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胡适：两位安徽同乡的激情岁月

作者简历

张家康，文史作者。福建《党史月刊》特约作者。著有《新青年——时代巨变中的人与事》。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诸多文章。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

 

 

陈独秀与胡适

两位安徽同乡的激情岁月

 

作者： 张家康

 

 

陈独秀和胡适都是安徽人，一在历史文化名城安庆，一在徽商徽文化发源地徽州。百年前，他们都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因《新青年》而相识相交，因发动新文化运动而鼓荡起一段激情的岁月。在近三十年的交往中，他们因价值观的一致而志同道合，又因价值观的歧异而分道扬镳，然究其一生，他们终不失为一对相知有素的老朋友。

 

 

陈独秀：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时，胡适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就在陈独秀以科学与民主为号召，兴起新文化运动时，大洋彼岸的胡适也跃跃欲试，在长诗《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中，提出“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文学革命的口号由此响起。

 

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是胡适的徽州老乡，而陈独秀又是汪的好友。汪孟邹受陈独秀委托，只要《新青年》出版，便寄予大洋彼岸的胡适，并代陈独秀向胡适约稿。“陈君盼吾兄文字有如大旱之望云霓”。时间久了，不见来稿。汪孟邹去信已有嗔怪之意，“何以至今仍然寂寂”。“陈君见面必问，炼（即汪孟邹，作者注）将穷于应付也。”  

 

第二年，他们之间开始了书信来往。胡适告诉陈独秀：“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西欧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陈独秀将胡适所译俄国短篇小说《决斗》在《青年》刊出，并致信说：“中国百病，根在社会太坏，足下能有暇就所见闻论述美国各种社会现象，登之《青年》，以告国人耶？”  

 

文学革命是他们信中所讨论的问题，胡适提出具体而又激进的八项主张。“（一）不用典。（二）不用陈套话。（三）不讲对仗。（四）不避俗字俗语。（五）须讲求文法。（六）不作无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须言之有物。”陈独秀连去二信，表示赞叹：“以为今日中国文界之雷音。”盼望胡适“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  

 

1917年1月，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发表，这篇文章对八项主张作了调整：（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

 

 

蔡元培(左)与陈独秀

 

陈独秀十分赞赏《文学改良刍议》，只是改良并非本意，革命才是他的初衷。唯此，他发表《文学革命论》，说：“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  

 

此时，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为撰写博士论文已是心力交瘁。国内蓬勃兴起的文学革命，他也只能隔岸观火了。况且，他的文学革命的声音，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那班留美朋友中“保守分子的反对”，已到了不依不饶的程度。胡适胆怯了，表示文学革命的事，“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讨论既熟，是非自明。”陈独秀则不然，他义无返顾、一往无前，明确答复胡适：

 

“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陈独秀“这样武断的态度，真是一个老革命党的口气。我的一年多的文学讨论的结果，得着了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做宣传者，做推行者，不久就成为一个有力的大运动了。”他甚至感叹道：“当年如果不是陈独秀如此不容讨论余地，文学改革，白话文就不会有如今效果。” 

 

胡适：想不到仲甫越来越左倾

 

1917年1月，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上任之初，便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胡适任文科学长，并致信胡适：“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此时，胡适虽已完成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可导师杜威是位实用主义大师，对先秦时期的思想史不甚了了，因此要想顺利地得到学位，至少也得等两年。

 

恰恰此时的胡适为文学革命，已和朋友们处的很不愉快。如今，照陈独秀的意思，只要他愿意回国，北大教授的头衔就如探囊取物，唾手可得。胡适是个聪明人，立即作出了既便宜又明智的选择。他向导师杜威告别后，便踏上回国的路程。

 

胡适任北大教授时，只有二十六岁，可谓翩翩少年，英姿焕发。不久，又加入《新青年》的编辑行列，成为这个群体的重要成员。

 

《新青年》作为北大同人刊物曾有约定，那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可当陈独秀面对实际政治问题，又怎么能“装聋作哑”呢？那么，怎么解决这一矛盾，而又不违背不谈政治的约定呢？于是，便有了《每周评论》，照胡适的说法，这是尊重他“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主张。”陈独秀、李大钊等才又重新创办“发表政见，批评时事和策动政治改革”的《每周评论》。

 

这一期间，陈独秀的文章特别多，多是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他的《驳康有为〈共和平议〉》的长文，肯定和赞扬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前途远大，其影响于人类之幸福与文明，将在十八世纪法兰西革命之上。”“这种革命，在政治上算得顶有价值的事体。” 

 

读过这篇文章后，胡适吃惊地说：“想不到仲甫越来越左倾了。”他担心陈独秀将会走得更远，《新青年》不谈政治的方针，将仅仅是一句空话。

 

陈独秀、瞿秋白等在一起

果不出所料，陈独秀发表了大量针砭时政的文章，为即将到来的五四运动做了充分的思想、舆论方面的准备。五四运动爆发时，胡适正在上海为他的导师杜威作翻译。陈独秀来函通报时，胡适很不高兴，反对采取罢课的方式，一再要求学生复课。

 

此时，北大正处在新旧斗争的风暴眼，胡适为避事端又提议把北大迁到上海，发起征求意见签名时，傅斯年、罗家伦都签了名。陈独秀对这一举动非常不满，但是，碍于情面，不便与胡适争执，只得将傅、罗叫去，批评了一顿。

 

五四运动时，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京师警察厅逮捕。后经多方营救，终于释放出狱。这位民主与科学的斗士，稍事休息后，便又投入战斗。他在《新青年》发表《本志宣言》，主张把有产者的政治，变为不受财产限制的政治，鼓吹“真正的民主政治”即“民众运动”，以实现社会的大变革。

 

胡适也在这期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面鼓吹“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一面又说：“十篇《赢余价值论》之类，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十种《全民政治论》，不如一点独立思考”。显然，胡适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旧译赢余价值，作者注）的理论，不是“输入”，而是排斥。他所不屑的《全民政治论》，正是陈独秀在《本志宣言》中所张扬的“民众运动”论。胡适信奉的是杜威的实验主义，不主张人民参与社会变革。当然，他也呼喊“改造”“解放”和“进化”，但那都是“一点一滴的”改良，而不是除旧布新的革命。

 

陈独秀：胡适这个人实在难测

 

陈独秀因新文化运动而为旧派人物所不容，他们罗织罪名，讹传流言，必欲将其排挤出北大而后快。1919年4月8日晚，蔡元培在各方压力下，提前召集文理科教授会议，以教务总长总理文理二科，让陈独秀体面地失去文科学长职。胡适时在上海，没能参加会议，对此做法极不赞成。

 

他对蔡元培偏信“小报所犯，道路所传”的谣言，以所谓“私德太坏”将陈独秀逐出北大而惊诧不已。时隔十六年，胡适在评论此事时，还不遗憾地说：“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之会……不但决定了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   

 

《新青年》随陈独秀由北京又迁回上海，已不仅宣传民主主义，还宣传社会主义，读者也由青年知识分子扩大到工人。胡适对此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很少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实在推脱不了，也仅仅是写几首应景诗而已。

 

《新青年》的政治倾向已如磐石之坚，如蔡和森所说“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这里说的“美国思想”，指的便是胡适宣传的杜威实验主义。《新青年》作为同人刊物，昔日志同道合的愉悦时光，恰似流水落花春去也。

 

陈独秀试图维持《新青年》现状，致函在北京的李大钊、胡适等，对《新青年》提出三条意见：“（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北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陈独秀在上海筹组中国共产党时，《新青年》已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这确实出乎胡适的意料，他在《口述自传》中说：“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因而——《新青年》杂志就逐渐变成个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个杂志可以发表文章了。”  

 

针对陈独秀的三条意见，胡适回信答复：“1、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2、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个办法。”   

 

胡适要另办杂志，陶孟和要停办《新青年》。陈独秀生气了，立即给陶孟和去信，宣布和其断绝朋友关系。围绕《新青年》编辑方向的争论，陈独秀和他的一班自由主义倾向的朋友们的分裂，已是怎么也避免不了的了。

 

自此，他们之间的政治分歧越来越大。1922年5月，胡适创办《努力周报》，提出好人政府和联省自治的主张。陈独秀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明确提出反对的意见。胡适坚持“联省自治”，以为是救治中国的一剂良药，他告诉陈独秀，军阀割据的根子在“集权主义”，要解除中国的病根，就“在于增加地方权限，在于根据省自治的联邦制。” 

 

陈独秀自然不能同意胡适的观点，又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上发表《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点名批评胡适的观点说：“拿联省治救济中国，简直是药不对症，不但不能减少病痛，而且还要增加病痛”。他们两人针锋相对，再也走不到一起了。

 

次年11月，应他们共同的朋友汪孟邹的邀请，各自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两人又发生唯物论与心物二元论之争。陈独秀总想拉着这位老友一道前进，使之成为同一营垒的盟友。1932年，他曾向人说：“胡适这个人，实在难测，在《新青年》上有大胆犯言的勇气，也写过一些号角式的文章，也说马克思是一大思想家，有独到的见解。但考虑良久，又退回到杜威那里去了，如是者几次，都不能把他拉到革命人民这方面来。”   

 

陈独秀：我每次吃官司，都给你添麻烦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出尽了风头，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文学改良刍议》。这篇文章经《新青年》发表而风行上海，哄传全国，使他成为蜚声遐迩，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陈独秀和《新青年》，胡适何以能英年盛会，青史留名。正因为这样，胡适十分珍惜这段友谊。

 

陈独秀一生倾力于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自然成为统治者迫害的对象。他一生四次被捕，而几乎每次被捕，胡适都积极参与营救。

 

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京师警察厅逮捕。胡适知道后，便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通过在京皖籍知名人士，四方奔走，致书京师警察厅，说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我们“与陈君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

 

1922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捕。胡适写了一封信给外交总长顾维钧，让转告法国公使：“我并不是为陈独秀一个人的事乞援，他曾三次入狱，不是怕坐监的人；不过一来为言论自由计，二来为中法两国国民间的感情计，不得不请他出点力。”  

 

 

陈独秀（左）和彭述之在上海

 

1932年10月，陈独秀又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胡适得知后，便与翁文灏、罗文干致电蒋介石，希望能“依据法律特赦。”他不因陈独秀是政治犯，而改变对其历史活动的公允评价。在北大国文系专题演讲会上，他仍然坚持说，陈独秀“对于文学革命有三大贡献：（1）由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2）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合成一个大运动。（3）由他一往无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 

 

次年11月初，胡适因事路过南京，行色匆匆，无暇探望陈独秀，唯恐老友误解，便去函解释：“此次过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两个月后南下，当来奉看。”他们的晚辈朋友汪原放也去信解释，陈独秀正愁气没处出，竟在回信中怒气冲冲地说：

 

“你说他太忙，不错，他很忙，我知道他在此期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也。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它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当中又失了一个，如此而已。” 

 

转眼，陈独秀已坐了五年牢。几年来，胡适为此焦虑费心，还专门找了汪精卫，请其从中转圜。1937年8月下旬的一天，胡适又来探视，谈谈气候后，便拿出汪精卫的信，只见上面写道：“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陈独秀看后感激地说：“适之，我每次吃官司，都给你添麻烦”。

 

次年8月，出狱后的陈独秀定居四川江津。几乎与此同时，胡适被任命为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胡适没有忘记老友的窘困境况，早在一年前，便想让他参加“国防参议会”，却遭到他的拒绝。后来，胡适又通过美国一家图书公司，请他去美国写自传，他又婉言谢绝说：“我生活要求简单，也不愿去异国他乡，更厌烦见生人，所以，我还是不去美国好。” 

 

此时，陈独秀已是老病之身，既携家带口，又无家资财产，生活十分艰难。老友汪孟邹牵挂在心，只得给胡适去信说，希望胡适能在美国想些办法，让陈独秀也来美国，“如林语堂卖文办法，陶行知演讲办法，该可生活无虞。此事国内友人均无力量办到，不得不十二分仰望吾兄为此高龄老友竭力为之。”  

 

1941年2月25日，汪孟邹又致信胡适：“仲甫兄自入川后，即患血压症，时轻时重，医云川地太高，移地或可较好。但为势所阻，又无法离川。今年已六十三岁，老而多病，深为可虑，还要带病工作，近著《小学识字课本》，售稿于国立编译馆，以资生活，亦太难矣。”其实，胡适早就给老友出了摆脱困境的良策，那就是来美国撰写自传，以稿酬维系生计，可却遭到一再拒绝，胡适就再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了。 

 

胡适盖棺论定陈独秀，失之偏颇，有失公允

 

陈独秀逝世后三年，重庆举行“关于陈仲甫先生遗著出版问题”座谈会，会上议定出版陈独秀著作，并委托陈独秀的学生何之瑜负责整理陈独秀的遗著，以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便是《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何之瑜接受这一使命后，自然想到了胡适，请求胡适为之作序。

 

1949年4月，胡适飘洋过海去美国当寓公。这夜，海面上风平浪静，舱内明亮的台灯下，他聚精会神地阅读《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读着读着，不禁站了起来，踱着方步，嘴里不断地嘀咕着：“独立思想……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然后，伏在案上欣然为之作序，并将书名改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他写道： 

 

“我觉得他的最后思想——特别是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沈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独秀的最大觉悟是他承认‘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有一套最基本的条款——一套最基本的自由权利——都是大众所需要的，并不是资产阶级所独霸而大众所不需要的。”   

 

胡适说，陈独秀已把“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看得更透彻了，这便是“一切公民（有产的与无产的；政府党和反对党），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他更申说一句：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在这十三个字的短短一句话里，独秀抓住了近代民主政治的生死关头。近代民主政治与独裁政制的基本区别就在这里，承认反对党派之自由，才有近代民主政治，独裁制度就是不容许反对党派之自由。”    

 

这便是被称之为的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它之所以如此牵动着胡适的心，就是因为它让胡适明显地感觉到，政治上早已是风流云散的老友，竟然在晚年又和自己心心相印。胡适毕生追求的民主和自由，即全盘西化，好象在老友这里得到了回应。老友转了几十年曲曲折折的路径，如今他们的政治理念似又会合了，这怎能不让他感慨系之呢？ 

 

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胡适也已近古稀之年了，老人最爱回忆那已然逝去的沧桑岁月，最难以忘怀的是那些相识相知的故交挚友。1959年10月，他和友人谈话时又重提北大话题，说：“从前在北大时，人家把北大教授分作浙江派，安徽派，浙江的人才多，安徽只有陈独秀和我。”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奋发、激情的一段岁月，他已把它深深地植入自己的生命之中，是那么的刻骨铭心，永志不忘。 

 

胡适与蒋介石，1958年

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是在晚年也没有放弃对陈独秀的政治成见。1961年5月，台湾学者李孤帆给胡适去信，征询收集、整理和出版陈独秀遗文的意见。开始，胡适对此饶有兴趣，建议李孤帆首先应该设法买到《独秀文存》。后来，胡适仔细思量，陈独秀的文章是难以收集齐全的，就是收集齐全了，那些讨伐国民党、蒋介石的文章，在台湾是不可能印刷出版的。况且，陈独秀的许多政治观点，他至今也没有认同。想到此，热情锐减，又去信说：“我把他的《最后见解》印行，是要保存他最可以珍惜的最后见解，其余的许多党八股是不值得再流传。” 

 

李孤帆依然不改初衷，执意要编印一本新的《独秀文存》，并邀约胡适作一篇序。胡适却没有这种热情，还是认为现在“不是选印独秀文选的时候”。8月28日，他在致李孤帆的信中，对陈独秀作了一个历史性的总结：

 

“我觉得独秀早年的思想大都是浅薄的；除了他晚年从痛苦中体验出来的‘最后’几点政治思想是值得表彰之外，我也总觉得他是一个没有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老革命党，而不是一个能够思想的人。” 

 

胡适如此盖棺论定陈独秀，不免失之偏颇，有失公允。陈独秀真的是“没有受过严格学术训练”吗？他生前的文字学研究及专著，其中尤以集半生心血完成的《小学识字教本》，最为学界称道，梁实秋称此专著“论证精详，见解通达，是其平生杰作”“对中国文字学有独到之研究，有许多新的诠释，发前人之所未发。”他还是位杰出的诗人，有方家称“他是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代诗宗。”他的书法作品更彰显着坚实的学识根基和过人的才情底蕴，风帜独标，名重一时。

 

陈独秀“不是一个能够思想的人”吗？恰恰相反，陈独秀的思想太活跃了，如他所标榜：从“不喜空谈主义，更不喜引用前人之言以为立论之前提”“只注重我自己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时地否定历史，否定自我，是个“终身反对派”。考其一生，他所缺乏的恰是坚如磐石的理想信仰，和为理想信仰而去践行的脚踏实地的策略和手段，这也大概是造成陈独秀人生悲剧的症结之所在吧！