神;比如,闺阁中的女儿谨言慎行,再调皮的后生也不敢轻慢;出殡的仪式我想是脱胎于周礼,白幡摇摇前领,子子孙孙络绎不绝,荒寂的田野里,男声女声的哽咽高唱低吟,刹那间醒悟,这呜咽不就是古制里的“乐”?我们的村庄,我永不会忘记,离开了就再没有回去过,可是依然不会忘记,它的名字叫做大刘庄。庄里刘姓人为众,也为尊,现代社会的行政制度重新划分了权力和权威,但依然潜在以血缘宗族为基础的阶级秩序。
北大荒是新土地,来到的是新人类,拓荒,戍边,还有罪贬,文章中所记述的农场也是法律惩戒者草创。我觉得有一件事物极能体现新气象,那就是拖拉机,拖拉机代表着集体化的大田生产,是公有制的象征。上世纪六十年代进步青年中流行一本苏联小说,名字叫做《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作家王蒙著名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里的年轻人,就是携带着这本书报到中共组织部领职上班。我插队的人民公社也有一个拖拉机站,奇怪的是,我从来也没见过一部拖拉机,相反,我们经常使用原始的生产方式,就是人力,拉犁,拉耩,拉耙,拉车,我惟一见过的拖拉机手是在极其特殊的情景下。
那是在政府严厉执行知青保护的法规的时候,拖拉机手和女知青的隐情不慎间暴露,一段风流韵事即定性为政治事件,罪名是欺凌女知青,破坏上山下乡运动。于是,公社组织批判队巡回十里八乡斗争,虽然很丢脸,然而形势之下都可判死罪,想来是出于乡里乡亲,进行多少回变通,轻罚得不能再轻罚,也就没什么可怨艾的了。乡里人婚姻早,年轻的拖拉机手已有三个孩子,因不是出体力,就更显得后生,而且白净。他面相端正,身体匀称,衣着呢,相当整洁,一身蓝卡其的工作服,当然不像农人,也不像知青,知青多半是落魄的,总之,看上去,他处境优越。即便在尴尬之中,表情也还从容,只略带羞赧,反给他增添几分稚气,不难想见女知青对他倾倒。白天行路,晚上批判,夜里不能入眠时,就会伤感,因对不起老婆,老婆为他上吊,差点死成,败露了事由,他还想孩子,最想那小的“爸爸、爸爸”地喊他,间或回味起女知青动情之处,收了眼泪,神往说道:她那褂子薄得,胸罩上的针眼都看得见!这就是我们那里拖拉机手的故事,带有明清传奇的风气,将时代隐逸了。
在这陈旧的人和事里打滚,免不了地,会变得灰暗,与此同时呢,生出对人世的体悟,那是与之前书本上的教育完全另一路的,倒意外规避了教条的人生。在我插队的第二年,十七岁生日时候,母亲送我的礼物是苏联小说《勇敢》,描写苏维埃时代开发远东建设共青城的故事。母亲是为激励我对付艰困,事实上,书中的景象与我身处目睹完全不搭。我独自一人来到腹地乡村,因吸取兄姐们插队的经验,先期避免上调招工的争夺,我单立门户,真正符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精神。和乡人共同起居,沉浸于他们的生活,心情十分寂寞。有一回在玉米地锄草,当人问及想不想家,止不住地啜泣起来。一群小媳妇全陪着掉泪,她们哭的是被纵容的做闺女的日子一去不回,听起来也是不搭,哪里和哪里啊!可内里却有几分相似,都是离家;都是陌生的村庄和陌生的人,在她们,甚至连身边那个男人都是陌生的;都是艰难的生计。谁不是父母生父母养呢!过许多日子以后,方才体悟这同声相诉,同声相泣中的知己之心,在当时,却是委屈与怨怼,怨这同情将自己纳入她们那样的人生,那是我无论如何不能面对的。
过早走入人世的哀戚,是有危险的,它让人染上抑郁症,终身难以彻底治愈。它确实给予生活的教育,可代价太大了,不能因为成熟了某一种理念而忽略更大多数命运蹈入不幸。回首那段往事,我会想,倘若先知道后来的发展,并不像预期准备的那样无望,我会更充分地体验经历,不让烦愁遮蔽眼睛,然而隔岸观火就失去真情实感,启蒙也变得虚假。这就是现实的时间性,事情的先后都是安排好的,给你什么样的顺序就是什么样的结果。
黑土地,北大荒,却是与母亲送我的《勇敢》接近着,所以有人称它“西伯利亚”。知识青年聚集的农场更像是学校生活的延续,保持有集体和理想的激情,歌哭都是浩浩荡荡,不像我们,青春在哀容之下,迅速苍老。然而,人生的课题或迟或早都会来到,来得早历练也早,来得晚,多享一些未成年的快乐,却也可能错失成长的时机。这么说来,就扯平了,生活在总量上都是同等的,只是如何分配不同。文章中有一篇写到,宿舍屋顶坍塌,几十个女生被埋,经过救援,将伤者送进医院,作者忽写到一句:“难道我们真的还要在这片黑土地上无休无止地折腾下去吗?”这个清醒的发问标明即将告别青春,大历史的传奇性终要消退,余下的是由个体自己负责的命运。辉煌的场面逐渐灯火阑珊,生活裸露出恒常表面,也许是黯淡了,但自有其合理和规范,是社会存在的基本秩序。
去我插队地方的路途是,乘火车到蚌埠,从车站到码头登船。反过来也是,坐船到蚌埠,再搭乘火车。蚌埠是京沪线上的大站,往来车次很多,我们搭乘最多的是上海和“三棵树”之间,我至今也没有去到过那个叫“三棵树”的地方,听名字仿佛一个传奇。年节时候,火车经停蚌埠站,车上已座无虚席,挤满黑龙江的知青。中途再上去我们这些安徽的,只能跻身走道和车厢衔接处。行李架也让他们占满,饱满的旅行袋里多是北方食粮,甚至还有成捆的木材,相比之下,安徽知青的行囊可是瘪多了。就这样,我们带着各自的经历和气息,殊途同归,一起抵达家乡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