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年代的贵族

作者/白桦《我的邻居路先生》 

改写/尔新

 

 

白桦1956年在上海和电影演员王蓓结婚的时候，是借住的朋友的房子。这感觉让他很不踏实，总想另寻一处居所。那时候，上海的房子已经全部收归国有，私人租赁和买卖活动刚刚停止，为此他托过很多人，求了很多机关，甚至还找过十年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张春桥，但都无济于事。

 

一切努力全告失败之后，1957年初春，白桦冒昧地给时任国务院秘书长兼专家局局长的齐燕铭写了一封求援信，齐见信后给上海写了一张便条，上海市房管局这才来找白桦看房子。开始，房管局给白桦看的都是条件极差的房子，甚至是地下室。直到第三次，才把他领到徐汇区一条幽静的小路上，这里没有店铺，只有住宅，在三条道路的交叉路口有一座街心花园，街心花园里矗立着一尊俄国诗人普希金的头像。这次看的房子按上海人的习惯说法，属于弄堂花园洋房一类。

 

一进弄堂，白桦就被它的清洁、安静和藤萝爬满墙壁的绿荫所强烈吸引。全弄有24座连体花园洋房，一排四座。分配给白桦的两间房子是弄堂最后一家的楼下，原是这户人家的饭厅和客厅，与此配套的还有落地窗外的一座80平米的小花园。

 

看房子那天，房管局的工作人员告诉白桦，楼上的住户就是原来的房东路先生，身份是“资产阶级”。路先生当时不在家，只有路太太在厨房里做饭，看见人来，立即放下手里的锅铲，很客气回答新住户的各种提问，并告诉说：大家今后就是邻舍了，会共用一个厨房，大门内玄关的墙上有一部电话，可以不必另外安装，两家共用要节省些。路太太还说，路先生在工厂上班。

 

从路家出来的路上，房管局的工作人员告诉白桦：路先生上班的工厂，就是解放前他自己的私产，现在已经公私合营了，他在厂里留用，担任工程师。

 

白桦对这个即将进入的住处很满意。在搬入之前，他给家具店打了一个电话，马上就来了一个技工，按照他的想法，很快就在原客厅和原饭厅之间做了一堵可以兼做书橱的墙，这样，原饭厅就成了一间卧室兼书房，原客厅就成了夫妻二人的客厅和饭厅。

 

待搬入新家，已经是1957年的初春时节了。有一天夜晚，雨很大，白桦去兰馨看演出回来已是深夜了。上海人进进出出都走后门，在进门的时候他看见一个高高的中年男人，披着湿淋淋的雨披从一辆很破旧的自行车上下来。当他在门廊里脱下雨披的时候，白桦发现他穿着一身藏青帆布工作服，袖子上还戴着袖套，每一个裤脚管都夹着一个晒衣服用的木夹子，半高腰的橡胶套鞋上补了好几个补丁。他笑着小声对白桦说：

 

“对不起，您就是白同志吧？”

“是的，您……？”

“我姓路……”

“啊！您就是路先生。”

 

两人称呼不同，语意里寓含着各自的立场。路先生窘迫地干笑了一声说：“白同志！我们是近邻，以后有什么不符合革命原则的地方，请多多批评！多多指正！”

 

这一说倒使白桦尴尬起来，对方的过度谨慎，表明双方间无形中有一道森严的阶级壁垒。

 

“晚安！白同志！”路先生在门廊里把自行车摆好后，上楼去了。

 

路家有一位寄食的远亲，是个年近花甲的老妇人，据说她的夫家在早年曾有恩于路家，路家因此承担起她的终身收养。她寄住在原来用来停放小汽车的车房里，全家三代都称呼他为“继娘”。这位半主半奴的“继娘”，经常由于自己的尴尬身份炫耀或忿忿不平的时候，嘴里总会漏出一句半句闲话，从这些零星的信息里，可以拼凑起路家的许多往事。

 

路先生并不是路家的户主，户主是路先生的母亲。这位路老太太已经是年逾古稀的人了，却仍然不喜欢别人称她为夫人，而乐意让人称她小姐。她很少下楼，更不大出门。为数极少的几次出门，是到“红房子”西菜馆晚餐，行前总是要打电话把“祥生”汽车叫到门前来。弄堂狭窄，进出都很艰难。每逢这种时候，她的大孙子都要说一句俏皮话：“又要考司机了！”

 

白桦第一次见到“小姐”是在一个春天的下午，丁香花的清香从窗外飘进室内，白桦正在看书，先是听见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在楼梯上用上海话喊叫：

 

“人呢？人都到啥地方去了？我的下午茶呢？”

 

继而听见有人叩响房门。白桦开门一看，是一位老夫人，脸上涂满了脂粉，手里捧着一只描金的小茶壶，领口缀着花边的白色丝绸衬衣上，披着一件黑底暗红花的外套，纯黑色的曳地长裙。这使白桦立即联想起狄更斯笔下沉溺于旧梦的尘封美人。她说的是一口带有江南口音的国语：

 

“对不起！先生！我们家里的人都不在，我不知道煤气是怎么点燃的，想请您帮帮忙，给我点燃煤气灶……可以吗？”

 

“当然，夫人！”

 

“不，是小姐。”她神速地纠正说。白桦带她走进厨房，划着了火柴，打开了煤气，点着，然后把火焰放大、缩小，关上，再打开。演示了一番。

 

“我从来都不敢动煤气和电器一类的开关，以往，也不需要我动。您可以等水煮开了再离开吗？”

 

“当然。”

 

“……听说您是位作家？懂外语吗？”

 

“不懂……因为参加战争，不得已只好放弃学业……”

 

“我对这种牺牲的得失，不敢置评……我想，一个作家不懂一门外国语是不可想象的，我可以教您英语，您有时间吗？”

 

“谢谢您，我怕很难抽出时间来，因为我的工作单位在北京。”

 

“很可惜……”这时壶里的水沸腾了。“这样是不是算是开了？”

 

“是。”白桦帮她沏好茶，关上煤气，把她送到楼梯口，想扶她一把。她说：“谢谢！不用，我还能跳waltz（华尔兹）哩！”她说着把裙裾摆了一个半圆，踏着轻快的步子走上了楼梯。

 

有一天，白桦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早上，为了赶火车，他在四点多钟就起来了，怕惊扰了楼上邻居，去煮牛奶时脚步放得很轻。一出房门就听到有乐曲声隐隐从楼上飘下来，虽然声音很微弱，还是能分辨出那是舒曼的《梦幻曲》。走进厨房，就闻到一股咖啡香。此时，厨房里已经立着一个陌生人了，白桦只能看见他的背影。他头上戴着一顶十分鲜艳的花线帽，顶上那团红色的绒球耷拉在右耳边，身上穿着一件雪白的丝绒睡袍。煤气灶上正煮着一壶咖啡……白桦轻轻咳嗽了一声，“陌生人”情不自禁打了一个寒噤，猛地转过身来，白桦这才认出是路先生。只一瞬，路先生就镇定下来，从容地说：“白同志！您起来得这么早？”

 

“我要出差到外地，赶火车。”

“啊！您真辛苦！”

 “没什么，您……？”

“我还没睡呢！利用周末，为厂里搞一项技术革新……您看，我这身打扮像不像个马戏团小丑？”

 

他的自嘲使白桦很意外，没等答话又继续说：“这是从前当剥削阶级时候的行头，我觉得不穿是个浪费，浪费就是犯罪。都是些很结实的料子，白天把这种行头穿戴出来，别人当然很难理解，以为是我在做白日梦，梦想失去的天堂。所以我只能晚上穿戴，勤俭节约，废物利用嘛！还有这存放了好些年的咖啡，巴西产的，已经有点儿霉味了……一切供人享用的物质财富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巴西是个热带国家，种咖啡豆、摘咖啡豆都是非常辛苦非常辛苦的，有人说，一颗咖啡豆是用一千颗农场苦工的汗珠换来的……您看，我这么做对不对？”

 

我不经意地回答说：“利用废物，当然是对的喽……”

 

“谢谢白同志……”说完，路先生匆匆地端着沸腾的咖啡壶上楼去了。本来就很微弱的《梦幻曲》也嘎然而止。

 

等白桦回到上海的时候，已是1958年的春天了。一年间，一个屋顶下的两家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白桦从一个革命军人变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下放到上海一个军工厂当钳工，接受监督劳动。妻子王蓓也跟着成了右派家属，这个二人之家也成了反动家庭。

 

路先生一家则风平浪静。当有人要他在一份向党“进攻”的意见书上签名时，他断然地拒绝了，并且主动提出减免自己的工资和定息，积极参与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这使他不但平安无事，还得到工厂的嘉奖。春节期间，厂工会把大红花送到他家里，据说像他这样表现极好的的资产阶级份子，在上海只有千分之五。

 

从此后，路先生看白桦的目光，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白桦头顶着右派帽子，跌入了他人生的低谷。厂里的人都不敢同他接触，只有理发师傅愿意和他交谈。1959年初理发师告诉白桦：他的故乡苏北饿死了很多人，他的亲戚跑到上海来找他求救，希望他把枕头里的垄糠（也就是稻谷的壳）倒出来给他们带回乡下充饥。许多故乡人生了怪病，浮肿而死。医生都不敢诊断，因为那些人的疾病是饥饿。白桦不相信这是真实的事情。后来，和他同宿舍的一个退伍军人，党员，在1959年夏天回了一次家，回来以后就变得沉默寡言。他的铺位在白桦的铺位上面，平时从来不和白桦说话。有天晚上，宿舍里只有白桦和他，他躺在上铺，白桦躺在下铺，他开始慢慢地向着屋顶叙述他返乡的故事：

 

“俺家乡的人差不多饿死光了，我几乎没见到什么亲人。那么多人饿死，没有一个人敢说他们是饿死的。我只见到一个姑姑，她还活着。连她的小儿子都饿死了，为什么她还会活着呢？说起来，让人难以置信。有一天夜里，狂风暴雨，霹雳闪电，俺姑听见一头牲畜把大门撞开了，她推开窗户一看，是一头饿疯了的猪。她马上跑出去关上大门，那头猪在院子里飞奔。俺姑拿起一根大门杠迎上去把猪击倒在地，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哪来的这股劲。她趁着小儿子没醒来，挖了坑把死猪埋在地里。她不敢告诉儿子，也不敢给他吃猪肉，因为他太小，不懂事，会露出口风。别人要是知道了，为了抢猪肉能把她娘儿俩活吞了。她总是在深夜里挖开泥土，割一小块肉烧熟咽下去。她眼睁睁地看着小儿子一天天地消瘦、浮肿，最后死掉……”

 

白桦没有搭话，故意装聋作哑。在全国人民高举三面红旗大跃进的时期，散播这样的故事得到的惩罚将是最严重的，说给任何一个职工听，都有可能被告密。只好说给一个阶级敌人听，退伍兵知道这个阶级敌人不会揭发他，也不敢揭发他，即使揭发了，他也可以不承认，同时倒打一耙，说是阶级敌人对党员的诬陷。

 

这一年，路先生的妹妹居然从海外写信回来了，这位大小姐在这个家庭里早已死灭，从来都无人提及。她在没出走的时候，由于追求自由、自主，与母亲反目失和，互相怨恨，一怒之下铤而走险，跟着一个一文不名的烂海员远嫁南洋。这件事使得举家蒙羞，母亲发下毒誓：永生永世、断绝母女关系。不想，星移斗转，这个被岳家看不起的烂海员发奋图强，奇迹般地成了亿万富翁。母亲和女儿，兄长和妹妹之间的怨恨自然而然地冰释了，而且倍显亲切。一封封催人泪下的家书飞往海外，虽然只能在信中表达思念之情，但在海外生活的女儿一眼就能看出：在上海生活的家人食物匮乏、生活艰辛。当时上海的很多所谓“资产阶级”，最后悔的就是没有在1949年春天之前远走高飞。如果幸而还有一个、半个亲属留在海外，就有了所谓的“海外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也有弊。本来，“海外关系”只是个拖累，甚至是个祸害，能隐瞒的尽量隐瞒。但随着五十年代末大陆经济日渐困难，“海外关系”忽然变得有利可图起来。有了“海外关系”，你就可以享受到华侨家属的待遇了。

 

当时，对于一个和西方世界没有经济联系，和苏联、东欧的联系又因交恶而几乎中断的国家来说，有限的外汇真是太珍贵了！按照外汇的多少，可以配给大米、白面、食油、猪肉和进入华侨商店的购物卡。当然，最好这种关系不是台湾，如果谁有一个亲人在台湾，他一定会矢口否认，报称：失踪。“小姐”的这位不肖的女儿恰好侨居南洋，所以不仅可以定期汇钱来，而且还能在大饥荒的1960年回到上海探亲。百闻不如一见，大陆人的生活果然窘迫，上海在全国人的眼里算得上是幸福的天堂了，但百货商店的货架上，居然要用《毛泽东选集》来补充空缺。各种商品，样样都要配给，包括火柴、针线，都要票证。像锦江、国际那样的著名饭店，都实行了高价销售的政策，它们的菜肴比配给价至少要高五倍以上。这些饭店从天一亮就排成了长龙，大部分是过去的美食家、今日拿定息的老年人，他们有钱，也有闲。老男人高高竖起曾经豪华过的大衣的领口，老女人把厚厚的羊毛围巾围得只露着迎风落泪的眼睛，大声交换着各自排队逐食的经验，他们几乎吃遍了上海特许供应高价菜肴的餐馆。

 

“乔家栅的‘猫耳朵’还是好的！”

“王家沙的肉汤团不减当年！”

“洁而精居然还有地地道道的回锅肉！不过要赶早。”

“老饭店的狮子头满壮，很解馋。”

 

说到瑞金宾馆、东湖宾馆、上海大厦、兴国宾馆、衡山宾馆这些地方，个个忿忿不平。因为人所共知：那些地方永远都有美味佳肴供应，但就是不对外，只接待中央、上海和各省市的高级首长。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贵族，旧时代的贵族，有钱也不行，只能在秋风落叶中耐心排队买高价食品。

 

“小姐”从远方归来的女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实实在在地觉得自己的亲人很可怜，本来熄灭了的亲情又死灰复燃了。当她一回到南洋，看见任何一个城镇大街小巷都是卖吃食的大排档，就迫不及待地写信了，她写道：“上帝啊！您为什么在您抛撒福祉的时候，偏偏把集聚着您最多儿女的中国遗忘了呢？”据“继娘”用压得最低的嗓音透露，这封信吓得路先生面无人色，立即点火把信烧成灰烬，再把纸灰丢进抽水马桶，用水冲得一干二净。

 

从此，远在国外的女儿就不断地往上海家里寄钱，大包小包寄食物和生活用品，从泰国香米、加拿大精白面，到各种各样的罐头、克宁奶粉、瑞士白脱、比利时巧克力、日本针线盒和新加坡的各种各样的调味品……两家共用的厨房，会经常在子夜以后突然飘出咖喱的香味来。

 

过了一段时间，寄钱寄包裹已经不能抚平海外的牵挂，女儿又花∫很多钱，替母亲办理了移民香港的手续，而且在香港为母亲买了一套面向大海的公寓。“小姐”也被当局迅速批准移居香港。

 

白桦接受改造的军工厂远在闸北以北的郊外，每两个星期才回家一次，每一次都是很晚才到家。有一次他和路先生在门口巧遇，路先生很意外地叫了一声“白先生。”这让被打成右派的白桦意识到自己的地位，比资产阶级还要低一等了。

 

1959年冬天，白桦的儿子出生，那是大跃进之后的第一个饥饿的年份。儿子一剪断脐带就要吃奶，他的母亲因手术后没有奶水，当时的牛奶早已属于特权控制的配给品了，有钱也订不到。惟一一条路就是找奶妈，奶妈很容易找，上海周围全是饿乡，只要不带口粮，给饭吃，工钱都可以不要。奶妈为了求生，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乡下喝野菜汤。白桦通过居民委员会找了个扬州奶妈，年龄在三十岁上下，很消瘦。她放下包袱正赶上吃中饭，第一顿她不好意思，只吃了个半饱就是两大碗。

 

这顿饭之后，白桦和妻子马上举行了秘密紧急会议。奶妈的一顿饭足足吃了两个人的定量，原以为每人每顿少吃半碗就够她吃的了，谁知道奶妈的饭量形同无底洞。白桦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8斤，妻子王蓓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5斤，一共53斤粮。白桦当时在工厂当钳工，他的一份粮要带到工厂里去，家里只剩下妻子的25斤定量。从奶妈的饭量看，即使25斤全给她，她每天也只能吃一顿饭。奶妈不吃飽，就没有奶水，没有奶水，儿子就长不大。怎么办？即使有钱，没粮票，连一根油条也买不来，粮票更不能买卖，买卖粮票是违法行为。这时候，白桦才体会到家无余粮的难处。每顿饭妻子的眼睛都注视着奶妈的嘴，那张嘴实在是可怕！开始的时候，奶妈还有些不好意思，三天过去，她就放开肚皮吃饭了！多亏了妻子的同事，当时活跃在银幕上的电影演员们，经常把他们节约下来的粮票凑起来送给王蓓。

 

有一天路家的“继娘”给白桦家刚刚出生的儿子送来一听克宁奶粉，这无异于大旱时节从天上降下来一场甘露。王蓓向“继娘”道谢的时候，“继娘”吓得两只手摇个不停，小声在王蓓的耳边说：“可千万别让楼上知道！这是他们给我的。他们以为你们不知道海外有人给他们寄东西……怎么可能不知道呢？楼上楼下，邻里之间谁还不清楚呀！”

 

白桦夫妻当然是知道的，但他们理解路家的遮掩。路家所顾忌的并不是政府，他们怕的是左邻右舍的嫉妒心，饭都吃不饱的人如果看见身边有人享用大鱼大肉，妒火必然上升，强烈的嫉妒心能驱使人做出想象不到的事情来。路家必须小心谨慎，装出一副和大家同甘共苦的情景，然后在掩盖的螺壳里，保持自己的尊严和生活。

 

这种脆弱的掩饰一直保持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螺壳终于被击碎，出现了一次严重的危机。事情出在孩子们身上，路先生的长子路达明在弄堂里有一个无所不谈的知心朋友法朗索瓦，这位法朗索瓦曾在北京某名牌大学攻读法国文学，所以给自已起了个法兰西名字。据说法朗索瓦考进大学的时候政审是不合格的，只是因为某副校长“分数挂帅”的思想作祟，把他招收∫进去，成为学校招生工作中的一个极坏的例证和难题。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毕业前的一个月，学校以“思想反动”为由，将法朗索瓦除名。

 

无所事事的法朗索瓦和路达明出身相同，不同的是：法朗索瓦不仅失去了父辈留下来的工厂，也失去了文凭。他的档案跟着他回到上海，档案里给他定性为“反动分子”，交给里弄委员会的婆婆大娘们监督劳动。挨批判是他的新功课，那些婆婆大娘嘴里尽是一知半解的报纸语言，驴唇不对马嘴，越发引起他的不满。而他的不满甚至仇恨都一览无余地挂在他那张瘦削的脸上。他和路达明从小就是一起在狗尾巴上点爆竹，翻墙头捉蟋蟀的玩伴儿，一拍即合。两个人每天夜里在后门的门廊里谈“美国之音”和台湾广播的消息，说里弄委员会领导的坏话，发造反派的牢骚，诉被歧视的怨恨……不知道被哪个小赤佬听见了，检举揭发到街道造反派那里，当天就把法朗索瓦抓了进去，一番武斗之后，打得他鼻青脸肿，不到半个小时就“竹筒倒豆子”，卖了自己，也卖了朋友，路达明随即也被抓了进去。

 

对于路先生来说，这可是大祸临头。儿子的思想不就是他的思想吗！恐惧之下，路先生首先向自己所属工厂的造反派请罪认罪：痛悔自己革命警惕不高，教子不严，在坚决和儿子划清界限的同时，保证动员儿子反戈一击，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然后又向街道造反派请罪认罪，请求准许他见儿子一面，做儿子的思想工作。由于态度诚恳而且卑微，打动了街道造反派的一号勤务员，特许他和儿子见面，让他做分化瓦解工作。

 

在造反派头头的监督下，路先生和儿子见了面，那是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路达明已经吓得面无人色，再来一次刑讯就有可能将自己以及全家的反党言行和盘托出了。路先生语重心长地规劝儿子要端正态度，明白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反复述说共产党毛主席对路家天高地厚的恩情。一席话说得路先生自己泪如涌泉，路达明也跟着涕泪交流。造反派头头大受感动，认为他们的激动完全出于忏悔，而实际上路先生是出于紧迫，路达明是出于恐惧。路先生对儿子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一语双关，他用眼神、用语气、用手势把自已所要表达的意思交待得清清楚楚。

 

由于路先生一系列力挽狂澜的措施，路达明被定性为盲从犯罪，作为“争取对象”解除了隔离。法朗索瓦则作为主犯，一直到文革后才结束牢狱之灾。

 

文革期间，白桦在外地被隔离审查，有七年时间和妻儿不能相见。七年后他回到上海，和妻儿团聚的第二天深夜，路先生突然来访。两人相见，路先生不称白桦同志，而是直呼白桦老弟。

 

路先生说：“老弟！我们隔壁邻居二十余年，彼此应该是有些了解的。今天我们是一对一，没有旁证。万一你出了事，我可以矢口否认；万一我出了事，你也可以矢口否认。二十多年的风风雨雨，我们是怎么过来的，你们是怎么过来的，谁也瞒不了谁，不用细说。我今天实在按奈不住了，想跟你说说心里话。你如果觉得毫无可取之处，就只当是一阵风，左耳朵进，让它右耳朵出。

 

我早就想劝劝你了，总觉得很不合适。你是老资格的少年革命家，我是什么？一个资本被没收的资本家。惟一的长处是痴长你几岁，我痴长的那几岁，恰恰是你所没有的。那时候你正在为革命散传单，抛头颅、洒热血，冲锋陷阵。但你不知道人性中的普遍弱点，不懂得人际关系中的奥秘，不管是什么社会，人际关系中的奥秘都是近似的。

 

世界上，许多无言的动物比人聪明得多。田螺给我的启发最大，它们无疑是一种最弱小的软体动物，你注意到没有？它们从出生那天起，个个都不怕劳累的背着一个坚硬的壳。这二十多年来我也背着一个壳，很沉重，很不舒服，可没有这个壳，我已经早就不存在了！老弟！我知道，你在渐渐了解了我的时候，很鄙视我，认为我是可耻的两面派。我知道，可我不以为意。因为我的的确确是两面派，而且是刻意为之的两面派。虽然你鄙视我，我仍然非常感激你，因为你只是鄙视而已，没有加害于我，你尽管处境很不佳，加害我还是很容易的，但你没有！这让我很敬重你。

 

可你为了人们对你的敬重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你知道吗？由于你的高尚追求，你的妻子，你的儿子，你的岳母就必须年年月月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整整七年，一年三百六十天，两千五百多天，天天以泪洗面。每天傍晚，我都能看见你的岳母和你的小儿子站在弄堂口等最后一班邮差，颤兢兢地问一声：有我们家的信吗？即使有，你在信里又能说什么呢？每一封信都经过了严格审查，也许他们所奢望的仅仅是你还活着……在这方面，你可能没有我知道得深切。那时候，你看不见他们，而我却能天天看见他们。

 

还记得我刚刚见到你时候，你是一脸稚气，一脸英气，一脸傲气。现在呢？苍老了！当然，我更加苍老。人定胜天是古人的一句狂言。人，即使是秦始皇麾下的庞大军团也是无力回天的，他就是在疯狂追求长生的时候一命呜呼的！今天我可以对你坦白交待，数十年来，我每天晚上都要啜饮一杯，只一杯，最上等的法国白兰地XO，一天都没间断过。即使是六十年代初的大饥饿，我依然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在上海四周有人以树皮草根充饥的日子里，居然有人在悠闲地啜饮着XO，如果被饥民发现并且知道它的价格和来路，我一定会被乱棍打死。

 

1966年那个上海血腥的冬天，每一夜都有老朋友自杀身亡，其中有所谓的资产阶级，也有知识界的反动权威。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出生，都有人在死灭。那一刻也许刚好某一位伟人、圣人，也许是一个恶人出生或是断气，我依然是一杯好酒，不增，也不减。既可以庆祝生，又可以悼念亡。我并不是说现在已经可以畅所欲言，已经可以揭去假面具了！不！永远不！，我们的生存空间并无实质性改变，因为它不是客体所能决定的。你们革命者可以在剥夺别人的时候显示大无畏精神，而我等懦夫，只要求好好的活着。今天我斗胆在你面前打开我这个密封了多年的瓶子，只是想说，比起你来，你说成功者是你？还是我？”

 

路先生没等白桦回答，起身就走。

 

等白桦想追出去的时候，路先生已经走到楼上去了。白桦咀嚼着路先生那番话，慢慢踱到门外的小花园里。小花园的钢栅栏在大跃进时被拆除炼了“钢”，后来重砌的砖围墙在文革中再次被拆除，任何人都可以直达窗下，对白桦这样的反动家庭进行监督。现在又修起了新的围墙，丁香的枝叶渐渐茂盛起来，窗下新种的一簇青竹和一丛蔷薇，青竹已经可以伴着贝多芬的《月光曲》缓缓摆动了，蔷薇也开始扶着围墙伸向窗台。

 

曼妙的琴声又一次隐隐从楼上飘下来，虽然声音不大，却充满了人间的气息和光泽。这一刻，白桦突然感知，发自内心的声音，才是永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